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谐”：文化视阈下的女性修辞特点考察

谢元春

（同济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200092）

女性修辞是以女性为修辞主体的语言活动，影响女性修辞特点的因素纷繁而复杂，不过，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主体的特征是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正如王希杰所言“自我，即交际者本人，是交际活动中最主要的因素，它是表达和理解两个方面的矛盾的主要方面。”［1］修辞主体的性别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男性和女性由于其天赋的生理差异以及后天的社会文化定位的不同，表现出相异的性别气质，凝结在其修辞中，也必然会使之具有相应的特点。

正是基于性别因素稳固且持久的影响力，我们立足于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这一大的背景，将作为修辞主体的女性视为一个性别整体，结合女性修辞的现实表现，认为“求谐”是其在表情达意时所表现出的核心特点。

一、女性修辞“求谐”特点之具体表现

“求谐”即“求得和谐”，指女性在话语修辞中所表现出的主动、积极地利用各种有效的语言手段，以期与修辞受体建立和谐关系的特点。

修辞关涉到修辞主体和修辞受体两个方面。修辞主体发出的话语除了传达出其所要表达的思想或信息，还能作用于修辞受体的情绪、心理，给其带来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有积极影响者，能促进修辞主体与受体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有消极影响者则反之。女性修辞的“求谐”特点集中表现在其对修辞策略的选择上，即在修辞时采取各种巧妙的策略，通过给修辞受体带来愉悦情感体验，去实现人际的和谐。

（一）拒绝、指责的修辞策略：女性修辞能通过有效维护修辞受体的面子而促进和谐

“面子”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David Yau-fai Ho曾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面子是个体根据他在社会网络中占据的地位、合适的角色表现和被人们接受的行为操守，而要求别人对其表现出的尊敬和顺从。”［2］尽管人们对于面子抱着毁誉参半的态度，但面子观念仍旧深值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杨国枢对此曾指出：“人情与面子成为传统中国人相互回报的方式，以维持人际平衡。”［3］而拒绝与指责这两种常见的话语行为均表现为对他人言行的否定，对于听话人来说都是不如意的，也是有损听话人面子的。因此，人们在表示拒绝、指责时究竟采取何种修辞策略，将直接关系到听话人的面子问题。

由于修辞主体在文化背景、性别、个性等方面的差异，他们拒绝、指责他人时所使用的修辞策略也会有所不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些研究者已注意到了性别因素的影响，认为女性比男性基于表意委婉的考量，在拒绝与指责他人时会更为礼貌。

事实上，正如以往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发现汉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与男性相比较，使用委婉修辞策略来拒绝与批评他人的频率明显高于男性，比如在拒绝他人时，女性更倾向于间接拒绝，或者使用语气词等语言手段来柔化语句，在批评他人时则多采取双关式（指桑骂槐）、比较式等间接指责的方式。如：

（1）黛玉磕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红楼梦》第八回）

（2）婉小姐横波嗔了和光一眼，“我可不像你那样慢性子！你是人家送上门来还要双手拦住，说，慢一点，还得看个好日子！”说着，她自己也噗嗤地笑了，忽然把那玳瑁猫抱了起来，熨在胸前，就像抱一个婴儿，又说道，“我巴不得连夜去呢！生怕去迟了就被别人抢了先。”

和光也被她说得高兴起来，放下烟签，霍地坐了起来，说道：“好罢，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不要，”婉小姐抿嘴笑着，“不要你去，我才不要你去呢！你给我看家就好啦！”放开那猫儿，婉小姐腰一扭，就歪在烟榻上，有意无意地也拈取一支烟签，替和光打泡。（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

在例（1）中，林黛玉因看到贾宝玉听从了薛宝钗的劝说，心中对他有所不满，但又不便直接流露，所以当丫鬟雪雁来送手炉时，利用语境的双关对贾宝玉进行了指桑骂槐似的指责。林黛玉的这一番话，表面上是责怪雪雁过于听丛紫鹃的话，实际上是嗔怪贾宝玉去听从薛宝钗的话。在在例（2）中，婉小姐对于丈夫提议的拒绝虽然采取了直接拒绝的方式，但因语气词“呢”的添加而给话语增添了柔和、娇嗔的色彩。以上两例中，表达者的拒绝与指责方式都含蓄而巧妙，既能实现话语目的，也对接受者的面子给予了较好的维护，使其能较为心平气和地接受。

与之相反，在男性话语中，表示拒绝或指责他人的话语则相对显得直接、坦率：

（3）“你不是劝我离婚？”

“当然不是！”张大哥的左眼也瞪圆了，“宁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况且你已娶了好几年，一夜夫妻百日恩！离婚，什么话！”

“那么，怎办呢？”

“怎办？容易得很！回家把弟妹接来。她也许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儿，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您那些《聊斋志异》！”（老舍《离婚》）

（4）一次他走到李燕身后，想看看李燕每天都跟人聊些什么，李燕赶紧用身子护住屏幕，不让他看。他推开她身子，原来网上谈的都是男女关系。费墨：“无聊不无聊哇，多大岁数了！”

李燕倒急了：“你整天不跟我说话，还不让我跟别人说呀？想把我憋死呀？”

费墨摇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怎么能自甘堕落呢？”（刘震云《手机》）

例（3）中，张大哥为了反驳、指责老李对于婚姻与家庭的观点，同时树立起自己的观点并说服对方，说话的口气非常直接、坚决，表现出鲜明的男性气质。例（4）中，费墨看到妻子花费大量时间在网上与人谈论男女关系时，对妻子这种行为进行了指责。其使用的词语诸如“无聊”、“自甘堕落”等，都带有非常强烈的贬损、谴责的语义。

虽然两性在发出拒绝与指责的言语行为时，都可能会使用各种修辞策略来调整话语。但是，相对来说，女性的这种修辞行为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这说明女性比男性在交际交流中更注意维护修辞受体的面子，营造和谐的交际氛围。

（二）称赞的修辞策略：女性修辞能通过充分给予修辞受体面子而促进和谐

拒绝与指责通常给听话人带来不悦的情感体验，而称赞则正好相反。称赞是对他人进行积极评价的语言行为，它能体现出对听话人的认可、尊重，充分给予听话人面子，是人们在交际时为抬高他人，营造出友好交际氛围的有效手段。

修辞主体的文化背景、性别特征等都会影响到人们称赞他人的方式。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善于使用称赞语与肯定语。国外学者Janet Holmes［4］的研究表明，在她的新西兰英语数据库中，68%的称赞语来自女性。因此她认为称赞现象更像是属于女性专利的言语行为。国内的学者如贾玉新（1997），魏耀章（2001），冯鸿江（2003），权立宏（2004）等也都对称赞语运用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女性相对更容易称赞别人。可见，不管是其他民族的语言还是在汉语中，男女两性对于称赞策略的运用都存在差异。这种区别既表现在称赞使用的频率上，女性修辞中高于男性修辞，同时也表现在称赞的语气与程度上，女性修辞强于男性修辞。如：

（5）星子朝他笑了笑，粞亦回笑了一下，笑完，粞说：“演得不错吧？”

星子说，“①我非常服气。”

粞说：“想不到你能跟我配合得这么默契，②你很聪明。”

星子说：“③但是你更聪明。我的聪明得靠你的聪明提示。”

粞笑了，又说：“④聪明是所有认识我的人对我的评价，⑤你看得很准。”

便是这回，星子对粞有了比旁人多几分的亲近。（方方《桃花灿烂》）

在例（5）中，身为女性的星子面对粞的提问，使用了话语①，通过主观感受的描述对粞进行了肯定。粞在接受到星子的肯定之后，也给予了一个夸赞性的回复②。此时，交际双方均发出和接受了一个称赞语，这个话题应该可以宣告结束。但是，接下来星子又继续发出了话语③，对粞进行了更深程度上的夸赞，而面对星子的夸赞，粞发出了话语④和⑤。其中话语⑤看似对星子能力的认可，实质上是借对星子能力的认可而肯定话语④，即粞的重心是在于对自身能力的肯定。这一段对话中，女性人物对男性人物发出了两处称赞，并且在称赞的程度上都强于男性人物。

除此，在涉及的内容上，女性称赞语也比男性的称赞语范围要广，不仅包括对方的成就、事业等，还会涉及到对方的举止、外貌等。如：

（6）“大妹妹可真是个俏式小媳妇，头是头，脚是脚，又安稳，又老实！”大嫂讲演完了干姑娘，开始褒奖干姑娘的母亲。从干姑娘的母亲又想到干姑娘的父亲：“老李——亲家，你就别不满意啦；还要什么样的媳妇呀？干干净净，老老实实，得了！况且，有这么一对虎头虎脑的小宝贝；放下你们年青小伙子的贪心吧！该得就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比什么也强。看那个马老太太——”

“哪个马老太太？”（老舍《离婚》）

例（6）中，说话人张大嫂对于听话人老李的妻子不仅从外貌、举止上进行了全方位夸赞，而且还通过以关联词“又……又”来连接的并列复句进行了双重夸赞，从而大大强化了其夸赞的语义，突出了对听话人的溢美之情。

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渴望得到别人对自己肯定的评价，称赞语能满足人们这一心理需要，它的巧妙运用确实能建立或维系融洽友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女性修辞中对于他人全方位的、较为夸张的称赞语，只要运用恰当，就能促成友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三）调解的修辞策略：女性修辞能通过巧妙化解人际摩擦而促进和谐

人际交往中的交际摩擦在所难免，语言在缓解或消除交际摩擦这一方面的功用不可忽视。因为语言能影响交际氛围以及交际双方人伦关系的建立，即使是指责或拒绝他人的话语，如果能用友好、和善的方式来表达，也能给听话人带来较为愉悦的情感体验，从而有效避免人与人之间的龃龉与疏远。相反，即使是表扬与肯定他人的话语，若采用了不得体的表达方式，也可能招致听话人的反感与厌恶，至于那些粗鲁、恶意的话语，更是会给融洽人际关系的建立带来极大阻碍。

刘翔平、葛鲁嘉曾经提到：“心理学家在研究人际协调能力时发现，两性在这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不论具体所处的文化如何，女性都更多地对他人表示同情和提供帮助，她们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平等，甚至宁肯以自己的忍让来达到这一点；而男子追求的是公平，强调竞争，在他们看来，谁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5］正是由于两性在“包容”度上的不同，当面临人际交往的摩擦、矛盾时，男性与女性往往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一般来说，男性由于天赋或后天养成的刚硬、果断的气质，多倾向于极力坚持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利益，其话语在人际交往中的劝解作用不是那么突出。相对而言，女性在交际中往往以退让的姿态出现，能更主动地利用温和、谦让的表达方式去缓解矛盾，避免摩擦恶化。比如在家庭这个社会小单元中，女性修辞便常常在维系和睦的家庭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任何有过正常家庭生活的人都有体会，无庸赘述。

同样，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修辞也是调解矛盾的有效润滑剂。我们不妨看下例：

（7）父亲这才如获大赦般捣蒜一样点头，何建国不由得闭了闭眼。父子二人向外走。如果店方见好就收到此打住，这事就算完了，孰料在父子二人走到操作间门口的时候，他们不知是谁在身后兴犹未尽骂了一句：“傻逼！”是笑着骂的，那一声笑，将城里人对农村人的蔑视将他们在农村人面前高高在上的优越暴露无遗。何建国一直全力压制的怒火一下子喷发而出，他站住，一个车转身，阴着脸问：“谁？刚才是谁？谁骂的？”所有人都向后退，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他们都读出了何建国眼中的狂野。何建国向前跨了一步，再次问，“说，谁？！”

这时小西挤了进来：“走走走！……爸，建国，我们走！”

何建国一把把她推开：“你走！带咱爹走！”（王海鸰《新结婚时代》）

在例（7）中，何建国的父亲因为丢了钱包不能结账而导致了饭店人员的刁难和指责。当店员再一次因此事而发出嘲讽时，何建国进行了愤怒的还击，而妻子顾小西的话语则显然是想通过己方的退让来息事宁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发。

可见，在面临人际交往中的摩擦与冲突时，女性多采取劝解、求和的修辞策略。女性修辞策略上的选取表现了女性比男性更为容忍、宽容的个性，以及能更为主动地去调节和化解矛盾，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态度。

二、女性修辞“求谐”特点之成因

女性在修辞时，往往以满足听话人心理需要、实现交际双方的融洽与谐和为主要目标，使得其修辞表现出“求谐”的特点。女性的话语之所以具有“求谐”的特点，虽与其天赋的生理性别有一定关联，但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个性与气质的塑造。

（一）“求谐”特点是“忍”文化传统的投射

“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忍”作为人们为人处世的一种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极力提倡，并且对于女性的“忍”还专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以东汉班昭的《女诫》这一本中国古代女子道德行为标准的典籍为例，其中就有大量关于“忍”的论述。如第一篇“卑弱”篇，便集中体现了对于女性“忍”的要求与规劝。全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对女性“忍”的要求，其一是要求女性在心理上能克制心中喜恶：“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6］其二是要求女性在生理上能忍受劳苦：“晚寝早做，勿惮夙夜”［6］。其三是要求女性在言行举止上能隐忍端庄：“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6］17。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女性应当在言行举止上均具有一切“忍”的特征，其目的是维护和睦人际关系。

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上看，中国女性“隐忍”气质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源于她们长期对于男性的依附性，在经济上缺乏独立，不得不遵从社会对她们这一“忍”的道德规定，以获取社会的认同。因此，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对于“忍”文化的遵从更为全面而彻底，她们更善于掩饰内心的真实感受，善于克制自我，也更善于忍耐和善于牺牲。

当然，“忍”文化的具体内涵具有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会有所不同。在当代社会，“忍”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对人们坚韧、宽容等品质的强调，同时也扬弃了对人们尤其是对女性屈从、迎合等消极品质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意识的觉醒，当代女性不再像以往那样在他人面前盲目顺从、忍气吞声。但尽管如此，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天赋个性中的温和特质，当代女性仍旧具有一种体贴、谅解与宽容的“忍”的品质，并时时投射在她们的修辞中。

因此，不管是传统还是在现今社会，中国女性都表现出“隐忍”的性别气质。折射在她们的话语修辞中，便形成了特定的修辞表现，即通过修辞策略的使用，由此来强化对于他人的忍让与顺从，并凸显出自我的卑下与对方的尊贵，给予对方面子。

（二）“求谐”特点是“礼”文化精神的传承

中国文化中的“礼”是儒学的核心，它规范了国家关系和家庭的关系，包括庞大的礼数形式，其中既包含对所有人都具约束力的部分，也有与人们身份、性别、地位等相适应的部分。

从性别这一视角来看，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礼”的道德规定有相异之处。从“礼”蕴含的内容来看，男性的“礼”更多地包含了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规定，而女性则因其社会地位的低微以及“主内”的社会分工局限，她们的“礼”则更多地体现在人伦方面受到的约束，即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恪守的种种细碎的礼节。仍旧以《女诫》为例，第四篇“妇行”中有这么一段：“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为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为妇功。”［6］3文中的论述便是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对女性应当讲求的“礼”作出的详细规定。此外，从“礼”的强度来看，相对于男性而言，社会对女性“礼”的规定更为细致、严苛，对男性则相对宽容。女性的“失礼”极易被社会所不容，男性的“失礼”则常被解释为男性气质。传统社会是如此，即便在当代社会，“礼”文化对于女性的约束依旧大过男性，比如从关于礼节、礼仪的书籍来看，绝大部分是针对女性而作。

因此，正因为女性比男性受“礼”文化影响更大，女性自小所受到的文化教育及其性格特质都使得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比男性更注重“礼”，她们的修辞中被“礼”文化渗透的痕迹更深，如为对方着想，尊重对方，不伤害对方，在话语里尽量赞誉对方，贬低自己，认可对方，这些都是女性基于“礼”文化的要求，而在修辞上有意识的营构。

（三）“求谐”特点是“和”文化价值的实践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忍”与“礼”的重视，其本质是为追求“和”的境界，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这种对于“和”的追求，在女性这一群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男性的价值集中在赚取生活资料和获取社会地位上，而女性的价值则表现为繁衍后代与处理家庭事务，如《周易·家人》的“彖辞”所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7］。基于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工模式，处理家庭事务、维护家庭和睦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女性最重要的责任与义务。这导致在中国古代女性的价值观中，“和”的观念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女性不仅在行为举止上要时时贯彻“和”的精神，在言语修辞上也要处处体现“和”的境界。如《女诫》中的第二篇“夫妇”、第七篇“和叔妹”，均立足于“和”，对女性如何维护好与家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作出了阐述。“和叔妹”篇中作者指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其亲，其蔽也哉！”“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6］3这些论述都鲜明地指出了维护和睦家庭关系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传统的社会文化给予了女性特定的性别规范要求和角色定位，“和”文化不但逐渐形成了一种女性需要自觉遵循的社会道德准则，而且成为她们重要的价值观念，它不仅影响着古代女性的思想观念与言行举止，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女性。尤其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和”文化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源泉和强大的精神支撑，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和”，这也自然推动着女性去遵守“和”文化的要求，充分发挥女性温和、细腻、情感敏锐等个性优势，有效利用温婉、礼貌，富于女性气质的言语行为，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达到和谐状态，从而为建设和谐文化，促进社会和谐而发挥作用。

如上所述，从女性修辞所采取的策略来看，都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以满足对方心理需要、维护和睦人际关系的动机，并使得其修辞具有的“求谐”的特点。女性修辞之所以具有该特点，是女性基于先天的生理性别与后天的文化定位的影响，在生理与心理特征上都与男性存在一定差异，这使得女性在修辞时，为符合自身的性别角色定位，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为实现和谐人际关系而努力的倾向。

当然，由于女性的内部存在着阶层、职业、文化素养、年龄、经历等的区别，并且这种差异必然对其话语行为有所影响，所以，女性内部修辞的“求谐”特点具有一定差异性，如将一个大学女老师与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女工的话语进行对比，就会清楚地看出这种差异：前者“求谐”的特性较为突出，话语表达温文尔雅；后者则可能在言语中有意或无意地偏离“求谐”的特点，话语表达率直通俗。不过，这种差异只是层次上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区别。与同等背景的男性相比，女性在修辞时大多比男性更积极地去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我们说女性修辞“求谐”这一核心特点既有女性作为一个性别整体而表现出的一致性，也有因女性之间的个体差异而具有的层次上的差异性。

［1］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8.

［2］David Yau-fai Ho，“On the concept of face”［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4 ，Vol.81（1976），p.867.

［3］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8-99。

［4］Janet Holmes，“Paying compliments：A sex-preferential politeness strategy”［J］.Journal of Pragmatics，NO.4，Vol.12（1998），pp.445-465.

［5］刘翔平，葛鲁嘉.男女差异心理学［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146.

［6］张福清.女诫——女性的枷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17.

［7］［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