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孟子研究（1983-2012）：计量统计与特点分析

王建军， 刘瑾辉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扬州 225002）

近三十年孟子研究（1983-2012）：计量统计与特点分析

王建军， 刘瑾辉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扬州 225002）

近三十年来，孟子研究蓬勃发展，参与者愈来愈多，年成果量不断攀升。通过前、中、后十年研究成果总量和年平均量对比可知，孟子研究成果数量成倍增长，特别是后十年几乎呈直线上升。近三十年孟子研究呈现出思想研究是关注重点，文学研究持续受重视，孟学史研究势头强劲，多学科共治《孟子》等特点。

孟子；孟学；孟学史

《孟子》是儒家经典，哲思深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产生过极为深刻、广泛的历史影响，直至今日依然为人们所珍视。自汉以来，研《孟》者众，成果丰硕，并形成了专门学问——孟子学。宋代二程合《四书》，朱熹注《四书》，《孟子》入经，孟子地位逐渐提升，更多的人关注《孟子》，孟学渐成显学。研治《孟子》，不同朝代，关注的内容不同；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有别；不同的学者，治《孟》的角度和方法亦异。有的关注《孟子》的思想价值，有的研究《孟子》的文学成就，有的倾力于《孟子》篇章内容及文本演变，也有人偏重孟学史的研究。

我们对1983—2012年近30年中国大陆孟子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其中包括公开发表在报纸、期刊上的文章，博、硕士学位论文，学术会议出版的论文集。概况如下：

（一）近30年来，孟子研究蓬勃发展，参与者愈来愈多，年成果量不断攀升。

从柱状示意图可知，1983年孟子研究成果量是47篇，到2012年上升到647篇，提高了13.8倍。1983—1992年孟子研究成果量是499篇，平均每年49.9篇；1993—2002年孟子研究成果量是824篇，平均每年82.4篇；2003—2012年孟子研究成果量是3770篇，平均每年377篇。通过前、中、后10年研究成果总量和年平均量对比可以看出，孟子研究成果数量成倍增长，特别是最近10年几乎呈直线上升。

（二）近30年孟子研究成果大概可分为四类，即思想研究、文学研究、孟学史研究和其他研究。思想、文学、孟学史研究之外，涉及许多学科领域，统称为其他研究。研究概况如表1：

表1 近30年孟子研究统计总表

据此，可见孟学研究愈来愈受到学术界重视，研究成果数量逐年递增，多学科共治《孟子》的特征。

一、孟子思想研究是关注重点

从表1可以看出，1983—2012年孟子研究成果总量是5103篇，孟子思想研究是2500篇，占总量的49%，所以孟子思想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我们将孟子思想研究分为政治、伦理、哲学、经济、其他5类，具体数量关系见表2：

表2 近30年孟子思想研究统计表

孟子思想历来备受关注，近30年研究成果总数为2500篇，占据各类研究成果数量之首。其中政治思想研究成果1208篇，占思想研究总量的48.3%；伦理思想研究850篇，占思想研究总量的34%；政治和伦理思想研究成果数量合计占思想研究总量的82.3%。《孟子》是入世哲学，所以历代统治者关注《孟子》，借助它教化民众，安邦治国；学者研治它，陶冶情操，丰富思想，提高学识。大部分学者研治《孟子》，立足于孟子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时代在发展，理念在更新，但对孟子思想研究的重点没有变，只是赋予了新的内涵。其中对孟子思想核心问题关注度高。

1.孟子人性论

“道性善”，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宗旨”和“要领”，性善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所以近30年来学者从多角度探讨孟子的人性论。有性善论探源，有孟荀人性论比较，有分析孟子性善论影响等等，其中关注较为集中的有两类：一是孟荀人性论比较研究。储昭华认为：孟子人性论的实质是朝向未来与人的超越能在性，孟子人性论理路具有以精神的超越遮蔽自然本性的欲求、对权利的消解与延宕的负面效应；荀子人性论的特征是立足当前与人的现成性，荀子人性论具有对事实的正视与强烈的现实感、对人的自然本性和现实利益的肯定的积极效应[1]。杨正馨认为：在战国时代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论争鸣中,孟子力倡人性善,荀子力主人性恶,他们的学说不只在当时蔚成大家,而且对后世的人性讨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及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理论时,人们往往认为他们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即使有人指出过他们也有着相通和相容之处,也认为其对立和差异是主要方面,这似乎成了学术界的定论。事实上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我们只要透过字面和表述形式上的差异，从更深层次、全面地考察和比较他们的人性论，就可以发现其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2]。二是孟子性善论探寻。杨泽波认为：自从孟子提出性善论以来,赞成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一些人,竞相驳难,指出了性善论不少毛病,但奇怪的是,性善论从来没有被真正驳倒过。该文从“天——性善论立论的形上根据”、“善辩——性善论立论的重要保证”、“生命体验——性善论立论的命脉”等方法论视角，探寻性善论立论之谜[3]。杨海文认为：在战国中期的人性论思潮中，不同于告子，孟子认为，完整的人性结构包括义理当然性之性、生物性之性两个部分，其中前者居于关键地位。通常所说的“性善论”，实际说的就是义理当然性之性是善的。性善论也具体地展开为两个方面：“性本善”涉及了本体问题，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性向善”涉及了功夫问题，解答了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为了进一步彰显性善论的道德激励功能，孟子继而原创性地开启了“以心善言性善”的基本思路，并揭示了“四心”与“四德”的微妙关联，最后把“本心”既解释为本体论的实在，又解释为存在的过程[4]。

2.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观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开创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新篇章，为后来的义利之辩奠定了基础。近30年来学者主要从3个角度探讨孟子义利观。一是孟子义利观探析，二是分析孟子义利观的社会现实意义，三是墨子、孟子、荀子等多家义利观比较研究，其中孟子义利观探析受到的关注程度最高。张奇伟认为：义利之辨是中国儒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孟子把义利问题的讨论向深层次延伸，试图从人的内心心理活动和人性的角度探求义利之辨的内在依据，在强调道德、道义的主导和原则作用的同时，注重于道德作为行为方式和活动工具的作用和意义，将义利之辨和自然与必然、动机与效果、主观努力与客观结果等理论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义利观更为深刻和完善，孟子反对抽象地谈义与利的价值比较和行为取舍，主张具体地、现实地比较和取舍[5]。周淑萍认为：在义利问题上，孟子没有忽视人们物质欲望的正当性，承认人们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抛弃利，肯定人们对财利的欲望是人们的基本欲求，所以他不反对求利。但是，他又把义引入了求利活动，认为义即精神才是人的价值的集中体现，因此他对不同层次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统治者和士人求利，须受义的规约，义利不能兼顾时，应舍利取义，必要时，当舍生取义；平民百姓求利，则尽力予以保护，不必加以过多的道德约束[6]。

3.孟子王道政治主张

孟子的“王道”理念内涵是：对百姓要“不违农时”，“以德行仁者王”，“小康”社会思想，尧舜禹“先王”之治等。近30年学者研究侧重于孟子王道思想辨析与王道思想现实社会价值两个方面，其中孟子王道思想辨析影响较大。张美宏认为：王道理想是孟子政治哲学的核心,作为一套超乎现实却又对现实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念,其践行的基石被孟子归结在人的心性之上。立足于“心”，孟子提出王道缘起于“仁”,基于“性”，孟子断言王道的落实在于“义”；由“心”“性”的统一确立了仁义一体的构想，据此认为,“居仁由义”是王道理想得以向现实转化的基本思路[7]。唐潇浩认为：言及孟子政治学说时，论者多以为其王道政治之不行实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通过对其王道政治学说本身的考察,可以看到这一学说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性质才是其无法参与现实政治构建的主要原因[8]。

4.孟子经济思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驶上快车道，学者在继续研治孟子哲学、伦理、政治思想的同时，孟子的经济等思想受到学者的关注，主要关注孟子的 “土地辟，田野治”、“制民之产”、“薄税敛”等经济思想。王文胜、苏慧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以孟子的经济思想最具代表性,孟子经济思想的基础是儒家的义利观,基本经济理念是儒家的中庸原则,在关于人的假设上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在经济政策上则提出了仁政主张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经济政策。孟子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色,现代经济学者完全可以从孟子及儒家的经济思想中吸取营养,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经济学[9]。岑明认为：孟子以恢复井田制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小生产经济或小农经济思想,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民本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主张既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幻想性,也有一定的深刻性和进步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10]。

二、《孟子》文学研究持续受重视

《孟子》是先秦散文中的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历来受到推崇。所以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学者倾力于《孟子》文学研究。近30 年来《孟子》文学研究仍受重视，具体研治情况见表3：

表3 近30年《孟子》文学研究统计表

我们将《孟子》文学研究分为：语言文字、语法修辞、论辩艺术、篇章结构、文学理论5类。共有266篇研究成果涉及语言文字，占文学类810篇的32.8%，关注度最高。其次有184篇研究成果关注文学理论，占文学类810篇的22.7%，《孟子》文学理论富有特色，历来受到重视。余下依次是论辩艺术、语法修辞、篇章结构，分别有154篇、126篇和80篇，占文学研究810篇的19%、15.6%、9.9%，相对而言，文学研究各类分布不是太集中，说明学有所攻，各有所成。

1.《孟子》文学专题研究兴盛

专题研究孟子散文论辩艺术的文章有39篇，分别从诙谐幽默、精炼准确的语言，散整错落的句式，丰富多彩的辞格，无可阻挡的气势和犀利的词锋，畅达详尽的铺排，因势利导诱敌深入的逻辑推理等角度，推崇孟子的论辩艺术。专题研究孟子“以意逆志”文学思想的文章有25篇，有的释“以意逆志”中“意”和“志”的含义，有的析如何正确理解“意”和“志”，有的评价历史上对“意”和“志”不同的理解，有的专门阐述如何使“以意逆志”成为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专题研究《孟子》比喻修辞手法的有31篇，有的对《孟子》运用比喻技巧进行探析，有的解析《孟子》比喻的主要特色，有的分析《孟子》比喻对论辩效果的影响，也有比较《孟子》与《庄子》比喻的异同。边家珍认为：孟子好辩，亦善辩，统览《孟子》七章，凡有思想交锋处，孟子无不显得侃侃如，滔滔如，把握主动，游刃有余，举其荦荦大者，孟子论辩主要用明以厉害法，启发诱导法，事理辩驳法，引人入彀法，谐笑讽刺法，喻以明理法等六法[11]。周才庶认为：孟子 “以意逆志”论在寄寓人格理想、解说仁义道德的背景中提出,“文”、“辞”、“意”、“志”这几个关键字有其具体的涵义,而“逆”这个阅读行为衔接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历代重要注家如赵岐、朱熹、焦循等对孟子“以意逆志”论作了各自的注释,在这个历史脉络中发展了“以意逆志”论的内涵。“以意逆志”论和阐释学、接受美学有相通之处,我们可以挖掘它在文学上的诠释及接受方面的现代意义,运用“以意逆志”的思想来建立文学批评的阐释理论[12]。熊浩莉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观点的阐述都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孟子的比喻运用在诸子中亦是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按当代比喻的理论来看，《孟子》比喻的运用形式多种多样，绝不是明喻、暗喻、借喻三类所能概括的。鉴于《孟子》比喻实践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可将《孟子》比喻分为词句类比喻与篇章类比喻两大类。《孟子》词句类比喻又分为基本形式及其变式两个方面。《孟子》篇章类比喻的运用，主要有以经典诗句喻志、选取生活小事作喻体、讽喻、故事喻四种表现形式。在认知隐喻理论下研究《孟子》比喻，可分为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从认知的角度可以看出孟子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他对后世行为方式的影响[13]。

2.《孟子》文学研究分工细，研治深入。

传统对《孟子》文学研究大都着眼宏观，整体把握。近30年来，《孟子》文学研究显示出分工愈来愈细，甚至专研一字一词，细致入微。宋永泽认为：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般的语法著作和语法研究者把“子”都解释为表尊敬之词。我们在考察了《孟子》全部代词及“子”的所有用例后发现，“子”在《孟子》中却无表尊之意。在分析“子”和“尔”、“汝”及“夫子”、“先生”在《孟子》中的不同用法，对比《孟子》和《论语》对“子”的用法后发现，“子”在《孟子》中是以一般的对称代词出现的[14]。刘子瑜认为：在对《孟子》中“以”字的用法作一定性定量的分析基础上,可知古汉语中“以”是一个用法较为复杂的词，其发展脉路应该是先由动词“用”的意义虚化为介词，介词“以”主要表所用和所因，“以”表所用和表所因，都是从用的意义演变而来的，再由介词进一步虚化成连词，用以连接两个谓词性成份，或连接修饰语与中心语，构成偏正关系[15]。马智强认为：《孟子》中“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一句的“舍”字，历来注家没有给它一个恰当圆通的解释。“舍”应解作“止息”（停止），这是它的常用意义之一。“舍”与“皆”之间应以一读断开，不应连文[16]。林克勤认为：《孟子》起立类词汇有“兴”“作”“起”“立”四个成员。“兴”“作”的词义已经高度抽象,只有“起”“立”指称具体的起立动作。由此考察《孟子》,确定其中历来有争论的“作兴”二字应该连用[17]。不管是语言文字、语法修辞，还是篇章结构、文学理论，都进入深层次探讨，且多有独到见解。

三、孟学史研究势头强劲

汉以来，孟学一直受到重视，但古代对孟学史重视不够，很少有人涉及。近现代基本局面没有大的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后期，孟学史研究才逐渐被重视，且发展势头强劲。具体研治情况见表4：

表4 近30年孟学史研究统计表

1983年至1992年，孟学史研究成果是28篇，1993年至2002年，孟学史研究成果是70篇，2003年至2012年孟学史研究成果是172篇。从总体看，近30年孟学史研究基本呈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上升势头更加明显。我们将孟学史研究大概分为孟学专著研究、孟子学人研究、孟学思潮研究、孟学断代史研究四类，近30年研究成果分别是184、34、51、11篇，其中孟学专著研究占总量的65.7%，孟子学人研究占总量的18.2%，两者占孟学史研究成果总量的83.9%，说明孟学史研究的重点是孟学专著和孟子学人研究。

1.孟学专著和孟子学人研究受青睐

在孟学史研究成果中，侧重孟学专著、孟子学人研究成果很多，将两者结合研究的成果也不少。诸如赵岐、朱熹、黄宗羲、戴震、焦循、康有为的孟学研究，特别是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黄宗羲《孟子师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焦循《孟子正义》和康有为的《孟子微》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数量较大。朱松美认为：赵岐的《孟子章句》一直被认为是以追求对文本的“纯客观”诠释为特色的“汉学”的代表,而与以“意义发挥”为特色的“宋学”相对应。然而,事实却是:《孟子章句》以“解”“喻”结合、“原意”与“用心”互现的诠释实践,开启了中国诠释史上方法论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统一的诠释之路[18]。曹小云认为：宋人的传注,重义理而轻考据,甚至把训诂引向“六经注我”的歧途。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人注解古书存在一些问题,就一概抹杀他们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宋“理学家亦有理学家之训诂”,他们有些人在注释古书时,注意神理,玩味语气,力求文义贯通,比之唐人“释词忘义”似有进步之处。比如南宋的朱熹在宋代传注家中的地位,便与郑玄在汉代传注家中的地位一样重要。朱熹的《孟子集注》对《孟子》的研究,很多地方超出前人。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能突破前人的“释词忘义”,把《孟子》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进行研究,同时又能突破前人“疏不破注”的陋习，大胆地提出新的观点，他的注解洗练、简明，一语道出旨意。但朱熹《孟子集注》训诂失误较多，句读失误也不少[19]。董洪利认为：《孟子注疏》是见于著录的北宋第一部《孟子》注本。《孟子注疏》虽题名为孙奭所作,但据前人研究,此书是假托孙奭之名的伪作。但前辈学者仅凭屈指可数的例子,就断然判定《孟子注疏》不是孙奭的作品,有些底气不足。指出关于《孟子注疏》的作者问题,除非有更为直接的过硬材料,否则只能存疑。以现有的材料为依据,无论说《孟子注疏》是孙奭的作品或不是孙奭的作品,理由都显得不够充分[20]。刘瑾辉认为：焦循的《孟子正义》是清代第一部用一家之注的新疏,也是清代本赵注《孟子》仅存的一部新疏。于赵注,申、补、正、存,实事求是,不墨守唐宋旧疏“疏不破注”的成法,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尽显清学特色。广考博征,融会贯通,精审独到,是清代新疏家模范作品[21]。

2.孟学断代史研究趋热

自上个世纪末，孟学史的研究不断升温，有纵观孟学发展史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孟学断代史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汉、唐、宋、元、明、清、民国每一个断代孟学史都有研究成果。梁涛、杨海文认为：孟子研究包括孟学、孟学史两大部分。20世纪以来,随着孟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孟学史研究亦取得不小的成绩,出版了两部通史性专著、五部断代性专著,发表了一批较有质量的专题论文,有望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孟学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相关研究大多寓于经学史（四书史）、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之中,专门成果相对较少;文献与义理二者较好结合的成果较少,一些断代还没有孟学研究专著;研究义理性著作的较多,关注考据性著作的较少。因此,今后孟学史研究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就须特别注重:多学科结合,尤其强调文献学对其他学科的基础作用，史论结合,尤其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对历史思想史进路的理论支持;宏观微观结合,尤其强调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古今结合,尤其强调传统资源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提升。有史料、有观点、有主线、有关切,方是孟学史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22]。赵庆伟认为：自战国时代以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发其端,两汉时期名物训诂与思想辩驳并重,魏晋至隋唐偏重音义注释,宋、元、明则偏重义理阐发。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在偏重考据的基础上,义理阐释等方面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随着孟学的发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改造。一部孟学史,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就是一部《孟子》诠释史。孟学的发展与儒脉的兴衰是同步的,并且还促进了儒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23]。丁原明认为：两汉的孟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孟子》被置为传记博士的时期。二是在昭帝主持的盐铁会议时期，孟学得以复起。三是在东汉时期，先有王充撰写《刺孟》、后有诸儒为《孟子》作注。两汉治孟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人道思想和理性政治精神，从而对打破经学独尊和促进儒、道两家思想的整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4]。杨逊认为：孟学在先秦是显学 ,汉代还有尊孟派。魏隋间皇室更替是采用“尧舜揖让”模式以取代“汤武放伐”模式 ,封建世袭士族阶层倡“汤武逆取”说 ,贬抑孟学。统治者依靠封建宗族势力 ,他们倡“仁孝治国” ,标榜周孔之道。隋末农民以武力推翻暴君 ,“逆取说”不攻自破。孟学发展的最大障碍被排除。到唐代 ,庶族走上政治舞台 ,他们着眼于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 ,削弱世族特权 ,这和具有远见的孟学息息相通。唐初已有人尊孟。中唐出现尊孟思潮 ,封建统治思想开始由周孔“仁孝治国”向孔孟仁义之道演变 ,其侧重点是强化纲常名教[25]。刘瑾辉认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26]。

3.孟学思潮研究受重视

在孟学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学者尊孟，倾力孟子思想的解析，也有学者对孟子思想提出批判与争辩。换言之，历史上既有尊孟思朝，也有疑孟非孟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都对孟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此研究影响较大的是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认为两宋时期是孟子和孟学命运转变的关键时期,孟子地位在两宋时期急剧上升,孟学成为当时显学。在两宋时期孟子的升格运动中,有四种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柳开、宋初三先生为代表等宋初学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家、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宋代帝王。宋初学人紧承韩愈进一步肯定了孟子道统传人的地位,理学家则确立了孟子为宋以前孔子道统唯一传人的地位,将《孟子》合入《四书》,使《孟子》成为初学教育的必读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则将《孟子》升为兼经,悬为科举功令,确立了《孟子》在学官中的地位,使《孟子》成为士人弋取功名之路,从而在士人知识分子中迅速普及。宋室皇帝对孟子的推崇,使孟子升格运动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所以,两宋孟子的升格运动实际上是朝野上下合力共举的结果。 孟子地位之所以在宋代得以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子思想是两宋时代急需的思想资源。孟子的心性论、道统原型、辟异端,为两宋儒家学者振兴儒学、排击佛老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持。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疑《书》观,予以宋人破出迷信经典文本、笃信经典权威陋习的勇气和力量;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诗》观,对宋人急于摆脱丛脞繁冗的章句训诂的桎梏而以“心”解经方法的形成有着非凡的启示作用;孟子王道论中的井田说则为两宋政治家抑制兼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孟子“以小事大”的弱国外交原则为两宋力主以金钱换和平的君臣以难以言喻的心理支撑。此外,先于两宋孟学而兴起的《中庸》学对于孟子的升格以及孟学的发展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疑孟思潮是两宋孟学发展中的不和谐音,其中李觏、司马光、叶适三人是这股疑孟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非孟的理由基本相同,即孟子背离孔子君臣之道、背叛六经,孟子不能续道统;孟子心性说无验,孟子仁政说迂阔,孟子辟异端失于苛责;但是非孟的方式和动机则各不相同,李觏非孟是出于自由的学术批评,司马光非孟则主要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而发,在学术之争中羼杂进政治意气;叶适批孟则是借批孟进而批朱陆,否定理学家的道统说,认为唯有自己是儒家道统的合格承传者[27]。

四、多学科共治《孟子》

我们将孟子思想、《孟子》文学、孟学史研究之外孟子研究的成果，统统归入其他类。具体情况见表5：

表5 近30年《孟子》其他研究统计表

历史上也有从其他角度研治《孟子》的，比如从音乐艺术、自然科学等角度研治《孟子》，成果数量较少，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从1983年至2012年，前10年孟子研究其他类成果数是77篇，次10年是108篇，后10年是1160篇。除了从音乐艺术、自然科学等角度研治《孟子》外，有的以传播学、人类学、中外比较语言学、旅游学、文化学等视角研究《孟子》，也有“孟外线”研究，比如“孟母三迁”研究，《孟子》教学方法研究，孟庙、孟府、孟林建筑研究，孟子故里旅游开发研究等等。其他类研究成果数量增长速度惊人，其中“孟外线”研究势头更猛，但大部分已突破传统学术研究的范畴。

传统孟子研究，从学科角度分，主要是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新时期孟子研究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呈现出新的特点，那就是多学科共治《孟子》。学者从建筑学、艺术学、金融学、会计学、法学、旅游学等视角研治《孟子》，孟子故里的地方相关部门，高举圣人旗帜，大张旗鼓对《孟子》进行文化开发，孟子由圣人变成了“文化名人”，本来主要是学者士子关注的孟子，现在“活跃”在百姓生活中。《〈孟子〉：通功易事》一文称：《孟子·滕文公下》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认为所谓“通功易事”,是指“交换”，强调自由交换的利益之所在。孟子所强调的是要通过交换剩余的粟和剩余的布,可以互通有无；用多余的物品（“羡”）换取和补充不足的物品,可达致交换者各自处境的改善。这种改善就是当今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帕累托改进”。将西方人的概念“catallactics”和中国古代圣人孟子“通功易事”的概念进行关联研究。贾剑蕾认为：孟子主张仁政, 在其音乐思想中也体现出对音乐仁与义的追求。“与民同乐”是孟子的重要音乐思想, 它体现出对审美活动社会性的肯定。孟子从感官生理的角度肯定了音乐美感存在的共同性, 提出了对音乐美感共同性认识的理论, 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是首次。孟子的音乐思想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对当代音乐实践活动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28]。郑奕君认为：儒家比较重视统计，善于运用数量概念和数量关系来说明事物。孟子游学于梁、宋、滕等国，尽管未能将学说付诸实施,我们仍能看到其统计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调查统计；二是利用数量概念进行政治、经济分析[29]。赵耳东认为：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孟子，就其标准化意识而言，不同凡响。在《孟子》一书的《离娄上》篇中有不少表述，这种具有东方特色的有关标准与标准化的表述，为中国古代标准化理论奠定了基础[30]。唐忠民认为：孟子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经济、教育、刑罚的结合上,较全面地提出、阐发了预防和治理犯罪的思想[31]。多学科共治《孟子》，说明孟子思想博大精深，影响久远，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学科，都可以从这“百宝箱”中发掘出宝藏。

综上，近30年孟子研究趋热，参与群体不断扩大，成果数量成倍增长，研究热点、重点依旧，同时出现了新的增长点。文化开发势头正劲，圣学经世，圣人圣学“活跃”在经济、文化活动和百姓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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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光前）

2015-06-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孟学史》（12BZX0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孟子〉学史》（12YJA72001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孟子〉学研究》（11ZXB004）。

王建军（1971-），男，江苏淮阴人，扬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学术研究。刘瑾辉（1961-），男，江苏淮阴人，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学术研究。

B222.5

A

1671-6973（2015）05-0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