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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及启示意义

时间:2024-07-29

郭占锋 李 卓

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及启示意义

郭占锋 李 卓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虽说社会工作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农村社会工作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甚至一度中断于美国,后来又处于边缘化的发展状态。近年来,随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农村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农村社会工作又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文章旨在梳理农村社会工作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领域、遭遇的现实问题以及研究视角的转向,期望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启示,使之与城市社会工作能够均衡发展,相得益彰,共同应对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所浮现的重大社会问题。

发达国家; 社会工作; 农村社会工作; 中国社会变迁; 农村社会问题

一、农村社会工作在发达国家的历史演变

一般认为,社会工作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也都产生于西方。农村社会工作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作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出现得更早一点,在美国,对社会工作专业来说,考虑工作人员如何在农村社区有效开展工作是很常见的[1],早在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立的“乡村生活委员会”就已经证明了这一想法在美国的实践,“乡村生活委员会”旨在提倡有助于农村发展的生活运动,而此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夕[2]。

20世纪早期,许多农村地区最早的社会工作实务是由农庄(Grange)、教堂、遗孀抚恤机构(Widows Pensions)以及相关公共福利部门等当地重要的农村机构来完成的。1933年,Josephine Brown在《农村社区与社会个案工作》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农村社会工作与城市社会工作之间存在差异的观点。美国在1940年代卷入了“二战”,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影响,Josephine Brown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也都停止了,由此导致很多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丧失了许多社会工作的项目[1]。正如Martinez-Brawley指出的那样,1949年之前,关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的社会工作实践几乎从专业著作中消失了,在这段时间里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到20世纪50年代,多种因素导致社会工作专业的重点逐渐转向城区,其中包括对城市贫困的重新发现。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工作日益被理解为一种城市职业,而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践却被忽视和边缘化了。

直到1969年,西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Leon H.Ginsberg院长的一场演讲才促进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兴起,他强调“农村社会工作教育”要列入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的年度计划,并且使之成为当前农村运动的起点,同时引发人们对农村地区的兴趣。他开始将注意力聚焦在被人们忽视的农村社会工作者的需求上,并号召社会工作教育应该积极回应这种认知偏差,农村社会工作又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个体和社会组织开始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教育项目,这些积极的回应不仅使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文献开始增多,而且还促成了“美国农村社会工作与人类服务年会”的召开。但是,直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社会工作者才慢慢地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3]。尽管社会工作实务工作已经在城市开展,但是为流动人群提供服务却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形式[2]。1976年,田纳西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联合一些机构举办了第一届年会,并为国家农村社会工作核心成员会议(National Rural Social Work Caucus)奠定基础[4-5]。在其不断努力下创办了“农村社会工作”(Human Services in the Rural Environment)这一专业性期刊,不幸的是该期刊在成功发行了几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停刊了[1]。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自1980年以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去解答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独特性,并积极从事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村社会工作研究[6-7],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

澳大利亚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尚未全面展开研究或形成理论体系。气候变化已成为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尤其是农村社会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因为极端天气增多,弱势群体的风险相应增加,社区将面临未知的挑战。不确定性和碎片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已经凸显了社会工作实务当中许多模棱两可且具有争议的本质,并导致了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信任危机[8]。很多学者认为,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相比,英国农村社会工作一直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中[9-10]。大多数英国社会工作研究者在描写城市环境时同样有着盲目的假设,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被认可[11]。

总体而言,美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相比城市社会工作而言都显得滞后且存在许多问题。美国的农村社会工作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英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几乎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少量学者开始关注农村社会工作。

二、城市社会工作与农村社会工作之间的差异争论

对于城市社会工作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之间是否有差异的争论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社会工作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资源的获取机会、距离阻隔、大范围的地理区域以及有限的资源上,这都意味着通才模式(generalist model)对于农村社会工作者而言可能是唯一可行的。但在城市,这可能只是众多服务模式中的一种而已[12]。农村社会工作通常被定义为是一个实践的领域,旨在与农村社区居民一起工作。农村社会工作的模式通常强调与社区共事,但与所有人口系统工作相关的一个更广泛的基础模式却是通才模式。因此,频繁讨论的“城乡二元论”很可能过于简单化,因为在大多数社区和人口之间夹杂着一些混合的要素[13]。

相反,有学者却认为农村社会工作与城市社会工作在许多方面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因是许多困扰着城市居民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农村居民。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下社会工作有其独特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会影响农村居民如何去解决问题。其中,有些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如农村人口的地理分布会影响规划和服务供给能力。但是,其他特征却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它们源自不同的农村社会环境。在城市地区,几乎没有服务对象愿意了解他们的社会工作者,但在农村地区,这些信息可能是农村工作者与其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14]5。正如人们对农村的兴趣高涨一样,同时认识到农村居民也经历了城镇居民遇到的问题,因而反对政府干预的呼声开始有所动摇。农村研究本身就是有机会去了解一般的农村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对农村事务的态度与看法,也反映了理论家和研究者以城市为主的发展理念,忽视了农村特有的问题[15]23。因此,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解:一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史及其核心关系;二是这个地区的种族构成与当地特殊群体地位的关系,而不是以经济为主导;三是应该认识到影响基层需求的是公众认知情绪和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以及服务提供者回应不同选区民众需求的程度[16]71。

然而,要想进一步深入了解农村生活环境却存在着三个相互关联的障碍,分别是有关农村生活所盛行的认知偏差和固执成见;农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农村地区信息的封闭性与局限性[17]4。Richard Pugh曾撰写过一本关于在农村地区规划和传递服务的著作,试图阐明某些“常识”,让人们不要过于简化乡村生活的复杂性,原因是相当一部分英国人仍然生活在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可不幸地是,对于那些农村社会工作者而言,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些常见文献并不能为之提供大力支持,即使他们获得了正规训练也不足以使他们充分应对农村实践[17]1。唯一与城市社会工作团队负责人不同的是,农村社会工作团队负责人必须了解某些已经在农村社区成员之间业已存在的互动规则[18]。另外,关于城市社会工作与农村社会工作差异的讨论,不能忽视的一点便是城市与农村客观环境的差异。对比城市和农村在交通工具、保密性、资源分配、促进者和聚会地点等方面的差异(如表1所示),也许能够帮助理解农村社会工作与城市社会工作之间的区别[18]。

表1 城市社工组织和农村社工组织之间的关键性差异

由此可知,农村社会工作和城市社会工作之间的差异是由其不同的客观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农村社会工作与城市社会工作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以及具体的实务方法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但是相对而言,农村社会工作要比城市社会工作复杂,农村社会工作者要在掌握城市社会工作实务的基础上,形成对农村社会的深刻认识,并对农村社区的权力关系与人际交往关系充分了解,学会与人相处是非常关键的,这对其开展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农村社会工作在发达国家遭遇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发达国家“重视城市社会工作,轻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思路引发了很多问题,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之下的农村面临挑战;另外,还存在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和农村社会工作者面临来自社区的挑战等问题。

(一)发达国家农村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美国在过去的30年,一些农村社区的大部分人口已经流失,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除了人口转移带来的影响,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着经济衰退的阵痛,当前美国各地的农民和家庭被破产击倒,“农业危机”确实已经出现[19]344-345。曾有一项农村研究提出只有为农村居民提供工作机会和改善经济状况,解决成人及年轻人的酒精与吸毒问题,建设有益身心的娱乐项目和娱乐基础设施,缓解个人精神压力、焦虑和沮丧情绪等[20],才能促进农村社区的恢复和发展。在美国有16%的居民长期居住在农村地区,但这些人的基本精神健康服务却经常被忽视[21]。在加拿大,偏远的农村社区正面临着来自人口、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且这些压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范围。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加拿大的相关研究一直试图将“偏远农村地区”的实践理解为根植于殖民、剥削和有意不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就连偏远农村地区实践方法也被理解为是北部边缘地带依附于南部腹地的市场、专业技术、投资资本、信息以及普通福利所致[22]。这样便会导致农村地区的区域需求经常得不到承认,并且农村地区常常面临资源分配匮乏问题[23]。

20世纪90年代,受长期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区域化政策,以及服务与全球化、理性化等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许多偏远农村社区也遭受了社会和经济迅速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4]。因此,与城市社区相比,澳大利亚农村社区的健康、教育、住房和金融方面都显得非常落后[25]。尽管进行了几十年的重建,但是一场具有严重破坏性的干旱却让澳大利亚部分内陆农村地区面临着重大的社会问题。人口损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减少意味着农村社区人口将面临精神压力、社会孤立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同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村社区发展,而认为农村人口必须要注重自力更生[26],这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危机。

在英国,交通问题、盲目决策、高昂的服务费用、低下的资金利用率和其他较弱的支持性服务都是造成农村居民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的原因。但在美国公共服务供给历来都不是全覆盖的,而在类似于澳大利亚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则导致了许多当地政府机关退出了直接提供服务的领域[14]108-116。尽管围绕农村社会服务的具体活动资料非常有限,且区别很大,但其中许多问题并不限于苏格兰而是欧洲社会公认的共同挑战[27]。一般来说,英国的农村政策往往倾向于关注经济和农业问题,最近才转向更加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农村问题[28]。其实,当代英国农村生活的现实情况要比一些过于简单的假设更为复杂。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大多数英国人已经脱离农村生活,往往是几代人都没有在农村生活的亲身经历[17]5。虽然,在过去的20年涌现出了大量有关农村社会工作的著作,可是,这些著作都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国家,并不具备国际适用性,尽管农村社会工作的国际适用性问题也常常被指责超出了固定的人群[14]119-120。但这个领域里非常著名的两位学者Richard Pugh与Brian Cheers却开始冒险进入新的且具有前途的研究领域,使用国际比较的视野,来关注英国和澳洲的农村,以此回应国际读者的需求[29]。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工作在发达国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近年来,伴随着发达国家农村社会问题的凸显,农村社会工作又一次进入了研究者的视域。

(二) 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农村社会工作在当前西方国家的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诸如招聘、教育和培训等方面,如果不加以解决将会使许多农村地区服务短缺的弊端愈发加剧[14]177。农村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农村环境中“参与持续的、综合的农村社区评估和干预以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而这些潜在的困境和挑战将会促使农村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发挥其职能[30]。社会工作者与其他专业服务人员的不确定性流失一直困扰着农村社区、雇主、雇员和他们的家庭,并且产生了很高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不幸的是美国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似乎正在逐渐减少,正如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指出的那样,招募和留住农村社会工作者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人员短缺同时会导致专业水准降低,不得不违反法律规定,让一些几乎无专业训练背景的人充当了社会工作者。此外,在更多特殊的实务领域内,有着专业技术的社会工作者在地理分布上也是不均的。只有3%的持证老年社会工作者、2%的健康社会工作者和2%的行为健康社会工作硕士在农村地区开展过服务工作[31]。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工作实务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专业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在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地区选择时往往也“偏向城市而避开农村”。美国的一项研究对中西部两个州的农村社区督导进行了调查,期望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开发农村伦理监督实务的指南[32]。而为了回应农村社会工作者匮乏的问题,美国研究人员又进行了另一项调查,以此来了解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对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的看法。尽管一半以上的学生在他们高中毕业前都生活在农村社区,但是超过70%的人倾向在城市或邻近城区开展社会工作[33]。农村社会工作不仅在实务上面临困境,实务课程开发也面临挑战。Barney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93%的学生认为社会工作者应该在农村社区进行实践,22%的学生只想在一个农村社区内开展实践工作,这表明人们是大力支持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和相应的农村课程的。然而,在偏远农村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最新通讯技术虽然已经具备应对专业资源稀缺、专业隔离、监督和专业发展受限等方面的能力。但一项旨在了解通讯技术对加拿大偏远农村地区社会工作实务影响的研究却发现,对通信资源的运用,可以在解决农村和北部一些问题时起到积极作用。通讯技术作为应对距离限制和缺乏专业资源等问题的一种手段将进一步得到发展,但同时也会强化人们在“城市中心论”背景下对偏远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认知存在偏见的风险[34]。

(三)农村社会工作者面临来自社区的挑战

在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需要以通才为导向,即成为通才社会工作者[35]。要求其具备孤身作战、熟知社区、独自面对社区居民、处理好与机构的关系、从事志愿服务、充分运用农村资源、处理资金问题、应对预防性工作、理解家庭问题上的差异性等方面的能力[36]。但是,现在的社会工作实践取向是要符合职业认证标准。社会工作教育发生了一些变化,通才社会工作的教育核心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具备与个人、家庭小群体、组织和社区一起工作的技能,并且试图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1]。要想理解和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需求就需要熟悉农村环境,而关键是熟悉它的文化,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社区居民的文化渊源、习俗与传统[37]。可是美国农村地区的文化具有多样性,这对农村社会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1]。

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标准和入职要求不断提高,他们不仅需要了解在农村社区开展社会工作的积极因素,而且还要熟知消极因素[19]344-345。然而,通才实践(在英国是整体实践)往往意味着对于微观和宏观目标都有一个综合的方法,可以给各种层面的工作者提供参考[16]75。Lohmann等人认为,如果你作为美国农村社会工作者能够有效的开展工作,那么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工作,因为你已经学会了“足智多谋和创新”[38]。在澳洲,城市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观察,以及与农村社会工作者一起工作学到很多知识[39],农村社会工作者已经逐渐明白应对不确定性的专长会妨碍他们嵌入社区、回应社区环境与鼓励可持续解决方案的过程[8]。虽然,关于伦理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文献很多[40-41],但社会工作者在农村实务工作中却依旧面临许多独特的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18],是其无法解决的。

由于农村社会工作者经常在他们服务的社区里生活和工作,所以他们与服务对象之间具有一种双重关系。但是,在工作时间之外的联系却会引起一些复杂的问题。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绝对的保密观念和客观中立的专业立场将使农村社工面临挑战[42]。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相互关联的特点,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越显私人化,则他们之间的社会能见度就越高。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是在浪费精力去证明为什么城市社会工作方法不能直接移植到农村地区。实质上更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农村问题的广泛性,导致在处理农村社会问题时可能需要多种方法的介入[43]。但是,有学者却提倡农村社会工作者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训练方式,并且认为训练有素的个案工作者、公共卫生护士和文娱项目主管将永远难以在广阔的农村和小城镇里找到用武之地。乡村需要社会工作者站在农村的角度,理解农村且富有同情心,但是乡村却不需要没有经过训练或者只接受过部分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因为所有的社会工作技能和知识在农村社会工作中都是需要的[44]。

总而言之,当前农村社会工作所做的努力是试图探寻社会工作的普遍实践原则,但这些原则可能更适用于农村偏远地区,而不具有普适性[16]89。原因在于大多数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著作都是以一个特定的国家为背景,很少照顾到国际读者群体。当然,它们也许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可行的、有价值的信息和想法。通过研究国际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标,即建立多样的农村实践环境;在农村地区传播有关干预措施和实践模式的信息;倡导农村社会工作者教育,提倡实践发展与包容性视角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应用[14]107。这些努力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应对农村社会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挑战。

四、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研究视角转向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视角

图1 Daley 等人提出的农村社会工作框架

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已经出现视角转向,即由社区视角转换到文化或生活方式视角。实质上,在理解农村人口问题和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时,文化或生活方式等因素比物理环境更加重要[45]。因此,应该用“人处于环境中”的视角去考察人类行为和农村问题,并且将农村的社会问题视为物理环境、社会文化或农村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46]。同时,需要重新定义农村社会工作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三角形的每一个角都代表了农村社会工作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个模型中的首要元素就是多元系统和“人在环境中”的视角,农村居民深深地陷入了身边的环境和包含着这种环境的社会系统中;第二个要素是社会交换的概念,农村居民也深深地嵌入了社会系统网络中,因此人与系统交换的性质对评估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47];第三个要素便是优势视角,农村环境和农村居民的典型特征集中在正式资源匮乏上,在关于农村社区和农村居民的社会工作中,了解农村和农民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两套体系不仅关系着他们能否获得正式资源,也关系着他们为获得所需资源而采取的非正式手段[45]。

同样,在澳大利亚,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的新模式也提倡社会工作者要发挥关键性作用,去回应当地农村的需求,利用农村人口和社区的独特优势,为农村社区及居民提供领导力培训、政策建议、咨询、社区发展、社会规划和项目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持。这种模式提供了追求社会目标的可能性,摆脱了福利改革政策框架所提倡的经济目标。此模式对支持选择居住在农村社区的人们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在发挥地方文化方面。它可以通过给社区居民赋权来争取资金和有益于个人、家庭和社区福祉的发展项目[48]。

此外,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也在不断拓展。Richard Pugh认为,如果从反歧视和反压迫实践的角度来设定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则需要考虑六个关键因素:一是对弱势社会结构形式的认可;二是基于社会正义与平等观念的价值承诺;三是意识到专业干预并不总是产生有益的影响;四是承诺发展以需求为主导的服务提供方式;五是通过提高服务对象参与评估、规划、实施和决策过程的能力,承诺赋权于服务对象;六是承认人类所有的服务工作都是一种若隐若现的政治活动[17]。由此,农村社会工作领域可被划分为八个:一是国家社会的宏大叙事层面;二是工作组织的结构性政治环境;三是社区领域,包括社区居民和社区;四是地域方面;五是个体方面,由实践者的个人、社会和文化背景构成;六是专业领域,包括知识、价值、伦理、教育和社会化;七是各种实务领域的叙事,如儿童保护、心理健康或社区发展;八是实务指南,或是即刻能应用到实务情境中的专业知识[49]。

(二)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上文回顾了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农村社会工作与城市社会工作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对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进行了讨论。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并且曾被边缘化。但是,近年来伴随着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农村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农村社会工作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域,新的研究视角开始出现。而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处在非专业化向专业化过渡的关键时期,与城市社会工作相比,农村社会工作不仅研究文献匮乏,而且覆盖领域和专业化程度相对滞后,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和专业人才队伍[50-51]。同时,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便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嵌入状态,农村社会工作更是如此。农村社会工作在这种发展状态下出现了很多问题,表现之一就是“缺乏承认”,而这一现象在农村社会工作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尚未获得社会工作群体的自我承认和政府(社会)的广泛承认[52-53]。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被边缘化、研究文献缺乏、“理论外借”和工作方法单一等诸多问题。面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现阶段的发展现状和特征,通过透视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可以获得以下几点有益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首先,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回应农村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应该聚焦新的农村社会问题,拓展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领域和实务工作领域,发挥农村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50,54]。回顾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发现农村社会工作的出现、发展和繁荣,都与政府、社会对农村社会问题的回应息息相关。而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府也开始认识到不能忽视农村问题,同时城市规划专家对农村社会环境性质的预测也不应被忽视。这种转变最明显的是决策者和规划者逐渐顾及了来自“农村视角”的需求[55]。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农民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而当前要想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多方联动和综合谋划,高度关注农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重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应用农村社会工作独特的理论视角和专业方法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发挥好农村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正在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多元化的专业实践模式。面对公众和管理者的双重压力,西方农村社会工作学界的回应策略则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格局[56]。因而,面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应该竭力促进研究视角转换和实务模式的转向,同时考虑中国的国情,突破传统“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超越“缺乏视角”和“工作者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转向“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51]。与此同时,应该更加积极建构多元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农村社会工作快速发展,需要处理好四种合作关系,即要与服务使用者之间构建合作关系;要与非正式支持网络之间建构合作关系;要与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建构合作关系[57];同其他服务提供者建构合作关系。Edwards认为,构建合作伙伴关系还要注意四个关键要素,一是时间、资源、提供便利的培训和加强社区参与;二是要有理解不同合作伙伴文化的意识;三是确保有充足的时间并提供资源以建立信任;四是长时段内稳定的项目资金[57]。

最后,应该秉承“人本主义”理念,从农村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农村社区发展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积极回应农村社区的发展需求,建立明确的农村服务标准,培育农村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事实上,社区能力建设、赋权和创造性的社会工作已经被纳入了个人化议程,成为英国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这将有助于帮助个人和社区自身去寻找社会照顾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因缺乏选择而被迫接受严格的公共供给[58]1。城乡平等供给问题的解决途径就是建立可能的绩效指标,以评估预期发展目标或核查服务提供者的实际绩效[59]。英格兰和威尔士在2000年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当时政府建立了一个农村服务标准以便“让农村居民更好地了解他们所期盼的服务”[14]107,这种农村服务标准适用于公共服务,收集可用于开发农村标准和目标的证据,努力获得有用的服务信息和提高自我服务能力,对负责农村问题的政府部门划定明确的责任范围[59]。

总之,面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社会问题,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是一种有效的解决策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程度不高,有几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因此,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是非常紧迫的事情,要从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探索中国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以便深入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正如王思斌和阮曾媛琪所说,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任务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60],然而,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遇到了结构性张力,只能“嵌入性发展”,因此说,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与行政性农村社会工作的共生发展才是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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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Rural Social Work in Developed Countries

Guo Zhanfeng Li Zhuo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rural social work has experienced a tortuous development process, even interrup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er has been in the state of margin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rural social problems continue to highlight in Britain, Canada,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rural social work again entered the horizons of scholars and is showing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at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research fields, practical problem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social work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get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work in China, and try to mak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social work and urban social work, also to make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jointly cope with social problem which emerge during the rapid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 work; Rural social work;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Rural social issues

2016-04-09

2014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郭占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邮编:712100; 李 卓,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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