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场困境”与现代化改革——《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1940—1941)》①

张艺英 温铁军

2019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104岁的加拿大籍老专家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荣获我国颁发的对外最高荣誉“友谊勋章”。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华西坝，其父母都是加拿大的传教士，任教于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联合成立的华西协和大学。1940—1941年，伊莎白受邀参与四川璧山兴隆场的乡村建设项目，该项目是在“教会参与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负责资助的。在此背景下，伊莎白和搭档俞锡玑共同完成了1940—1942年有关兴隆场的田野调查，并出版了中英文的、详细的田野调查笔记(1)该调查笔记的中文版《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根据调查笔记，伊莎白与美国历史学者柯临清合作出版《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1940—1941)》(以下简称《兴隆场》)。2018年底，该书的中文版面世。

现代化改革及其后果构成了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1941年，正是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变革，意欲将国家权力下伸到基层，汲取乡村资源支援抗战的时期。《兴隆场》一书即以该时期兴隆场为主要研究区域(兴隆乡约有1 500户人家，1940年7月，兴隆乡与大鹏乡合并为大兴乡，兴隆场仍为大兴乡政府所在场镇)，以国民政府、协进会等外来人与本地人为研究视角，全面描述了该场镇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动力、国民政府与协进会等民间组织在社会动荡局势下推动的改革事业等，展现了外来改革者与本地传统势力在西南大后方这个小场镇上的交锋，分析了外来改革人士的行政改革、移风易俗、禁烟禁赌、乡村建设等项目被当地势力击败的过程和原因。

《兴隆场》所展现的现代化改革困境是否如作者所述，仅是由于外来人不熟悉当地的环境与权利结构，而被当地传统势力所击败的过程？如果是，那么该困境是何时以什么方式解决的？如果不是，又该如何重新看待该问题？由此，“兴隆场困境”所展现的延展性仍值得学界继续关注。

一、国民政府与协进会的现代化改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四川逐渐被蒋介石定位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其现代化改革进程逐渐加快。据《兴隆场》一书描述，当时兴隆场的大多数农户依靠农业和小手工业勉强度日，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使许多家庭濒临崩溃。在社会治理上，该地一直被宗族、地主和袍哥这三方或者三方身份杂糅在一起的势力所控制，这些人通过宗族资产、地租和地下灰色经济等收入投入公共服务获得治理权威身份。在1935年前，兴隆场与外界的联系并不紧密，男人、寡妇等都在这里做生意，赶场的时候男人们就聚在茶馆里消遣，袍哥实际掌握着权力，担负着保卫一方安全的责任。正如温铁军所述，“中国历史上，农村社会管理一向是‘社区自治’，村民们根据传统道德规范及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筛选出‘社区精英’组成‘管理集团’，对农村社区进行管理与统治”[1]。

当时外部力量推进制度演进的背景不能忽视。一是中央地方关系：1935年，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抵达重庆，四川省新政府成立[2]。此后，虽然中央政府与四川地方实力派进行了长期争斗，但国家权力通过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深入以往鞭长莫及的乡村社会，例如国民政府率先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和保甲制度对县级以下单位实施管控。二是官方推进制度改革：为支持抗战，国民政府1940年正式实施新县制，趁机进一步通过行政改革、财税改革、教育改革、镇压土匪、取缔鸦片贸易等措施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度。三是乡村建设试验：各地的乡村建设专家如梁漱溟、晏阳初等和协进会等宗教团体也相继“落户”四川或重庆，侧重经济、教育、卫生、自治等方面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大后方重现生机，而兴隆场恰好处于被这些外来者或外来思想的改造之列。

作者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国民政府在兴隆场的行政改革、教育改革、婚俗改革、禁烟禁赌运动等，以及协进会在兴隆场推行的教育、卫生、合作社等乡村建设实验。正如书中所表明，虽然两派的外来者改造乡村时所用方式和着力方向并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二者掀起的都是现代化改革的浪潮，要求将各自的改造方案付诸实践。以行政改革为例，新县制后，璧山县将行政单位改为县、乡(镇)两级，同时废除联保制，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兴隆乡与大鹏乡被要求合并为大兴乡，伴随着乡镇一级的行政变革，国民政府进一步推行“异地任官”，意在打破地方社会原有的地方权力和利益结构，1940年11月，外乡人唐恭义即取代本地人孙宗禄就任乡长。可以预见，1940年后兴隆场的社会权力结构更为复杂，代表改革势力的乡政府与可以呼风唤雨的本地绅士、袍哥等将正面交锋。

基层政权建设与“异地为官”制度主要为解决晚清以来国家向农村和农民有效汲取资源完成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乡镇政权建立后，国民政府紧接着就进一步推行财税现代化体制改革。作者在书中虽然讨论了兴隆场的田赋、营业税(屠宰税、米税等)等税赋的征收以及由此而来的包商冯庆云的发迹，但相对忽略了其背后的宏观制度变革。

事实上，乡镇政权成立不久，四川省政府就要求废除包商制，由各乡镇公所直接征收屠宰税、斗息、猪牛羊行息等。1940年，基于财政入不敷出的巨大压力，兼任四川省代理主席的蒋介石明确提出要整理四川各县市财政，要求各县市“取得独立的地位，有自己可靠的税源，不再如过去之为省财政的附庸”(2)蒋介石.整理四川各县市财政的进行办法.地方自治(成都)，1940年(7)第1卷:封2-1。。除了中央补助与开征新税等，蒋介石认为整理县自治财政、增加财政收入的关键办法是改变屠宰税、公学产、杂捐等征收方法，从而将以往包商获利的部分收归政府。

根据伊莎白在璧山兴隆场的调查，她认为“收入最多的米税(斗息)、屠宰税两项，政府从代理人(包商)那里仅得到实数的四分之一”。正因如此，国民政府在1941年将国家-省-县三级财政体制改为财政二级制体系(国家与县自治财政二级)后，四川省政府出台数个规定县城及较大乡镇由县征收处直接征收、其它乡镇公所自收各税的文件。作者在该书中详细叙述的包商冯庆云与时任乡长争夺税收权一事，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而衍生的。

协进会进入兴隆场的初衷也是推行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自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兴起“社会福音” 思潮，认为应把基督教的原则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基督化社会”成为教会追求的目标，受此影响，美国教会界在20世纪初期开始转向农业传教，推动了教会参与乡村建设的行动。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也受此影响，在中国或开办学校或建立医院，参与向乡村推广普及卫生、教育等世俗化的福音传播活动。在伊莎白和俞锡玑到兴隆场前，梁漱溟的学生范云迁来此工作，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们以合作与宗教的事业，来璧山设个实验区，动议已久，未能前来，今天我们就来试探了”，“现代文化，如此复杂的世界，谈乡村的改造，这种从容的乡村、闷煞人的生活，实在是需要改造的”(3)范云迁.兴隆场观感记(手稿未刊)。。

二、外来者与本地人：贸然改革的兴隆场困境

如上所述，国民政府为进一步汲取乡村社会资源支持抗战和国家现代化而推行现代行政及财税体制改革，协进会依据西方的现代理念而实行教育、医疗、合作等领域的改造。对于兴隆场来说，代表国民政府立场的乡政府和协进会的乡村建设者都是外来者。在普通人的生存策略中，本地的袍哥、宗族、地主等实际掌权者则发挥了更大作用，作者提出袍哥是兴隆场的实际掌权者，正如王笛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中塑造的较为复杂袍哥形象，他们既是维持当地乡村社会的秩序者，又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使用暴力维持秩序[3]。正是由于外来者与本地人在兴隆场改革中的交锋、博弈和斗争，凸显了贸然改革的兴隆场困境。

首先，在行政改革上，伊莎白和俞锡玑在兴隆场的一年半中，该乡更换了4次乡长。1940年10月前，当地的权力掌握在孙家这个本地的大族手里，孙宗禄受过新式教育但仍具有旧式绅士的特点，对本地社会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新县制后，国民政府有意改变基层社会的既有权势结构，以期从农村社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一律从外部委派经过正规培训和教育的青年人，以精吏治，从唐恭义、唐猷坦到郭安康，皆源于该背景，然而这几任乡长均未在大兴乡站稳脚跟，唐恭义和唐猷坦因税收、财务等问题被当地包商等势力控告，郭安康迫于压力自动告假离职。可以说，国民政府先后任命的三个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地方政府领导者，都未能有效遏制当地的传统势力，最终以调离结束其在兴隆场的统治。

其次，平民识字运动收效甚微。国民政府要求兴隆场不识字的人必须参加当地小学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识字班，然而“那些小自耕农或佃农压根儿就不想前来上课”。居民的强烈的抵触情绪，加上缺乏经费，当地的小学教员力从不心，作者所在的协进会在教育方面的实验亦无多大进展。

再次，颁布的婚俗制度流于形式。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中就有“改变旧式婚俗”的内容。兴隆场旧式婚俗中流行早婚、婚礼大操大办、包办婚姻、童养媳等一系列恶俗。国民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或在报纸上宣传教育来移风易俗，然而这些传统习俗发生的变化却非常有限。

最后，协进会只有在卫生方面的实验相对成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面临失败，正因许多改良措施无法顺利实施，最终他们不得不撤出了兴隆场。国民政府在四川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协进会则在兴隆场开办了一个诊所，该诊所因为几次成功的救治案例在广大妇女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这也为作者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当地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信巫不信医”。

经济改革以食盐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得到了晏阳初等乡建专家的指导和支持，其宗旨是以互助的方式让乡民获得廉价盐。盐作为一种重要的流通商品，在兴隆场一直由“私售鸦片、交结袍哥、垄断税收”的冯庆云控制。这些地方势力垄断了当地的税收等财政收入，而盐业的运销则是地方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外来的协进会组织介入当地的既有利益体系，立即遭到该人的暗中破坏，最终盐业合作社仅开办了5个月左右就宣告破产。

作者据此认为，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教会组织在兴隆场推出的改革方案，都触动了地方权势阶层(袍哥)的利益。例如，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如撤并乡镇、更换乡长引起了乡民的不满，最终，撤并乡镇费了颇大周折而得以实现，但两乡之间的民众却一直暗中较量，矛盾重重，传统的生活边界与现代化的建制要求开始正面冲突。

这种困窘的局面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和国民政府进行的县政实验改革中并不陌生。

例如，1937—1938年，晏阳初在四川新都开展的新都实验，其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下，共同建设四川，实行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尽管晏阳初在新都县获得了完整的治权和武装权力，可以任命县府的官员，以及进行警卫合一等武装力量的整治，但作为外来者的县政府却没能打破当地已经形成的袍哥社会的结构，更因其现代化建设和改制的成本不得不转嫁给普通民众，最终在新都爆发“围城事件”，致使实验县名存实亡，其改革和建设的目标基本没能实现[4]。

由此，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和协进会开展的系列现代化改革，失败原因在于当地传统势力的抵抗。正如作者在书中感慨，“乡建工作者置身异乡，人地两生，往往估不透云谲波诡的当地复杂环境，既认不清对改革充满敌意的权力结构和既得利益集团，也没能发现和培养真正的同盟军来共同应对随时出现的各种挑战”。

不过，自晚清民国以来，国家与知识分子持续追求的现代化在传统乡土社会持续遭遇种种挫折，知识分子改造乡村的百年梦想并未实现，《兴隆场》一书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似乎值得深思。

三、兴隆场权力变迁与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悖论

兴隆场困境并未随着协进会退出兴隆场而结束，国民政府仍不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尤其是税收现代化的进程。作者在书本结尾简述了1942年后包商冯庆云竟然逐渐坐上乡长的位子并拼命敛财的过程。笔者将结合从璧山档案馆搜集的档案等新材料，进一步描述该乡的权力变迁，并由此揭示国民政府在现代化建制中形成的基层治理悖论。

1940年，协进会刚到兴隆场不久，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实验区成立会，璧山县县长及各科长等到会300余人。为使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县政府督促成立地方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5人组成，分别为联保主任孙宗禄、小学校长孙先生、旧军阀蔡旅长、包商冯庆云及协进会一人(4)范云迁.兴隆场观感记(手稿未刊)。。根据现场代表发言的情况，当时冯庆云至少还处于孙主任、孙校长、蔡团长的下风；然而在1940—1942年的地方行政改革中他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原本国民政府期望通过建立科层化的基层政权、采取“异地任职”的制度，突破以往横亘于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性力量——包商，但1942年后，兴隆场的包商冯庆云不但赶走了3任外来的乡长，还在本地的宗族势力和袍哥势力中逐渐占取上风，任职该乡的征收处副主任。

冯庆云与第一任外来乡长唐恭义的矛盾最为典型。唐乡长上任后即遵照四川省颁布的法令执行斗息、行息等乡镇自收政策，然而冯庆云却采取手段让璧山县财委会将该税权另行出标，致使唐乡长一再呈文县府，争取未果而径自去赶场日收税，冯庆云由此将唐乡长告上县府，二者为此纠缠不清，唐恭义最终辞职回原籍担任乡长(5)唐恭义为牙行斗息早经认包应行自收案再请等事给璧山县政府的呈文(1940年12月17日).0001-0002-00067-11，璧山县档案馆：26-28。。

包商不但没被挤走，1944年，冯庆云最终还坐上乡长的位置，并担任乡长直到解放。正如伊莎白的观察，“通过代理收税、贩卖鸦片以及从事投机生意，冯庆云在袍哥组织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其他袍哥首领如孙宗禄、蔡云清等多少还顾及自身形象，冯做起事来则胆大妄为，从不前怕狼后怕虎”。根据多份档案的印证，伊莎白的观察无疑是准确的，尽管冯庆云屡次欠缴屠宰税、斗息等，但面对县政府或法院的传讯基本爱答不理，县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表1 大兴乡1935—1949年历任乡长情况表

大兴乡的案例并非特例，可见国民政府在抗战大后方基层治理中形成的两难境地及悖论现象。在1945年的一份屠宰税蒂欠表中，九个乡中的包商有三个成为乡长，另外两个成为电话管理处处长、征购办事处主任等(6)1942年度屠宰税蒂欠金额表(1945年). 0001-0002-00197(1)-5,璧山县档案馆:6。。四川省政府施行各税乡镇自收政策，原本是为了废除地方巨室土豪充任的包商、将其操纵把持的税收权收归政府，充裕地方财政。然而在乡镇自收与包收的地方博弈中，不少包商借助控制财力成为乡镇长，走上乡镇的权力中心，成为国民政府基层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这种治理困境一直持续到1949年，似乎预示了国民政府的命运。

四、精英俘获：国民政府基层治理悖论的一个解释

“精英俘获”原本多指治理状况劣化的乡村在对接外部资源时普遍发生的现象，本文认为，建国前治理状况劣化的小农经济社会，在政权下乡汲取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同样会发生“精英俘获”的现象。“精英俘获”机制的内涵是：在政府资源和企业进入乡村时，出于节省交易费用的需要会选择规模主体进行交易；在农村未组织化的条件下，只能由大农户和精英作为其对接乡村的代理人；由于乡村社会普遍缺乏良性治理，乡村内部普遍呈现大部分收益都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的“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5]。在分散小农的经济形态下，无论是国民政府下乡建立正式基层政权汲取税收等资源还是协进会携带资源下乡，都面临着因农户众多且分散而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往往需要可以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主体来代表乡村社会与其对接。

当然，一直以来乡村社会就是精英政治，乡村的精英作为节约交易成本的主体来代行乡村治理的功能。但是晚清民国以来，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生态遭到不断破坏，当地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即乡村精英从“保护性经纪”向“营利型经纪”进行角色转变[6]，可能兼顾到乡村内弱势群体的良绅治理机制遭到破坏。兴隆场的士绅孙宗禄从乡长的位置退下来时，基本预示了良绅治理机制的结束。

国民政府急于将以往的作为代理人的乡村精英替换为自身培养的外来年青干部，正是基于传统精英的社区“保护型”特征。不幸的是，这些外来干部无法成为国民政府在基层社会低成本汲取资源的规模主体。一方面，他们作为外来者不熟悉当地社会的情况，也缺乏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等关系形成的关系网络，自然缺乏税收等信息的来源；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缺乏财力为他们建立庞大的人员机构来监督和搜集乡村社会的税收等信息，原本就以汲取资源为目的的上级政府根本无法支付巨额的维护现代化信息网络的组织系统。正因如此，这些外来的政治精英虽然具备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但是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筹莫展。

以兴隆场唐乡长与冯庆云争夺税收权为例，即使唐乡长能获得征税权，其征税数额也未必能超过包商。璧山县其他乡镇的情况可以印证该判断，一些乡镇长很快发现，税收自收后不增反降，故纷纷要求退包。

屠宰税自收，特系奉“层峰命令办理，不敢故违，彼时以为稍有盈余，移作乡镇造产，不料认办以还，每月收入甚为低微，虽严杜弊端，犹不足分摊缴额，瞻顾前途，亏折必巨，此项亏折，若由乡镇赔缴，则毫无经济基础之乡镇无款可赔，若责私人垫缴，则私人无因受此牵累，亦属不值，不得已陈诉苦衷，声请终止认案，更被驳斥，进退维谷。惟以不了了之。至于收款员因收入不旺，缴款尚难，更无此项专款照缴押金”(7)财委会关于1941年屠宰税自收弊端给璧山县政府的呈文(1941年4月22日). 0001-0002-00087-56,璧山县档案馆:153-156。。

四川省政府之所以首先委任乡镇公所自收而非征收机关派员征收，在于屠宰、米粮交易等场所分散，若全部由征收机关派员征收，则行政人员增加，费用庞大。然而实行新县制后，这些被从外地调来的乡镇长，虽有心收回各税以裕地方建设经费，却也无力获得散漫难稽的税收信息、及应付本地原有势力的刁难。正如《兴隆场》中所描写的，“收税人面对分布在二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一千多户人家，即使眼线再多、消息再灵通，也不可能确切知道谁家正在偷吃猪肉”，因此只能通过熟人网络获取信息。国民政府无力支付建立现代化征税机构和正规屠宰、交易场所的成本，也无法支付分散纳税人的信息搜寻成本。地方政府更难担当此任，建立的密告制度和监察委员会也未能发挥作用。

传统士绅的衰落与现代政治精英的不力为新型经济精英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使得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均为其俘获。兴隆场的包商冯庆云正是依靠贩卖鸦片等不正规经济发家，而逐渐成为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地方精英，及具有一定规模组织的包商性团体。国民政府对外面临抗战亟需资源的危急局面，对内面对新县制下培养的基层官员征收不力的困境，不得不选择既熟悉当地社会，又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新精英来担任地方领导。同时，像协进会这类的外来组织，其食盐合作社的经营权也最终被转移到冯庆云等内生团体组织之手，形成外来资源被“俘获”之状。不可避免，这些以经济收入为主要诉求的新精英普遍存在侵蚀公共利益的问题，为谋求个人收益的增加，不断加大对农民的资源攫取，使得乡村社会的对抗性冲突增多。

由此，“精英俘获”问题成为国民政府基层治理悖论的重要原因，而在无组织且日益被外部剥夺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国民政府只能再次退回到依赖当地有非法暴力手段的权势结构的怪圈。

五、破局：外来者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难题

国民政府与协进会的现代化改革方案未能在兴隆场顺利落地，最终协进会退出兴隆场，国民政府不得不背离其“挤走”包商等本地势力的初衷，使得道德水准较低的包商冯庆云获得压倒性胜利，形成“精英俘获”局面，基层治理陷入两难困境，国家现代化在乡村举步维艰。如何打破这种外来主体进入乡土社会无法有效汲取资源实现现代化的困局？

兴隆场困境是战时国民政府统治下改造基层社会的缩影，本地传统势力的抵抗只是造成困境的表面现象，国民政府构建的现代化上层建筑无法适应产生剩余有限的小农社会才是深层原因。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都一定与分散小农之间存在交易费用过高的矛盾[7]。

国民政府和协进会的现代化改革及衍生问题均是基于以上交易难题，因任何改革都有“制度成本”。国民政府和协进会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关键是谁来支付现代化改革的高成本，如果由分散的小农和小商人来支付，则不可避免遭遇到他们的抵抗，当既有的权势结构不能被打破，则陷入治理劣化、无法发展的困境。这种困境在国民政府的定县、新都等县政实验中，在乡村建设团体的乡村改造案例中屡屡可见，究竟如何突破这种外来者与本地人的高成本交易困局，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统购统销与合作化解决了该问题，而张謇与卢作孚的区域发展经验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骨干”的乡绅阶层，赋予贫下中农群体这种“多数”以革命阶级把控基层权利的“政治正确”；从而，彻底地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8]。正如作者在《兴隆场》结尾所暗示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声枪响，兴隆场历史上这个最臭名昭著的‘不倒翁’的一生终于走到了尽头”，而作者未接着论述“旧精英”的统治结束后，兴隆场将要经历的农业组织化进程。

对于需要内部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的新中国，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等有效组织无疑是解决国家与分散小农关系的最有效方式。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张謇与卢作孚，分别在江苏南通和重庆北碚完成了地方建设，作为企业家与当地社会互动，也面临本地传统势力的重重阻力。但他们通过发展实业，即地方工业化的发展，形成了利益增量，得以通过增量支付改革的制度成本，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与地方社会发生利益摩擦[9]。

综上所述，《兴隆场》围绕外来改革者与本地权势者在兴隆场的争锋以及陷入现代化改革困境的论述，提醒我们这不仅是兴隆场、是国民政府，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普遍困境，只有极少数区域凭借发展实业的先发优势，率先突破了地方建设和改造的困局。

新中国成立后，同是外来改革者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同样是国家现代化，无法避免继续从乡村社会汲取农业剩余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然而土改后的农民则存粮惜售，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通过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等方式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难题。

因此，可以认为“兴隆场困境”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顺利下延的前史”[10]。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兴隆场困境”的形成原因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改造者如何突破该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伊莎白数次重返兴隆场实地调研，并回访了当年兴隆场的一些重要人物，深入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隆场的权力变迁和乡村改造过程。目前，伊莎白将有关兴隆场的调查资料合计九大箱将悉数捐献给璧山档案馆，使得对兴隆场百年变迁的深入研究具有了可行性。随着更多参与兴隆场乡建实验参与者的资料被发现，以及既有研究者对新中国成立后兴隆场调研资料的逐步公开，我们相信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百年变迁之缩影的兴隆场，其历史与现实价值将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