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人生：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的自白①

(美)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 著 何国强 译

失意人生：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的自白①

(美)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 著 何国强 译

回首60年的职业生涯，耄耋老翁自有一番情趣和教益。老朽和某些幸运的同事有别，他们想起业已取得的成就和紧随其后的种种荣誉，心中会漾起极大的满足。老朽则不然，因为我早就以一种专注自我、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荣誉与追求了。所以我宁愿去点拨一些有天分的学子，告诉他们取得成绩、出人头地的路径，不想让自己受累于功名。诚然，在美国文化中，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是饱受呵责的，在苏联大约也不会得到褒扬。

然而，谁都应该知道，无论在什么领域，同时代的荣耀总是昙花一现的，就像昨日黄花，今日凋零，虽然有过灿烂的一刻，毕竟只存在于记忆中，想起来徒增悲伤而已。民族学的研究成果犹如一株花团锦簇的植物，它究竟是同事们在温室里载培出来，还是自然界的无意创造？它究竟是娇嫩的，还是经过严酷考验？唯有在逝年如水的时间维度上才能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要是他给自己的成果打满分，撇开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情绪，就要看他的作为是否真正令人满意，或者看他是否为此而付出最大的牺牲，要是做到这一点，即使成果不大也值得称道。

既然时间是衡量职业成败的最终尺度，那么可否把60年的标尺当作给人生透视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呢？应该没有问题。失意因其固有的消极性而使人们有意回避，唯有稀世天才才能看到它的价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热衷于学术史的人们更要注意，激励自己在人类智力的旅途中上下求索。总之，失意与成就都有教益,经历越丰富的人越是能够领会。本人是个活例，所以我在解读人生失意时游刃有余。下面至少我可以随手拈来七个事例。

我的独幕剧是这样开场的。21岁那一年，我受到芝加哥大学两位杰出教授科尔*科尔(Fay-Cooper Cole 1881—1961)，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的学生，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暨人类学系创始人，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会长(1933—1934)。代表作《菲律宾的中国陶器》(1912)和《菲律宾的布基农省》(1956)，均为编著。前书分12卷，讲述菲律宾人使用与制作陶器的历程以及中国陶器制造工艺对菲律宾的影响。后著描写了菲律宾棉兰老岛北部一个内陆山区省份的物质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科尔在人类学展览的策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译者注。和萨丕尔*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生于德国，孩提时代随父母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学的博士学位时邂逅了博厄斯，受其启发开始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伯克利大学与博厄斯的另一位弟子克罗伯(Alfred Kroeber 1876—1960)共事，两人一道记录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安语言。之后，他受雇于加拿大地质调查局，15年间大量接触北美州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成为北美语言研究的重要权威。继而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为语言学的专业化操劳了几年。在最后生命的历程中，他受聘为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但他很不适应这所大学的传统与氛围。萨丕尔培养的学生不少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如玛丽·哈森、里斯·斯瓦迪士、弗雷德·伊根和霍腾丝·鲍德梅克。译者注。的影响，醉心于北阿萨帕斯坎区域文化的研究。我选修了科尔的北美洲民族学课程。我问他：北阿萨帕斯坎是北美州面积最大的文化区，现存的资料为何很少涉及那里？科尔没有回答，而建议我去当地调研，自己寻找原因。我和萨丕尔的私交则是共同的爱好(倾向于构思新颖而精巧的文章)而发展起来的。萨丕尔对阿萨帕斯坎地区的语言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做田野调查，对当地的自然景观、风俗民情了如指掌。他的言传身教无疑为科尔的建议增添了新的法码。萨丕尔不止一次地说过：在靠近北极圈的地区从事民族调查有希望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不过那里环境严酷，人们对外界比较戒备，甚至有对立情绪，特别需要冒险的心理准备，即使出现最差的结局，北极之行都会为文学活动带来巨大的潜力。

两位老师的话语像锤子敲击着我的心扉。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自负和鲁莽，我获得首个大学文凭之后，去到阿萨帕斯坎闯荡。虽然我对这次冒险最终能否成功一直心存迷惘，但对民族学跨文化方法的弱点——作为比较的基本资料不坚实，造成这种状况是资料采集者过多及其技能训练、目标培养和基本理念各不相同，然而后一个原因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却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想在阿萨帕斯坎的田野调查中克服这个弱点。

阿萨帕斯坎是个广袤无垠的区域，我决定在北部寻找四个群体作为样本展开调查，每个群体都要从环境和语言进化方面进行对比。我预计待完成调研任务后，来自四个群体的那些资料将具有可比性，据此能够检验当时流行的民族学理论*参见戈登威泽(A. Goldenweiser 1880—1940)的《早期文明》。博厄斯、克罗伯、罗维(Robert Lowise 1883—1957)和威斯勒(Clark Wissler 1870—1947)等人将此书奉为美国民族学的经典，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将此书作为教科书。。

撇开我为探索北阿萨帕斯坎的区域文化毕生操劳不谈，此处只想说该项目未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因。估计有两个同等重要的原因：(1)那是个十年为期的计划，我在调研中专注资料搜集，没有跳出去感情的框框，因此没有想到调研依然保留在土著社会中的文化和在思想中把它们剥离出来，建构成民族志文本，这是两项不同性质的工作；(2)我没有预见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表现在实际调查和不同场合的智力理解)，我自己也会发生变化。

本来，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比如说，要是当初我在爱斯基摩人中间选点调查，也许就回避了在北阿萨帕斯坎群体中调查的复杂性，但是智力理解上的复杂性则是无法回避的。1927年10月至1928年6月，大熊湖地区的天气极为严酷，我的田野工作堪称一次彻底的失败*参见《大熊湖印第安人的民族志》，载《加拿大民族博物馆期刊(1931年年报)》，第70期，1932年出版。。找不到口译人员(即使有可能找到，也没有钱雇佣)，以致我认为当地人仿佛已经完全失聪。若要任何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我个人便如此)在一年之内学会阿萨帕斯坎地区的任何一种方言来搞调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生长在那个凄凉地区的萨图迪恩土著文化*萨图迪恩土著文化(Satudene aboriginal couture)，亦称“大熊湖土著文化”。译者注。柔弱而单薄，在一个多世纪与强势文化的接触中已经持续地瓦解了，物质文化的变迁尤为显著，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轨迹正是本人兴趣所及的。我追寻博厄斯倡导的实证方法进行人类学的研究，语言的障碍可以通过经验感受来弥补。

自是以后，连续几年我都深入另外三个北阿萨帕斯坎群体中调查。起初，论文指导老师建议我选一个较为丰饶的区域做调查。他指的是库真人和塔奈纳人生活的地区*参见奥斯古德：《库真人对民族志的贡献》，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第16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36年；《塔奈纳人的民族志》，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第14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37年。。我没有领受他的一番好意，坚持到遥远贫脊的北方。1930年写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直到那位导师去世很久，对于第四个群体的研究成果才告出版*总标题是《伊钙利克人的三部曲》，各卷如下：一卷是《伊钙利克人的物质文化》，二卷是《伊钙利克人的社会文化》，三卷是《伊钙利克人的精神文化》，三卷各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第22、53和56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40年、1958年、1959年。。令我感到悲哀的是，无论从民族志的视角还是以文学的观点，导师对我之前已经获得的任何成果都抱以不置可否的态度。

“当年农家”是20世纪70年代典型的农家居所。建于1973年的茅草房用本地茅草覆盖，墙为泥土拌和稻草砌垒而成，屋内的签字室，展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创大包干的场景。

30年后，当我通过艰苦的努力，重构那四个群体的文化时，我才发现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企图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检验项目开始之初各种流行的民族学理论，可能这个设想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于是，我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打了折扣。况且，早在我顺利地开启北阿萨帕斯坎的研究项目之前，我就了解到一般科学团体并没有把民族学界定为科学。基于这个认识，我恢复了哲学的兴趣，打算重新界定文化，通过阐述定义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人们重视社会科学的有效性问题。文章发表后有两种反应，一是人们以沉默对待，说明他们不重视这项尝试性的研究；一是引起皮巴蒂博物馆人类学部诸多同事抱怨，他们表示不应该在人类学领域讨论哲学问题*参见奥斯古德：《伊钙利克人的物质文化》第25-29页；《文化：经验主义和非经验主义的特性》，载《西南人类学期刊》，第7期，1951年出版。为了公平起见，这里应该提到埃德蒙·卡朋特(Edmund Carpenter)在1961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所说的一句话：“〔伊钙利克人的三部专著说明〕这本三部曲不是传统的‘经济—社会—宗教’三合一形式，而是〔在认识论上〕正确地对民族学资料加以分类，在澄清这些资料的性质上做出非常精确的尝试。因此每一卷不但体现为民族志的报告，而且是一种理论上的探索。”卡朋特接着又写到：“他(奥斯古德——译者按)根据自己选择的目标，把伊钙利克人的研究成功地推向辉煌，凡是赞成这些目标的人将视这种研究为不朽。”本人所援引的这篇评论中的陈述对于过去只是一时的兴趣，对于未来可能是真实的。我倒是很少发现自己会得出这些结论。。这样，我被迫回到阿萨帕斯坎的研究目标来做学问，不在乎这些目标的前景多么暗淡，以及已经收集到的一摞摞简单社会的资料。

以上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失意。到了1933年，我意识到作为一名阿萨帕斯坎学者，自己作出的贡献委实有限，而作为讲授史前考古学课程的教师，所做的工作一鸣惊人，那就是发起了加勒比海地区史前研究的计划。这项计划将阐明加勒比海地区的史前文化，对于地方建设与学科发展无异于雪中送炭，对于耶鲁大学的地位而言只是锦上添花。加勒比海的岛屿区将诱使人们去探索，康涅狄格州则迥然不同，几乎不会期待人们做类似的研究*康涅狄格州有个纽黑文市，纽黑文市有个耶鲁大学，康州历史可追溯到1614年，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史则可追溯到史前，此处行文有讥讽的味道，暗含在康州不可能有水下考古和陆地发掘之类的研究。译者注。。可是我把发起这个项目的功劳归于几位学生。尽管我竭力为众多前途无量的人类学工作者开辟了一个研究方向，但却成为自我评判的一个笑柄。我考察学生的潜质时倾向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指标——看其在考古人类学方面是否比我做得更好。这是个知易行难的指标。我没有明辨学生的结构，也没有预测学生的变化，懒人不会创造，只会做无用功。我是这项考古计划的发起人，我能利用前期的发掘材料出版四五种论著，一位优秀生难道不能发表百篇论文吗？就算达不到百篇，他们发表的论著也要多到无法全部收入本文的参考文献啊！我的自信基于掌握了最有价值的资料，可是它们毁于一场大火，让我痛不欲生。还有一件事情令我懊丧不止：我倾注了极大精力，持续地研究方法论的诸多规则，居然没有引起学界的反应*奥斯古德：《古巴雷东多岛西布尼人的文化》，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第25期第15-16、22-25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42年；《1945年前的英属圭亚那考古学》，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第36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年。。

以上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失意。现在来说第三次，即我60年职业生涯中最深重的一次失意，想起来有一种“愁肠百结知为谁”的感受。

由于家庭的原因，我从孩提时代就开始迷恋远东。在我大学毕业的1927年，如果经济允许，如果人们恰当地把异文化的文学研究看作异域的人类学研究，我就会选择到中国做田野调查。由于当时完全没有这些条件，所以直到1935年我才触及这个国家。1938年，我开启了一项研究之旅，来华做调查。然而战争使我精心设计的研究目标搁浅了，先是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打乱了我的计划，使我不能去预定的地区，只能委曲求全，来到云南农村，继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研究又受到阻碍。我被两次战争弄得万分沮丧，开始怀疑战争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干扰我的计划。妻子见我表现异常，生怕出事，想陪伴我到远东来做调查。

让我言归正传吧。回首过去希望做的事情，一股苦乐参半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去远东有两层目的：起初是渴望获得一整套有关中国村庄的实证资料(直接观察到的物质文化及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继而是用这些资料来作比较性的阐述，表明某个地方持续存在的那些古老文明的种种异同点。这个课题有一位中国同事参加，是我安排的。课题的构思也是我设想的，整个过程很简单：我和他先调查华北农村，调查点是他出生的村庄，就在长城附近。他的身份是本村人，我的身份是外国人，他为主、我为客，我们精诚合作，在解读村落文化时两人各占一角，然后每人独立写出专著，完成这一阶段的田野调查以后，再移师美国佛蒙特州。佛州是我父母之邦，18世纪下半叶，我的祖先获得英王乔治三世赐予的土地*乔治三世在位期间(1738年6月4日至1820年1月29日)使英国成功地控制了北美洲及印度半岛。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英国在美洲失去了大片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独立最终促成美国立国。，从此我们家族的成员就在那片土地上耕作。虽然我不在佛州的农场出生，但是对当地文化史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和这位中国同事研究我家乡的农业社区，这时田野调查条件发生对调，调查员的角色也相应地对调。要说我人生的第三个失意让自己心里隐隐作痛，那是由于我缺乏责任感才陷入这种无以解脱的自责*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导致了一些专著，例如，《旧中国的农村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1963)和《中国人：对香港的社区研究》(1975)。。

我可以把人生的第四次失意归咎于战争，不过理性告诉我这么做不妥当，事情的经过表明是我自寻烦恼：20世纪30年代初，我接替麦克迪(G. G. McCurdy)教授任耶鲁大学皮巴蒂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的负责人。我从一上任就意识到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不仅是藏品中有许多镇馆之宝，每个关注土著民族物质文化的人士无不知晓其价值，即使它们从未公之于众，而且由于缺乏足够的建筑物来展示那些藏品，它们的表面布满灰尘，就像深埋于地下的各门古生物学化石藏品，这种窘况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延续到1945年。战争期间，物价飞涨，人力成本高昂，除了国防事业，许多建设都停止了，直到国家在经济上重新调整到与战时完全不同的社会。这时，学术生活，尤其是人类学的重心已发生很大变化。学校的行政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其他院系的兴趣和个人的兴趣纷纷涌现，校内资源争夺的状况日趋明显。有人建议把博物馆的馆址迁到更加靠近校园中心区的位置，如果不是中心区的空间有限，要建成一座现存功能齐全的博物馆，只能把原来设计图纸修改为一个高层建筑才有可能，如是，古典艺术展厅和考古学展厅就得合而为一。最终，耶鲁大学采纳了以下提议：用一幢旧式商业高中的教学楼取代博物馆建设，与此同时，拓展狭窄的大学校园。这些结果可能促成别人的成功，我的计划没有实现*人类学博物馆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系统观点，包括目的与方法、历史与功能、机构与管理、博物馆建筑与设施、展览与展品、收藏、编目、贮藏室、保存与保护、研究与教学、问题与结论等方面，参见奥斯古德：《加拿大博物馆和美国博物馆中的人类学》，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公立博物馆出版社，1979年。。为耶鲁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精心设计的方案以惨败而告终，不是意味着我的失败又是什么？以上就是我的第四次人生失意。

耶鲁大学人类学中心的进展不可避免地与另一个重要部门，即皮巴蒂博物馆人类学部的发展相联系。1930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工作，当时皮巴蒂博物馆人类学部只有我一个人。我认为在一位博士毕业生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创造出来的一种境况中，他希望与显赫的部门交往是一种正常的追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我没有自诩为拥有半分天赋的人，反倒认为有天赋者可能早就为伯克利、剑桥等名牌大学所物色了，它们拥有较强的人类学系或人类学部，这些人接受了邀请，进入那些地方工作。找工作是一种双向选择，我在接受耶鲁大学候任教职的邀请之前，已经认同了耶鲁学院的人类学系及该院全体教师。我除了在这个学院上课以外，全部工作都让同仁帮助安排，当时苏联的学术权威正在找人去西伯利亚做项目，他们想雇请在遥远北方从事过田野调查，有经验的民族学工作者，我为自己有可能参加这个项目而感到兴奋。

第五个失意关系到我一厢情愿地想在耶鲁创建一个优秀的人类学系，当时不少人关心这项宏伟规划，包括全部教工和一部分行政人员。只是另一个人更加迷恋权力，卷入的时间更长，精心操作整个过程。如果没有猜错，那个人就是掌握学术任命权的领导了！果然如此，他是耶鲁大学的教务长、耶鲁学院院长，主管本院的研究生课程。他经常是魔鬼的辩护人，况且有时他自己就是魔鬼。我到耶鲁履新的第一年，创建人类学系的规划几乎完全被他毁掉。他拒不相信我的才干和我对耶鲁大学的忠诚，不承认我可能是执掌优秀人类学系最好的候选人之一；他拒不相信芝加哥大学会把我挖走，给我一个教授的职位。校长出来摆平这件事，他的决定对我有利。我的工资在学院教师中是最高的。且不管我和“魔鬼”的微妙关系，1931年，耶鲁大学聘请萨丕尔为美洲印第安语与人类学领域的斯特林讲座教授*斯特林讲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是耶鲁大学最高级别的学术荣誉，只授与公认的某一学术领域最杰出的终身教授，只设40个席位，由纽约希尔曼和斯特林法律公司的合伙人——约翰·W.斯特林提供资助，教席亦以他命名。1864年斯特林于毕业于耶鲁法律学院，殁后他把1500万美元留给了母校。译者注。，月薪五倍于我。话说回来，对我而言，成功似乎是前定的结局，唯有失败不可预测。但是，此处我却把这件事情视为我的另一次人生失意，而且理由必须是简洁的*更完整的理由，见《片片落叶：一个男人所理解的综合大学的民族志》，第45卷(1952—1982)，应该在21世纪初披露，如果那时人类还存在。。我只想说，在以后的30年间至少人类学的教工行列接纳了十位男士，校方与他们的签约就像跟我和其他人签约一样负责。假如不是更负责的话，我怎么能将此事看作失意呢？

我的偏好是想看到一个部门按照我的意愿有条不紊地发展，可是我缺乏一种天赋，不能与绝大多数讲究效率的同事分享我的梦想。简而言之，我想要一个在观察或实验方面独树一帜的人类学系，人们将认识到该系教师的基本功是以异文化为背景图，使世界上种种较高文化的最新进化轮廓在这幅背景图的映衬下清晰可见；我想要同事有哲学般的精明头脑，就像萨丕尔一样，尽管这样的人难以寻觅，当萨丕尔和其他人正式肯定他们时，最终他们又在萨氏等人死后发生的思想和人事混乱中遭到了否定。不同派别的人类学从业者有个显著的特点：要么是极端利己主义，要么是固执偏见、心胸狭窄。也许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杀妻或者贩毒，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不是为了他们伟大的声望的话，可能已经因受偏执狂或其他不满而被制度化了。

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特性在科学与历史、科学与艺术交叉的地方特别明显，分辨这些特点需要绞尽脑汁。不幸的是能够理解这些基本差别的人类学从业者实在太少了。反之，考古学、民族志、语言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统统植根于科学的经验主义，民族学始终居于人类学的核心位置，可是，民族学又是一门容易遭到社会学的烦琐哲学暗中破坏的学科。

上述条件都不成其为创建一个有特殊重要性的人类学系失败或免其衰落的借口。大多数人由于在学术中挣扎而疲惫不堪，大智若愚者不会与斤斤计较的小人为伍。当天真质朴的人认为已经尽力而为了，如果还是得不到预期的结果，他们就会转身离开。我从未在这种场合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但是，当我理想中的人类学系的最后两位杰出教授在三个月内相继谢世后，我只好从我能够从事的唯一项目中转身离开，这就成全了我的第五次失意。

作为一名考古学工作者，自然能够从许多方面(如实证的、历史的、美学的)增进对陶瓷碎片的情感。我很早就开始研究制陶术了，可以说我和温德尔·班尼特作为大学同学在伊利诺伊州的田野考古和旅游活动中一道挖掘陶器碎片之前，我就在摆弄陶器了，后来这一兴趣成为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温德尔·班尼特在考古学上声誉鹊起，先是得益于伊利诺伊州的田野发掘，继而是他对安第斯山的研究*温德尔·班尼特(Wendell Bennett 1905—1953)，美国考古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擅长田野考古，在安地斯山区发掘和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如玻利维亚的蒂亚瓦纳科(1932年)、秘鲁的虚拟谷(1946—1947)、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瓦里(1950)。他还发现安地斯高地考古学上一个新时段，命名为“方形毯子”(Chiripa)。他认为时间上“方形毯子文化”位于蒂亚瓦纳科后古典时代与蒂亚瓦纳科衰落前。他的代表著是《西北阿根廷考古学：阿根廷低地考古》。此外，他在夏威夷主教博物馆任职期间，对考艾岛(Kauai)的考古作了很多贡献。译者注。。他带我去委内瑞拉，最终在这个充满异域情调的国家的北部开展了一项调查*奥斯古德、乔治·D.霍华德：《委内瑞拉考古调查》，载《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第27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42年。。

继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考古发掘之后，我对陶器的兴趣转向了东方。那是陶器的肇始之地。1948年，我在朝鲜半岛发掘，几乎可称为首位从地层学方面挖出高丽王朝(918—1392)的人类学家。所有发掘材料都包装好，运到汉城国家博物馆，这时战争突然爆发。战后，人家告诉我所有发掘物都丢失了。还好，我出版了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缓解了我的挫折感，使我没有悲伤到极点。尽管此书是一部未引起人类学家关注的小说*奥斯古德：《朝鲜人和朝鲜文化》，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51年。，但它按年代顺序同步处理农民文化和精英文化，末尾还附有年表，因此读者广泛，拥有多个版本。如果说有些问题没能充分展现，那么它们将成为我在民族学上思考的主要目标。不幸得很，我的写作没能追随同事按部就班地叠放资料，抽丝剥茧地渗透理论的学术传统，好像与正常的关系有些脱节。但谁又敢说这种不拘泥于刻板程序的写作手法在科学竞技场上不会收到奇效呢？

我在朝鲜的挫折没有消除我的研究兴趣。那场局部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就迫不急待地决定，可以通过演示陶器来论证认识论的问题，因为陶器标本的形制(或轮廓)是确定的，一个标准往往是区分中国陶器年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也许我的这个决定有些不够明智。但完成这项研究以后出了一本书*奥斯古德：《中国的青花瓷：对形态的研究》，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56年。。书寄给陶瓷界的专家评审。从反馈的评语看，所有人对我尝试的方法多少有些迷惑，只不过多数人以礼貌的方式表达而已。但是，有一位评审人不惜耗费笔墨，连篇累牍地在一家名刊上发文，指出我引用的陶片及其起源时间不严谨，声明那些陶片的时间是他和同事多年来收集资料，分析整理才确定的，并不是我的发现。我的问题指向是把这个重要的标准举到明处，以便检测年代的有效性，完全不是为了确定那些特定标本的日期。此事权且作为艺术批评——或许无关以前的偏见——画了句号。一位日本评审人觉察到我的研究的价值所在，他敏锐地指出属于一种新的科学方法。

这位日本专家的评论并没有平息我的挫折感。我认识到自己在尝试性的工作和不想做的事情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给与足够的解释。也许说多了也无用，有时一句力透纸背的话就能使大多数读者领悟。唉，我可真蠢，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通过及时验证使用炻器壶的形制与年代的关系规则，我弥补了个人的失误，对此我还是满意的。由于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经验证明，所以没人被误导*奥斯古德:《本宁顿的炻器壶和相关粗陶》，佛蒙特州拉特兰市：查尔斯·E.·塔特尔出版公司，1971年。。因《耶鲁大学人类学学刊》当年的末卷未收到反馈性的商榷文章，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再把精力放到陶器的有效性上了，这也就铸成了我彻底的转向，但是，我仍然强烈地感到涉及东方陶器这项研究最有意义的部分是一次追悔莫及的失意。

要是我人生的第六个失意沾染了佛蒙特末期的福气，我从中获得的灵感引起一次最终的失意就是证明，因为它给我的职业生涯增添了幽默。正如我所暗示的那样，我在耶鲁大学的几十年间，研究美国东北角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史始终是令我愉悦的业余爱好。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出生于新英格兰，属于定居在伊普斯维奇(Ipswitch)原始父系家族系谱中的第十代成员。我热衷于家乡的文化史不是因为出生和家景，而是一种离散感的反推。我还是个孩子就离家出走了，只有我才知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受，正是这种感受成为我了解自身文化根基的原动力。我已经仔细研究了佛蒙特时期的历史文化，期待着与方才提及在华北长城附近一位同事的村庄的比较研究相联系。我在佛蒙特拥有一幢房子和一些土地，我已经收集了20世纪以前的好几百种手工制品，我，如果能够使人念念不忘，一定是以研究物质文化而出名的。

炻器壶的研究使我意识到，或许我能够把佛蒙特最古老村庄之一的民族志永远献给美国。民族志的重构根本上取决于民族志学者获得知识以及赢得报道人潜心帮助的能力。1925年以前出生在佛蒙特的本地人的特点是不爱说话、天生羞赧、不善交际。我的案例中有20多位跟我有联系的人，联系的程度疏密不一，几十年来我同这些男女讨论他们早年在佛蒙特的生活。我拥有20多年的希望，似乎对这个研究项目不会失意。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已经从家乡的村庄中选出20个家庭，并且开始追溯他们到达新英格兰的足迹。

带着日盛一日的热情，我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人类学分会呈交研究计划，详细论证了这个项目的内容、意义和可行性，建议给与适度的经费。我的申请被拒绝了。表面上看，可能是我做的经费预算不当，也可能是经办人认为我接近暮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我获得的资助太多了，现在应该靠边站。我欲哭不能，欲罢不忍，只能淡然一笑。我后来反思这件事时悟出一个道理：将来还有哪位民族志学者像我终生为新英格兰的文化史奉献？为此我感到一阵悲凉。当我意识到自己和报道人百年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提供资料，我就更悲哀了。

年近八旬时，我高兴地感到往日的悲情渐行渐远，因为我能淡定地看待七次失意了。我认为较之于自己青少年时期面临的环境和当时社会对教育的贫乏需求，我已经取得了人生的极大成功。一位人类学家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每年笔不停歇地完成100页的产品，要是有人觉得太奢侈、太浪费，那么现在我可以辍笔了，但是依然会欣慰地期待着抽屉里同等页数的稿子会有出版商上门索取。事实上我取得的成功的意义更加直接，那就是我选拔的学生已成长为新一代人类学家的翘楚。

(译者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邮编：510275。)

① 原文载《美国人类学家》，第87期第2号(1985年6月)，第382-387页，题为Failures。直译为“失败”，如此从内容来看则略显勉强，故转译为“失意人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