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考掘：以关系为方法的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实践

王醒之



慈善的考掘：以关系为方法的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实践

王醒之

慈善正当化了绝大部分人对人或主体对主体的介入，这个词汇的使用决定了关系的张力与方向；而慈善专业化的结果，经常变成权力治理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慈善”或“被慈善”被去政治化时，弱势者只是被标记、被识别的差异群体，单纯地接受国家或私人的好意，然后“感恩”、努力再度融入社会常态甚或回馈，社会服务的本质，就是用来强化既存的社会秩序或伦理道德，成为单向心理治理或成为社会问题去政治化的工具。社会工作其实就是关系工作，而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限往往就在于关系性的局限。如何将传统慈善/照顾关系的解构与再建构，朝向社会照顾，同时将慈善做为翻转“助人者—受助者”双方政治心理的方法，让彼此在慈善关系中都得到“再政治化”的效果，是我们正在台湾基层社区开始进行的实验/实践。

慈善； 助人专业； 以关系为方法； 政治心理学； 社会照顾

“慈善”是人类社会中从未缺席的存在，不论是慈善或社会正义的抽象概念和具体行动，当然也随着社会结构同步变化。

对慈善抱持正面态度的人认为，如果慈善之举能更加专业化、组织化，就能造成社会的改变或是解决社会问题；对慈善抱持质疑态度的人则认为，慈善其实反映的也是社会资源的不均，富者为善乐捐、救贫济世，从来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更进一步，反是控制和掩饰社会张力的手段，用吃不饱、饿不死的济贫，让政府回避责任，让人民接受既定的生活处境。

慈善所直接、间接造成的不均，也在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发展上显现出来。非营利组织呈现两极化的发展样态，过去数十年来经由私有化、公办民营、委托办理、劳务采购等行政操作，最终造成了大者恒大、小者恒小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并且不断地恶化，以至于形成某种垄断、霸权、甚至霸凌的现象[1]。

正因为慈善有双面性，既可能朝向社会公义和重新分配，也可能做为压制和稳固既有结构的手段，细致地检视和区辨出现在我们社会中的各种慈善，是在政治上必要的敏感。或者说，慈善本身就是一个全然政治的概念和手段。

一、慈善的考掘

心理治疗的知识本质不仅仅只是面对受创伤口时的一种客观考察，而是必须同时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一种伦理关系建造之实践行动[2]。

慈善，如同心理治疗(也可说是一种社会集体的政治心理治疗)，做为一种特定的关系对待形式，在关系中开展的不但是一种行动指导原则，也是一种凝视的观点。关系双方相互以特定标准审查的同时，重构了原本的社会关系经验，更推动了主体——不论是助人者或受助者——的再生产：在关系中“该有的样子”。

就像是文化人类学对仪式的考掘一般。是什么触动了我们的慈善之眼？何人被视为慈善的对象？是什么发动了我们的慈善之心？何事被当做了必须修正的错误？又是什么指导了我们的慈善之举？

个人或社会之所以慈善，曾有不少西方学者提出分析。个人做慈善，可能是因为利他的情操，想要帮助弱者得到更安全的生存；或者某种在宗教性的情感驱使之下，眼见他人之苦、或自己做为直接、间接剥削他人的根源，而萌生罪恶感，想藉由行善，求得自己的平静；也有可能，是基于外在现实的考虑，比如用善行来包装自己，累积社会资本，又或者，纯粹只是做为节税的手段，再强化既存的社会结构。社会做慈善，当然其必有的效果，就是弭平资本社会中的冲突，维持既有霸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近年来，慈善更变转换成了包装过的可获利商品，夹带着各种诱惑和利益盘算，进入市场来营销贩卖。

这些分析，都指出了一种传统慈善的动机，就是“对于不平等的敏觉”，以及如何对待在关系中被辨认出来的差异。个人或社会，觉察到了异于自己的他者，区分出了强弱贫富、优劣胜败、高低尊卑、生死健病、智愚锐钝，然后，因为无法接受这个他者的现状，便生出了去处理这个差异的动机和行为。

而慈善正当化了绝大部分人对人或主体对主体的介入，这个词汇的使用决定了关系的张力与方向，比方说国际上“人道救援”“发展援助”等概念所建构的关系质地不言而喻。人，特别是社会运动者/实践者，在各种形式的解放过程中，“与群众的关系”经常不自觉陷落到这个现成的概念里，并在这种概念所承载的关系设计下操演着相应的潜剧本。

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大量以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一词对贫穷现象或社会弱势进行总结式地描述(做小)；也有国家以社会排除为观点对整个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做大)。但不论如何，欧盟对于社会排除的界定基本上是有着以下的共识：“社会排除指涉多重及变迁中的因素，而导致人们在现代社会之正常交换、运作及权利中被排挤。贫穷是最明显的因素之一，但社会排除也涉及在住宅、教育、医疗及直接服务使用上的权利不足。特别是在大都市与乡村地区，此进而对某些个人及团体有影响，而受到差别待遇或隔离；同时也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缺失及因缺陷所形成之二元社会的风险”[3]。

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社会排除涉及的议题超越了狭义的贫穷、不只是经济与物质缺乏的问题，同时也指出社会排除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非仅结果，更承认“制度性排除”的存在。尽管这个定义“相对进步”，但对我来说这仍是以“工作福利国家”的概念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残补式“新慈善观”。这种社会排除的论述是拒绝承认贫穷文化存在的产物、相对于“被剥夺”的概念而言是指向性不清楚的现象描述、是同意以(不变革)现代社会运作规律为前提的修正主义。这种隐晦服膺于现代性的观点把“慈善”的概念雕琢得更为细腻，企图把社会安全网的网眼缝补得更绵密，但是却不愿碰触社会排除中更为核心的议题：“社会排除自身的社会作用”。

问题接下来就会是：社会排除的社会功用是什么？社会集体有必要为特定目的而刻意排除特定人吗？

如果我们从“歧视/区辨”(discrimination)来谈，会发现任何既有的存在形式皆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他者(the other)存在，藉由区别与分类，才得知有不同于己的存在，比如说透过区辨出各种不道德的人(如好手好脚但不工作的流浪汉)、不正常的人(如精障者、性少数)、不健全的人(如身障者、罕病者)、不完整的人(如逃跑外劳、穷人)、不理性的人(如知法犯法的人、酒精依赖者、钉子户)……，才有办法确定“我”是谁；如果借用当代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与其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说弱势家庭“失功能”的处境，倒不如说遭社会排除的弱势家庭其实就是现代性的“贱斥体”(the abject)、就是主流价值以“主体”(subject)之姿贱斥排拒某种让主体界线模糊的污秽之物、让自我与他者难以区辨的污秽之物。而上述这些非我之人也在这过程当中成为“玷污”文明的人[4]，成为一群外于我的、低下于我的、令人恐惧不可知的、脱离社会秩序与公权力控制的人。

尽管这些人彼此的差异性之大，但在文明的光谱里，他们都是“同一类”。最终，这种类别不但“必然”存在，也“有必要”存在。这种亟欲确认主体界线的集体焦虑从主体的角度来说虽然是对“文明进化”与秩序的渴望，但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却是反复排除与不断吸纳(或收编失败)双向并行的历史：一手以污名化、歧视(刻板印象)或社会秩序为名进行社会排除，另一手以辅导、教育、补助、矫正、治疗、救助等方式进行社会吸纳/社会整合(social inclusion)*举例而言，台湾近年来与国际慈善团体接轨的“抗贫运动”，经常以教导穷人理财为活动内容，彷佛贫穷是个人疏于理财的结果；同时反向告诫非穷人要跟紧金融秩序，以免成为穷人。。

如今，“反社会排除”已经成为“慈善”的新修辞。社会排除的现象虽然具体存在，但是目前以欧盟为主的论述仍是在透过关注社会排除问题、透过进行社会整合来强化既有的伦理与秩序。简言之，如果所谓的助人专业或社会福利的发展仍是以“慈善”为本位，就算是“反社会排除”，也将继续巩固既存社会排除现象的基础(其实仍是另一种社会排除)。

也就是说，当助人者在实践过程中冒出类似“我这样做真的有用吗？”的怀疑反省时、或对结构性压迫开始觉察时，(反映自身既得利益位置的、以慈善为基础的)专业认同就会启动防御性的作用，将思辨扁平化为“慈善”(好歹这是做善事)，且仅止于“济贫救苦、施医赠药”式的慈善。这时，助人者不只是国家机器的小帮手，还是人道主义关怀的实践，连购买赎罪券(redemption)的钱都可以顺便省下了。

如上所述，对于大部分的专业助人工作者而言，面对着自己的工作对象，经常在两种建置中决定了彼此的距离*我们在社区的工作者经常被政府部门的社工批评在助人关系中“太投入”。：助人专业中的分类与社会对待的分类。这样的分类决定了社会距离，同时也确认/巩固了“我”。你会发现，不论对象是谁，“协助重返主流社会”是现代性写给助人者的脚本，“转异为同”则是潜脚本，在每个分镜里都会出现，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是全片的导演。在这样“助人—受助”的关系结构中，虽然受助者经常处于失语的困境里(不断地被助人者代言/阉割)并丧失了主体性，但其实双方的主体都被禁锢于其中，助人者被迫同时演出既得利益者与受压迫者两种角色。

二、慈善的专业化

进入慈善关系，不仅仅是另一种观点，也是一种新的自我治理、新的心理政治操作。现今慈善在公领域出现的样貌，以社会福利称之，由专业助人者在从事着的社会工作。

王思斌对社会工作的定义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的活动”。社会工作被视为是科学的助人服务和社会公义，它不是一般的、人对人的行善活动。

更进一步，社会工作透过国家立法程序，在政府机器的运作中，取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如今很多国家权力操作的程序，不仅仅是社会福利政策，如前所述包括医疗照顾、教育、司法、劳动等，社会工作的介入变成了法定要求，细节虽不一而足，但总归是一个作用：以助人者个人的肉身，与国家正在治理的那个单一对象，进行服务、影响和改变。

愈是包罗万象的工作分化，国家行使权力的实施愈是细致，慈善的公共化和专业化，使得个人的慈悲同情再也不是个人。

(一)管制与重塑

助人做为一种展演，也是一种仪式，有同样的效果。不论是民间慈善、或是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都在重新建构与受助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也在展演与观看之间产生了自身的、内在的正当性。

最典型的是授受双方的合影仪式。表面上是为了确认和强调资源的转移没有漏接，然而，不论是现场观看或是阅听媒体，观礼人才是最重要的拼图之一。观礼人的在场，构成了公开判决的完成条件，使权力正当化，一如校园霸凌或公开处决旁观者所构成的集体心理历程。当然有时候，这种展演不一定是需要合法的(legal)，但仍然可以为权力带来正当的(legitimate)效果，因为仪式夸大了权力的压倒性以及自身内在的优越性。

慈善专业化的结果，变成治理的一部分。助人行为，大喇喇为权力开路，治理(governance)、统治/支配(dominate)、督导/监视(supervised)之间，若不小心细辨，经常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弱势者/受助者，之所以会被辨认出来，被视为异常，关键在于其有不见容于或自外于主流游戏规则或制度之处。异常来自于制度中的正常，弱势者的存在是一种反证，这时，权力就必须做出管制的因应。透过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人被人治理的正当性强化，接受援助越多的人就愈被视为异常，愈被合理化为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和重塑。专业慈善做为预防社会冲突的维稳手段，用援助来平息/调节内部张力，将社会冲突予以转置与转化。

社会工作助人专业成为公共服务后，除了直接的介入所达成的社会控制之外，还以另一种机制强大了自己，就是使得慈善的动机从原始的个人社会责任感中被移除，说服人民：不见容于主流秩序的弱势者，交给专业的助人工作者来处理。如此一来，原本的私人社会情感连结断裂，强化了冷漠的基础，减弱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包容性，而让人民面临个人的危机时，只剩下公共化的机制(不论是非政府组织或公部门)可以依赖。

因之，政府社会福利部门或是大型非政府组织的社工，做为社福资源的掌控者/守门员，在面对个案时，会对于人的思考和行动是多么的容易被圈养，而感到惊讶。而受助者本身的主体性/主动性，跟社福系统之间的灵动周旋，又是多么的完美合拍。这是一个吸纳与排除双向同时进行的过程，在过程中，不论是吸纳还是排除，都全面地重塑了弱势者在社会中的生存样貌。

(二)助人者的自我

面对这种变化，助人专业者对其实务工作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之自我觉察相形更加困难。自我认同/专业认同本来就包含了它自身的反面，偏偏助人者在实务工作中的自我怀疑经常是非常个人化、内在的经验意觉，其珍贵之处在于其往往指涉着自身的工具理性、指涉着主体性的丧失/召唤、指涉着行动、现实、目标三者之间的差距。紧扣着这种经验意觉往前会开拓出一个创造性的空间，在其中(1)助人者得以将受助者重新放置回脉络中理解，以发现一个不同于原先专业分类符码所代表的处境；(2)受助者有机会从既存的、不断复制强化的社会对待中解放出来(被制度弱化的弱者)；(3)助人者得以找到一种关系位置重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专业；(4)助人者与受助者的关系距离得以因此而发生变化。

图1

我认为这是从“助人”发展为“互助”的关键。同时也是在认识(论)上折返进退的变化(如图1)：相对于照见工作对象处境而发展出来的“济贫救苦、施医赠药”式的慈善，(现代性概念下的)助人所强调的反社会排除与身为人的基本权利(rights)对应的是社会排除的救赎与修正，但背后去异求同的想象却反向更强化了社会排除的基础，进而将助人者与受助者的社会实存去脉络化、去历史化，同时将这两者捆绑于其中。助人者被镶嵌在体制里，也扭曲地成为受压迫者，赋权(empower)遂成为欺人骗己的谎言。

助人者唯有清楚辨认自己也是在专业体制中的受压迫者(原来自己赖以生存的、自己认同的专业，恰恰也是压迫自己的)，并且与受助者对压迫来源能发展共同辨认的可能*不是那种由助人者组织起来的专业团体。这种专业团体到最终存在的基础往往都是维护专业人士自身的利益，同时成为专业体制的一部份。，一齐往再历史化、再整体化、再脉络化的关系方向挪动，“互助”的认识才得以展开，也才得以“助己”[5]。

“辨认差异”是互助关系发展的第一步。以对话形式将他者内化，形塑混杂(mixed)的互为主体，一种成为(becoming)的变动而非存有(being)的堆积性逻辑过程[6]可以在认识论上打破既存的分界、个体的根也不至于在过程中受制于专业框架的形式分类被粗暴移植、被硬拔乱种。同时，这当然也会是不同于传统助人专业中“分类—诊断—疗愈”的概念，而是“回到”历史。这是Fred Newman说的“适应历史”[7]、这是夏林清说的“人体形变的复元之路”[8]。

助人者只有社会性是不真实的。助人者无法处理受助者的受迫处境常是因为自己没有发现/无法面对自己也是个需要受助的受压迫者，而总是以“分享自以为多余的优势”操演助人的角色。至少我的经验是，实务工作者的政治性必须从其去政治化的历史过程中返身求索，在既存的社会关系中链接、在专业实务经验中提炼。相较于你我此时在主流政治中被摆放的位置，那就是为自己设计的“再政治化”。当助人者开始带着实务工作中的自我怀疑重新审视“异/同”的社会建构，就会发现“边缘即核心”、“他者即我者”，就会逐渐放掉“求同去异”的想象，进而从工具性审查中解放，也会从暗示—驯化的关系中解放，而“助人者”与“受助者”的命名也得以被重新双方共同理解。“助人”或许可以转化为“互助”。

看看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是这么说的：“……在革命的过程中，对于破茧而出的领导者而言，只有一种方式能够完成自己的真实性：那就是他们本身必须“死去”，为的是能透过受压迫者并且和受压迫者一起重生。……我们不能说在革命过程中，某些人可以解放另外的某些人，我们也不能说某些人去解放它们自己，而只能说，人们联合起来彼此解放”[9]。助人就是助己。体会了这点，解放才会由外而内，成为自己的主题。

(三)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作用

在服务的提供中，非政府组织夹着各种动机进入，其与政府部门间的角色相互消长，也使得社区/社群更加去政治化。在全球各地都有这样的发展，也形成了新的质疑，社会企业、慈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道路吗？

公部门组织的弹性化、法人化，到底是否如当初所设想的，更有效率、更经济、更有责信、更能符合人民的需求，也在这波质疑中无可避免地被提出。在台湾，国营事业或政府部门以不同方式设立的基金会、以行政契约方式外包的公共服务，其角色的灵活性和弹性，并不是绝对与可责信度成正比。

图2

例如，交通部所属的国营事业基隆港务公司今年元月份、旧历年前在其脸书上发布了一则消息如下：“本公司爱心捐赠，寒冬送暖活动，捐赠纸尿布及奶粉一批，嘉惠基隆市身心障碍者，由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钟雅玲主任回赠感谢状”*资料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KeelungPort/posts/1219894601427927。。在图2的照片里，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基隆港务公司的官员都站在台上“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爱心捐赠活动”红布条前，旁边还有一堆奶粉、成人纸尿布等物资和十余名不同障别的受助者坐在台下共同“观礼”。

基隆港务公司的正式名称是“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务分公司”，前身是交通部航港局，专责办理航政及港政公权力事项，在“政企分离”和“公司化”后，改制为港务公司，目前仍是由交通部直接编列预算，总经理则是原交通部高层官员。

因此，这场慈善活动就成了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分身的国营公司捐赠物资给政府部门委托非政府组织公设民营的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但却演成了民间慈善爱心满满的一场张扬，还有受赠者在现场观礼。

非政府组织的进入慈善专业，使得原本政府的单一责任被分散和淡化，公部门成为民间慈善救济的受者和中介者。而非政府组织在成为公共服务的外包厂商的同时，也得面对自己多重角色的难题，当公部门要求和自己组织的宗旨冲突、或与契约中的服务对象利益冲突时，该如何自处？将来契约结束或退出服务时，会不会同时导致组织本身和被介入者同时陷入福利依赖的恶果？

三、实践经验：穿透性的小实验*这个社区实验基本上是与科技部“以照护为本的活力展龄创新结盟(A Care-based Innovative Networking for Active Ageing)”计划同步发生的。该计划由台北医学大学承办，意欲以行动研究为导向于台北市信义区(101大楼附近)、基隆市暖暖区、新竹县尖石乡(原住民部落偏乡)三个基地针对“在地老化”的议题发展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的新模式，更期待长期逐步推动台湾高等教育体质的改变。笔者为该计划之博士后研究员。

(一)长者，在暖暖独居

暖暖区是一个位于基隆市的小行政区，总共约一万五千户、近四万人口规模。300年前的暖暖是北台湾开发的重要驿站，是基隆河水路转陆路的交通转运站，加上樟脑、大菁等重要经济作物，彼时的暖暖相当富庶，素有“九万十八千”的称号*指九户人家有上万的财产、财产上千的则有十八户，当时，只要五百元就可以买一栋不错的宅院；如果对照同一个时间的汐止(今新北市汐止区)，同样也是基隆河的货物集散地，则是流传着“七万二十七千”的俗谚。，比当时的基隆更为繁荣；但随着产业没落、基隆河水位的下降、水运被铁路运输与公路运输取代后，暖暖成为一个被陆运交通穿越的小城镇。经济地位的重要性逐渐被基隆港、市的发展取代。

目前，以“不山不市”来形容暖暖地区城镇发展的现况是贴切的。距离台北市仅20公里，但丘陵地形的天然限制，都市化程度并不高，有依附着各种穿越性交通而存在的小型产业(如货柜场、汽车修理厂、小吃店)，但无法提供在地居民完整的就业需求，故过去30年来暖暖地区的人口被大量磁吸至大台北地区通勤就业，但也因为暖暖地区的房价相对便宜于台北，故亦吸引了在台北就业的小家庭移居至暖暖。暖暖地区的总人口没有因为台湾的少子化浪潮而减少*台湾地区的出生率一直偏低，2007年甚至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彼时全台各县市当中又以基隆市的出生率最低。，反而增加了很多通勤就业的新住民。

所以，暖暖区目前的扶老比、独老比、高龄化等指标虽然都不是基隆市之冠，但是医疗、照护资源并不如都市化程度高的基隆市区密集；即便如此，官方2012年度的人口统计显示，暖暖的老年人口也已经超过10%，远高于国际的老年化社会标准。除了一般住宅外，暖暖区也有大型的公部门宿舍，包括军方的眷村和退休人员宿舍，其中，老人独居的比例极高。因此高龄者在暖暖地区生活的处境与健康需求会特别被我们注意。

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署2005年的资料，老人跌倒盛行率1999年是18.7%，2005年增至20.5%，每五人平均就有一人可能跌倒，最严重的伤害是髋骨骨折。一旦跌倒入院，其中有10%的老年人于住院时会死亡、50%会在一年内死亡。每位老人平均的住院花费为9万至13万[10]。

根据2015年台湾十大死因调查，事故伤害是第六名，其中老人事故伤害死亡第一名是交通事故，每十万人中有40.8人；第二名是老人跌落，每十万人中有24.61人。老人跌落的部分，2013年国民健康署“国民健康访问调查”结果则显示，老人发生跌伤的地点，56.3%在室内，43.7%在室外。室内最常发生事故的两个地点，第一名是家具旁，有23.7%发生机率，第二名是浴室/淋浴间/厕所，有12.3%的发生机率*引用自国民健康署新闻稿：惊!1/6的老人有跌倒经验；防跌从日常生活做起，http:∥www.mohw.gov.tw/news/572256074。。

而唐美莲的研究结果发现，台湾老人的跌倒医疗费用平均为40 372元，台湾地区跌倒伤害的医疗费用推估为51.4亿元。跌倒是造成老人骨折的最大因素，造成的骨折伤害包含脊椎骨折、髋部骨折与腕关节骨折。其中，尤以脊椎骨折最多，约占一半。髋部骨折患者，一年内死亡机率约为30%，且随年龄增加而升高，而男性为女性的2至3倍。即使手术后，也有高达七成患者，必须终其一生依赖助行器(拐杖、轮椅等)，甚至完全无法站立。台湾花费在髋部骨折的相关项目上的费用，也逐年增加。若藉由居家环境的改善，则约可以减少22.5亿元[11]。

因此，藉由居家内外环境的改善，预防长者跌倒，便成为维持老人在社区独立健康生活，减少医疗资源耗费和家庭照顾负担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因为医疗市场化的影响，从政府到人民的大部分资源集中花费在医疗端，更前端的预防跌倒这件事反而被忽略了*目前各地方政府大多有针对特定对象提供室内无障碍空间修缮的补助，但限于身心障碍者与低收入户，一般高龄者意外跌倒的初级预防工作相对少得多。以“基隆市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设施设备补助申请”为例，一、申请对象：凡设籍本市年满65岁以上之低收入户或家庭总收入每人每月未超过最低生活费用标准2.5倍之中低收入老人。二、补助标准：以维护老人生活安全为原则，补助改善其自有或租借之现住屋之屋顶防水或室内给水、排水设备修缮、安全扶手、防滑地板及其他住宅安全辅助器具、设施设备(70岁以上独居或失能长者优先补助；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者，应优先申请“身心障碍者生活辅助器具”不得重复申请本补助)。每户最高补助10万元整(三年内不得重复申请)。。虽然各地方政府大多有针对特定对象提供室内无障碍空间修缮的补助，但仅限于身心障碍者与中/低收入户。

(二)社区防跌工班

因此，不符合福利身份标准(不是中/低收入户、还未失能到可以领身障手册等)，但有实际需要的老人，就得依靠自己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资源。居家环境防跌看似一件简单的工作，但对能力和体力都已不如壮年的长辈来说，包括最初始的认识防跌概念、发现居家环境风险的再教育、评估改善的方法和费用、找到施作的人力和施工前后的整理清洁等等，其实都需要高度的协助。就算是符合福利身份可以申请公部门的补助，政府的服务也只到改善蓝图规划，后续，包括找人来施工、付费后的补助申请文件程序等，也还是通通需要民众自己来完成。可以想象，对独居的长辈和失能者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么多行政门坎没人可以帮忙跨越的状况下，只剩下“自己小心点”这个选项。

我们在上述的经验脉络下，近期于基隆市暖暖区发展出一项社区工作的实验：“社区防跌工班”。简言之，就是邀请社区中壮年(约45至65岁)居民组成志工工班，进入有意愿的家户中，共同审视环境、讨论方案、挑选材料，最后义务协助施工、加装防跌设施，材料费用则由长者家户自行负担。

经过与工班志工、社区组织的讨论后，初步决定几个关于施作的原则：(1)工班志工进入家户初阶段暂以家户内跌倒风险较高的“浴室”为主；(2)施工前应与家户内的使用者针对风险评估(目前尚未发展出标准化之评估工具)、器材类型/价格、施作方式、工班理念等议题进行直接的讨论并且取得共识；(3)讨论对象除用户外应包括其(同住或非同住之)家人；(4)工班志工基于社区互助理念不应收取任何工资费用；防跌器材采购与费用原则上由使用者自行负担，如使用者不便于采购，由工班志工代为购买，并于完工后检据核销；(5)工班志工应于施作完毕后针对使用者之使用经验进行回访与确认。

萧老先生是我们第一个发展的案例。他是个出生于1928年的山东人，1949年离开家时，还是个青春少年，等到再次见到母亲时，已经50多岁，而母亲则是80多岁了。他是那个动乱时代，被海峡分隔彼岸跟此岸，母亲在那岸、我在此岸的典型见证。萧以士官长的军阶自海军退役后至基隆港务局担任信号台台长，负责指挥进出港的船只。多年居住于基隆市郊的海军眷村。他自社区发展协会卸任理事长后在社区开班教授居民外丹功，数年前罹患糖尿病后停止授课，独居。

我们与萧结识时，他的经济条件相对优渥，不过妻子与儿孙都已经移民海外数年，虽然女儿、女婿仍居住于附近社区，但打算近几年内正式退休后赴海外与其他家人团聚。届时，萧在台湾将再无直系亲人。

图3

防跌工班邀请萧示演平日洗澡与如厕之程序并与萧讨论过后，共同决定将浴室进行三个项目的调整(随后亦将结论转告女儿征得其同意)：(1)调高淋浴间之扶手，取代结构较不稳固的毛巾架，使萧站立淋浴时可安全地移动身体重心；(2)因为大腿肌力不足，移位马桶旁之卫生纸架后加装一防滑扶手，使萧如厕后可以顺利起身；(3)增购并建议萧改用洗澡椅洗澡，防止滑倒、晕眩导致的意外。施作完毕后，萧非常满意(如图3)，并在使用后即刻告知其山东同乡会担任总干事的好友。

(三)社区“防跌工班”的行动意义与反思

1.重构慈善：关系的对等建立

防跌工班进入第一户长者的家屋里时发生了一个非预期的状况：为了加装新的防滑扶手，志工郭先生必须在萧老先生的浴室墙壁上以电钻钻孔。但电钻穿透瓷砖与部分水泥后却无法继续钻深，志工郭试钻了第二个壁孔后依然如此。郭无法决定是否继续施作。面对突如其来的难题，工班志工无法应变，有限的经验*志工郭先生为专业联结车驾驶，为了想要善用自己的余命，选择届满60岁就(提早)退休，同时长期投身劳工运动多年，对于劳动政策有深刻的研究；退休后的他将心力逐渐放置回自己居住的社区，经常自发性地捡拾社区街道垃圾，维护环境清洁。事后的经验检讨郭先生表示童年时因为家境困苦，十多岁就当铁工，到二十多岁才转行成为专业驾驶，但对于水电工程并没有信心。难以判断究竟是房屋建材的问题、电钻钻头错误的问题、电钻规格的问题、抑或是连续两个壁孔碰巧都钻到了钢筋。郭满头大汗在场直接电询任职水电工的友人，但友人未接电话。

萧老先生觉察状况有异，不时来回进出浴室张望想了解情形，最后，他竟从房内拿出自己十数支电钻钻头提供郭选择，并开始提供意见指示志工如何施作。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在场的工班成员都非常讶异，而现场原有的社会关系设定立即被萧老先生翻转了过来。

不过，尽管这两人年龄合计150岁，又再浴室里折腾了好一会儿，仍无法解决。最后，工班于现场讨论以“工具不足”为由，中止了当天预计在该户进行的所有工作，算是铩羽而归了。离开前志工郭向萧老先生表示，待连续假期结束后会再至五金行采购适当之工具以尽速完工。但现场双方都分辨得出来关系中隐含的张力逐渐浮现：志工因为出师不利无功而返，心情低落、高度挫折；长者则是开始心生怀疑、对工班技术没有信心。尽管三日后工班卷土重来再进入萧家，证实了连续钻到墙内钢筋的巧合，并且顺利完工，但浴室墙上留下的两个钻孔成为双方关系发展转折的重要印记。

当天若进场的是经验丰富的专业者，或是受政府委托执行福利服务的厂商，萧老先生大概会类似大部分人，直接援引既存的社会慈善框架，以“受助者/弱势者”的角色面对关系。但当天面对的却是无法跨越的“技术门坎”，工班与家户双方同时经验了关系焦虑，并且进入了一种新的、不同于过往的关系对待想象：萧老先生原本期待进场的工班志工应该是(宛如所有公部门提供福利服务的志工)具备熟练的专业技能，但眼前施工的人却不是训练有素(专业证照)的工作者，而是不收费用、满腔热血的志愿工作者，显然萧无法完全以市场化模式要求；又，郭身为志工，是以“助人者”的角色预设进场帮助萧老先生，帮助一个理应比自己更弱势的长者，但未料突发状况除显其专业、经验不足外，更因萧在现场提供了一桶自己曾经用过的钻头、指导郭如何工作致使他心生羞愧。

在这一组“助人者—受助者”对偶关系中的双方都无法以传统慈善的关系架构、角色进行互动。郭志工事后在工班的工作会议中表示自己在关系中不但经验到对方对自己专业性的期待(与怀疑)、也经验到自己本来“强助弱”的慈善观过于素朴、更觉察自己朝向志工这种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同其实是与萧(或接下来每一个与之遭逢的长者)在关系中对等共构而成的。

换言之，若没有此次于萧家的初体验，郭的自我实现图像可能仍是以自我善念为主、视对方为惨白虚弱的受助者、关系中少有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并夹带专业(权力)进场的单向善行。

这是传统慈善/照顾关系的解构与再建构，也是朝向社会照顾(social care)的一小步。若从健康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绝大部分的助人工作确实存在着“自主性的伦理”与“社会性的伦理”两种思索方向[12]。前者视独立自主生活为助人的核心指标，让受助者/弱势者/高龄者/病人尽量强壮到足以在现实生活中自立，才是健康，但当中隐含着一种正常人对异常人的道德压力，期待异常“适应”正常，如非残者对“残而不废”的褒扬；而后者则视社会依赖为理所当然，强调社会集体/多数对弱势/少数人的责任，方符合社会正义。其中隐含的概念则是“少数是多数的结果”，或两者互为因果，宛如光与影的关系。

以这点分辨为基础，不论是哪一种选择，助人者对于残/弱/废/败的辨认也反映着自己内在的伦理；当助人者企图消弭受助者/弱势者/高龄者的孤独感与被排除感的同时，就是在为他形构(选择)新的伦理关系。

2.相互成全：双向的心理治理

尽管郭在受挫后开始大量咨询身边拥有专业技能的友人、开始采购并使用自己过去不熟悉的工具，甚至更认真评估参加专业培训课程的可能，企图以外在的专业标准来维持自己对于工班志工的最低标准，但关系中的知觉是双向而开放的。萧是在面对志工技术局限的同时被迫接受这个事实：家户内的老人防跌设施仍是目前社福体系不足或法律规范下有条件限制的服务项目，可及性并不高。

所以，该怎么对待技术“专业”与志工“服务”之间的关系？郭该接受“完整且专业的训练”(诸如取得水电丙级证照)后才能担任志工吗？而志工误钻两个孔后，萧该(后悔于)接受“不够专业的社区服务”吗？技术专业(证照门坎)与志工发展(社会参与)之间是什么关系？该如何理解法律规范与责任划分下“专业排挤志业”的难题？在郭萧两人这种“不太专业”与“不太弱势”的关系交集中，反而有机会重新思索关系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关系中重要的行动知识。“当行动者开始在行动中认识自己与其他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形构及其表现的样态时，改变的行动自形成的那一刻起，不但会同步地作用在行动者自身以及关系对象身上，行动者更会因此返身回观而自我新造为改变的促动者”[13]。

更重要的是，这带入了创新性的社会互动。工班以重构自己与他者的政治凝视进入萧家，看的不仅是手把装设后萧满不满意、好不好用，而是在拒绝使用传统划定被服务者的污名化意涵后，发展出新的政治心理和关系动能，非既存社会角色之对待(助人者- 受助者、壮年人- 老年人、优势者- 弱势者、社会人- 独居者)，会成为双方的疗育/疗愈/疗遇。人随着生理年龄的老化，慢慢被排除在年轻人/非老人的世界之外，但他始终知道那个排除他的世界就在他的旁边飞快地运作着，因为他曾经是那个世界里的人。如今，他无法对那个世界言语，并且只能(宛如)透过镜像的反射，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形成或接受新的自己，然后才能重新进入与年轻人/非老人的关系中。这是关系对待的结果。

工班进出各家户一再经验到，关系讯息就是人际信任的基础在社区网络中不断扩大。志工得以在关系中同步分辨“专业性”的份量，而非工具性地单向考虑技能提升；案主/长者亦得以在典型社区福利服务系统之外重新以“人”的角色、而非独居老人、基层弱势的社会角色放置进社区的群际系统中，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参与社会，甚至松动和改变旧有的社会关系。工班在几次碰面中不但装修了萧老先生的浴室，独居的萧在工班进场后，反而得以透过我们传递他多年来从未表达的歉疚给女儿，更促动了萧与女儿关系的亲近。

3.跨代互动中的社区感

防跌工班的志工目前以60岁左右、甫从职场退休的社区居民为主力。工班的第一号志工郭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偶而会在暖暖街的巷弄中默默的捡拾垃圾清理社区环境，偶而会到暖暖水源地的希望森林帮忙拔拔野草，这几年“基福公路通车冲击”、“绿色隧道浩劫”等重要的公共社区议题，他都没有缺席。但他跟大部分人类似，都是从职场退休、挣脱劳动体制后才有条件把目光慢慢慢慢地转回自己居住的社区。人彷佛要退休以后才开始真正生活在地方。

“防跌工班”开始推动后，郭加入成为志工，进出不同长者家户的浴厕。在一次次义务改善、加装防跌设施的同时，他逐渐意识到这不是传统助人、慈善的概念而已，因为他从自己的家户跨进别人的家户，也从自己的世代连结上另一个世代，连结上一个自己在不久的未来也即将面对的处境。郭开始从那些比自己大30岁、独居/偶居的长者身上学习“老化/展龄(active ageing)”这个重要的议题。因为“职涯”的概念已经长期占据了他所有的“生涯”。他在这个崭新的关系中受益、受助，除了内外审视生理年龄所带来的差异，也开始分辨另一种新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社区感”：我该继续在经济焦虑中独善其身，储备一个可以独立自主尊严生活的“老我”？还是依循“养儿防老”的逻辑寄望于子女与家庭功能？又或是该准备推动一个可以让“老我”无条件被包容依靠的社会/社区？这点，可以跟社区防跌工班的实践发生什么关联？

这是社区(感)再政治化的起点，从这点思索出发，人的“老化/展龄”议题得以从本来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吾老”、“亲权私有化”的捆绑中慢慢释放出来、传统慈善的社会基础或许也会从此同步松动、而社区/社群的角色或许会更浮现出来。

4.换工：社会关系的再连结

“换工”是防跌工班发展中的第二层设计，为了尽量降低工班在关系中被理解为慈善的可能；但，更长远的想象是为了创造社区间更多社会关系的连结，(相对于传统的社区营造)能在没有公部门经费挹注的前提下朝向有机发展、长期自营的可能。

萧老先生以其年岁已高，客气地拒绝了我们邀请他再次以“外丹功”开班在社区授课，亦表示自己“无工可换”，但我们在与萧的女儿——甫从台湾补教界退休的化学名师——讨论防跌设计时，她表示愿意在社区中贡献所长——教化学。我们此刻正在规划如何转化这个换得之工到社区关怀据点的供餐厨房志工，发展为食品安全、加工食品的“厨房里的化学课”，并再一次从厨房志工身上换工出来。

虽然社区防跌工班到目前为止尚无法有效对待所换到的工(如76岁的郭女士表示愿意教作如何把一根吸管用剪刀做成虾子、91岁的王老先生是退休警察，表示愿意口述台湾二二八前后他身为武警的所见所闻等等)，但从某个角度来看，换工平台或许已经是“社群治理”的开端。“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出现危机或是科层行政组织受到挑战时逐渐兴起……面对当代国家与市场失效，社群治理模式的应用就是一种社会创新，也是一个具有社会实践意涵的讨论。……因为它促进公民社会成员的参与和投入，达到创造公共利益和维系个人利益的目标”[14]。社区内的关系或许会开始改变，从高龄者单向接受公部门专业服务/慈善，化育为社群/社区中关系的对等连结、互惠，并且在过程中有意识地分辨结构性的限制。

四、结论：在关系中再政治化

政治不仅仅存在于政党、选举和国家政策这些可见之处，政治心理的治理，包括个人所知觉到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阶级位置、力量和权力的多寡、情感和文化的认同等等，都是政治作用的对象。“慈善”或“被慈善”被去政治化时，弱势者只是被标记、被识别的差异群体，单纯地接受国家或私人的好意，然后“感恩”、努力再度融入社会常态甚或回馈，社会服务的本质，就是用来强化既存的社会秩序或伦理道德，成为单向心理治理或成为社会问题去政治化的工具。

而防跌工班的实践经验，就是期待展开这个长期被压缩议题，即把慈善做为翻转政治心理的方法，让双方在慈善关系中都得到“再政治化”的效果。这样的社区工作实践，关注的是人的政治性变化。因为社会工作其实就是关系工作，而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限往往就在于关系性的局限。我们希望让长者有机会经验不同于以往的伦理关系、心理态度、面对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仅止于跌倒/防滑这个议题的考察与处置。工班进入家户所搭建的社会关系，不只是服务与采购的概念、更不是道德性或专业性的压力进场咄咄逼人，而是透过协商、共议、信任、互助的关系示范/想象发展出来的新关系。而这当中孕育的行动知识，就是关系知识，关于群际的新知识。工班和长者都在过程中，重新辨认自己，以防跌的环境改善做为理由/借口一一检视老年、老年在社区中、社区照顾等等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实则为被去政治化了的心理认知和其真正的政治性意涵。

但即便有这样的野心，以政治心理做为工作对象的社区工作或福利服务并不是容易的事。若从政府的利害观点来考虑，非政府组织和工作者们的参与，将其视为补足公部门的服务不足，很简单地就可以收纳入既存体系，以组织、效率、专业化之名，再度去政治化，同时限制和拔除其关系对待中的不稳定和不符规格，这样的“慈善标准化”会一直不断地发生作用，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如同对于“治疗/症状”这组概念的再理解，无着菩萨的故事对于“慈善/弱势”的这组概念赋予了新的认识(论)角度的位移，不再只是对于现象的客观考察、处置，而是置己身于其中，发展与现象之间的接引关系、是伦理关系建造的实践行动。只有透过打破关系局限的对待，挑战慈善的去政治化，慈善的政治性才能显现，更进一步，促使关系重建，以人民自身的视角，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政治化，解构体制赋予慈善的角色。

[1] 洪瑞鹰.慈善究竟保护了谁？——《新慈善与社会正义》书评.公益交流站，2017-02-14，http:∥npost.tw/archives/31978

[2] 林耀盛,龚卓军.我的伤口先于我存在？从创伤的精神分析术到伦理现象学作为本土心理治疗的转化.应用心理研究，2009，41

[3] 李易骏.社会排除：流行或挑战.“社会暨健康政策的变动与创新趋势：迈向多元、整合的福利体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

[4] Julia Kristeva.TheSenseandNon-SenseofRevolt:ThePowersandLimitsofPsycho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5] 王醒之.回归政治—解放政治心理学的实践.辅仁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14

[6] 陈光兴. 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台湾社会研究从刊，2006

[7] Fred Newman.TheMythofPsychology. NewYork: Castillo International，1988

[8] 夏林清.开枝散叶——变体人形的逆转对抗运动. “和平、妇女与日常生活的实践：跨境、超越战争和促进改变”研讨会. 香港：岭南大学，2007

[9] 弗雷勒.受压迫者教育学. 方永泉，译.台北：巨流出版社，2003

[10] 吴孟恬，詹元硕.老化与运动介入对平衡控制之影响.台湾老年学论坛，2009(2)：1-12

[11] 唐美莲.预防老人跌倒居家环境改善之成本效益分析.亚洲大学长期照护研究所硕士论文，2008

[12] 林耀盛.受苦的存有，存有的受苦：从对偶性照顾诠释慢性病者活现经验.第二届台湾本土心理治疗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

[13] 夏林清.身心对话：台湾心理学工作者的路径笔记.应用心理研究，2010，46

[14] 陈东升，等.社群治理与社会创新.台湾社会学刊，2012，49：1-40

Excavation of Charity：Community Social Work Practices Working on Relationships

Wang Hsingchi

“Charity” legalizes almost all social intervention to other subjects, which also decides tension and direction of relationships. While charity has been specialized as “helping profession”, it becomes a part of authority governance..Eliminating political meaning of “do charity” and “be treated by charity” especially, the weak is marked and considered as particularly group only accepting national or personal kindness, then expected to “thank giving” and work hard to rejoin normal social life or even give back. The nature of charity is then to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s or ethics, and the one-way psychological governance or the mechanism to de-politicize. Social work is actually relationship work. The limitation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is ofte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ur practices in Taiwan’s average communities is about de-structuring and re-structuring the traditional charities∥social service, and moving towards social care. Charity work can also be the mechanism to overturn “helper-help receiver” relationship therefore each side can be political sensitive again.

Charity； Help profession； Working on relationships as a method； Political psychology； Social care

2017-01-23

王醒之，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台北医学大学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左下角工作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