科研绩效评价的价值哲学分析与反思

王赛飞, 李向晖, 李 凯

(1.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省分析测试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18；2.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北 石家庄 050051；3.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51)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科研绩效管理体系改革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推进。从宏观政策层面看，近几年国家有关科技人才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陆续出台，2016年3月，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年8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16〕7号)。2016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6〕77号)。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工程院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国科发政〔2018〕210号)。从地方实践看，中国科学院和一些地方科研院所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政策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对科研绩效评价方法做出了创新性的探索和改革，形成了很多新的经验做法。但在改革的实践进程中，不少科研工作者面对新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依然显得无所适从，对科研绩效评价标准和指标公正性的质疑依然存在，因此，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标准已然成为科研绩效管理工作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力求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科研绩效评价工作中所存在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等问题进行理论溯源，并分析、规范、明确科研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为构建科学、合理、公正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

价值哲学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学说，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一般来说，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意义”，基于事物立场的不同，研究应该追求的价值所在，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明确宏观且抽象的价值取向所在；第二个层次是“目标”，研究在第一层次所明确的取向下，选择的倾向性和评价标准是否符合“意义”，以及具体事物本身所具备的更为具体的价值取向。李德顺在《价值学大辞典》中指出，“价值取向指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定倾向性，体现了主体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为这个价值主体所信奉的而且影响其行为的价值标准。”[1](P286)科研绩效评价，既有它的意义所在也有目标所在。意义更容易明确，如“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而目标的实现需要引入人、集体、社会、国家等多种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从而影响意义的实现。科研绩效评价作为对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评价，既有其作为评价工具固有的价值取向，也有其应用于社会层面应具备的价值取向，当然更具有其在宏观意义基础上产生的价值取向。科研绩效评价作为科技政策实现的重要工具，具有的属性日趋复杂。钱学森曾提出把对科学学的研究作为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方面，“科学技术与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个关系，就是政治科学学，研究科学力量的使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2](P5)本研究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切入，梳理科研绩效评价的基本价值追求，分析科研绩效评价的现实问题，提出科研绩效评价的改进路径，对构建公平合理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科研绩效评价的基本价值追求

(一)效率追求

“绩效”作为科研绩效评价概念中的核心词眼，体现了科研绩效评价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和固有取向。从词的定义看，绩效是完成某项工作的效率与效能，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开展的活动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那么绩效评价作为对有效输出的评价，本身就意味着对效率的追求，也就成为组织评价时一种先入为主的工作目标追求。科研绩效评价效率追求的形成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具有历史必然性。从17世纪牛顿确立了现代科学的地位之后，科学活动迅速从私人活动领域向公共研发投入转变，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工业生产、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国家对科学研究制定了发展计划，加大了公共投入，使科研活动与公共政策紧密相连[3](P131-134)。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又受到经济学和现代管理学发展的影响，绩效评价逐渐渗透到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随着伍德罗·威尔逊“公共行政的目标是最有效地利用行政人员可以支配的资源”[4](P2)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公共政策制定的“效率中心主义”已经渗透到现代政府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虽然随着时代变迁，公共政策的效率追求得到了批判和改进，但是效率追求依然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依据。科学研究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方面，评价科研投入的效率不可避免。我国现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依然如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9年度绩效评价报告》在“评价范围”和“目的”中明确写到“按照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思路，绩效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基金决策管理的基本手段，为不断提高决策管理科学化水平、回应日益增强的社会关切、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供重要支撑”[5](P17)。可以看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是科研绩效评价的目的之一，这符合绩效评价形成的历史逻辑。效率追求是科研绩效评价最基本的题中之义。

(二)公平追求

公平是源自人类本性最基本的一项价值追求，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仅靠自己的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对由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因为为了追求他们的目的，他们每个人都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额)，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冲突，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6](P2)基于正义论的观点来考量科研绩效评价，由于其作为社会活动的鲜明属性，那么公平追求必然不可避免。具体看，科研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与科技资源的投入分配是紧密相关的。在资源竞争的冲突中，科研绩效必须要以“社会正义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进行评价，并以此来确定如何适当分配公共科技资源。“社会正义原则”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价值追求——公平。因此，需要通过科研绩效评价，为科技资源分配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我国现行的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中也把公平作为重要的考量，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9年绩效评价报告》中“设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4个一级指标，项目立项、绩效目标等10个二级指标，立项依据充分性、程序规范性等17个三级指标”[5](P19)。其中除了“产出”与“效益”2个一级指标，其他“决策”“过程”“立项依据充分性”“程序规范性”等指标均是衡量公平性的指标。然而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效率的具象程度不同，是一种利益关系协调中产生的价值，具有历史性、相对性、外延性，既受更高一层的社会价值追求制约，同时也被具体问题所局限。比如，人们往往倾向于在一个固定范围内讨论公平，也倾向于给公平以明确的量化标准以减少衡量公平的人为因素，由此会因为追求公平而陷入悖论，这是较难探讨的一个基本价值追求。

(三)发展追求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7](P436)。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追求生产力发展，成为了人类从事一切生产活动所遵循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凝结了人类对发展追求最重要的分量。特别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由国家和社会组织开展科学研究纳入了制定公共政策的范围，期望通过有组织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那么科研绩效评价作为科技公共政策下的管理工具，显然是要把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评价的基本目标，也发展成为科研绩效评价的一个基本价值追求。然而发展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有其产生的内生动力，具有客观规律性，并不以人类的主观认识为转移。如果不能在认识规律性的基础上追求发展，就会造成价值目标追求的偏移。同时发展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公平、效率相比，更具有宏观性，易在抽象和具体的价值追求中被忽视，其兼顾协调的利益关系主体更具系统性、复杂性。

上述从科研绩效评价的内涵、社会性、历史性探讨了3个基本价值追求，这3个价值追求也是现行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中主要的评价目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仅有明晰的价值追求目标并不能保证其评价结果与目标统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对科研规律的把握会不断深化，政策制定与科研本质的高度契合过程较难；从社会性看，公共政策的制度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各政策执行团体利益的协调统一具有难度；从方法论看，科研绩效评价方法的工具理性与价值评价本身存在冲突，评价指标的系统性、灵活度不足。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并反思科研绩效评价价值取向中的问题所在。

二、科研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反思

(一)效率追求下的功利主义

当科研效率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渗透到科研活动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科研的惟一目标时，就会使原本多样的科研评价逐渐让位于单一的指标和计算。不仅个人还包括集体都会陷入功利主义的迷思，追求表面化的最大收益，进而挑战了科研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功利主义的提出者密尔认为，人类行为的惟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8](P189-192)。而对最大幸福值的追求则成为任何集体和个人行为的一种动力。效率的追求在某些方面恰恰印证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对于科研人员个体而言，科研的目的与个人的幸福收益相连；对于科研单位集体而言，科研的目的往往是以单位集体的最大科技成果产出为导向。许多学者对科研中的功利主义及其危害做了深刻地剖析，现实情况的科研效率追求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美好。刘崇俊在《底层学者科研生存生态恶化的实践逻辑》中揭示了某高校学者们在科研绩效评价中，利用评价效率追求的规则，不顾学术规范、学术道德要求，盲目追求科研成果数量，为自己在职称评定、学术资源积累上谋取个人利益的现象，导致学术业绩的增长与学术品位沦陷成正向增长的后果[9](P145-146)。同样，操太圣在《遭遇问责的高等教育绩效化评价:一个反思性讨论》中揭示了高校在绩效评价实践中，为争取更多的行政资源，盲目追求业绩的产出，进而忽视高校教育科研根本追求的现象，“虽然很少有人会质疑效率自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管理主义在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方面不仅仅优先考虑效率，而是同时压制其他组织价值观并使之成为附庸。”[10](P132)此类效率追求下带来的功利主义危害，绝非个例，其产生有其必然性，是绩效评价效率追求异化的结果。

(二)公平追求下的工具理性

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它的悖论在于必须以工具理性作为前提，追求科研绩效评价的公平首先要明确在其更高一层的价值追求下采取何种范式去实现公平,也就是说公平的实现一定需要具体形式和载体。所以现行科研绩效评价从哲学逻辑上是工具论的，即将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去度量，其评价方法一直以来被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各种计量工具所占据，文献计量学、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被大量应用。在中国知网文献索引中检索“科研绩效评价”，其研究成果大半被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科的研究所占据，其评价体系的设计大多参考了企业绩效评价的各类方法。在科研单位绩效评价的实际应用中，SCI和CSSCI论文索引工具被设定成评价指标和奖励依据。许多学者尖锐地指出：“不可否认，以量化指标来评定科研绩效，助推了教师的科研产量，但也产生一些消极影响。这种看似‘客观公正’的评价方式忽视了科研自身规律”[11](P47),在某种程度上滋生了工具主义的倾向。抽象至哲学层面，其实质是工具理性崇拜而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物化，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从而剥离了公平价值的追求。这涉及一个问题，实际上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科研绩效评价的初衷也是在追求价值理性，如果我们在评价中过分追求评价的方法和指标科学性，仅追求量化的、孤立的、静态的绩效评价，不但不能实现科研绩效评价的基本价值追求，反而会引导科学研究走向功利化、工具化的歧途。但抛弃科研绩效评价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具体形式和载体，科研绩效评价的实施就会陷入悖论。

(三)发展追求下的实用主义

把发展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价值追求来思考，很容易让我们追问发展下更具象的价值追求，比如说利益、规律、经济、真理都可以是延伸讨论发展的目的所在，然而在现实社会运行中，发展是与利益紧密相连的，不管怎么修正发展的目的，都极易陷入实用主义，去追求发展的有效性，期望见到显而易见的收益。科研绩效评价作为追求科技进步、社会进步的管理手段，同样被实用主义所夹裹，虽然现行的科研评价明确关注了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进步收益，但是具体化的评价手段依然更看重应用研究带来的更加快捷的经济收益。同时现行的科研评价对科技价值和公共价值评价存在漏洞，实际的具体评价中很难对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做出系统有效的测量，所以经济收益作为更易评价的目标，在科研绩效评价中的影响就变成了主要的方面，即追求科研经济上的浅层次的产出和收益。科技作为生产力的巨大产出又不断强化了这种实用主义，进一步导致现行的科研绩效评价对知识创新生产的忽视。目前对科技进步及社会收益的评价通常采取同行评议、行政主管审批等方式开展，而这种方式在协调项目分配利益时，仅比较经济收益的显性指标往往缺乏说服力，进而可能引发对其公平性和权威性的质疑。这样带来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实用主义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干扰了我们对科研规律的认知，科研项目的立项更倾向于有实际经济收益的应用研究项目，而忽略投入大产出不明显的基础类项目。同时科研活动的组织者为了实现绩效评价的经济目标，导致科研项目不能按照科研实际情况组织开展，项目周期、项目建设不得不围绕评价指标转，影响了科研过程，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虚假繁荣，科研生产的真理性价值不断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效用性价值，进而在制定评价政策时忽视了对科学技术本质和特征的认识与思考[12](P29-31)。

综上，通过对科研绩效评价3个基本价值追求的反思，可以看到基本价值追求的“善”的实现并不容易，其会在实践过程中发展异化，从而背离初衷。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呢？只是简单地批判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并不能完全达到消除它们的负面影响的目的，因为植根于其内涵属性的特征在对立统一规律的斗争中并不会消亡。应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站在更高一层价值追求立场上，对科研绩效评价进行扬弃，对其价值观进行解读和构建，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运行规律，在认识论上建立规律性对工具论的支配，在方法论上用系统论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

三、科研绩效评价的价值哲学路径解析

(一)重建科研绩效评价观

科研绩效评价的价值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更新、完善。伴随着现代社会对科学研究的诉求增多，对科研绩效评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必要把更高和更深一层的价值追求融入到科研绩效评价中去，克服过去科研绩效评价的工具主义倾向，避免在价值上陷入“效率中心主义”，结合国家科技政策的价值选择重建科研绩效评价的价值理性。***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13]特别是对国家投入为主的公共研发的科研绩效评价，首先必须体现国家目标和需要，树立科研绩效评价公共性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在公共性所蕴含的科学研究自身的价值、国家利益的价值、社会和公众的公共价值,以定性和定量综合优化的方式纳入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看作是高绩效的代表[14](P62)。并在公共价值理念的制约下，基于理想与现实、工具与价值之间的张力，立足对现行科研绩效评价体系的批判，追求更为理想的科研绩效评价价值取向。

(二)科研规律融入工具理性

如上文所探讨的，在追求科研绩效评价客观公正的目标下，产生了工具主义异化的现实情况，而其悖论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抛弃评价工具，这会使科研评价失去依托。其核心问题在于价值理性追求应优先于工具理性，用合规律性驾驭工具理性，这样科研绩效评价作为管理工具，才不会与之本来追求相背离。具体看，科研绩效评价不应该只是结果导向的，用科学研究的经济产出、论文产出、科研成果等作为评价指标。科学研究的规律性是通过科学研究的过程具体表达出来的，我们应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合规律性有所查验，科学研究的组织实施是否有严谨的科学观察、采用了何种研究方法、科学实验设计是否严谨、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是否严密、是否有科学的证实和证伪等等这些要素都应融入到科研绩效评价中去[15](P52-55)，用过程评价引导结果评价，赋予科研过程相应的绩效指标，才能更科学地让工具理性发挥作用。如果科研绩效评价尊重科研规律，就应对整个科研过程的合规律性有所考察，考察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合理与不合理，会尽早发现其中的问题，把科学研究的问题归于科学，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充分尊重科学家的科研劳动。

(三)系统论应用于评价方法

从科研绩效评价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可以看到，科研绩效评价已不仅仅是管理科学研究方面的一项工作，而是作为一项与经济、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社会活动存在，各方面对其功能的发挥和效益的诉求日益增加，其组成的价值因素也日益复杂。随着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科研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科研绩效评价作为科技管理的重要手段，其功能性越来越强，需要协调的竞争和科技资源分配的复杂程度也在增加。同样，现代科学研究涵盖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技术、医学科学、农业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等等学科门类，又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交叉科学研究之分，科研绩效评价方法之于种种具体情况而应用统一的评价范式愈加不可行。所以从当前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科技管理的功能诉求来看，绩效评价是一个以组织性、复杂性系统形式存在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科技评价宏观视野下的系统性表现。[14](P77)那么应用系统论去解决绩效评价的复杂性是合理的研究思路。系统论由路·冯·贝塔朗菲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认识解决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上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理论体系，钱学森就提出过“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对系统科学做过深入地探讨。已有不少学者应用系统论对科研绩效评价复杂性做过研究探讨，然而真正提出逻辑合理和现实可行的方法模型并不容易，我们不仅要在价值取向进一步明确方向，充分认识科研规律，梳理科学、社会、人等因素指标，还需要在庞杂的相互关系影响下去构建评价系统[16](P162)。在笔者看来，系统论的应用需要在明确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给予各科研主体指导与自主权，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构建各类“因地制宜”的评价系统，在分系统之间的借鉴发展实践中，自下而上地构建适应现代国家发展要求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