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电视胸腔镜与小切口开胸肺癌根治术对患者手术前后情绪的不同影响

谢锦宝， 张树亮， 吴维栋， 郑 炜， 朱 勇， 陈 椿

肺癌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3年公布的资料显示，肺癌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均居全球癌症首位[1]，首选治疗方案为根治性手术。以往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效果的评价多采用生存时间、生存率等指标进行量的分析。这种模式过分强调治疗的效果，而忽视了患者自身的感受。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的心理感受越来越受到重视。本研究通过完全电视胸腔镜与小切口开胸肺癌根治术前后情绪状况的对比研究，探讨完全电视胸腔镜手术在降低手术对患者情绪影响方面的优势。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择2012年1月-2013年6月因肺部肿物就诊并拟行肺癌根治术的患者136例，剔除胸腔镜辅助小切口开胸组(VAMT)中转传统开胸1例，剔除良性病变26例，余109例根据手术方式分为完全电视胸腔镜组(C-VATS)65例，VAMT组39例，C-VATS中转VAMT组(中转组)5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经术中冰冻确诊并行肺癌根治术；均完全了解自身病情，且知情同意并自愿入组，能自行完成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家庭有稳定经济来源，家庭、社会关系和睦；均无精神病史、脑器质性疾病史。排除以下病例：中转传统开胸；家属刻意隐瞒患者病情；不能自主完成量表；受本疾病之外因素严重干扰心理；有精神病史、脑器质性疾病史。3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肿瘤分期、病理类型、KPS评分等一般情况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表1)。

表1 3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1.2方法

1.2.1资料采集 研究者事先从科室相关资料中得到可能符合标准的患者信息，确认可靠性，将其基本情况统计备案，并于术前1 d发放问卷，术前谈话时让患者自主当面完成。根据术中冰冻及手术方式，选取行肺癌根治术患者并分组，排除良性疾病及中转传统开胸病例，C-VATS组中转小切口的独立分出。于术后3 d、1月当面完成问卷，研究者不加以暗示性说明。术前发放问卷136份，回收136份；术后3 d发放109份，回收109份；术后1月发放109例，回收109例；问卷有效率为100%。

1.2.2填写SAS及SDS量表 (1)SAS量表用于评定患者的焦虑症状，包括20个项目，每个项目分为五级：分别为没有或很少时间、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全部时间。将20个项目所得总分经过换算得标准总分。标准总分25～100分，>50分者为存在焦虑症状，得分越高焦虑越重；50～59分者为轻度焦虑；60～69分者为中度焦虑；>70分者为重度焦虑[2]。(2)SDS量表用于评定患者的抑郁症状，包括20个项目每个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频度同SAS标准，总分25～100分，>50分者为存在抑郁症状，得分越高抑郁越重；50～59分者为轻度抑郁；60～69分者为中度抑郁；>70分者为重度抑郁[3]。

2 结 果

3组数据同期SAS评测结果两两对比显示：术前1 d，VAMT组分数显著高于中转组及C-VATS组(P<0.05)，而中转组与C-VATS组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 d，C-VATS组SAS评测分数显著低于中转组及VAMT组(P<0.05)，而中转组与VAMT组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月两两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3组数据同期SDS评测结果两两对比显示：3组间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3组患者SAS、SDS量表得分比较

3 讨 论

随着电视胸腔镜设备的进步及医务人员手术技术的提高，C-VATS及VAMT术式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是安全可行的手术方法，均可达到至少与常规开胸手术相同的外科治疗效果[4-5]。

癌症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差，症状自评量表评定得分多高于对照组，影响患者的康复[6-7]。而焦虑和抑郁是肿瘤患者术后常见和主要的心理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8-9]；故而在评估一个术式时，应该考虑其对患者情绪等心理因素的影响情况。本研究主要评估C-VATS及VAMT两种术式对肺癌根治术患者手术前后情绪的不同影响。

3.1术前1 d焦虑水平的对比分析 术前患者焦虑情绪主要受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社会支持等影响[10]，而恶性肿瘤患者则更倾向于在意疾病的疗效及预后[11]。本研究通过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及患者一般情况分析，排除了非手术相关的影响因素，得到C-VATS组患者焦虑水平在术前1 d低于VAMT组的结果。笔者认为这主要受患者对微创手术的认知不足及对自身即将面临的手术想象结果所影响，患者对微创有着盲目的推崇。术前谈话情况也显示，很多患者认为C-VATS比VAMT更“微创”。

研究还显示，中转组术前1 d的焦虑低于VAMT组，而与C-VATS组无明显差异，进一步论证了患者的焦虑更多取决于其对手术的认识。因此，对行VAMT术式的患者，详细告知该手术的微创性，可降低其焦虑水平。

3.2术后3 d焦虑水平的对比分析 术后影响患者焦虑情绪的因素按作用大小依次有伤口疼痛、体位的舒适度、引流管刺激、对医护的评价等，而伤口疼痛可导致睡眠障碍，将进一步放大焦虑情绪[12]。C-VATS具有切口小，疼痛刺激小等优点，虽因淋巴结清扫范围广，在拔出引流管方面不占优势[13]。但C-VATS在降低患者焦虑情绪方面仍有明显优势。本研究结果显示，VAMT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C-VATS组，且中转组焦虑水平高于C-VATS组，而与VAMT组无明显差异，排除了患者体位、对医护评价等因素的影响，更直接说明了焦虑与手术的相关性。

3.3术后1月焦虑水平的对比分析 本研究所选病例中未出现严重术后并发症而延迟出院者，均恢复良好，按时出院。术后1月复查、化疗时，3组未出现明显差异，提示在肺癌术后恢复期，患者焦虑情绪受术式影响小。

3.4SDS的对比分析 3组患者SDS评分表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即选择何种术式不影响患者的抑郁水平。一方面，患者抑郁情绪更大原因与疾病本身有关，而非术式；另一方面，问卷调查时，均为先填SAS，后填SDS，该结果可能受到患者耐心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在具有相同的外科治疗效果的基础上[5]，选择C-VATS对患者治疗优于VAMT。但本研究为非随机性研究，虽有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但样本量有限，带来的偏倚客观存在。本研究仅作初步对比研究，望后期有进一步的研究报告。

参考文献：

[1] 陈孝平. 外科学[M].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430.

[2] Zung W W. A rating instru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J].Psychoso-matics, 1971,12(6):371-379.

[3] Zung W W.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J].ArchGenPsychiatry, 1965,12:63-70.

[4] 王述民,曲家骐,侯维平,等. [J].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2010,26(5):310-312.

[5] 邓 帆,陈 椿,康明强,等. 全胸腔镜手术治疗115例肺癌的临床分析[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2011,45(6):468-468.

[6] 唐秋萍,程灶火,袁爱华,等. SCL-90在中国的应用与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9,7(1):16-20.

[7] 钱 涵,周郁秋,关晓英,等. 癌症患者症状困扰的研究进展[J]. 护理管理杂志, 2012,11:397-400.

[8] 曹 燕. 护理措施对肺癌患者生存质量影响观察[J]. 中国当代医药, 2012,19(4):119-120.

[9] 常秋芳. 心理护理对肿瘤患者术后疼痛的影响[C]. 全国门急诊护理学术交流会议暨第14届全国骨科护理学术交流会议论文集, 2012:302-304.

[10] 杨红叶,刘玲玲. 乳腺肿瘤病人术前焦虑相关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J]. 护理研究, 2009,23(16):1438-1439.

[11] 林清华,陈爱珠,陈明玉,等. 食道癌患者术前的焦虑原因分析[C]. 中华护理学会全国肿瘤护理新进展研讨会论文集, 2011:173-175.

[12] 刘一梅,余 琦,陈 莉,等. 手术后患者状态-焦虑影响因素与护理干预[J]. 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2012,26(4):372-374.

[13] 吴维栋,陈 椿,林若柏, 等. 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32例报告[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2010,44(1):4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