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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视角探索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策略——以南非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体系的路径为例

时间:2024-07-29

陆德泉



社会发展视角探索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策略
——以南非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体系的路径为例

陆德泉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正处于社会工作普适化和本土化的十字路口。文章分析了南非在反思殖民主义的社会治疗模式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视角重新建构本土化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理论知识、干预策略、技能与价值体系等。在建构立足中国本土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时,应以社会发展定位专业使命,整合扶贫与社会发展,联动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开发多重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创新社会福利的多元治理,创新社会服务提供的治理机制,促进教育科研体系的去殖民化以及立足行动研究进行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创新。

本土化;发展性社会工作;南非;扶贫;社会治理创新

一、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社会工作与本土化

2012年,国际社会工作学院协会(IASSW)、国际社会工作联会(IFSW)、国际社会福利协会(ICSW)经过多年的商议,正式通过了“社会工作全球议程”(Global Agenda for Social Work)。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专业人员与教学研究者正式肯定应对全球社会发展挑战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1]。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已不断对移植英美主导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提出挑战,从社会相关性(social relevance)和文化相关性(cultural relevance)提出质疑。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发现移植的社会治疗模式无法应对普遍存在的贫困、就业不足和失业、基本社会服务不足、弱势群体照顾和服务不足等问题;同时又宥于有限的公共财政和薄弱的社会工作教育制度,无力承担社会治疗模式所需要的高昂专业人力投资和社会覆盖面。从文化相关性看,民族解放运动下的新国家不但批判欧美殖民主义,也连带反思“普世”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背后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以及其与本土社会文化和信仰的差距。

(一)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工作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正面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处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深受港台地区和英美社会治疗模式的影响,推行以补救性为主导的城市个人服务和社会福利模式。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转型、急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带来城市居民婚姻家庭关系的变迁、城市社区关系的转变、青少年偏差行为,以及大量流动人口进城衍生的就业、贫困、社会适应、亲子关系等城市化的普遍性问题,大力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北上广公共财政发达地区,推行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力度,主要参考港台社会治疗模式的个人和家庭服务模式。

虽然社会治疗作模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成为政府重视的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其局限也逐步显现。城市和农村贫困、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治理等议题的重要性,期待社会工作发挥一定作用;这些期待远远超越对社会治疗模式的服务范围[2]。

社会相关性(social relevance)的提问提醒了中国社会工作以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脉络来定位相应的理论、知识、能力和技巧。文化相关性(culture relevance)的提问则提出了对当前引进的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知识、技能与技巧的质疑,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以及当前社会文化和习惯的契合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绕不开的议题。

(二)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论争

国际社会工作学界对社会工作的普适性和本土的关系的论争已经进行多年,产生了各种社会工作发展的命题: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本土化(indigenization)、内生化(authenization)等[1,3-5]。但是“西方”和“本土”两个概念存在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的危险。各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差异大,难以“西方社会工作”概括。当然,“中国本土”也难以概括不同历史地域的助人传统和习惯。从批判异质性的“西方社会工作”,到建构异质性的“中国本土助人传统的土生社会工作”,相信还需要积极践行去殖民化社会工作方法论和建构原住民社会工作方法论[4-5]。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探索基本上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争论。要突破概念性论争,就必须参考其他国家的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分析它们在建构社会相关性和文化相关性的策略。加上社会工作是理论结合实务的专业体系,本土化路径的探索不仅在于理论整合,还在于转化成为价值、实务和技能体系的路径探索。

(三)南非本土化社会工作的案例分析策略

南非是首个根据发展性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本土社会工作体系,采用了梅志利(Midgley)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对欧美社会工作“专业帝国主义”的批判和社会发展脉络的主张。虽然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赢得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学者的共鸣,但相关探索还是流于概念讨论和零碎的实务尝试。只有南非自1997年社会福利白皮书确立了发展性社会工作制度,历经20年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建立了一个整合宏观社会福利政策、中观社区发展模式,以及微观个人小组服务工作,形成理论、政策与实务紧扣的社会工作体系。

近年来国内外对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研究兴趣正在逐步提升。台湾伊甸基金会和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在2014年和2016年合办了两届发展性社会工作国际研讨会。第二届研讨会还特别邀请了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的柏德尔(Patel)教授为主旨发言人。柏德尔从参与设计南非社会福利白皮书开始,一直推动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开发,分享的经验尤其宝贵。本文主要通过整合柏德尔教授的文献、演讲与其他南非的文献,探究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提炼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的启示。

文章第一部分从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在应对社会发展和本土化的挑战中来分析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议题。第二部分阐述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历史缘起和发展中国家的尝试。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南非发展性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理念、实务模式等。第四部分讨论南非案例对中国采用发展性社会工作本土化策略路径的启示与借鉴。

二、社会工作中社会发展范式的源起与发展

梅志利(Midgley)出生和成长于南非,在从事社会工作期间有感于从西方社会工作移植的社会治疗模式与南非社会现实脱节,所以早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批判英美社会工作的专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imperialism),误导了南非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传统社会工作模式无法应对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市失业或就业不足、农村贫困、饥饿、无家可归、文盲及疾病等问题[6]。他呼吁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以推动社会发展为目标,弥补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足,比如以社会工作协助提供生产或就业机会,协助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供给等,以及倡导发展性社会政策等策略[6]。

(一)西方社会工作的社区工作传统

梅志利认为社会工作在20世纪初形成之时,除了传统慈善和个别化的个案救助工作,还有以亚当斯(Jane Adams)为代表的社区发展工作——睦邻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7]。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形成了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亚当斯在芝加哥贫民窟推动睦邻运动,通过社区组织提供教育、娱乐和青年活动,提高社区居民能力,共同改善自身和社区的状况。面对19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美国罗斯福新政通过积极公共政策建立普惠性和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共社会服务,大量支持社会工作者推行贫困社区、困境家庭和儿童的福利政策,即成立了睦邻运动社区工作模式的基础。

(二)发展中国家的准发展性社会工作

二次大战后,一些国家也积极探索整合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社区发展策略,比较著名的有印度甘地和泰戈尔推动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社区发展模式。一些西非国家的社会福利部门也通过推动社区发展项目满足社区各种需要,通过扩大社区干预提供社区服务,譬如扫盲、道路修建、桥梁和灌溉系统建设、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开发小手工艺和乡村工业、建设社区卫生及教育设施等。1969年联合国的社会福利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奠定了社区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补救性、收入保障和发展性介入项目间的适当平衡,尤其是社会福利服务也是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部分[8]。

除了政府推动外,民间强调由下而上的参与形式和草根社区的参与也逐步发展成为不同的社区发展模式,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巴西平民教育家弗雷勒推动的意识提升(conscientization)的充权策略。强调由下而上参与的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模式也逐步被各国政府和多边机构所认同和采用。1995年联合国的社会发展十年高峰峰会中,这些理念和模式逐步成为联合国、双边与多边发展合作机构的主流化政策和模式。所以其实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准发展性社会工作”包括了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和广泛由社会力量推动、由发达国家和社会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资助的社会发展和社区发展计划。

虽然梅志利强调社区工作和社区发展等“准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意义,但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响应不大[9]。反而不少发展中国家更认同发展性社会工作作为本土化的策略,南非的经验尤为突出。在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殖民主义后,南非积极反思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的专业殖民主义,采取了社会发展的视野重新设计和建设国家层面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制度,从理论、知识、政策、制度到专业知识与技能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策略。

三、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案例分析

(一)从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到发展性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

1994年前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社会福利政策主要服务城镇的白人,绝大部分非洲原住民族被排除在外。南非社会工作移植了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疗模式,以高度依赖“专业”社会工作为孤儿、老人和残障人群提供补救型和法律强制的院舍服务。1995年南非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登记的社会工作人员仅有8 000人,集中在城市[10]。南非社会工作过渡委员会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的设计和运作以种族歧视为基础,形成不公平、不民主的制度,未能回应大部分南非公民的需求和权利[10]。社会治疗性模式脱离了南非社会发展脉络的社会工作实务需求,无法应对严峻的贫困、失业问题、社会不平等、社会服务歧视与不平等,以及对种种社会弱势群体需求。

此外,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渐趋活跃,争取社会公义的运动也推动了社会政策的变革。比如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倡导政府必须为全体南非人民满足水电、房租、薪资、教育、安置等基本生活需求。争取“积极社会福利的南非社会”的社会纲领获得了南非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支持,形成了追求建设公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动力。

因此,南非政府以梅志利的社会发展视角重新设计南非的社会福利白皮书,从1995历经两年的咨询终于1997年在国会通过。白皮书首先强调权利为本和社会公义的价值基础,以服务社会弱势群体为先。二是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三是代议性民主决策的基础,建立让使用者广泛深入参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四是多元福利服务伙伴合作,由政府带领的社会协同提供服务。最后是宏观社会政策设计、中观与微观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整合[11]。

发展性社会工作模式根据发展性社会福利原则,为儿童与家庭、青少年、老人、残障人士、妇女、艾滋病携带者、药物滥用人员、罪恶预防与司法修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为重点设计提供社会救助与社会工作服务,其特点为:(1)服务提供强调权利为本的立场;(2)整合式以家庭为中心和社区为基础的服务;(3)以社会工作通用模式(结合个人、小组与社区工作)进行服务;(4)社会服务整合社区发展与生计活动。

图1总结了发展性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模式与种族隔离政策下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疗模式的差异。

社会治疗模式发展性社会福利模式•不公平与歧视性•参照医疗模式•聚焦在补救、社会病态、服务对象的不足、个人的心理临床治疗与院舍照顾•家长权威关系与片段性干预•以社会工作者为主要的专业角色•昂贵但影响面少•社会公义目标,特别针对弱势群体需求•参照权利为本的模式•聚焦在社会与经济发展、充权、能力为本、参与、惠贫、脆弱群体;伙伴关系•通用实务整合宏观与微观干预策略;在不同层面和不同服务对象群体开展干预服务•整合式的家庭为中心和社区为基础的服务•以协作式服务动员相关专业或非专业人员参与提供服务•成本效益高,影响更大

图1 社会福利服务提供模式的比较*根据柏德尔教授在第二届国际发展性社会工作会议的讲义整理,参见文献[12]。

发展性社会福利服务强调社会投资为策略的社会服务,包括针对孕妇与儿童的义务与全面初级健康;儿童早期发展、义务基本教育、学校营养午餐;基本服务;贫民住房、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护与福利服务等。南非政府期望这些发展性社会福利服务能够弥补种族隔离历史造成对非洲原住民族群在贫困、营养不良、基础教育和教育不足方面的劣势,艾滋病猖獗,以及应对全球化对本土经济的冲击等严峻挑战。

(二)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理论、知识与实务模式

原来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主张主要停留在理念层面,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实践不只转化成为制度和政策,还建构了相关的理论、本土化的专业使命和实务模式。柏德尔认为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目标是促进社会变革和社会公义,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工作重点是个人与环境的双重关注,需要有选择性地运用社会工作价值、知识与技能以促进个体、家庭、群体与社区的福祉。发展性社会工作强调协同性工作模式,包括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利益相关者参与满足需要或解决问题的过程。发展性社会工作需要整合社会工作通用实务模式,以个人、小组与社区工作的方法针对不同群体和层面的问题。此外,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强调充权与优势观点为基础,并促进社会不同部门间的合作。

如图2所示,柏德尔认为发展性社会工作采用的兼容并蓄(eclectic)的知识基础,包括从个人为焦点、环境焦点、社会发展和社会工作的理论。发展性社会工作需要整合概念性理论、解释性与理念性理论。社会工作员根据工作的目标、价值和工作需要去选择相关理论与干预策略;在选择过程中,特别需要评估该理论是否与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和伦理有所矛盾[11]。

柏德尔对发展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提出了一个两阶段模型:

第一阶段:发展性社会工作概念组织议题与特点;

第二阶段:发展性社会工作与发展性社会服务多介入模式,有计划的改变过程。

根据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专业权威、知识、技能与价值,柏德尔提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发展实务的两阶段实务模式如图3所示[11]。

图2 发展性社会工作知识的本质与范围简图

图3 社会工作的社会发展实务模式

发展性社会福利的理念强调促进公平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机会,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支持。发展性社会工作一方面强调人力资本发展,通过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等促进不同群体与个人的知识和生计能力。同时发展性社会福利理念强调投资社会资本,促进建立各个弱势群体中个人、群体、社区、社群间与社区间的互动、社会信任以及合作互助。发展性社会福利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从而减少社会广泛存在的贫困与社会不平等。

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民主与参与理念强调在选举式民主的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深化民主实践。实务模式采取广义的民主理念和实践形式,在社会福利政策和服务提供过程中强调参与式民主,在有关社会发展议题的讨论、政策制定、决策和和服务过程中扩大与深化公民的积极参与。

社会福利伙伴制度强调社会福利多元伙伴制度。政府扮演领导和协调作用,社会福利还是依靠社会协同的多元合作,其他行动者包括公众、民间组织、私营部门、个人与社区的共同参与和共同提供(co-production),从而建立一种以政府带领的多部门协作的伙伴关系。

社会服务领域的微观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福利政策的衔接。发展性社会工作一方面以微观层面个人领域面临种种问题为焦点,但同时关注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个人问题的过程,比如社会排斥的结构性原因。发展性社会工作关注个人与环境的双重关注,结合微观与宏观分析,以及本土与全球问题的连结以及社会工作干预。

第二阶段的发展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强调多重干预策略。柏德尔把干预模式分成五种,如图4所示:模式一是减贫与可持续生计策略;模式二是以家庭为中心策略和社区为本策略;模式三是社区层面的信息提供、教育与组织策略;模式四是社会政策与社会规划;模式五是政策倡导[11]。

减贫与可持续生计策略以家庭为中心策略和社区为本策略社区层面的信息提供、教育与组织策略社会政策与社会规划政策倡导•社会救济与社会救助项目•小型与微型企业•创业•商业发展•信贷与微型金融•储蓄项目•资产建设•创收•粮食保障•就业项目•社区为本的小公共工程•社会资本•辅导•朋辈或普通人陪伴辅导•自助小组•社区支持•社区照顾•居家照顾•志愿者组织•社区与青年服务•社工热线•社区矛盾调解•与家庭和社区网络的合作和增强策略•能力建设•社区教育•社区预防•社区咨询•固定咨询点•多目标社区中心•社区媒体•大众媒体•社区剧场与社区故事叙述•能力建设•公民教育•以充权为目标的社区教育•行动研究•快速评估•咨询与参与规划和决策•设计与执行发展性社会福利项目•早期预警系统•在服务不足地区拓展服务•社区监督•监测与评估•意识提升•以充权为目标的能力建设和教育•组织、动员与网络建设•社会公义的倡导项目•法律权益倡导•社会公义研究•保护与促进权益•权益教育•行动研究

图4 多种干预策略对比

多重模式干预包括干预模式间相互配合,从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多层次进行复合式的社会工作干预,从改善服务对象的生计,通过家庭和社区为介入平台,以社区教育和支持平台,并在政策层面进行倡导和规划。图5说明了在具体社会工作领域中如何结合权力为本、经济与社会权益、社会投资的早期干预和教育策略、家庭中心和社区基础服务模式、多种干预策略、创新服务和政策倡导与完善等复合型的干预策略。

(三)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价值观、技能与角色

柏德尔提出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主要价值观结合了一般社会工作价值与南非特定文化价值观与历史脉络[11]。主要的内容有:

用了比平日多一倍的时间,敦礼终于踩上了通往月半湾的楼梯。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双腿软绵绵轻忽忽地不着力,每向上爬一级,他都要紧紧地抓着旁边的楼梯扶手,手脚并用,爬上三五级就略略停一下,缓口气再继续往上攀爬。

南非的人性观(Ubuntu):根据南非宪法赋予公民的尊严和权利,尊重南非社会的人性观,无条件的接纳和支持不同个人的能力、差异和独特性得以发挥。

和解:承认种族隔离历史对个人、社区或族群的不公或压迫所做成的伤害,致力改变结构上形成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以和平非暴力渐进的策略达成和解。

柏德尔认为发展性社会工作需要掌握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社会工作技能[11]。微观的社会工作技能包括掌握与个人、家庭与小群体工作的技能,比如关系建立、有效沟通、面谈、辅导,与非正式的小群体开展小组工作等技能。这些小组工作包括治疗、自助、成长、社会化、教育与技能学习、倡导与工作小组等。

中观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技能包括与正式组织、群体与网络的工作技能。在微观技能,如关系建立、沟通、面谈与小组的社工实务。附加的中观技能包括组织分析与设计、执行与评估组织发展策略,以及推动变革的能力。其他能力包括社会网络技巧、团队协作能力,特别是与跨学科与专业团队的合作能力;动员、执行与评估达至共同目标的技能。管理发展型社会服务机构与项目的能力、决策、处理冲突,反歧视实务与反思性实务的能力。

宏观发展性社会工作技能,在社区、社会和全球层面工作的技能。在微观和中观技能的基础上,根据各种干预方法,采取一系列的社区实务技能,包括地区发展、社会规划或政策、倡导等。地区发展干预技能包括如何广泛动员不同群众建立共识和建设社区等举措的能力。社会政策与规划干预模式针对重大人类发展问题在社区、社会以及国际层面的政策和项目策划,利用研究和需求评估进行设计、计划、执行、评估等技能。倡导的干预策略包括进行研究,对问题和政策提出研究,改变社会习惯与制度。

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特点儿童、青年与家庭老人残疾人•权利为本•经济与社会权益•社会投资:早期干预、教育•家庭中心、社区基础服务模式•多种干预策略•创新服务•政策倡导与完善•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位•从经济、基本服务到支持性服务的服务连续体•多种干预策略,从个人和家庭辅导、家庭为中心、社区发展到政策倡导•平衡康复性、预防与发展型干预策略•准确纠正往早期干预和社区支持•多元化与社会性别敏感社会工作•创新服务维护权与倡导权利•老人权利•减贫,提高对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取得渠道•促进参与决策、有意愿就业者、老人学习、志愿者与社会服务•增强代际间的平等与互惠关系与团结•多种照顾体系,以居家和社区照顾优先•加强对老人照顾者的支持,特别是老年妇女•充权、能力为本、通用模式•残疾人权利、非歧视性与充权•微观从个人与家庭的辅导•中观从自助小组与社区支持•宏观包括倡导、公共教育、意识提升与推动生计开发与独立生活•跨部门合作,与私营部门合作就业开发•开发社区照顾

图5 具体社会服务领域的发展性社会工作干预策略*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0]第六章发展性社会福利服务中这三种类型服务的特点制成图表。

(四)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开发:行动研究、机构变革与创新

柏德尔认为必须克服对英美社会工作思维依赖的惯性,发展性社会工作需要建立反思和学习型的专业和机构文化。社会工作应抓紧本土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如种族、社会性别、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冲突等,必须开发调解与应对这些矛盾的多种干预策略以及相关的技能。社会工作业界和学界必须共同采取行动研究的策略,对问题和干预进行反思、修正和创新,共学共建社会工作知识。

发展性社会工作员应是富有反思性的实践者,敢于批判教科书唯上、理论与实务的拿来主义。他们应时刻准备好打破常规,应对现实处境的复杂性、多变和不确定性,整合行动学习和研究,创新与实践的不断改进。发展性社会工作机构的架构和文化应具备自身的组织变革的能力,以促进员工与服务的反思、创新与变革[11]。

(五)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面对的挑战与机遇

自南非国会于1997年通过社会福利白皮书,发展性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已经推行了20年之久。柏德尔认为南非在破除掉种族隔离体制后,民主化推动了社会政策设计更配合南非社会发展的需要[11]。但是诸多的经济、制度、公共财政、治理以及社会发展的挑战限制了这些政策的落实。首先,全球化加剧了本土经济的脆弱性,南非的经济和就业增长持续低迷。其二,尽管某些社会发展领域的成就显著,改变依然缓慢。儿童入学率有所提高,但教育质素低下;艾滋病的猖獗传播大大加剧了公共健康部门负担,严重削弱了其他社会服务的资源和能力。其三,破除种族隔离和民主化提高了公众对社会服务的过高期望,加剧了对社会政策现实的不满。最后,南非政府的腐败问题渐趋严重,以社会福利利益拉拢政治支持,破坏了原来发展性社会福利规划和落实可能。

根据柏德尔的调查发现,虽然政府大力推动发展性社会工作,实际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依然偏重社会治疗模式。社会工作机构和社工还是依赖传统社会工作,思维过于僵化,缺乏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牵绊了发展性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的实践[13]。南非的社会工作教育的困境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石麦(Schmid)与柏德尔的调查,大部分南非社会工作院系依然依赖英美社会工作的教育模式,偏重社会治疗模式的专业训练。社会工作毕业生由于缺乏对发展性社会工作实务的掌握,无法发挥原来政策设计中的实务要求[14]。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对南非本土经济的冲击加剧。虽然南非被划进新兴国家——金砖五国的行列,但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容乐观。经济与就业增长低迷,普遍贫困在持续,种族、性别、罪案等社会暴力严重影响南非民众的生命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了南非的干旱,严重影响粮食安全。非洲经济发展不均衡加剧了南非的区域移民问题,激化了南非民众的排外恐惧。这些宏观的社会挑战更肯定了发展性社会工作使命的前瞻性。

2012年“社会工作全球议程”(Global Agenda for Social Work)把推进社会发展列为全球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对南非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给予很大的肯定和支持。联合国“后2015发展议程”(Post 2015 Development Agenda)中提出的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也都是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15]。南非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少,但是在国际和南非政府的努力下,南非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模式正为迎接这些挑战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四、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模式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参考意义

无疑南非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的路径,很值得中国社会工作同行参考。国内在争论英美社会工作范式对中国的社会关联性时,也涉及视其为开发社会治疗模式的个人社会服务,还是推进社会发展的角色[16-19]。方巍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一直具备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譬如提倡开发式扶贫、从“输血”到“造血”,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投入,对创业和创造就业的重视[20]。可是,这些争论只是局限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的类比,却没能进一步拓展到发展型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的探索。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过程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样本,对处于十字路口的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启示。

(一)以社会发展为定位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使命

强调社会发展的脉络突破了社会工作专业化- 本土化二元对立论中的简单文化约化论。南非社工发展的历程绕过了文化本质论,重新确认社会工作以回应本土社会发展的困境与挑战。同样,如果以社会发展的目标优先,中国社会工作需要回应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当混合性经济,从国内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社会体制变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到现在全球经济波动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常态,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的贫困和弱势群体需求以及国家政策,国家和社会都日益重视的社会治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义的目标。这些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社会需求和国家行动的领域,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需要作出回应。

(二)整合扶贫与社区发展

南非的发展性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模式正在突破传统社会救助与扶贫发展的二元对立政策,对我国社会政策上以社会工作在整合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的两轮驱动是很好的经验参照。由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救助一方面严防受助者滥用救助,严厉的监管办法挫败了受助者重新参与工作的动力。加上贫困地区缺乏就业机会,就是强调工作福利(workfare)的政策也无从创造就业岗位。南非的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鼓励贫困、弱势群体的受助者以及其照顾者创业,从而提供整个家庭以及社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的重视有助于突破传统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的局限,对当前我国探索城乡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制度两轮驱动的整合很有参考意义。南非社会工作的制度设计和实务经验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莫大的参考意义。

(三)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与发展性社会工作的联动

南非在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模式,与社会服务提供模式和社会福利两者的制度设计是密切配合和联动的过程;这个思路和经验对我国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经验。当前是国家制定积极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模式的历史机遇,我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学者必须抓好社会政策的后发优势,更好吸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南非经验正好协助我们突破英美主流社会工作既有的补救型社会福利政策。只有在反思现有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设计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建构相应的社会工作模式。发展性思维就不止突破城乡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的两轮驱动,还从其他社会发展领域开展对弱势人群的救助与照顾、社会投资的早期干预、社区经济或就业方面进行政策与制度设计。

(四)多重社会工作干预模式的开发与整合

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强调多重干预模式的配合,在减贫与可持续生计策略、以家庭为中心策略、社区为本策略、社区教育与组织策略、社会政策、社会规划和政策倡导等方面已经积累一定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社会工作在社会救助、扶贫、城乡社区服务供给、社区治理、源头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等领域很有参考价值。虽然我国社会工作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已经引进社会工作方法,但参考和移植的社工实务还是以港台的社会治疗实务为主。当前大部分服务领域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还是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更遑论多重社会工作干预方法的联动。加上当前国家对社会工作在扶贫、社区服务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期待,社会工作更需要在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救助基础上,结合中观层面的社区分析、社区规划和社区发展实务,以及宏观的政策设计和研究倡导方面,协同国家制定在社会转型中、以社会公义为原则,切合弱势群体和不同群体需求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与社会工作模式[2,21-22]。要回应这些新领域的实务挑战,相信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一定可以提供很好的参考。

(五)社会福利的多元治理创新

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建立的福利多元伙伴关系建立了政府负责和主导,与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公益组织、企业与社区组织的合作关系、模式和系统。这经验有助于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学界突破以行政化社会工作与公益是对立还是互补的争论[23-24]。从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而言,仅是附属于国家体制的行政化社会工作不符合社会治理创新的意图。我们需要探究南非的发展性社会工作如何建构多元伙伴合作的架构,把社会发展和社会工作视野嵌入到与公益组织、不同专业和企业等伙伴的社会服务合作关系的策略。这些经验都有助于我国社会工作突破行政化、过度受商业思维主导的公益圈的偏差,重建一个以社会发展价值和理念为本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25]。

(六)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社会治理创新

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强调社会服务过程的服务对象参与和民主决策机制,对完善发展性社会服务模式的重要;这原则和经验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是很重要的参考经验。当前国家的社会治理创新强调激活社会活力,培养社区社会组织,建构多元共治;这赋予了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创新的使命和角色。比如三社联动赋予了社会工作在完善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社会工作需要发挥协同作用,配合党支部和村/居委会提高社区参与和基层民主。南非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工作探索突破传统社区治理的路径依赖,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脉络中以各种社区社会服务为抓手,建立服务对象参与和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完善社会工作模式的反馈和参与机制,为社会服务的社会治理创新努力[26-27]。

(七)社会工作教育与科研体系的去殖民地化

南非社会工作对受英美社会治疗模式主导的社会工作教育的批判,对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界应是一个警醒。南非社会工作教育体系深受北美主导的全球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学术评价和专业资质认证所影响,迫使教研人员和学生有意无意的共谋,社会治疗的实务教学无法胜任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中观社区和宏观政策的干预模式。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南非相若;或许在国家和社会对社会工作没有充分认可时,社会工作的“教育先行”或通过高校的学科化发挥了引进英美社会工作知识的作用。但传统英美社工作的社会治疗模式无法应对当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政策的发展需要时,高度依赖欧美为中心的学术专业殖民体系就形成了严重的制度性羁绊。南非正在形成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模式和经验突破了我们高度依附英美社会工作模式的想象力,对社会工作教育研究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和科研进行创新发展。

(八)打造敢于以行动研究创新的发展性社会工作学界与专业实践者

最后,南非发展性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表明虽然还没有一套既有的理论和实务模式可循,还是可以坚持社会工作理念探索社会工作的社会和文化相关性,以当前南非的社会发展脉络为起点,利用既有的文化价值和策略,建立参与性行动研究策略,进行服务项目开发、社会服务机构组织、社会政策的变革创新。这些南非社工同仁在创建发展性社会工作的自信、魄力、走过的路和经验,都是非常值得中国社会工作业界努力学习的榜样。

五、结束语

回到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使命,南非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经验提醒了中国社会工作必须批判地认识以英美社会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治疗模式的局限,社会工作由于脱离了当前本土的社会发展需求和的文化习俗从而产生的疏离甚至异化。中国的社会工作学界应该对敢于抛开社会工作的“学术与专业权威”身段,回到重建社会发展和文化脉络的相关性,以行动研究策略与服务使用者、一线社会工作员、社会工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创新、学习和建构切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发展性社会工作价值观、政策、知识和技能体系[28]。

国际社会科学界多年来已经提出对欧美中心的学术殖民主义的批判,通过建立南南研习的合作交流,重建社会科学知识本土化与土生化的策略;相信作为实践性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更有这种需要。我们寄望中国社会工作与南非社会工作学界共同努力,反思欧美中心的学术和专业殖民主义,释放社会工作的想象力,植根在地社会发展脉络,共同探究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对突破中国、南非以及全球社会工作发展的十字路口做出关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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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ork Indigen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ath Analysis of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System Construction in South Africa

Luk Takchuen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s facing a cross road of univers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how South Africa reflected from the lessons of colonialism to reform the social treatment model of social work. While adoption a soc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 resulted in a systemic overhaul of professional mandate, theorie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competence and values. Finally, the article gave light on the indigen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social work through a soc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cluding re-definition of the mandate of social work,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poverty red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herency betwee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multipl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pluralistic welfare partnership, participatory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social service delivery, de-colonizatio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action research in innovating social work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digenization; D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South africa poverty reduction;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2016-12-23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农民工‘乡—城’循环流动社会需求与构建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1BSH075)的研究成果。

陆德泉,香港港专学院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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