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周贤润

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周贤润

在对农民(工)的传统身份进行简要回溯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聚焦制度结构变迁与农民工实际的生活处境，以消费为分析主轴，重点考察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的认同差异。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大背景下，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重新适应新环境和建立“认同”的过程，出现了新的、以消费为取向的身份认同转向。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消费认同；代际转向

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一方面，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社会流动加剧，大量农民也像商品一样纷纷流入城镇，出现所谓的“农民工”这一特定的身份概念；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进程中，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由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迈进。消费社会的到来，致使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想象有着自己的选择和评价，原有的长此共生的农民的认同取向随之发生变化，农民及其阶级认同的话语在政治语境中一度消失了。如今，农民工这个群体正在发生代际更替，一个新生代的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新环境和建立“认同”的过程，出现了新的、以消费认同为取向的身份认同转向。

一、消费内卷化：农民阶级的消费遮蔽

长期以来，农民就是一个身份古老而又“稳定”的阶级，阶级社会中是这样，在社会主义今天依旧如此。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阶级认同取向的稳固是导向社会稳定与和谐、经济发展与增长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以来，传统社会稳定的秩序受到冲击，发生了变化。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际，中国传统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分裂与解体，社会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危机。以应对这种“总体性社会危机”，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和稳定人民群体的生活，对资源实行高度集中、统购统销的社会管理体制，并建立起了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了高度一元化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保证了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发展福利。

另一方面，国家对资源的高度垄断，阻止了阶级社会得以形成与存在的社会基础，其明显标志是随着传统阶级体系的瓦解，一套新的比较稳定的以政治身份为特征的分层体系取而代之[1]。这种等级身份下，不同的身份等级所获取的利益分配是不一样的。与此差距并存的是，处于社会分层体系边缘和底层的农民，在国家集中建设、资源统一分配下，没有自己选择和改变其身份与权利的可能，但都认可国家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导向。由此，社会各阶级的消费亦无今天意义上的“消费”可言，农民阶级更是如此，是一种处于“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消费遮蔽状态。农民阶级的消费遮蔽，使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消费内卷化的特征。

(一)职业身份与农民的阶级认同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充满斗争味和阶级性的代名词。随着中国国门打开，西方列强加剧入侵，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了一场深刻的“转型之变”，对外要经受与列强的妥协、对抗等系列斗争，对内则面临着如何像西方一样强大，以此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开始向现代化目标靠拢。在西方强势文化及其制度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频频出现断裂和失衡的“总体性危机”[2]。孙立平先生更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做了全面的论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王朝更替不断，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却在朝廷- 贵族- 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下保持不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相对稳定下的国家- 社会关系模式。自晚清以来，维持这种稳定的基础条件，受商品经济的侵蚀、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士绅- 地主集团这种传统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出现分化，预示着这种社会出现全面的“总体性危机”。“总体性危机”的最终结果表现为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和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其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反应，是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努力[3]。由此观之，此一时期中国农民阶级的认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为其基本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乃是千年未有之的“社会总体性危机”境况。原有的政权统治模式也被打破，社会进入一个转型的阶段，社会整合中出现多股力量的抗衡，新的合法性的制度体系、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尚处于酝酿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和迈进，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社会整合的艰巨任务。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恢复社会经济秩序，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社会，让人民过上安稳团结的生活，着手于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改造，使国家的社会运行步入正轨。因此，国家一方面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建设，另一方面集中社会资源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并逐步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公有制在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整个社会都是在高度的组织化下被积极动员起来，共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效达致了党的合法性执政地位，基本实现了社会良性整合的政治化导向，为进一步的经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以及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空前有利的社会整合条件。这一高度集中的、同质性的社会整合，社会运行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经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起了崭新的社会秩序和治理架构，这个整合过程也对后单位制时代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带来深远的影响。

并且，身份等级有史以来就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应当承认，在社会主义中国，即使是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也仍然存在着等级身份的差别。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封建等级体制，击碎传统的宗法关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最先是国家试图通过“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革”消灭旧中国阶级体系，由此造成财富和资产的均等化，使得原有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意义不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然而，伴随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制度建立的同时，一套新的、凝固的等级制身份却不自觉地建立起来了，使得经济差异以外的其他形式的地位差异凸显出来，围绕行政权力和政治身份形成了新的权力- 身份等级结构。“阶级成分在新中国土改完成后近30 年的时间里，日益成为农民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关系模式与交往规则以及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表征，这一具有表达性的‘政治符号’比任何实体性的东西更为稳定，并且这一‘符号化’的身份系统沿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得到强化”[4]。

至此，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两大基本阶级之一的农民阶级，其认同就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整合领域的立法者和阐释者的形塑下，全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处于消费遮蔽状态的政治意识导向。从经济功能上看，国家主义消费制度限制居民消费，使得国家能够集中一切能够集中的资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上来，并最终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性目标；在社会功能方面，社会成员生活资料的消费自主权和选择权受制于国家消费制度，导致社会成员对国家的结构依赖，进而导致对国家的结构性顺从[5]。所以，在资源高度集中和配置主体单一的情况下，农民没有自主选择和改变自我身份权利的可能。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并为城市居民提供农产品，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民阶层的职业特征。单位制和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唯成分论，使农民阶级自觉地有别于工人阶级和干部队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内化为一种文化传统，这种职业身份使农民的身份认同首先表现为阶级认同[6]。

(二)消费品短缺与农民消费内卷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以前，全国上下投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和资源动员控制过程中，国家在制度层面，实行抑制性的消费制度安排，遵循了“集中精力搞建设”的目标性逻辑，规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人们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以及如何消费，并不完全是个人自主的事务，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决定”[7]。因为要在经济条件贫穷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人们日常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商品服务，基本依靠国家统一分配而不是依靠市场来自主获取。群体的消费被国家的行动排斥和隔离在工业化建设之外。

在城市，居民从事的是“低工资、高福利、高稳定”的工作，农村推行的则是一项控制粮食的“统购统销”计划经济政策，就是借助于国家政权控制的力量，国家限制粮食的自由流通和买卖，农民只能将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的粮食统一由国家供应，国家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并稳定在与城市低工资相适应的价格之内，居民消费需求就在客观上得以抑制，防止了过快过高增长。农村经济资源只能单向流向城市，农民劳动成果的价值也只能从国家制定的价格中实现。长此以往，工业化的成本就由农民的大量劳动成果转变为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农村很大一部分经济资源被城市抽取了，工农产品之间出现“剪刀差”。这就达到了对全社会生活所需的物质统一供应，将全社会的贡献用来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更为重要的一点，由于中国长期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在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技术设备，这些都是要靠从国外进口，中国只能用初级农副产品的出口来换取，国家不得不优先保证这些农副产品的出口政策，这一政策反过来加剧了国内物质生活所需产品供应的短缺。

从消费的角度看，是一种遮蔽型的消费禁欲主义，个体之间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消费基本一致，国家通过“生产为先，消费为后”的话语强化与政策强制推行来实现社会的高度认同。所以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全民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行为，而且还践行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准则，政治语言中也流行贪图安逸是资产阶级的品德，节俭是无产阶级的美德。这样，生活产品需求的统一供给，在意识形态高度集中的基础上，社会生活上的消费遮蔽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与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是相统一的。

农业合作化以后，部分农民开始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致使城市人口增加，给城市人口的公共服务与福利供给带来巨大压力，为控制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战略的需要，实行紧缺生活品配给手段，国家先后出台了有关限制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强制性措施。农民处于社会分层体系的最边缘地带，并牢牢地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没有流动的自由，农民工要想改变其生活模式进入另一世界，几乎不可能，城乡二元分隔将他们排斥在中心社会之外。此外，还有基于政治色彩的身份等级，如贫下中农与富农、干部与工人等身份制也是社会成员分层结构的核心内容，它成为全社会分层的基础与主线，并派生出全社会的分层体系。形成了以“单位制”“身份制”“行政制”为特征的身份等级结构体系，而且，身份等级即政治身份等级成为划分社会成员阶层的主要标准，土地革命时期所划分的阶级、阶层以及其后政治运动所扣加的种种政治帽子，使得先赋的家庭出身与后致的政治身份，成为每个农民乃至其子女不得不接受的深刻政治烙印。这些形形色色的身份基本决定了人一生的命运，这期间，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在农村内部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平等、政治上以身份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

这样，控制城乡社会流动和规制社会生活，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为形成较为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提供了客观事实。其内在原因是出现了单一的职业构成，在农村社会中，大家都同是农民，农业生产是共同从事的职业，按分配领取报酬，农民的职业流动基本上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中；其外在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封闭，农民被固定在出生的农村。尽管淡化了社会利益差别，回避阶层划分和阶层矛盾，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之下，但即使是在社会成员构成十分简单的“一分为二”时期，阶层数量较小，其差别也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单位制、人民公社制、户籍身份制的创建，国家借用高度一元化意识形态和各种无微不至的制度设计，把自身权力和意志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的各组成单位和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得以有效地控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统一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动员。所以，在国家计划直接控制下，农民消费品严重短缺，基本生活用品都是凭票证供应。国家抑制下的这种消费品短缺，致使广大农民的合理消费得不到满足，不得不采取节衣缩食，长期呈现出一种没有“消费”的消费内卷化样态。

二、消费的文化随迁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抑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国家对农民流动的限制开始有所松动，为农村社会流动提供和创造出系列条件，农民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权，有了重新择业的可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向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出路，农民的流动与生活的选择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以摆脱长期受消费遮蔽的生活贫困，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家庭的消费生活和寻求自我身份。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离开了他们长期生活的“乡土世界”，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时间生活在城市社会中，城市消费文化也渐渐突破了群体界限，成为广大农民工美好生活的向往，原有的长此共生的农民的认同取向随之发生变化。更为凸显的是，因为“农民工”兼具流动和身份的“两栖性”，是在乡城间“两栖”性的往返流动，在城市里他们更多是“工人”身份，返回农村时则回归“农民”身份。但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怀着进城赚钱的梦想，最终选择是把打工的钱带回家乡，叶落归根。在他们身上，乡土本色依旧，消费的乡土文化随迁，消费的自我抑制倾向明显。因此，透过他们的消费，可以进一步反观其对自我价值的身份认同选择。

(一)家庭预算单位与生存性消费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开，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蓬勃发展，大量的三资企业也开始兴盛，出现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市场引力”，“盘活”了农村劳动力的存量，激发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离开家乡，走向“陌生”而又更远的城市，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异地流动，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农民工进城打工生活中，也在经历着一场城市消费革命的影响。生活空间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也会有所变化，这种转变使他们在新的打工生活中形成一种新的，有别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消费选择。然而，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农村，而是往返在城和乡之间，其消费生活必须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批最先进入“打工市场”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出生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他们被称作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外出打工，是为了给家里增加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仅在农忙和传统节日会选择返回老家，所以，他们在打工地都非常节俭，消费更多是以传统的农村生活环境下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为主。

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是以劳动强大、工作环境差的体力活为主，工资收入也较低，而且时有工资不能保障，使原本微薄的工资收入更加稀少，还要为远在家乡的家人补贴家用，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消费上比较拮据，不得不将消费压缩至最低限度的日常需求，他们在城市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都远远不足。由此可以看出，这一代农民工是围绕城市生产体系，在维持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同时，还要考虑远在农村的家人的经济生活，他们在城市严然是一个生存论预设讨论下的“生产的工具”、“生产的主体”。在这种“生存—经济”视角的分析叙事下[8]，主要还是以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为主。工作中，是以方便性的消费为主，不讲求好，以“吃饱”为主，下班后大家还会选择聚集吃饭喝酒消遣，以消除工作中的疲劳，同时也增强了大家情感交流和友谊。其消费还是以生产性消费为主，背后的基础还是基于家庭，因为家庭让他们在外打工，没有随意性的其他消费支出，他们大多是家属和小孩在家里，“一人打工，全家不饿”。所以他们外出打工挣钱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将来打工回乡后，有一种好的生活期待。在外打工的他们，消费方面，几乎是以维持自己身体健康的生活消费，以保证能在外打工有个好的身体来继续进行再生产。打工挣钱是第一位，消费是为打工提供健康身体和营养保证，不求奢侈消费，只为家庭着想，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消费付出，家庭与子女是他们的“使命感”。因此，在他们身上所谓的消费认同，还是为了家庭和子女的消费，自我的消费还是以生产性的消费为主，其他日常生活都围绕“生产”的消费展开。他们的消费更多体现的是在农村老家的消费，是一种家庭化的消费取向。

老一代农民工消费的这种客观事实，凸显出他们的消费具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以家庭为预算单位的消费，这种家庭化取向的消费，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家本位”，也是一种消费的利他性行为选择。李强对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研究，认为这种消费取向也支撑着中国人注重的家庭整体利益和农民家庭成员间的一种天然“利他主义”这一现象[9]。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不倾向随意性的消费，对农村怀有强烈的乡土情怀，他们在“城市生产挣钱，回乡生活消费”，不仅有助于新增家庭收入的来源，还有助于缓解农村贫困，发展和改善农村整个经济生活的，缩小城乡间差距，增强对乡村的内生性认同感。在这种社会区隔和家庭利益的双重抑制下，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呈现出明晰的群体边界，不断建构出自我认同的社会身份地位。

(二)内群认同与消费的文化随迁

“农民工”的产生和壮大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分隔的结果。其身份认同受制度结构与传统文化共同型塑，结构上，城乡二元壁垒的制度设置，城乡作为对立的两极被加以区别对策，形成了“城里人”-“乡下人”“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外来民工”-“本地居民”等二元“社会- 身份”认同，是根源于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10]。农民基于生存和经济理性的驱使，选择外出务工，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城市居民相并存的身份类别，但制度与社会的排斥让他们在打工地的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更多依靠的是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与城市居民交往甚远，身份区别和心理差距较大。这种熟人关系的运作交往，使他们在打工时更多倾向于内群体认同，对城市社会与居民认同度较低。

传统农村传统的“亲缘网络关系”文化对他们外出务工选择的途径、打工地的交往圈子以及进城找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维系了作为一个身份群体的内在认同。从外出途径看，老一代农民工是最先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的，相对来说，他们受传统乡村文化惯性较深，主要依靠原始性的乡土网络资源，在城市打工过程中也在继续维系和建构这种“亲缘关系网络”关系，这也影响着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从进城找工作方式看，依靠“亲缘关系网络”贯穿于农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所以农民工靠情感维系的圈子并没有根本的改变[11]。“当然，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并不是简单复制原来的关系网络，而是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既不同于城市又有别于农村。比如城市里的保姆，真正影响他们行为、塑造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并不仅是城市的管理部门或家庭，也不仅是农村的原家庭，关键是‘保姆帮’，以及她们与同乡其他群体(比如建筑队)形成的关系”[12]。所以，这种“亲缘关系网络”是延续中国社会强调人际关系的传统，在陌生、排斥及歧视的环境下，农民工采取了利用了这种传统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基于“亲缘关系网络”这个内群基础上的认同，这种“亲缘关系网络”的继续维系和建构，影响着农民工对生活世界的建构。受“生活圈子”和内生性认同的影响，大家都在同一心理选择上相互保持一致的消费习惯。当他们在做出某一消费选择时，往往都以“熟人社会”为参照的示范对象与评价规范来进行消费。通常情况下，第一代农民工的交往和生活都以传统农村社会中的消费模式为主，不会选择去昂贵的地方消费，除了工厂或工地提供的食宿外，他们一般的聚餐都会选择有老乡亲朋在外面租赁的房子里煮饭做菜，“进馆子”是少有的事，外出游玩大多是选择没有收取门票的场所，尽量减少消费。他们的消费习性大都保持着家乡的传统“腊味”和“辣味”，除了日常的生活消费外，几乎没有其他“享受性”的消费，农民居家过日子的生活是他们一直坚守的饮食消费偏好。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乡土的消费习俗和价值规范随同农民工“迁入”到打工地，衍生出由乡村“边缘”向城市“中心”迁移的消费本土性。

三、消费浮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

在中国社会迈入消费社会之际，农民工群体也在发生着代际更替。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方面的原因，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生活需求层次和参照群体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而且，在消费逐渐由满足一种基本生存需求向通过消费来获取一种认同的当下，身处消费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由其“消费”所折射出的社会万象及其背后所隐含的认同取向，逐渐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在大量的消费物品与各种消费媒介手段的宣扬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个性得以展现，并将个性化的追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约而同地追求着一种“个性化”“符号化”的意义世界，试图通过消费改变自己的处境，淡化和抹平与城里人的社会差异，从而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自我转型”即认同建构，让人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弱化或代替了背后的身份与地位的不平等。消费俨然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一种有效机制。

(一)个体预算单位与享受性消费

在新老农民工出现代际更替之际，80后、90后的这批农民工已经成为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积极的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相比于父辈，他们的自主性、个性化更为突出，这源于他们的成长经历、社会诉求、生活意义、教育程度、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异于老一代农民工。自他们外出打工以来，除传统节假日可能会选择回去外，其余大多时间都是在打工所在城市，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城市自由化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有助于他们生活价值的自我实现，促使他们主动“脱嵌”于传统农村生活，带来了个体化的选择倾向。日常的生活消费中，他们已成为积极的消费主体，消费支出和消费水平上，每个月都会有大部分“月光族”，因为生存和温饱有家庭为他们作“兜底保障”，更多的是选择更舒适和有意义、有价值的消费，提升自己的生活尊严，彰显自我的存在感。因此，在日常生活的消费行为中，他们试图通过类同于城市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获得社会对他们身份的认同，在心理上能满足其融入城市的追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长的环境相对于其父辈较优越，他们对外出打工挣钱寄回老家、补贴家用等消费的家庭因素考虑较少，消费的预算更多以个人(自我)为主，而且消费方式正在悄然转型，表现为消费结构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行为从保守转向开放、消费心理从后卫转向前卫[13]。这都体现出了新生代的消费特点，更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领域试图打破二元身份地位，以个性化的商品外显符号追求，重塑自我的认同选择和消费倾向。这种具有个体化的消费，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身上所表达出的一种群体的自我建构，这一群体独特的外显消费，是对其城市边缘身份和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一种抗争，以期借此获得身份的想象和主体的建构。同时亦渗透了这一群体在消费浮现背景下的认同趋向与旨趣——消费认同，是其主动自我建构与获取社会承认的行为表征。

流动社会中的消费自主性和个体化的消费选择，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流动生活消费中的自我存在感与主体价值的再造途径，是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为了寻求一个新的安全网，或者再嵌入。在各种社会资源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主动选择在消费中寻找和思考他们生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逐渐从原来的束缚中走出来，并获得自我存在感。消费社会的迅猛到来，不仅有效地推动了社会成员消费的大众化，而且也加快了社会成员身份的自我建构。消费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的方式和手段，在消费社会中越来越显著，在消费中，人们通过商品这个“物”的象征性拥有来展现自身的身份地位，从而达到改变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通过这种选择和行动来改变或实现身份的重构。

尽管身份地位的改变有多种，但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处处都有障碍。而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在消费社会，消费各种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其背后的符号意义，消费成了符号消费，背后体现更多的是与每个人的身份地位相一致的象征性物品[14]。通过消费来获得一种心理的自我满足感和认同感，同时也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从而在社会文化层面寻找更多的社会认同。由此，消费也成为人们建构社会身份，形成社会认同的一个崭新取向，消费的大众化，使身处城市底层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也成为消费的积极行动者。他们在城里就试图通过消费实现一种“自我转型”的身份认同，希望能够获得社会身份的外在认同，以及获取社会对他们更多的平等、尊重和社会承认的企盼。而且这种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身份，在现代城市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种种商家促销、媒体引导和职场中的形象规训等，渲染和唤起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情结，表露出同样的消费行为，城市消费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新的消费习惯开始出现。这都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消费方式来掩盖、弱化自己农民身份的努力，缩小与城里人的差距。这种消费选择的自主性将消解制度身份的烙印，潜移默化中将客观事实中的不平等塑造更高的阶层地位，依赖消费达成平等的社会交流和社会表达。于是，消费所建构起来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阶层趋同的意义，在形式上填补了内心感受到的不平等。总之，以个体化为单位的消费预算，建构出一种“个性化”“符号化”的意义世界，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通过消费途径得以建构，消弭着社会大众对他们身份认知的刻板印象，淡化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社会差异，一种“自我转型”的身份认同在他们身上得以实现。

(二)消费主义盛行与消费认同

在步入消费时代的今天，不论社会成员接受与否，它的现在和存在都是客观的，消费认同是一种最具社会性的认同，它展现的是通过消费连接起来的个体怎样评价、认可和接受社会，它与个体的自主选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消费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社会认同的取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物”的丰盛，带给人们一种心理和物质上的满足感，使人们从“禁欲”式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又以个体的身份去表达具有普遍性的身份想象和生活意义与社会价值。即人们的消费转向以“物”的象征符号来传递，其基础就是社会成员的自我存在和主体表达。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在行动方式、消费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制度性身份的认同在减弱。在中国消费革命的到来中，新生代打工妹的主体性建构已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扩展，在生产领域中被建构成为廉价、卑微、次等的社会身份，通过在消费领域进行再造，寻求一种更加平等、自由、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主体”，实现一种社会身份的“自我转型”[15]。消费成为这一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既有的身份归属和工作性质没有给他们带来市民身份的认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向往着在城市“扎根”，获得市民的认同与接纳，由于制度的分离，在现实中无法享受到“市民”身份待遇的制度认可和社会保障。因此，今天的消费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身份建构也扩展到消费领域，让新生代农民工认同的消费转向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一群体的身份意识趋向消费来实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性身份未能彻底改变，但并不妨碍他们通过消费成为市民的平等诉求。因此，用消费认同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的生活现象似乎更加反映这个群体的时代特征和对城市文化的认可。

面对当下这样一个被“物”所包围的消费社会时代，“物”的消费恰恰是这样一种凝聚和寻求他人的联系，并在这样的过程中相互建立和表达自己的同一性，确认自己的身份，社会身份建构的主体性逐渐增强，从而肯定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主体存在。消费也就为个体的认同展开了新的取向，对身处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一取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等级结构愈发丧失，依据于血缘地缘的认同模式在消费全球化的生活场景中被重构，那些适于传统社会的认同策略将难以在新的环境中使用，对自我的现实感、满足感和存在感面临着新的阐释，个体被迫放弃先前业已稳定有效的认同策略。社会中的个体走在了构建起新认同取向的道路上，以便找到自我的认同和心灵的归属。消费的大众化以及新的消费模式和格局成为表达认同心声和心灵情感的替代。消费由此成为社会变迁中寻求文化想象与认同取向的窗口，获得了声张和凸显，使主体从中得到必定的满足感和认同感，消费认同便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意识和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与载体。消费认同的表达需要消费事项的依托，它是一种自我主动建构社会身份的认同选择，表达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想象和自我存在的意愿。

四、结束语

农民工身份与认同的建构，是在宏观层面国家制度设置与微观层面个体自我选择的社会背景下共同形塑的，体现的是在制度结构与主体行动的互动和表达下，对现有制度分隔和身份地位的平等诉求。在农民工这个特定的“身份群体”未出现之前，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他历经了一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命运，并由特定的历史所塑造。在旧体制时代的传统意义上，他处于受歧视和压迫的身份地位，现代意义上，农民脱离了这种阶级时代的另类身份，此农民不再是彼农民了，由此也进入到另一个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当城市化、市场化的号角在吹响大家走出“故地”、进入“他乡”时，长久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不仅有了多种方式接触和了解外面的社会，而且对自己的身份意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追寻和诉求。他们审视自己的标准和参照已经有了主体性的判断。但是，仍然身受二元体制的束缚，身份依旧陷入困境和模糊状态。从他们自身来看，是一群生活在城市与农村夹缝中的群体，身份归属模糊，既不以城市人来定位自己，也不以农村人(农民)来定位自己，又有追求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出现代际更替，老一代农民工慢慢退出打工生活，新一代农民工群体逐渐成长壮大。当消费社会在当代中国逐步形成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同取向也在发展着新转向。与此同时，消费也成为建构人们认同的新机制。身处社会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正在成为消费社会的积极实践者，消费也令他们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新生代”的变化。他们外出务工不再仅仅为挣钱，而是向往现代的生活方式，获取更多的平等、尊重和社会承认。消费的积极行动者，并不受社会结构和客观地位的约束，主动在消费中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感，表征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实践转向。至此，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经历着从阶级认同经内群认同再到消费认同的渐次完成。

[1] 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6)

[2] 李友梅，等著.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3] 孙立平.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07/content_12010518.htm

[4] 李海金.集体时期农民政治身份及其影响的变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12)

[5] 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 杨发祥，周贤润.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7] 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 王小章.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社会学研究，2009(1)

[9] 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4)

[10]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3)

[11]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4)

[12] 项飚.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6)

[13] 严翅君.长三角城市农民工消费方式的转型——对长三角江苏八城市农民工消费的调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7(3)

[14]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学.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5] 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3)

From the Class Acceptance to Consumer Identity：The Ident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Steering of Farmer(Workers)

Zhou Xianrun

On the basis of the farmers (workers) a brief retrospective of the traditional identity of the force, this article aims to sort out the identity of this group identity by the historic social context analysis. In this process，the author tried to focus o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hanges and the actual liv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consumer-axis analysis，also emphasiz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high degree of liquidity and commercialized consumer era,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s the main body of migrant workers, are facing a process of re-adapting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ing “identity” target. A new consumer-oriented identity also appear within this proces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Consumer identity； Class acceptance

2017-01-1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4CSH025)、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14年度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实践与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JD2014070)、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特设博士生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14ZHFD06)的阶段性成果。

周贤润，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邮编：5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