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化成学 蕴藉深厚——江南世族“家训”的生成、谱系与内涵

庄若江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拥有“人文渊薮地，富贵鱼米乡”美誉的江南，唐宋以来逐渐形成浓郁的文化风气，望族聚居、家学鼎盛、文教昌明，诗礼传家成为望族世家的人文传统，世族文化涵养了崇文重教的人文品性。明清以降，世家望族已成为推动江南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积淀、教育发展等诸方面都发挥了突出作用。太湖流域作为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之地，诞生、聚集了无数望族世家，从这些家族中，不仅走出了许多影响历史发展的官员，还走出了许多名人雅士、科学巨擘、文艺巨匠，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家族文化。而江南家族尤其重视以家训为话语形态，取精纳宏，世代相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枝独秀。从泰伯世家到江左王谢，明清以后则形成以科举、官宦、商业发家的大世族，绵延不绝。这些家族有世代相传的格言、铭刻、族谱等不同形式的“家训”，如苏州潘世恩家族的著名对联“勤能补拙俭能养廉，富在知足贵在不辱”，对家族人才成长影响巨大，兄弟、祖孙鼎甲，传为佳话。潘世恩是清代状元，堂弟潘世璜是探花，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也是探花。潘氏家训是：“谨慎居官，勿堕家声；群居守口，独坐防心；勿矜己长，勿论人短。”(1)本文所引家谱家训，均见于无锡市图书馆藏线装本。江南类似潘氏这样的世家很多，究其原因，功名背后是世代读书治学的家风与家训的支撑，因为这些家训都极其重视道德养成，思想境界高远。

江南世族文化的兴盛，有其历史原因。相对战乱频仍的北方，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民性聪慧而敏学善纳，加之著姓大族家风的累世传承，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人才群体和书香绵延的文化世家，数量之众、名望之高、影响之大令他地难及。而在家族繁衍和流布中，以家训为载体的家族文化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不可忽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在治家睦邻、厚德敦伦方面，还是在教化修身、治学济世方面，都有着厚重丰富的内涵，这些具有正能量的传统家训，在当下仍有教化价值和重要意义。

一、世族家训产生的背景环境与主旨内涵

家训作为特定的家族话语形式和文化载体，是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作为社会体系重要构成的必然产物。东汉以降，许多“举孝廉”(2)举孝廉，乃源自汉朝的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被举人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见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308-312页。出身的中小地主凭借入仕，政治经济地位上升，逐渐成为世代为官、地位尊显、享誉一方的大家族。“世家”一词，较早见于《孟子》：“仲子，齐之世家也。”[1]94司马迁《史记》立“世家”30卷，自吴泰伯世家至三王世家，皆王侯之家。其后，含义渐广，遂有“文化世家”“经学世家”等说法，可见其初意乃世袭爵位的贵族或凭借政治优势而世代为官的家族，具有代际传承的延续性，即所谓“三代承风，方称世家”“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3)见薛凤昌(1876—1944)《襚汉斋文存》卷二之《吴江叶氏诗集录·序》。

历史文献中，对“望族”的认定并无统一标准。吴江薛凤昌曾在《吴江叶氏诗集录·序》中罗列了望族的三个标准：“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4)见薛凤昌(1876—1944)《襚汉斋文存》卷二之《吴江叶氏诗集录·序》。意思是说，望族应该世代有人做官，世代有人科举，世代有人读书。清人洪亮吉则提出了“以功德显”“以文章著”“以孝友称”三大评判标准(5)见清代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之《更生斋文·甲集》。，更侧重功德、文章、人品。清代无锡人邹鸣鹤称：“望族者，一邑之望也。”(6)见清代邹鸣鹤《世忠堂文集》卷四《郑氏义学记》。认为望族具有引导社会舆论、规范大众行为、辅助官府治理的表率作用。由此看来，“望族”实乃官僚士族，由科举入仕，握有相当土地资源和财富，还具有官僚门阀色彩，拥有强大地方势力和文化影响。宋代著名文人秦观云：“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子为主婿，女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亦犹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与国同其休戚者也。”[2]史学家王赓唐对“望族”的界定是具有“血缘性”“地域性”“身份性”和“历史性”四个基本特征。[3]也有学者将“悠久的家族历史”“一定的人口数量”“聚族而居”“相对稳定”“人多势盛的规模”“优秀的人才”以及“较高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是否“望族”的基本前提和特征。[4]

综合看，望族世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1)血缘性、亲缘性。其家族成员必须聚族而居，拥有共同的血缘亲缘关系。(2)地域性、地缘性。望族往往“或占一乡，或占一镇，即便小有迁徙，亦不出数百里之外”(7)见无锡市图书馆藏《宜兴储氏族谱·序》。，因而在谱牒中家族常冠以地名，如“锡山秦氏”“鸿山杨氏”“后宅邹氏”“东亭华氏”等。(3)延续性、传承性。望族往往绵延久远，即所谓“世代蝉接，徙不出乡，代有达人，名硕相望”(8)见常州图书馆藏《毗陵恽氏家乘》第八卷《恽光禄传》。。龚自珍曾按家族绵延兴旺的长短划分等级：“得三十世以上者为甲族，得三十世者为乙族，得二十世者为丙族。”[5]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1]102能够绵延不衰的家族确实罕见，故越长越贵。(4)地位、身份与阶层属性。构成望族之尊的原因很大程度来自主要家族成员的身份地位，一旦仕进、优学的家族链条发生断裂，地位跌落，人才不兴，家族也就自然衰落。(5)文化与道德声誉。望族往往代有达人、名硕相望，子嗣兴旺、财富攒聚；道德上必有追求，通过捐资助学、扶危济困、修路造桥、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赢得社会声誉。(6)人丁兴旺。只有族大人众，子嗣繁多，才能保证家族兴旺、绵延持久，且代有才人。“明清江南望族史”研究专家吴仁安教授认为：“一地著姓望族的生长演变，一定意义上即是该地区域文化承衍的主要载体，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生态与心态，及其所起作用和影响的综合，则是构成区域文化内涵和特点的重要渊源。”[6]

望族世家的形成与分布，看似兴废无常，实则自有规律。其培育、绵延、发展和沉浮，既有渊源可考，也有缘由可究。优越的自然生存环境、活跃的经贸活动、崇文重教的治学旨趣、温和务实的社会风气、“贾儒相通”的务实理念，以及审时度势、敏察善纳的较为开放的文化，都成为家族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首先，宜居的自然环境为著姓士族定居和文化孕育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江南地区自春申君理水之后，很大程度纾解了大面积水患问题，大片沼泽地、湖滩地成为可耕地，土壤肥沃，适宜耕种。同时，太湖流域山温水软、气候宜人、物华天宝，既无北方的严寒，也少酷暑干旱，农耕技术不断提高，手工业较早繁荣，在唐宋时期已成为经济富庶之区，是朝廷最重要的税赋来源与经济支撑，故而韩愈有云：“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9)出自唐韩愈《十九送陆歙州诗序》，见《新唐书·韩愈传》。另有云：“故天之大计，仰于东南。”(10)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八，《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之大计，仰于东南。”无疑，在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模式的时代，江南必然成为家族繁衍生息的理想之选，也是北方士族避乱南徙的择居之地。相对北方金戈铁马的粗砺环境，杏花细雨的温润江南，吸引了无数北方士族卜宅安居，是为望族世家汇聚原因之一。以无锡为例，早期只有顾、陆、吴、华等大族，但永嘉南渡之后，不断有北方姓氏迁入，从暂时避乱进而卜宅定居，并开枝散叶成为当地巨族。明太祖洪武时，无锡州判王中立在《华氏传芳集·序》中曰：“自大江以南，西浙之郡，号富庶者必称姑苏，次则无锡，盖其田畴丰腴、民物从聚，巨室大家棋布星列，非他州比焉。”(11)见无锡市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华氏传芳集》刻本，清康熙年间(1662—1722)。透过此语也可窥见太湖流域望族群集的原因。清康熙帝首巡江南后，写下“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也清晰道出江南经济与人才的并济共生关系。

其次，安定的社会、重教的民风促成了望族的汇聚，也为家族文化形成提供了条件。家族繁衍，除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其生存质量的优劣还取决于社会环境。相对战乱频仍的北方，江南偏安一隅，社会比较安定，农耕经济、商贸活动受动乱影响较小，民生相对安稳，经贸相对活跃，比较宜居宜业，家族子弟读书、科举入仕亦有良好环境。因此，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史上几次大动乱之后，都有大批北方缙绅士族移居江南。魏晋时期，江南地区只有朱张顾陆吴等少量巨族；永嘉南渡之后多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江左袁氏、兰陵萧氏等大批北方巨族；“安史之乱”和“宋室南渡”又两度导致大批中原士族南迁，后来影响巨大的杨氏、钱氏、过氏、许氏等，皆为外埠迁入。这些世族的迁入为江南输入大批人才、资金、文化和技术。同时，“门阀制度”的盛行，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社会阶层构架出现解体和重构，官僚社会逐渐形成。一些高瞻远瞩的家族通过科举入仕提升家族地位，与成功转型的地主阶层和新崛起的“由庶而贵”的家族一起构成了江南望族群落。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和商品经济大趋势，为这类家族提供了更多崛起机会与上升空间，望族数量由此激增。

其三，从世族的自身诉求看，尚读书、重教育传统悠久，通过科举仕进光耀门楣，追求内圣外王境界，既是内在诉求，也是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要保证子弟拥有良好读书环境，就需要外部秩序良好——民生殷实、民性温和、民风尚学，能满足这些条件者唯有江南。黄镇《村游即景》诗“几家茅庐护疏篱，红树参差映碧溪。更有幽人读书处，夕阳深巷板桥西”(12)见清代黄镇撰《春谷遗草》，琴川黄氏三集本(道光刻)。就折射出民间诗书传家的风气。太湖流域古来私学繁荣，家塾、义学、书院遍布，教育环境优越，大族多有“手未尝释卷，晚节尤好聚书”之积习。诗礼齐家的钱氏强调“子孙虽愚，书不可不读”；而工商发家的荣氏同样强调教育，认为“读书乃圣贤之根柢”。显然，这些家族都意识到读书不仅可以陶冶人的气质性情，也是培育人才精英、提升家族地位的重要途径。“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是挂在许多家族门厅的楹联，“诗礼传家”“耕读传家”更是江南家族常见的门额。读书，被视为强宗旺族的致远之路，而这一观念成就了江南家族贤杰云集、家学繁荣的盛况。明清时期的江南，随着经济的发展，“望族家学盛行，……在学术发展、科技创新方面成绩斐然，造就了众多人才”[7]，被梁启超誉为学术“光焰发射之中枢”(13)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曰：“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之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文见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全集·第四十一》。，还涌现出不少科甲蝉联、朱紫盈门的科举世家。

此外，因为市场经济萌芽、商品交易繁荣，“百业皆本”“惠商恤民”“经世致用”“义利双行”的思想在近代江南不断得到强化，一些家族注重进取、讲求实利，他们敏察善纳，超越礼制藩篱，在风起云涌时局中审时度势，转向实业，在社会转型时期也完成了从传统望族向财阀家族的转型。在江南近代家训中也体现出这一特色，不少家族训诫中就有“百工百业，皆可有成”的新内涵。清末经过修订改编的《荣氏家训十二条》中就有“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为本职”之语。面对国弱民穷、落后挨打的现状，荣氏家族的创业更有“杜侵略”“抵外货”的高尚目标，荣宗敬在陈述办厂目的时说：“吾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因尽吾一分忠实之心力，做一分忠实之事业。”[8]荣德生则更明确地说：“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9]而他们创业成功后的热心公益、回报桑梓，也可在家训中寻见其端倪。

二、家训：家族文化精髓与载体

《礼记·大学》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661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96可以说，在国人心里，家国相互维系，家国同构，“家齐”才能“国治”。因此，国人最大的情怀就是“家国情怀”，家族文化也是国家文化的重要体现。

无锡杨氏乃亦宦亦商的大家族，从杨宗濂、杨宗瀚、杨翰西到杨通谊、杨令茀、杨荫榆……人才辈出，绵延不绝。《杨氏家训十二宜》曰：“遵祖考宗祠宜建，报祖德祭祀宜诚，敦族谊修谱宜勤，报深恩父母宜孝，笃天伦兄弟宜和，图后虑子孙宜训，急功令输纳宜勤，安本分赌博宜禁，杜妖邪巫觋宜禁，端风化异端宜斥，隆族体尊长宜敬，慎后患争讼宜戒。”以十分凝练的文字萃取出家族文化之提倡与禁绝，集家族思想旨趣、道德情感、教育理念、生活态度等观念于家训之中，其家族绵延兴旺、人才兴盛与家族文化关系密切。家族训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成员的素养品性、处世原则，也决定了一个家族是否经得起时代更迭、沧桑世变而门楣持久不衰。这些文化以家训家规为主要形式载体，保留在各家族的谱牒之中，代代相传，对端正门庭、谨肃家风、子弟教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有效维系了宗族团结，保持了族人向心归属，也成为抵制浊流侵染、延续优秀传统的内在力量和精神动力。这些传统家训虽然烙有封建时代的印记，但其满蕴正能量和教化意义的内涵却深邃而厚重。归纳之，主要有七个方面：

1.立德修身 济世报国

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强调“忠孝仁义”，视其为“人之本”，而为人之本又在“立德”。从“修齐治平”顺序看，“立德修身”是“齐家治国”的前提，也是人的道德理想。清人洪亮吉曾提出“以功德显”“以文章著”“以孝友称”为望族考量标准，道德标准被列为首要标准。东林领袖高攀龙留给后人的《高子遗书家训·训诫》也明确说：“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吾儒学问主子经世，故圣贤教人莫先穷理。”传统家训对内强调“重纲常、尊先祖、孝父母、友兄弟、严家法、节财用、戒恶癖”的家庭美德，崇德敦伦，着力于家族内部的和谐融洽；对外注重社会关系的处理，要求睦邻友善、谨言慎行、谦逊忍让、扶弱济困、乐于助人；尤其重视和强调“以德立身，修身治世”，注重加强个人修养、孝敬父母乃至报效国家，很好地处理了个人与家国、“修身”与“治世”的关系。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就高处立，择平处坐，向宽处行”，源出于左宗棠的这副对联，因深受荣德生喜爱被悬挂于梅园诵豳堂上，后又被纳入家训之中，成为荣氏数代人的为人处世原则。可以说，修身立德，是许多江南世族家训置于首位之内容；“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品行教育，更被许多家族视为首要之义。无锡《钱氏家训》乃众多江南家训中的佼佼者，可谓人文经典，包括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四个部分。其《个人篇》云：“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洁，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其《国家篇》则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钱氏家族人才济济，史上走出官员数百而无一贪官，家族文化的熏陶可谓功不可没。再如无锡《丁氏家训》：“人以品为重，品以行为主。”《荡口华氏家训》亦指出：“财不足为后世计，德则可致后世绵远。”江南乃科考高地，望族子弟多有科举入仕跻身官场者，故家训中多报效家国之训诫，强调修身立德、经世报国、公义高风、洁己奉公，这些训诫的价值、意义不言而喻。

2.崇文重教 诗礼传家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清嘉庆四年状元、吴兴人姚文田的这副对联已流传两百余年，成为江南世族以读书为兴家之本的写照。读书明理、传承文化一直是家训强调的重要内容。江南教育发达，“官学”“私学”交相辉映，县学书院中汇聚众多精英，许多实力家族设帐授徒，聘用名师述道讲学，义庄族塾遍布城乡，崇文重教氛围浓郁。世族皆家学深厚，尤推崇诗礼传家、文章教化，办学育才始终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内容。梳理江南家训，亦无一不重读书，“诗礼传家”“耕读传家”“教稼唯勤”等是其最突出的内容。《唐氏家训》云：“不问贵贱、老幼、贫富，读一卷便有一卷之益，读一日便受一日之益。”钱塘《钱氏家训》曰：“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吴越王钱鏐的遗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也被列入家训之中。姑苏《顾氏乾隆谱·训约八条》中有“凡我同宗之人，务要遵守祖训，以教子为远图”之训，明清以降顾氏人才辈出，实与此有关。锡山秦氏盛于明清，学风浓郁，史上出过33位进士，有“辰未联科双鼎甲”“高玄接武十词林”的佳话。秦氏家训曰：“惟木从绳则正，玉不斫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重视教育无疑是家族人才兴盛的重要原因。秦氏家谱载，寄畅园创始人秦金之父秦霖，教书乡里，手不释卷，精于史书，和光谦德，在其教诲下子嗣读书有成，秦金后为明吏部、兵部尚书，离朝返乡后仍以读书为乐。明清时期秦氏人才辈出，走出了秦燿、秦德藻、秦松龄、秦道然、秦蕙田等翰苑名贤、文坛巨匠，近代秦氏仍名人频出，秦毓鎏、秦邦宪、秦古柳等均为吴地才俊。大家族之所以能登峰造极、名耀千古，莫不与家学家风之昌盛关系密切。这类家族强调读书目的不止于学术器识的培植与教养，还关乎家族成员的道德涵养和义利观念的体认与践行，因为学养往往与品德相辅相成，从而成就家族之文化风气。

3.孝悌为重 亲友睦邻

中国传统社会尤重家族内外部关系，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1]1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家族关系理顺，社会和谐才能实现。才俊辈出的望族世家，往往数代同堂、人丁兴旺，因而尤其看重内部关系和谐，强调尊老爱幼、孝义为先、和睦相处，注重“爱众亲仁”的节度作风、“家庭孝义雍睦之道”，以及“扬名显亲、慈孝相应”，旨在规约族人的伦理规范、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许多家训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视为核心内容和为人之本，倡导孝义亲仁之品德修养。如高攀龙在训诫中就强调“立身以孝悌为本”，要求后辈传承“子孝父忠”之遗泽。华孝子祠是惠山最早的祠堂之一，“终身皓首不冠”的华宝，将孝道发挥到了极致，得到官方民间一致推崇，可见孝悌文化之滥觞。“孝悌”“和睦”在家族文化中多被置于首要位置，“首孝悌”“隆贤优老”的内容无一缺失。项城《魏氏家训》有“睦宗族，解纷争；敦孝悌，重亲丧；崇祀典，破迷信”；《戴氏家训》有“孝父母而和兄弟，敦宗族而教子孙”。荡口华氏以“孝义”为本，留下无数佳话，华叔阳“割股疗亲”，华贞固奉孝慈母、以孝传家都脍炙人口、流传颇广。事实上，家族在延续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了“孝悌”“和睦”对维系家族和谐的重要性，重视孝悌、和睦邻里，方能宜室宜家。“敦孝悌，重敦睦，荣礼节，和乡党”，唯其如此，家族方可长盛不衰。

4.注重教化 谨严家法

延续千年的宗法制度，决定了“家国同构”的观念，家规作为国法的延伸，伴随宗法体制的渐趋完备，其强调律法规范、敦化门风、勖勉子弟、惩治不良，逐渐成为宗族维持名望、裁决事理的准则。江南《喻氏家规》开篇曰：“朝廷以国史为重，乡党以家谱为尊，其道固并行而不悖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家国同构特性，决定了家族在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中的作用，家族承担着“育民众、正人伦、敦风俗”的社会重任，而家风家训在倡扬和谐风气、规范道德伦理、惩戒奸佞不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传统家训既充满伦理敦化力量，对“移孝作忠”的君臣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亲伦常关系具有制约力，同时也对家族成员之间的争斗具有法规上的制约意义，如《戴氏家训》有“严家法而肃争斗”的警戒；《唐氏家训》有“立心诚，处事谨；出言慎，修业勤；奉先孝，启后慈；择交严，御下恕；谋国忠，持家俭”，对子孙行为规范提出训诫。梅氏、钮氏的家训也都劝诫后人不仅要“敬祖宗，敦孝悌，重师傅，睦乡邻”，且要“慎交友，勤学业，正家声，戒嫖赌”。杨氏作为无锡最早的工商实业拓荒者，其《家训十二宜》也要求“遵祖考宗祠宜建，报祖德祭祀宜诚，敦族谊修谱宜勤，报深恩父母宜孝，笃天伦兄弟宜和，图后虑子孙宜训，急功令输纳宜勤，安本分赌博宜禁，杜妖邪巫觋宜禁，端风化异端宜斥，隆族体尊长宜敬，慎后患争讼宜戒”。

家训与家规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前者注重教化，后者强调惩戒，二者结合一体成为维护家族秩序的工具，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补充与延伸。被誉为“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曾说：“夫家之有规，犹国之有经也；治国不可无经，刑家不可无规。”明曹端在《家规辑略序》中亦说“善治国善治家者，必先立法以垂其后”，明确将家规与国法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正人伦、敦品性，乃历代家训之主旨，通过奖惩结合，张扬严慈相济之脉理纯属当然。旧时，家族内部除族长外设有一名掌管《劝惩簿》的“监视”，专事奖优罚劣记录。明清时，家族内部处罚方式除罚跪、记过、锁禁、罚银、送官，还有削谱、逐出宗祠，等等。

5.务实进取 勤业齐家

在江南务实传统影响和经济贸易活动的催动下，不仅民间处世并不保守，世族家训同样呈现出开放性特征。家训中多见“勤业齐家”“以业立世”内容。在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曾影响了无数家族，但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意识萌芽、商品经济兴起，江南百姓思想日趋灵活旷达，从而在“重本抑末”的封建时代就开始倡导“经世致用”“勤业笃行”，“百业皆本”思想深入人心。儒生治学也不忘致富，文化与生活理想并重，这与当时“专为科第设”的教育观念相比更为开放务实。尤其在无锡，浓厚的工商文化占据主流，耕读并重、贾而兼儒的社会风气历久而成，亦儒亦商的文化传统与经世致用的东林学风自成一体，为家族变革实践与近代转型提供了合法性。明东林学者就将“商经济事实”列入讲学内容，“黜浮靡，崇实学”观念颇得人心，“兴新业而占大利”更为许多江南家族所践行。

无锡的荣氏、唐氏、薛氏都走出了许多成功的工商实业家。早在明代，这些家族就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父辈教导子孙既要认真读书又不必专为功名求，“但得束修自好，勉为善人”“即在农商，亦不失为纯谨君子”，家族中的“资禀庸下者”，亦须粗知礼仪、廉耻，通过“务桑农、学技艺、勤俭劳”，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荣氏乃“近代民族工商业第一家”，荣德生、荣宗敬兄弟的工商成就无出其上者，他们的务实进取与《荣氏家训》“士农工商所业虽有不同，皆是本职”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读书与牟利并不矛盾，坚信义利可以并举，故而既从商又勤读不辍，自如出入于儒贾之间。荣氏家族的荣汉璋博通文史，并“悉令诸子读书，厚其资裨游学”，其子荣汝楫亦兼负经商之才与文章诗赋之思。一边是近代工商文明意识的趋强，另一边科举仕途艰险黑幕重重，诸多江南世族在转型时期都在家训中纳入了“不宜为官”的内容，主张“百工百业，皆有可成”“务实勤业，百业皆本”。在这种思想风气主导下，近代无锡的实业家脱颖而出绝非偶然，薛、杨、荣、唐、王、周等工商俊杰接踵登上历史舞台与家族文化的影响亦有内在关联。

6.勤俭廉洁 丰俭有度

清正廉洁，乃关乎人品节操修养的重大课题。孔子认为“节用而爱人”是做好一个官员最基本的要求。清正廉洁是做一个好官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洁身自好是做一个好人的前提条件。由古至今，物质金钱、地位名利的诱惑无处不在，而贪欲恰恰又是人们难以抑制的本能。人毕生之修养，说到底就是节制自己的欲望。欲望膨胀，贪念必起；贪念一纵，邪恶必至。因此古语有“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14)出自战国韩非《韩非子》。之说。姑苏范氏家族向以范仲淹父子为荣。范仲淹以清廉著称，安贫乐道、俭朴无华，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子范纯仁也是著名清官，谨遵“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的家族训诫，一生倡导修行俭朴德行，强调“惟俭可以助廉”(15)出自《宋史·范纯仁传》。，认为唯有保持简朴才能节制贪婪的欲望，防止贪污受贿。无锡《杜氏家训》的首句便是“为人要公直，处世要廉洁”。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1]90“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1]102传统文化中，“勤”和“廉”乃为人处世的重要两面。一方面要求勤俭持家、富而不奢；另一方面要求少贪欲，清廉为人。江南家训中这方面的训诫亦多，《胡氏宗谱》有“治家必须勤俭，勤则世无难事”的训诫，《高氏家训》有“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的内容。司马光在家训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戴氏家训》要求：“勤本业而节费用。”《蒋氏家训》专引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之语，鼓励子孙务实勤业。《万氏家训》要求：“以俭行礼，不可专论财帛，尤不可徇世速而多浮费。”孝思堂走出官员众多，故其《谈氏家训》特别强调面对钱财要“取与必须清白”，拒绝非义非道之物，“此做人之第一”。《过氏家规》则非常具体地要求子弟必须做到“八戒”：“戒忤逆，戒嫖赌，戒酗酒，戒刁讼，戒贪婪，戒迷信，戒滥交，戒奢侈。”在拒绝贪欲的同时，也强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躬行节俭”。这些优秀家族文化，如深涧清泉汩汩不息，今天仍是清鉴肌骨、滋润灵魂的人间灵液。

7.义善天下 普惠乡梓

“安贫无愠，富而好施”是许多江南家训的重要内容。如“义善天下”就是荡口《华氏家训》重要内容，还将其镌于义庄门额，一目了然；华贞固将“忠厚传家，力行德义”“财不足为后世计，德则可致后世绵远也”写入家训，要求后世以此为信条，赡济族人，普惠邻里；《薛氏家训》也要求族人“人有贫乏吾济之，人有患难吾救之，人有仇讐吾解之”；《钱氏家训》则明确倡导“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高子家训》说得更实在：“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残羹剩饭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贫家之子、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都是许多家族关爱呵护的对象，还有许多家训也都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内容。

明清以来，大族纷起，义庄义塾遍布江南乡野，乐善好施成为普遍现象。义庄的性质，其实是家族慈善机构，其不仅承担“奉祭祀、明道义、赡孤贫、兴教育”的责任，也是家族慈善施舍、兴学育才的主要组织形式。从义庄章程看，资助对象不仅有家境贫瘠、无力延师的本族子弟，也有非本族的贫困乡邻。华氏、唐氏义塾均“不限于一族一姓，由亲及疏”，秦氏书院“量收异族子弟”，杨氏、严氏创办的学校里学生更是多为外姓子弟。

江南家族自古不仅注重赡族扶贫、周济邻里，还以建桥筑堤、铺路赈荒、笃行公益的方式普惠社会。兴家之后的荣氏兄弟就是这样，不仅大批工友因获得工作机会而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广大市民也因其铺路架桥、办学助困、造福乡里而享受到许多福祉。兄弟俩的父亲荣熙泰就曾教导说：“治家立身有之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这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说如出一辙。

三、结 语

家训乃家族文化历久积淀而成，敦化成学，内涵丰富，尚德崇文、积极进取的道德取向，是世家望族的珍贵人文传统。其文化传承以及对人一生的影响，深入骨髓却润物无声，正如作家马伯庸所说：“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就像是一件古董，历经许多代人呵护打磨，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慢慢地这传承如同古玩一样，会裹上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沉静温润，散发出古老的气息。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渗透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血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10]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因诞生于久远的封建时代而必然遗有一定旧的糟粕，如歧视妇女、束缚人性、封建迷信、盲目重孝等，但许多累世传承至今的优秀文化元素，在今天仍具有正面教化价值。尤其以家训为主要载体的家族文化，在立德修身、治家睦邻、尊规守约、教化敦伦、治学济世、廉洁自律等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仍值得借鉴、吸纳与传承，其内涵精髓无论对个人品格意趣培养，还是核心价值观构建，乃至完善教育机制、匡正失范之风、推进社会道德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