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华农学家与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化(1898—1948)

石 慧 王思明

美国在华农学家与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化(1898—1948)

石 慧 王思明

近代美国农学家来华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革和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扩张等历史因素相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来华的美国农学家参与了农科学院学科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农村社会调查、乡村建设服务、农业科技合作等活动。客观上协助创建了中国近代农林科技体系，培养了近代农林科技人才，完善了中国近代农业理论研究，推动了农业科技和生产发展，形成了科、教、推农业发展体系，奠定了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基础。

美籍农学家； 农业科技教育； 中美农业交流； 农业近代化

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得到长足发展，殖民主义势力也藉以迅速扩张。欧美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大门，将华夏沃土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此过程中，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农业文明和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在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影响下，西方近代农学知识最初通过来华传教士和外国农学书报刊译作在中国传播，这也是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的开端。

目前已有一些涉及近现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的研究，著作如王思明的《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沈志忠的《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卢茨(Jessie Lutz)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等，为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和讨论基础。有鉴于此，本研究在总结近代美国在华农学家学术群体特点的基础上梳理他们所进行的农业科技活动，并探讨其对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化和现代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美国农学家来华的历史背景

在定义美国来华农学家这一概念时，我们将其理解为广义地包括了来自美国的高校农学专家、农业工作者、农业传教士等在内的，曾为近现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做出过贡献的这一群体。他们来到中国是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

第一，西学东渐的政治经济形势。晚清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仁人志士纷纷扼腕，欲求御侮图强而不得。危急存亡之时，西方新学在近代科学成就的辉映之下如一盏耀眼明灯，刺灭了国人千年天朝上国的幻梦。早期洋务派侧重于对西方军事科技的引进与模仿，但甲午惨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意识到单纯引进西方火器船炮并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需要更全面地引入西方政治科学文化等知识。美国政府1908年将庚子赔款中退还的款项作为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基金的举措，又大大加速了这种全方位西学东渐的进程。这一阶段赴美学习农科的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农业近代化的砥柱之材。中美之间的农业科技交流，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展开的。

第二，实业救国的新兴思想理念。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主张推进实业(农业、工业、商业等)的发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张骞主张以“棉铁主义”为中心，农工为本而农工商同时并举的国民经济体系现代化框架。其中，以农为本，农业为工业提供生产原料，是人民生活与国民经济的基础[1]27。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西学东渐的理解有相通之处，都是将军事强大看作国家富强的结果，要实现国家富强，则需兼顾军事之外，或是发展基础实业，或是全方位引进发展西学。正是在这种基础论和整体论的思维下，他们提倡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和西方农业知识的引进，加快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进程。

第三，传统农学教育的转型需求。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积累了丰富的农事技术经验，农学教育也主要依靠历代经验的相传，在近代传统农业危机显露和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农业教育的弊端，因此提倡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培养新型农业科技人才。内容上主要包括鼓励并翻译大批国外出版和发表的农业论著，建立了一批综合性农业学堂、农业专科机构，聘请大量日本教习和少量欧美教习来华从事农业教学和科研指导工作，派遣农科留学生赴海外学习农科相关知识等。

第四，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本质。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美国确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西进运动则扩张了领土，随着科学技术、生产社会化、生产力等的发展，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垄断阶段。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美国大资产阶级开始不断寻求海外贸易及原料市场，并将中国视为重要对象。19世纪末为了配合向外扩张发动了所谓“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期间不断有传教士被派往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生物学、医学、农学等的科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国。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大量来华传教士、农学家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农业教育、农村社会发展、农业科技合作等。

二、美国来华农学家的分布及特点

西方国家近现代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譬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莫里尔法案后的美国，都建立了有效的农业科技和教育体系，为国家农业和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和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早期以效仿日本为主，农学堂、试验所所聘外籍人员也以日本教习居多。

农业学堂专门聘请美国教习前，美国传教士就已经在中国农作物品种引进和改良、农村建设等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如狄考文(Calvin Mateer)从美国来到登州生活后，在他参与修建和居住屋子的多面墙上可见成活的弗吉尼亚爬山虎(Virginia Creeper)、紫藤、蔷薇等[2]81；倪维思(John Nevius)曾致力于引种外国水果品种和改进山东省水果品种，他在当地打造的“外国水果园”成功培育国外品种的葡萄、梨子、苹果、李子等，并向当地果农义务传授嫁接和接穗等技术[3]429-431；梅里士(Charles Mills)与美国大粒种花生在山东一带引种和推广等。

中国农业教育界聘请美国教习肇始于1898年成立的湖北农务学堂，张之洞向美国聘请了康奈尔大学农学士布里尔为正教习，再募副教习一人，教导学生农人，研求物理，依法种植[4]3572。1902年，直隶高等农务学堂又聘请了美国人柯兰克教动物学，亨德教饲养学[5]8。而从1902年起的10年中，我国农业学堂农业课程的教师基本都聘自日本[6]30，后由于经费、人事、语言、农业现状、教会大学建立、派出留学生陆续归国等多方面因素，聘用日本教习数量有所下降，而来自美国的农业学者数量开始增长。

20世纪以后相继来到中国的美国农业传教士、农业专家，分布在美国教会大学开展农业科研教学、受聘于农业科研机构实施农业技术指导、走入中国广大农村进行农业调查活动等，中美农业科技交流进一步加强。

在学术背景上，他们大都来自美国著名高校的农科专业、国家农业科研机构或农业公司，有着专业的农科学术背景和知识积累，如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农业部等机构；在来华途径上，有一些是早期作为农业传教士被派到中国的，如高鲁甫、芮思娄等，有一些是通过在华的美国农学家引荐和招揽而来的，还有一些是通过中美间农业科技合作机会来进行交流合作的；在人员流向与分布上，来华农学家大都进入美国教会大学任教，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的南京金陵大学农科和广州岭南大学农科，在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也有少量分布，或被聘入专业研究机构如中央农业实验所、江苏省昆虫局进行相关农业科学研究，或进入农事实验场或合作场进行技术指导；在华停留时间上，由于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来华农学家的流动性较大，一些人停留时间较短，中国时局不稳时期或完成短期合作交流后就返回了美国，当然也不乏长期在中国进行农业科研考察的农学家；在研究内容上，范围较广，涉及农学、生物学、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管理、农业工程等多个方面，都直接或者间接在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和发展各个领域做出了贡献。

实际上，美国来华农学家中还包括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1908—1924年间由美国农业部派遣来华进行农作物品种采集的专家，如威尔逊(Wilson)、迈耶(Meyer)、罗克(Rock)、波普诺(Popenoe)等[7]，他们将在中国各地区采集的大量农作物、植物等品种带回美国，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农业种质资源，推动了近现代农作物育种改良与发展，这一活动也是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他们与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化的直接关系不大，故本文不做进一步讨论。

三、美国在华农学家的主要工作内容

美国在华农学家在中国开展的与农业相关的教学、科研、实践、合作等活动，可以说是近代中美双方农业科技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交流是以当时美国来华农学家与中国政府、高校、相关科研机构等方面共同作用并促成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参与农林院校学科创建。来华农学家们面对中国农业教育和科研的现状，提倡以美国大学模式在教会大学中兴办农科，开设新型农林学科专业，进行高等农业教育，这其中以金陵大学农科受到的影响最大。部分来华农学家与部分农林院校、学科成立与发展情况分列入表1。

表1 来华农学家与部分农林院校、学科建设与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南京农业大学史》、《南京农业大学史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中国教会学校史》《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等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第二，展开农业科学研究与合作。来华农学家相关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的开展和实施主要是借助在华农业高校、农业科研机构或中美农业合作等渠道和平台而进行的。在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农业高校，他们涉及的研究范围包括各类作物育种、土壤肥料、农业工程、农业经济、蚕桑、森林、病虫害等多领域。此外，还运用西方农业科学知识和理念指导农科机构和通过中美间农业合作项目开展农业交流与科研，详见表2。

第三，进行农业调查。民国时期在华农学家在进行高等农业教育和科研的同时，也关注着中国的农村社会。他们意识到中国农业面貌和水平的改变和提高，不仅要在高校里、科研机构中进行，还需要从中国农村现实的状况出发，通过开展不同内容的农业农村调查以掌握最具发言权的一手农业资料从而真正运用到科研和教学中，详见表3。

第四，投入乡村建设服务工作。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落后面貌开始受到关注，1920年代以后美国基督教会发起了在中国的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他们致力于在农业传教的过程中通过农业科技改变中国农村的落户面貌。这一时期因在华教会大学政策调整，重点发展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农学院的高等农业教育，两校在中国乡村建设和服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虽没设专门的农学院，但也有较多涉及农业教育、农村发展等方面的工作，他们都积极参与并投入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农村建设与服务工作，详见表4。

表2 美国在华农学家与部分农业科学研究与合作

资料来源：根据《南京农业大学史志》《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岭南农科大学蚕丝学院回忆》《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邹秉文纪念集》《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等资料整理而成。

纵观民国时期美国在华农学家进行的农业教学、科学研究、科技合作、农业调查、乡村建设等活动我们可以总结出“整体性、专业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四个方面特点。整体性表现于农业科技教育和研究的门类齐全，涵盖了农林牧副渔等多种门类；专业性则是农业教学和研究内容深入，不只局限于基础的近代农业知识，有部分科研成果都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的水平；创新性体现在较多研究成果和关注的领域在中国农学教育与科研上具有开创先河的价值；实践性则是指此时的农业活动更立足于中国农业的具体情况，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器制宜，符合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现状。

表3 来华农学家与中国农村调查

资料来源：根据《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和“AReviewofThePublicationsandUnpublishedWrittenWorksoftheLateProfessorG. W. Groff”等资料整理而成。

表4 教会大学与乡村建设与服务

资料来源：《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民国家乡村建设运动》《乌江乡村建设研究》《瞬时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燕京大学史稿》《我所知道的齐鲁大学》《中国教会学校史》等资料整理而成。

四、美国在华农学家对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化的影响

总体看来，由于近代中美双方在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一阶段的中美农业科技教育交流中美方占主导地位，中方更多的是接受或引进美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人才、农业发展理念等。虽美方最初目的在于通过不同途径了解中国农业现实状况，并将中国作为农业试验基地培养符合美国农业发展所需的农业科研人才，但这一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从客观上促进了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协助创建中国近代农林科技体系。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是伴随着近代农学知识的传入而发展的，农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需要通过专业农业院校输送并培养出农业人才，最早开办的浙江蚕学馆和湖北农务学堂就是中国近代农学教育的开端。民国时期中美农业科技教育交流引领了一批美国农学家来华并在教会大学任教和从事农业科研，他们积极引进美国四年学分制农科大学高等农业教育模式，参与协助农科专业、课程和教材设置的不断完善，拓展传统农学研究的范围，促成并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中国农林科技体系、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其中金陵大学农科可以说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肇始，此外岭南大学农科、福建协和大学等农科院系在当时也有较好的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农业院校雏形的典范，并为现代农业教育和科研打下基础。

第二，培养了一批近代农林科技专门人才。经统计，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曾毕业或任教于金大农学院、中央农大的就有包括钱崇澍、秉志、陈桢、胡先啸、戴松恩等在内的45位院士[8]85-265。在学生培养方面，1914—1937年，金大农学院本科毕业生487人，占全国高等农业教育本科毕业生的三分之一。毕业生去向，据张之汶先生统计，95%以上的毕业生从事农业教育和农业改进工作[9]17。1938—1952年，金大农科研究所共有研究生72人，分布在农经、作物遗传育种、植物病理学、昆虫、果树、蔬菜、农业工程专业，最后有56人毕业并授予硕士学位[10]141。金大农学院学生毕业后较多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农学院、衣阿华大学学院等进修。我国留学欧美大学农林科的在1930年代中期约250人，其中金大农学院及其前身毕业生约占了50%[10]168。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国后成为各农业学科的骨干力量。在师资发展方面，也培养了王绶、张巨伯、黄亮、周明牂、吴绍骙等大批近现代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成长为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做出了贡献，更是成为了近现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

第三，完善中国近代农业理论研究。重视先民们在农事活动中获取的耕种经验，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特征，而农业科学理论则往往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的研究视阈之外。即便是在中国农业思想史上被奉为圭臬的“风土说”“三才说”等思想，也更多的是对传统农事经验的朴素辩证感悟，缺乏科学理论的分析。西方农学则主张通过先现代农业科学实验形成专业、系统的农业科学知识理论，再以此为指导将农学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生活中去。近代以来，西方农学知识开始传入，美国农业传教士、农业专家学者相继来华，作为中美农业科技交流重要主体的他们，将西方农业科技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入中国，尝试用近现代科学思想即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思想和方法来解释和研究农业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近代农业理论研究。

第四，推动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在对农业科学理论进行突破创新的同时，美籍在华农学家也致力于实行近代农学实验的研究方法，中国精耕细作传统栽培技术开始进入由经验科学转向实验科学的阶段发展。在选种育种方面，金陵大学、中央农业实验室、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进行了水稻、小麦、棉花、蚕桑、柑橘、木瓜等农作物的改良和育种等试验，经过不断的努力培育出一批良种，并分别在各地推广；在肥料研究方面，开始逐步形成有机肥料为主、化学肥料为辅，进入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相结合的阶段，并进行有机肥料积制、化学肥料成分及其效性试验；在科学治虫方面，此时建立了江苏昆虫局等害虫专业研究机构，开展对蝗虫、水稻螟虫、棉花害虫等重点害虫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科学治虫的开端；在植物病害方面，包括对稻作病害、麦类病害、杂粮病害、油料病害、薯类病害和蔬菜病害的病原菌形态及生活史以及防治方法进行研究[11]28；在农村调查方面，他们走入中国的农村和田野，开展了不同区域的土壤、森林、农村经济发展等类型的调查。这些农学实验和调查活动既培养和推广了一批农作物品种，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五，形成科、教、推农业发展体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逐步形成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发展综合模式，并得到了很好的成效。科教推三者相结合的体系是在民国时期中美双方的农业交流合作背景下，由美国在华农学家和中国留美学生的共同引入推动发展的。金大农学院从办学之初就按照美国农业高校办学模式，将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者相联系，打破了之前中国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机构三者之间泾渭分明、职能分散的格局，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一模式在全国的影响逐步扩大，各个农业高校、科研机构都致力于发展科、教、推相结合的农业发展体系，对近代乃至当今农业发展有较大的历史贡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具体国情和政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中国科、教、推的农业发展体系并不是完全等同于美国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调整。

第六，奠定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基础。近代美国在华农学家所在高校和机构与美方高校或政府机构间的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形式多样，包括短期考察、中长期合作研究、政府间、高校间等各种交流合作方式相配合。早期来华农业传教士及农学家主要以金陵大学为研究中心，正式有组织的中美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最初也始于金陵大学农科。金大农学院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及纽约洛氏教育基金世界教育的“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为第一次中美农业技术合作项目，该合作顺利完成并奠定了中国作物改良的基础[12]467，培养了中国作物育种人才，提高了政府对于农业改良的关注等，合作中的优良作物品种也在美国州农场试验并推广，双方取得共赢。以该合作成为范本，联合此后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合作、两国联合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等一系列的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合作活动，都为日后中美间更多的农业科技交流合作项目的实施和开展打下了较好的合作基础和有力借鉴。

近代以来的美国农学家来华的历史已有百年时间，光阴荏苒，我们已无从揣测当年的中美农学先驱们进行农业交流的动机与心态。无论是为了传教启蒙还是为了殖民利益，彼时的种种交流举措客观上为中国近现代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农业学科开始对学科发展历程回溯追史，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必将被学界所关注。

[1] 马斌.张謇实业与教育思想概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

[2] Fisher, Daniel Webst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Philadelphia:TheWestminsterPress, 1911

[3] Helen S.CoanNevius:LifeofJohnLivingstoneNevius:forfortyyearsamissionaryinChina. New York: Evangelical Literature, 1895

[4]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5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5] 周邦任,费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6] 王红谊等.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7] 刘琨,李群.美国引种中国粮食作物活动研究.中国农史,2015(6):23-33

[8] 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人物.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9] 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

[10] 校史编委会编. 南京农业大学史.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4

[11] 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

[12] 沈宗瀚,赵雅书.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American Agriculturist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Agriculture,1989—1948

Shi Hui Wang Siming

The coming of modern American agriculturists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any historical factors such as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apitalism expansion in American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American agriculturists participated in many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clude construct agricultural college and subject, condu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lead rural investigation, join in rural contribution, promot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etc. They had objectively assisted to establish Chinese moder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ystem, cultivate modern agricultural talents, complete Chinese modern agricultural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and form research-teach-populariz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ystem,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agriculturists; Educ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6-09-14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研究”(编号：16AZS005)。

石 慧，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21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