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翟青 王盛
摘要:经济全球化为整个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中国的环境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本文从全球化与环境发展理论回顾入手,以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上海在空气和水污染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对1990年到2013年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出口总额、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电力消费总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废气中烟(粉)尘排放量和危险废物产生量等数据进行分析比较,显示出上海的在地污染与经济全球化(生产出口)有着密切的正向关系,并进一步提出需要通过改变发展观念来从源头上杜绝污染产生的展望。
关键词:全球化;环境安全;在地污染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0-02
一、全球化与环境的理论
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定义繁多,维基百科中文版上“全球化”被解释为“全球化是指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但Kutting & Gabriela(2004)认为如果说当今世界已经“全球化”其实是过于夸张的,因为实际上世界还到处还有处于原始或与世隔绝状态的族群,一个比较适合的说法是: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正在变得全球化。
当今全球化的结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架构,其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UN)、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各类自由贸易区(FTA)等。在这样的全球化构架下,全球人类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比如地方文化和个性的逐渐消失,而全球化带来的在地化污染则已经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全球化中的在地环境安全问题,Kutting & Gabriela(2004)认为环境在社会科学里面只被看做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够的,并提出生态整理主义理念(Eco-holistic),将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四者统合考虑,基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研究环境和社会的关系。
在对于全球化与中国在地环境安全的关系方面。王红,齐建国(2009)认为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相互交织。一方面全球化加重了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包颉,侯建明(2010)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上海的环境造成污染、以及上海环境污染治理是否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两个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在1981—2007年期间,FDI对上海的环境已造成污染,但环境污染治理并没有使FDI减少。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研究全球化与中国环境问题,受限于资料,主要是以全国或统计资料较全的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环境污染进行相关性研究,甚少从全球政治经济视角来研究污染如何从各个方面向中国流动,特别是对于上海这个中国大陆最为全球化的城市,全球化对于上海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本研究尝试初步探讨这一问题。
二、上海环境安全的现状
虽然上海的环境保护在中国大陆处于领先水平,但在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上海资源环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一)上海空气污染现状
根据上海市环保局的最新统计,2014年上海空气质量污染天数为84天,比2013年减少40天,优良率为77%,比2013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优48天,良233天,轻度污染58天,中度污染22天,重度污染4天,未出现严重污染,而2013年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天数分别为21天和2天。
2014年上海PM2.5平均浓度为52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16.1%,PM10(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分别为71微克每立方米及18微克每立方米,较2013年下降13.4%和25%,为2001年以来最低。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环境保护部的AQI指标与美国环保署(EPA)的AQI指标虽然在测量技术和量度方面完全一致,但以美国标准计算,PM2.5浓度为12微克/立方米一下才算是优等;PM2.5平均浓度为35.4微克/立方米以下为良;在35.4微克/立方米以上就为不健康状态,如表一所示。即如果采用美国标准,2014年上海空气质量的优良率仅为13.2%,上海空气质量在绝大部分天数都处于对敏感人群不健康的状态。
上海环保局于2015年初公布上海PM2.5主要来源分布解析,分析结果来自于2012-2013年选取四季典型月份在全市6个采样点获得的5万多个有效数据,揭示了上海PM2.5化学组分及其时空变化规律。数据显示上海PM2.5多来自于本地排放占64%-84%,平均为74%,外来区域影响为36%-16%,平均为26%。其中,流动源(包括机动车、船舶、飞机、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燃油排放)在本地排放源中占比重最高,达29.2%。工业生产紧随其后,成为第二大本地污染源,占28.9%。以煤为燃料的电厂、工业锅炉和窑炉等燃煤源占13.5%,建筑施工、道路扬尘等扬尘污染占13.4%,另有农业生产、生物质燃烧、民用生活面源以及海盐、植物等自然源排放占15%。但对于这一结果,无论从市民的生活感受还是逻辑推导,都存在疑问之处,比如上海刮西北风时,空气质量立即明显下降。此外,2013年和2014年12月PM2.5月平均浓度分别为128微克/立方米和72微克/立方米。相差56微克/立方米,环比下降高达43.75%,明显高于上海本地的平均减排量,至少说明大幅度的颗粒物减少是因为风向原因而导致的外来污染减少,这样逻辑上推断至少2013年冬天外来污染占据上海PM2.5的比重应远高于26%。
(二)上海水污染现状
根据2013年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水务局共同发布的《上海市第一次水利普查暨第二次水资源普查公报》数据显示,上海市共有河流26603条,总长度25348.48千米,总面积527.84平方千米。其中镇(乡)级、村级管辖的河道长度占全市河道的87.1 8 %,河道面积占全市的66. 85%。除河道外,全市共有湖泊(含人工水体)692个,总面积91.36平方千米。上海水资源总量中,长江干流来水占绝大部分,达97.8 5 %。而本市地表水径流量仅占水资源总量的0.22%,可采地下水控制量更是微乎其微。
根据《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4》显示,近年来上海水资源需求与优质水供应之间矛盾突出,上海水质性缺水面临严峻的挑战。除崇明岛和水源地外,上海市大部分区域的水功能区水质目标为IV类或V类,这一方面说明上海市河网水质现状较差,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质治理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效果。2011年上海市水功能区个数达标率仅为16.0%,河长达标率21%,河网水体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化学需氧量和溶解氧,河道水质污染以有机污染为主。2012年8月最新的监测数据表明,黄浦江部分河段溶解氧和总磷仍有超标。
在外来污染方面,每年由流域上游进人上海市的径流约250亿立方米,给上海市带来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水污染问题,2011年省界河流监测断面中,苏沪、浙沪省界分别仅14.3%和33.3%达到III类水质标准。因此,上海市的水风险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太湖流域水资源、水环境现状密不可分的。2011年长江口青草沙水库开始全面供水,占全市原水供应量的7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源水质的问题。但是,上海市饮用水安全的风险仍然存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发布的2012年7月监测数据表明,上游江苏省来水和陈行水库的水质均达到水功能区水质目标。但长江来水每月平均流量很不均衡,每年12月至次年3月的枯水期长江上游来水量减少,常常使长江口受到咸潮人侵的影响。而且长江沿岸约有40万家化工企业,仅南京到上海,长江沿岸就摆放着8个大型临港化下区,化工产业对长江水源的威胁,在下游尤其明显。根据《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1年有638万吨的化学需氧量、203.6万吨营养盐(总磷和总氮)、2万吨的重金属通过长江口徐六径断面排海。如果长江口水质下降,极有可能会导致青草沙水源地水质恶化,水源地氮、磷物质浓度升高,富营养化风险加大。
此外,由于政府未将土壤污染详细信息向公众公开,本文不再详述。但从以往学术论文和报告中可以看到,上海土壤污染也存在严重问题。最重要是与空气和水相比,土壤污染的自然净化能力是最弱的。
三、上海环境污染的全球化因素
在过去的30多年来,中国通过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力拥抱着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实现经济高速成长,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大陆范围内所产生污染,无论从污染物数量还是污染的地理范围,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污染的全球化因素最为直接的体现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统计,30多年来中国获得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推力来源于出口。从1990到2013的24年中,中国的出口总额基本占据GDP的比重为为20%到25%左右。但是,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额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高很多,比如2013年的工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约为25万亿元人民币,相应的工业产品出口额达到2.1万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87万亿,占工业产值的5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半工业生产是为了满足外国消费者。上海2013年的生产总值约为2.2万亿元,出口额210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87万亿,出口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09%,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达到约1380亿美元,占上海生产总值的38.58%。但上海出口量中服务业出口比率高于全国,限于数据数据,暂无法详细计算工业出口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但从总体看,上海的出口比重极高,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据总出口额的比重达到65.71%。同时,上海市用电量和出口额在2000年后的正向比例关系。从1997年到2010年,上海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都和出口额成正相关关系,在2010年后,上海的出口量停止增长,同时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其原因可能和上海宝山钢铁厂将比较高污染产能部分迁往内地有关。上海二氧化硫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和危险废物产生量与上海出口总量的关系,同样从1999年到2010年和出口额成正相关关系,2010年后,随着上海出口量的停滞,上海二氧化硫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和危险废物产生量都呈现同比例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上述这些初步数据进行判断,上海的在地污染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出口活动有着密切的正向关系,但具体的关联程度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来进行测算。上海的空气污染除了本地来源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周围省份,特别是江苏、浙江和山东,聚集了数十万家的工业生产企业,而这些企业的主要市场是出口市场,他们排放的水污染从长江流入上海,排放的污染气体也跟随西北风吹到上海,这些其实从根源上也是出口导致的污染。此外很多水污染型的外资企业(如纸厂),在上海建厂要求被拒后,结果在上海的上游江苏设厂,污染最后还是流入上海。
四、改进的可能
要改变上海的污染情况,必须要改变上海及其周边省市的发展模式。但由于我国政府权力制度架构,上海本身可以做的工作是及其有限的。特别是当前主导中国的经济发展观念不能有效演进的话,上海所能做的工作只是针对污染现象的治理,而永远无法切断污染的根源。
以空气污染为例,针对上海的空气污染情况,上海在2012年制定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其行动目标是到2017年将上海的PM2.5浓度相比2012年降低百分之二十。但根据复旦大学上海PM2.5课题组2013年12月的研究显示,即使实行了目前已经提出和规划中的一系列环保政策(包括煤炭消费负增长、提高汽车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治理黄标车、加大脱硫脱硝力度、控制挥发性有机物和全方位扬尘治理等),同时考虑到周边地区减排对上海的帮助,上海的PM2.5 在十五年内也只能降低到42 微克/立方米,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国际优的标准12微克/立方米,也高于良的标准35.4微克/立方米。
可见,由于污染的累积程度已经很高,仅仅针对污染的治理,但不改变制度架构,其效果将非常有限。而从长远来说,必须要改变中国整体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必需要改变增长方式以及支撑这种增长方式的发展观念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方式。同时环境也是全球性问题,从长远看中国的污染一定会影响到全球生态,解决问题也需要争取到世界各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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