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本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进导向

刘军奎



村庄本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进导向

刘军奎

由于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过度依赖，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主体性明显不足。基于对中国国情和村庄特点及实际处境的判断，文章提出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推进导向和发展思路，强调农村社会工作导向应从个人、家庭服务转向村庄服务，从问题解决转向关系调适，从经济帮扶转向文化帮扶。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可以在村庄社会关系调适、经济资源整合与共同体意识培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助力培植农村发展的内源动力，其要义在于更好地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发展，并在专业理论、知识体系和实务模式创新上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村庄本位； 农村社会工作； 推进导向

农村是社会工作重要的专业服务领地。从宽泛的社会工作范畴看，农村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知识精英推动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已具备农村社会工作的性质，且一些做法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也取得很好成效。然而时至今日，面对乡村社会凋敝解体、传统伦理道德淡化、农民的生活及其意义感遭受着冲击等诸多问题[1]，农村社会工作在介入和推动解决方面表现平平，与人们的期待尚有距离。究其原因，可能既与社会工作在我国整体发展滞后的实际有关，也与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中坚持的定位与发展导向有关。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讨论和描述中国农村衰败的文本不断增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将这种关注推至顶峰的，当是2016年8月发生在甘肃康乐县的“杨改兰事件”。作为母亲的杨改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四个子女，随后自杀，一周后杨改兰的丈夫也选择自杀。这场骇人听闻的惨案震惊了社会各界，也引起了农村社会工作领域学者的关注与集中分析[2]。学者们虽然对惨案发生的原因解读角度不同、观点各异，但都对农村社会巨变中脆弱的个体和家庭面临的风险表示担忧，同时对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产生了高度共识。毫无疑问，就当前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境和问题，相信不会有人对发展和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持怀疑态度，但有几个相关问题还需进一步加深认识和讨论。

其一，要充分估量农村社会工作所依赖的知识体系在中国农村的适切性。自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明显加快，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就推进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发出呼声，认为农村社会工作有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农村社会工作者也将大有作为。但问题在于，当谈到专业和专业人才服务社会的时候，首先要思考的是专业和专业人才提供服务所依赖的“技术和手段”，而“技术和手段”又必然涉及其“来源”。学界熟知，社会工作在中国乃舶来之学，截至目前，国内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体系、知识架构和话语表达方式依然是西式或说美式主导的。基于对欧美19世纪末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时期的贫困问题与社会控制应对而产生的社会工作，其最初的服务偏重治疗性实践(remedial practice)，即绝大多数社会工作者以谋求处理由于受到忽视、虐待和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个人性问题为主要服务目标[3]。社会工作奠基人马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 的《社会诊断》一书，就是这种个人、家庭本位问题分析与服务导向的最佳说明。后来，随着实践的变化和经验积累，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界有学者也提出要超越个体本位看待社会工作的功能，认为社会工作专业不仅要从技术层面致力于解决个人的问题，还要从制度层面推动社会改革[4]。其实，作为西方社会工作源头之一，简·阿当斯(Jane Addams)领导的“睦邻运动”起初就是扎根于社区，通过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以组织推动他们更好地解决社区面临的共性问题，改变环境、消除不公。然而，我国社会工作实际发展中未能光大这样的认识和实践立场，主流社会工作在专业知识和方法上始终坚持服务“案主”的根本定位，强调问题的个体化治疗而忽视“案主”所处的生态环境与场景因素。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困局是宣称注重服务的专业性，却不能提供满足民众多方面的实际需求，其原因在于，社会工作移植了注重个人问题取向特征的西方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洞悉困扰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5]。因此，在个体和家庭本位仍然占据主导的社会工作服务格局下，推进农村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的问题与环境，寻求中方语境与西方技术(方法)的有效融合，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农村社会工作的定位与推进导向。

其二，要以“社会学的想像力”洞察服务对象身上的问题或处境背后的真正原因。社会工作虽然是以需求定导向的专业，但绝不是围绕表面性需求提供一项项服务那么简单。作为专业工作者，必须要透过浮于表层的具体问题洞察到问题背后的真相，即制约需求达成满足的深层次原因，而这样的任务无疑需要“社会学的想像力”，需要将问题提升到环境、政策、制度等影响资源分配的宏观维度上，或者说，需要将问题纳入社会学社会结构分析的框架之内。在这样的意义上，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的前提就成了辨识真正的问题以及引起问题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前述“杨改兰事件”的起因有种种猜测和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原因并非是单纯个人或家庭性的，而类似这种归因情境的问题在现阶段的农村非常普遍。有学者直言：“人的脆弱性并不完全是由个人的原因导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与政策失效的反映”[6]，这种观点认知与结构社会工作和反压迫社会工作的逻辑是一致的。加拿大学者罗伯特·穆拉利著有《结构性社会工作》一书，在他的研究中，社会结构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命题[7]。在结构社会工作视野中，社会工作实践以反思性、批判性过程实现权利平等与社会正义。从“社会学的想像力”角度说，社会工作要关注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苦难，尤其是要能够把个人苦难和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的不公正联系起来，通过社区为本的综合干预策略来促进社会进步[8]。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对问题原因的评估识别需要走出个体和家庭本位的局限，更多具备结构和系统视角。因为，从比较宽泛的视野观察，当代中国农村所有问题的出现都离不开城乡结构分化及其背后的政策与利益推动，也离不开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系统之间的力量驱使与宏观影响。如果缺乏这样的认知与判断，农村社会工作者以专业力量参与并推动解决实质问题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其三，要在破除“程式化”羁绊中促进实务服务与实际问题的有效对接。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近年来推进迅速，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大量的专业服务机构应时应景纷纷成立，一些专业服务机构借助政府购买项目将服务延伸到农村地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步伐也明显加快。然而，在看似令人鼓舞的职业化发展过程中，专业服务品质方面的问题却不断暴露出来了，其中，影响突出的是，很多专业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身上表现出程式化思维与做法。所谓程式化，就是依照被冠以“专业性”的固定程序与套路按部就班推进服务，缺少在农村实际问题和环境条件评估基础上的服务调整和策略性应对。程式化思维与做法的出现，既与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以完成指标量为主要衡量标准的评估导向有关，也与当前社会工作各分支领域服务开发不足的实际有关。同时，程式化的工作要求太过于注重文本档案的书写与汇总，一套套僵化而繁琐的程序，消耗了一线社会工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文案社工”一词的出现就是对这种以“专业化”服务之名行“虚空化”服务之实的批判，许多入职不久的年轻社会工作者对此颇感无奈。在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中，社会工作者与其花大量时间与精力撰写种种文案，不如将其用于与老百姓“聊天”，但这样的工作在项目评估中是看不见的。近两年来，笔者参与了几次地方民政系统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评估，发现社会工作在农村开展的服务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顾当地村庄实际的程式化服务表现集中，导致社会工作者既不能在充分评估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效服务，也无法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去深入村庄、深入农户家庭；二是蜻蜓点水式的服务只专注于个别农户家庭和个人，缺少在村庄整体层面上对问题的判断与服务设计，这种只见个体和家庭(甚至常常只有个体而没有家庭)，不见村庄的社会工作服务，其局限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当前政策环境和专业人才支撑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的现实语境下，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持续发展的前景已经越来越广阔。但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和思考表明，农村社会工作进一步深化发展还需解决诸如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过度依赖、评估判断问题的视角、专业服务的实效性等很多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诚然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但笔者以为，对克服这些问题有所助益且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乃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进导向问题。因为，农村社会工作已经迈入覆盖面日益扩大、关注度不断提升的新阶段，在这样的阶段，如果没有合理的推进导向作指引，社会工作者在具体开展服务过程中可能会缺乏明晰的方向，陷入就眼前问题解决眼前问题、就一家一户问题解决一家一户问题的“琐细”之中，进而无暇扮演关系调适和环境重塑性的更为重要的角色。那么，如何确定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进导向呢？答案或许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村庄本位。

二、村庄本位释义及必要性

村庄本位，简单说就是以村庄作为考虑问题和提供服务的主要出发点或根本，“本”在此取“主要”“根本”之义。提出在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中坚持村庄为本，一是要与目前普遍以个人、农户家庭为本的做法和思维方式相区别，摆脱对西方社会工作个案治疗模式的过度依赖；二是要凸显村庄整体服务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价值和适切性，强调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之所以提出村庄本位并对其作这样的界定，当然有对农村社会工作内涵和服务要求的基本考虑。在农村社会工作的界定上，张乐天强调其在预防和解决农村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增进整个农村的社会福利和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性[9]。史铁尔认为，农村社会工作在促进农村社区福祉、使服务对象获得能力并保持社区发展动力方面有重要价值[10]。而张和清则明确提出:“农村社会工作就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实际社会工作者(政府或准政府农村社会工作者)合作，以村庄为基础，持守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重建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和农民的自信心、自尊和权利意识为根本宗旨，通过与村民的同行、广泛参与和增能，倡导政府的社会政策改变或使政策更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减少社会冲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助人活动”[11]。从三位代表性学者对农村社会工作的界定可见，村庄或社区整体的福祉与发展动力是农村社会工作真正需要努力的重心所在，而这样的重心正是村庄本位的思维认知重点所在，因而村庄需求与专业内在的理念是相契合的。

将村庄本位确定为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进导向，也是基于对我国国情和农村村庄特点的关照与把握。同样是地域性人口聚落，村庄社区与通常意义上的社区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受经济结构和区位环境的影响，村庄社区内生产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活动往往是重叠交织在一起的，村民在情感体验和行为模式上具有更强的同质性，这种“资源”优势为农村社会工作开展提供了天然性便利。

过往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曾长期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化著称于世，以农立国可谓华夏民族之一大特征。时至今日，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的背景下，尽管村落的数量正在逐年递减，但中国目前依然有50多万个行政村，绝对是世界级的“村庄大国”。以此国情为据，基于村庄本位推进农村社会工作无疑是一项正确而具有战略性的选择。从村庄特点来说，作为特定地理单元的一个个村庄，除了呈现为具体的村庄经济、人口规模、村庄建筑与发展设施等之外，还有村庄内部的人际联系程度与共享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早在十多年前，贺雪峰与仝志辉就提出了“村庄社会关联”一词，强调在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一定强度和广泛性的联系是确保共同行动能力的依赖条件，而共同行动能力又为村庄社会提供了秩序基础。在社会关联程度低的村庄里，人们在组成共同的经济协作、对付地痞骚扰、达成相互之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及与上级讨价还价等方面都会处于无力状态[12]。目前，在人口流动的深刻影响下，很多村庄陷入了无力应对种种困境、发展动力不断丧失的尴尬之中。农村社会工作若要修复和重建村庄社会关联，克服村庄原子化和离散趋势带来的各种问题，就不能不立足村庄本位，在村庄整体层面作对策思考。

此外，从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与服务思路调整角度看，村庄本位具有更符合逻辑与推陈出新的实践发展空间。作为以助人自助为专业理念的社会工作者，其在服务过程中当然要帮助个人，影响个人，达成“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专业目标，但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还必须要有意识、有能力去改变环境、改变场景。

从角色定位的角度来说，社会工作者仅仅扮演“照顾者”和“陪伴同行者”[13]，已经显得不够了。社会工作者扮演“照顾者”和“陪伴同行者”角色，对于化解个人功能失调问题和城市化过程中各种家庭领域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更为恰当可行的，但绝不能因此而降低对村庄整体发展的关注和敏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加之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青壮年人口长期大量外流，农村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平衡均被彻底打破，传统的村落文化和民间力量也逐渐走向衰落，“离土中国”的萧瑟图景给乡村治理提出了艰巨的历史任务。随着政府在直面“三农”问题过程中对发展和治理理念的不断校准，一系列保障工程、兜底工程都将重心移向农村发展与民生服务领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正在通过制度性推动加快实践。面对如此现实情境，农村社会工作当然需要从个体、家庭本位转向村庄本位，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同样需要从“照顾者”、“陪伴者”转向“关系调适者”、“资源链接者”及“共同体意识培养者”，这种转变无疑是更为迫切、更具价值的了。

从服务思路调整的角度来说，农村社会工作走向村庄本位可能会赢得更大的发展实践空间，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和理论总结。比如，张和清教授基于十多年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经验指出，单一的方法为本、服务为本无法回应村(居)民生计、生活和生态问题，无法解决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社区衰败的经济社会问题。因而提出“社区为本”和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思路[14]，这一思路其实就是村庄本位的核心意涵所在。当然，不能认为坚持了村庄本位，很多问题与挑战就可以顺利克服、甚至迎刃而解了。相反，在目前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也要讲究嵌入性策略。这既是谋求社会工作者身份合法性的需要，也是寻求资源整合和关系支持的需要，至于其间出现的张力与矛盾，还需以“实践性”思维化解应对。人们经常说社会工作具有强实践性，但这种实践性绝不仅仅指专业在问题解决上的有用性或坚持在实践过程中解决问题的特性，它还必须包括社会工作要依据实践过程中的需要不断加深认识、增强判断、调整工作思路与服务策略，以动态行动紧贴实践变化的轨迹。提出农村社会工作的村庄本位，就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新实践的关注与回应，本身可视为实践性的表现。

三、村庄本位之于农村社会工作的意义

总体上说，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作为社会工作一个实务分支领域的农村社会工作同样如此。专业化发展的“外部性”是指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体系的高度依赖，造成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中“主体性”很弱乃至缺失的非正常状态；职业化发展的“外部性”是指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在起步乃至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方面是外部输入的，主要表现为国家政策导向和以政府购买服务等一系列举措综合施加的影响，正因如此，笔者在概念选择上使用了“推进导向”而非“发展导向”，目的在于强调“外部”推动对社会工作的关键性影响。

中国的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远远超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视野所及，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这样的宏观层面的变革联系在一起需要新的理论视野[15]。这样的观点无疑是符合当下实际的，对社会工作发展是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的，某种程度上说，提出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推进导向，就是在尝试探索一种新的理论概括。村庄本位的提出基于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实务模式的反思，基于对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判断，也基于对现阶段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的认识与理解。对农村社会工作来说，村庄本位的要义在于更好地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发展，并在专业理论创建、知识体系拓展和实务模式创新上更好地推进专业本土化，知识体系本土化、话语方式本土化和实务服务本土化。

以村庄本位思考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发展，其关键乃是确认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和国情的不同。有学者说：“中西社会工作价值观之异已为研究者充分揭示，而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必然要兼容本土性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而对于农村社区的发展而言，其出路不仅在于城市化带来的转型，还必须依赖文化传统创造性的再生”[16]。中国的社会工作借鉴引自于西方，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文化与国情与西方不同，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更是迥异于西方。西方社会工作最初主要面对的是城市家庭和社区层面的贫困、越轨、精神疾病等问题，受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临床医学技术与方法的影响，他们在这些问题的应对策略上以个体化、家庭化的干预治疗为主，因而形成了个案治疗的传统和优势。但随着实践变化与发展，西方的社会工作也遇到了难题：个案治疗服务与社区增能服务的割裂和冲突。前者认为后者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后者强调前者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视角[17]。西方社会工作在发展和变迁的语境下尚且如此，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岂能亦步亦趋、唯其固有模式是从呢？因此，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得考虑“依赖文化传统创造性再生”的问题，必须得怀有对在地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在服务中注重当地的文化创新与文化实践，将文化关怀和文化要素渗透在实务工作中，否则，自身的主体性发展就难以保障。基于此，农村社会工作需要适当弱化来自西方的个体与家庭本位的治疗模式，侧重村庄层面的整体性服务设计与行动。中国文化基质中向来具有“群”的要求，集体性价值取向则更为中外研究者广泛诠释，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能够立足于服务行动，凸显专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视角，对强化农民的“村庄情感”和“共同体意识”进而凝聚起应对村庄发展的共同行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和人们心理与思维习惯的社会工作，才有望在助推农村发展、克服农民困境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也才能真正展示出农村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和专业价值。

在农村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者需要学习西方社会工作已经成熟的方法与经验，但更要注重基于本土实际的在地知识创造和实践经验积累，形成中西社会工作实务的经验交流和方法转换，这样既能保持好对西方专业化方法和经验的反思与警觉，也能保持好自身的主体性，做到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方法与经验的提炼创造。无论是宏观趋向的社区服务工作还是微观趋向的个案服务工作，均寻求对人的关注和改变，而人的改变都需要以环境改变作为支持，因此，对个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关注在社会工作服务中不可回避。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强调关注村庄整体环境，关注村庄文化民俗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立足于文化和生活场景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恰好吻合行动研究对情境知识和实践反思的要求，对于提炼形成中国自身的农村社会工作话语方式是很有帮助的，在理论创新上也是极有可能的。只要坚持因时因地制宜的动态实践性思维，坚持以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实践性稳步行动，这样的判断就不会是空谈或痴心妄想。

村庄本位的推进导向能够更好地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村庄本位强调以村庄整体改变为诉求的社区增能策略，所谓增能，就是增强权能，使之有权利、有能力克服不利条件的限制，摆脱受困处境。对于村庄社区而言，增能的途径无非内外两条：内部主要是以教育、调解、倡导等方式促进形成村民和谐融洽的关系，进而培养其公共精神和团结一致行动的能力；外部主要是链接引入各种社会资源及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和制度性资源支持。这样的策略能促使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实现个案治疗取向和社区增能取向的平衡与相互支持，不至于在方法上将二者割裂，因而为专业知识体系的更新和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更大可能。

当前，中国政府在全国推进涉及各层面的“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建设与服务战略，民政部在该战略实施方面已经系统推动了多方面工作，包括以中央财政支持方式推动实施“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计划、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推动各省(市)全面开展“三区”社会工作项目服务等。作为国家层面推动的一项重大政策举措，“三区”建设与服务战略在实施中必然会凸显村庄属性差异的复杂性，无论是边远地区、革命老区面临的贫困问题，还是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生态脆弱和跨界民族问题，都可以以村庄本位视角更好地确定差异性议题，从而在设定工作思路和投放资源上做到聚焦核心问题、实现精准服务。同时，近年来，学术界、实务界以及基层政府相关部门都在广泛开展“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热烈讨论和实践服务行动，形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三者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这样大范围大规模的建设与发展实践，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上也很可能会产生本土化的重要成果。如果农村社会工作者能发挥好专业特长与优势，在村庄本位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扮演好议事协调者、资源链接者、方案设计者及政策法律咨询顾问等多元化角色，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也许会走出一条全新的职业化发展之路。

四、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推进导向

前面虽然对农村社会工作领域坚持村庄本位的必要性和意义作了分析说明，但在关键节点上，落实村庄本位还需强调两点：一是政府性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或项目支持)在谋划和定位上要讲社区化“推进导向”，这种导向是村庄本位而不是个人或家庭本位；二是从事实务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或专业人员要讲社区化“推进导向”，这种导向同样是村庄本位而非个人或家庭本位。对于政府主体而言，村庄本位的工作思路能更好地体现出宏观性、整体性，也能将之与目前基于精准扶贫和相关救助政策提供的以个人或家庭户为对象的政策服务区分开来；对于社会工作机构或专业人员而言，村庄本位的服务定位能够更好地打破固有的专业思维模式，避免陷入方法主义泥淖，让创新服务和整体服务成为可能，从而使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体现出更充分的专业价值。另外，在中国农村开展社会工作服务，还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社会工作与农村基层政府(政治)的关系。这其中包含两层关系，一方面是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农村社会工作是由包括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具体从事的；另一方面是专业服务和非专业服务的关系，社会工作机构提供专业服务，政府部门提供着大量的非专业服务。面对和解决这两种关系，同样需要农村社会工作确立村庄本位的推进导向。具体来说，推进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需要实现三个导向转移。

其一，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要求从个人、家庭服务导向转移到村庄服务导向。村庄服务导向的确立源于对农村面临的问题、现有社会工作服务成效及社会工作可以作出的服务调整等多方面的判断。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权利、资源与能力缺失”的观点[18]，可以说，今天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往往源自于教育匮乏、自然环境恶劣、病患频繁等非个人因素，陷入问题困扰中的人们既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也总体处于无权状态，且这些问题会因地域、家庭结构和个人能力的不同存在更为复杂的表现与实际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必须要强化村庄、农民的主体性，使之成为“输入”服务项目的选择者、发展项目的参与者、资源分配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换句话说，农村社会工作者不仅要以服务提供满足个人和农户家庭的需求，而且要使自身工作成为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在社会治理、村庄建设方面发挥作用，而后者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者。

其二，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要求从问题解决导向转移到关系调适导向。问题解决导向是一种注重结果目标的工作思维，关系调适导向则是一种注重过程目标的工作思维，社会工作本身既注重结果目标也注重过程目标，但在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议题中，我们提出要更加注重过程目标，将思维认知由问题解决转向关系调适的新视角。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工作有对问题进行生态系统分析的特点。社会工作把要解决的问题放进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利益关系系统、资源系统和政治权力系统中，全面而清楚地了解问题的状态，这有利于对问题的有效解决[19]。二是农村村庄内部关系调适在当前具有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和亿万农民被卷入了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流之中，伴随农村村庄内部的贫富分化和人口流动加大，村庄越来越呈现出利益矛盾尖锐化、人际关系复杂化、人情关系淡漠化等趋势。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中，农村社会工作不仅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人与环境、人与社区之间的心理连结[20]。只有坚持这样的关系调适取向，在党政主导的村庄中有效运用这种策略，农村社会工作者才有可能得到村庄民众的认同与接纳，使服务工作取得实效。

其三，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要求从经济帮扶导向转移到文化帮扶导向。中国社会有深厚的救助帮扶传统，不同的历史朝代里，官府通过对民间的经济救济来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更是经历了一系列认知和举措上的调整变化，这些以经济帮扶为主要形式的政府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导向。面对今天农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和农村业已变化了的时空场景，社会工作服务有必要实现从经济帮扶到文化帮扶的转向，这样的转向既是村庄社区发展更持久的目标要求，也是村庄组织化的有效有段。我们知道，文化习俗对特定地域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也对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行动选择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在农村从事社会工作服务，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文化识盲”问题。工作者必须要了解并尊重村民的地方性文化和习俗，需要在践行中放下身段，改变工作方法，处理好相关的文化冲突和矛盾[21]。这种姿态作为一种策略，虽然未必能保证对村庄整体的可靠认识，但对农村社会工作者开展实务活动非常有帮助，因为只有充分理解了农民的日常行动及其中蕴含的文化习俗内涵，才能与村民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才能持续面对存在的问题，否则，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助人自助”就无从谈起。当然，文化帮扶导向的服务对于农村社会工作本身也有特殊意义。我们知道，农村是中国协商民主实践集中发生之地，农民之所以能走向协商并创造出为数不少的协商新机制，其重要前提乃在于有共同体基础[22]。基于共同应对发展实践中的挑战，共同分享生产生活中的荣耀与欢乐，共同践行一套熟悉的村规民约及文化习俗体系，村庄村民才能具备共同的意愿和行动潜力，这既是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创新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可以大有作为的依赖条件。作为农民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基本区域，村庄无疑是中国目前最具有腾尼斯意义的共同体，文化帮扶导向的社会工作在加强村庄内部的人际关联、营造和谐融洽的村庄人际关系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因而在推动村民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打造具有协商一致采取行动的村庄共同体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五、结束语

历经近四十年改革发展的中国农村，目前正处于各种问题和矛盾复杂交织的关键期，农村社会健康转型和有效治理的任务十分繁重。如此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既面临着发挥功能、展示力量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如何选择发展道路、选择走怎样的发展道路的严肃挑战。很显然，机遇不可错过，选择当需谨慎。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推进导向分析，可以说是对两方面问题提供应对思路的一种探讨与尝试。

近几年来，中国的社会工作得到了大力发展，但由于太多地依赖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而限制了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未来发展，导致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以及价值理念、知识体系、实务模式的研究还处于相当薄弱的阶段[23]。农村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不能无视这样的实际，只将目光投向具体问题的描述和实务探讨。有学者以“社会工作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研究题目直接指出，社会工作一百多年的发展所信守的价值目标和宏观使命是社会正义，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得到持续的坚守[24]。今天，在全新的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要求下，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难道还要回避这样的宏观使命吗？

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主张在服务中淡化西方色彩浓厚的个体、家庭主导视角，突出“结构导向”的分析视角，主张从问题导向转移到关系导向、从经济帮扶导向转移到文化帮扶导向，其目的在于让工作者看到惯常的服务对象——“人”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所构成的外部环境[25]。这样的社会工作才能突出对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视，才能突出在社会关系调适、经济资源整合和共同体意识培养上的功能。这样的社会工作是符合中国人关系取向和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特性的，也是助力培植农村发展内源动力所不可或缺的。总之，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者需要从繁琐的个案服务中脱身出来，以更多的时间精力专注于挖掘村庄自身蕴含的各种“资源”，并设法将其转化为村民的行动意愿、服务能力。当一个个村庄因社会工作者的努力而形成内源发展动力时，农村社会工作才算真正做到位了，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就能期待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地生根，伴随岁月推移中的阳光雨露，最终绿树成荫。

[1] 张和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战线，2012(8)

[2] 史铁尔，等. 从杨改兰事件看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中国社会报，2016-09-23(006)

[3] Midgley J．Involving social work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SocialWork，1996(1)

[4] Boehm W．Social Work: Science and Art.SocialServiceReview，1961(2)

[5] 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战线，2011(4)

[6] 熊跃根.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学海，2012(4)

[7] Mullaly P.TheNewStructuralSocialWork(third edition).Ontari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8] 郭伟和. 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及其借鉴意义.社会学研究,2014(5)

[9] 张乐天.社会工作概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10] 史铁尔.农村社会工作.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11] 张和清.农村社会工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 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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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伟，张红.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性和行政性的双重悖论研究.社会工作，2012(8)

Village-oriented Approach: The Way of Advancing China’s Rural Social Work Process

Liu Junkui

The heavy reliance on western theory and its knowledge system of social work hampered the indigenization process of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rural villag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ocial work in villages should be done under these ways: taking village itself as a standard; focusing on the service for village instead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regulating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solving problems; translating from financial support to cultural support. Village-oriented social work could be helpful in adjusting social relationship, integrating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nurtur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which will then generate endogenous a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he main purpose of village-oriented social work lies in the subjec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ory,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our own rural social work.

Village-oriented approach; Rural social work; Advancing process

2017-01-12

刘军奎，安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45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