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农政变迁的政治经济学①

时间:2024-07-29

亨利·伯恩斯坦

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教授。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硕士学位。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农政变迁》的创始人之一,并曾长期担任《农政变迁》与《农民研究》的主编。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发展理论、农政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土地改革等,主要著作有《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2010),《非洲的圈地?“旱地中湿地”的社会动力学》(2000),《农政问题》(1996),《亚洲殖民地的种植园、无产阶级与农民》(1992),《第三世界的斗争》(1982)和《欠发达与发展:第三世界的今天》(1973)等。

今天,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一门政治经济学。首先,我将提出农政变迁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其次,我会简单说明如何把这些概念应用于我所说的生存型社会和农业阶级社会之中;最后,我想推介大家(或者至少是言明)如何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解释现代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中的一些议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

我将从政治经济学的四个关键问题开始讲起。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括了上百年来成千上万本典籍。这四个问题是: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谁拥有什么”指的是财产的社会关系;“谁从事什么”指的是劳动分工;“谁得到什么”指的是劳动产品分配的社会关系;“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指的是消费与积累的社会关系。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反映了对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考量。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有何独到之处?第一,这四个问题表明了一种分析顺序。“谁拥有什么”对“谁从事什么”至关重要;“谁从事什么”对“谁得到什么”十分重要;而“谁得到什么”又对“用所得物做什么”十分重要。第二,这四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千差万别的分析领域。例如,在研究中,它们可以用来分析某个农场或农户,也可以用来分析村庄或地区,还可以用来分析整个社会或一个全球性结构,如世界粮食体制。第三,这四个问题能够也应当被用来分析和理解农业社会以及其他类型社会的历史变迁。第四,这种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经济学有什么区别?传统经济学所收集和分析的数据,政治经济学也有所涉及,如收入、分配、储蓄率等。然而,政治经济学有别于传统经济学之处在于:它以历史为视角,用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关系和过程来进行分析。

让我们回顾一下“再生产”这个概念: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必须被再生产出来。简单地说,用社会产品进行再生产就是动用消费储备(consumption fund)、重置储备(replacement fund)和仪式储备(ceremonial fund)。消费储备是指生产者和依靠生产者为生的人的最直接的需求,如食品、住所、衣物等,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重置储备是指在生产中被消耗殆尽的一切资源都需要重新置备,以便进行再生产,即重新置备以延续生命。它包含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在农业活动中重新置备或再生产出劳动的对象,例如需要重新置备在上一轮农业生产中被消耗殆尽的劳动工具,包括用于农业生产的种子、化肥、畜力等。第二,再生产出生产者本身——社会科学家称之为代际再生产。

我再简单说一说仪式储备。社会显然不仅仅是物质关系的集合,社会成员也不仅仅是纯粹的生产者,而是具有观念、价值、符号意义的社会个体,这些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简而言之,所有社会都具有进行社会再生产所必须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产品的一部分,仪式储备可以被用来奉献给上帝或神祇,也可以被用来庆祝丰收或护佑狩猎,还可以被用来纪念人类学家称为“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的一系列活动:婚嫁、出生和去世。

二、生存型社会简义

下面我要讲一下如何将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和思想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我将从生存型社会(subsistence societies)开始讲起,如果人类学家听到我将要讲的内容,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会恨不能除我而后快,因为我讲得太简单了。但我只是想说清楚要讲的概念和方法而已。换句话说,我在这次讲座中所说的绝不是你所要了解的关于生存型社会、农业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内容。我所讲的远远不够,我只是用它们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如何运用罢了。

为此,我将生存型社会定义为:在恒定的消费水平上——特别是恒定的代际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再生产出自身的社会,因而人口的规模也是恒定的。这样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请看我的一张简表(表1):左边一列是我所说的基本问题,即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等等;中间一列说明了如何将这些问题应用于生存型社会中;最后一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列,我定义了社会分化,因为哪怕是生存型社会也不是全然平等的,也有因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引起的社会分化。虽然在很多生存型社会中,政治权威和社会控制掌握在年长的男性手中,但这里的关键之处是生存型社会中不存在阶级。

表1 生存型社会:一个简单的框架

三、农业阶级社会简史

接下来我简单说一下农业阶级社会。这次就更简洁了,但容我再次声明,这只是为了讲清楚如何应用这些概念。在下面这张表中(表2),第二列和第三列非常重要,它们反映的是农业阶级社会中的基本阶级结构,即耕作土地的人(我们常称为农民)和依靠农民的劳动成果与产品为生的人,后者我们简单地称为地主。当然,这类人中也包括其他与地主有关的阶级和团体,如官员、军人、收税人、商人、牧师等。

这张表中增添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租用储备(fund of rent),为什么?因为当生产者需要为自己生产消费储备、重置储备或仪式储备时,他们也必须生产出一部分剩余储备。这部分剩余储备被统治阶级所剥夺:即被地主和其他与地主有关的阶级和群体所剥夺。之所以产生租用储备,是因为统治阶级控制了土地,能够通过地租、税收和商业利润等手段剥夺生产者(农民)的剩余产品。

表2 农业阶级社会

现在我来讲“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农民是农业阶级社会中的劳动阶级,他们勤勤恳恳种地就是为了能够再生产出自身,再生产出劳动对象与工具,再生产出下一代。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他们追求的是财富与消费的扩大再生产,所采用的手段不只是购买军事装备和控制战争机器。我觉得仪式储备很有意思,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社区和家庭的通过仪式。从地主和统治阶级来看,仪式储备被用来建造奢华的宫殿庙宇、光大宗教信仰、赞助艺术、举办精致繁复的宫廷仪式等。

农业阶级社会有着漫长悠久、形态各异的历史。首先,在1.2万年前定居农业兴起时,可能就出现了农业阶级。众所周知,定居农业意味着人类开始种植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并为了各种目的而开始养殖动物,例如为了喝奶吃肉,为了使用畜力,等等。其次,从定居农业开始,直至18世纪晚期工业阶级社会兴起之前,农业阶级社会贯穿了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大部分历史。再次,在发展过程中,那些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国家和城邦,带来了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货币与市场、矿业和制造业、文字和其他重要的文化成就。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需要重视的观点:农业阶级社会并没有系统的或持续的发展动力。因何如此?因为农业社会的统治阶级更加注重财富与权力的积累,而不是投资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的第四个关键问题: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农业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如何处理他们剥夺而来的剩余产品?

农业阶级社会的财富和权力的积累更多的是通过扩张疆域、拓地开荒和占有更多的被统治阶级(如奴隶和农民)而来,而不是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我在这里提出这个观点是为了给我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加上几个关键的注脚。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认为,尽管农业阶级社会取得了种种成就,但它们无法克服两个基本的障碍:从长远来看,人口增长超过了粮食供给;同时非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比例受限,不能超过一个占总人口很小的百分比。或许这一点能够让人想起著名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论。我认为人口论说明或至少让我们思考布伦纳的论点。在1750年,世界人口有7.7亿人。根据我刚刚所说的逻辑,1750年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为什么我选择1750年作为分界线?因为传统上这个年份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布伦纳的观点,他认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产生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标志的、能够维持社会运转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只有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特别是快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大概一、两年前,联合国估计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布伦纳可能会说,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今天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2%,一些拉美大国(如阿根廷和巴西)的农业人口只占15%~20%,这意味着农业人口养活了众多的非农业人口(请注意,我所说的这些国家也是农产品的出口大国)。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我之前说过,布伦纳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下面我列出一张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表(表3)。

表3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张表将“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这四个关键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基本阶级分化联系了起来。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谈仪式储备了。其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消费主义的缘故,仪式储备十分有意思。在今天的西欧和美国,我们可以环顾身边的现象并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消费主义。

这张表中,关键之处在于工人需要通过工作获得薪金,用来购买基本的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仅仅用于奢华的生活(尽管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挥霍无度),而是更多地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多利润。这是资本家与农业阶级社会地主的主要区别。因为资本家彼此竞争,这种竞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我想要提醒自己——同时也提醒大家——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关键问题确实需要历史调查。我所用的这张简表,或许会有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暴力”(violence of abstraction)的嫌疑,我粗略地将它们抽象出来,只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一些基本的观念。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农业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世界中事物的历史变迁,显然还需要拷问另外一些问题:什么变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怎么变的?为什么会变化?如果我们去探究这些问题——“什么、何时、何地、怎样、为什么变化”,我们会发现过去的几百年里,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多种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发展道路。那么,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我能回答“什么、何时、何地、怎样、为什么变化”这些问题吗?不能。我不可能在一次演讲中讲清楚这些,或者,我根本不能讲清楚这些问题,但我确实用一本小书(即《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Bernstein, Henry. 2010. Class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 Halifax and Winnipeg: Fernwood Publishing. 中文版参见:〔英〕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叶敬忠译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勇敢地勾画了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些最显著的特征。

五、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政问题

在讲述了高度概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我将简单地、选择性地谈一谈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农政问题:资本主义的农政起源,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农耕到农业的转向以及现代社会农民的不同命运。

(一)资本主义的农政起源

多年以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之多超乎寻常,我就不再展开谈了。但我们有必要注意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农政起源存在两种基本的立场或观点:第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起源于英国;第二,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某个国家,而是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或世界体系的形成之中。有趣的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欧洲的16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那些认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发生在英国的学者将16世纪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得到巩固的时段,而主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或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的学者也将16世纪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第一种观点认为,英国有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它在16世纪达到了发展的某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劳动力被三个新兴阶级取代了。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他们收取地租。第二个是农业资产阶级,他们组织商品的生产和出售以获得利润。农业资产阶级可能是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也可能不是。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农政革命中,很多资本主义农场主租用资本主义地主阶级的土地,生产产品以获得利润。第三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或雇佣工人。以前,他们可能是农民,后来由于失去或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资料,不得不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工作以换取工资和基本的生活资料。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生活资料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subsistence)。也就是说,以前在某种程度上自主或独立并且能够维持生计的人(如农民),现在却被整合进了新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资料以及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都被商品化了。

我将快速回顾一下这场讨论的几个方面,以便能够让大家了解关于“何时、何地、怎样、为什么变化”的问题。首先,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农业的原始积累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同现代社会历史中的其他巨大变化一样,这一过程矛盾重重,并且常常充满暴力。其次,有人说这种过渡之所以发生在英国的那个时段(这是关于何时、何地的回答),是因为英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特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必然的。然而,布伦纳等学者认为,一旦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将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也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建立,它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为什么?该观点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当我们阅读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看到新科技被用于军事和战争时,这一论点就显得尤为正确。再次,土地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商品。正如我所说,在农业阶级社会,土地是权力的源泉。在那种社会里,土地可以赠予,而且还代表了榨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但土地不是商品,它尚未成为专门的土地市场的交易对象——在那里土地可以被购买、出售、租用、抵押,如此等等,而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趋向。然而,新的生产方式促成了广泛的商品生产以及所谓的市场依赖,从而出现了竞争,出现了生产力的系统发展,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最后,有人认为,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出现了现代社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因为英国从16世纪开始就有了第一次农业资本主义革命。

我再快速回顾一下持世界市场观点的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首先,农业阶级社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出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与市场、城市制造业,等等,欧洲在16世纪初期达到了农业阶级社会发展的某个关键点。其次,欧洲国际贸易与市场的主要地域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该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南北美洲的生态资源和其他资源,欧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大分流》*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他认为直至18世纪末期,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的程度或类型上都不存在大的差异,但欧洲人跨过了大西洋,进入到北美洲和南美洲,而人口密度极大的中国却没能将养活庞大人口的生态问题外部化,这就造成了之后的所有不同。再次,在转向大西洋之后,欧洲国家推行的海外扩张、殖民主义、殖民帝国主义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关键资源。

(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从农耕到农业的世界历史变迁

下面我要讲的是大家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自己写作和思考的重心,这就是我所说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农耕到农业的世界历史转向。人们有时很难理解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语言和词汇的转换困难所致。我最近有一篇文章被巴西的一个期刊翻译成了葡萄牙文,这本期刊上也载有我的同行和朋友、荷兰的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教授的一篇文章。这个期刊的编辑写信跟我说:“我们的翻译人员找不到适合的词来区分农耕(farming)和农业(agriculture),我们碰到了大麻烦。”农耕和农业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同义词交替使用,但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二者做出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即为什么从历史的视角去理解二者的不同十分重要。

首先,农耕就是指农民的活动,即他们有史以来一直从事的那种活动。从定居农业开始,他们便耕种开垦出来的田地,并在划好边界的牧场里养殖牲畜,这是一个十分简洁的论断。我将它提出来是想要强调,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甚至直到非常晚近以来,农耕都是一种相当本土化的活动和生活方式。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土地的肥力是通过农场积攒的绿肥和厩肥,并通过休耕和轮作来保持的,这是一个循环的农业生态体系;其二,在农忙季节,相邻的农户可以集中劳动力相互帮工;其三,农民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由当地手工艺人来提供,这是简单的、本地的劳动分工。在农业阶级社会,农民与非农民(如地主、收税人、商人、当地的手工艺人)之间的联系几乎不会影响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方式,例如,磨面和酿酒当时都在本地,这与现代庞大的跨国粮食企业和酿酒企业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在农业阶级社会,大部分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供本地人消费或交换的,这些活动都发生在非常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存在于非常简单的劳动分工中。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改变这一切的呢?

我认为,一方面,农业部门只有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当然,这个农业部门包括了农耕和农民,但是它的建立有赖于农耕的上游和下游中关键的经济利益集团和代理商。农耕活动的上游是指从事农耕的所有必须条件如何得到满足。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工具(如农具、化肥、种子)的市场以及土地、劳动力、信贷和能源的市场都是农业部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农业投入的市场中,银行和石油公司是强有力的行动者。农耕的下游是指当庄稼和牲畜被生产出来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如何出售、加工、分销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下游,农业粮食集团和超市链是农业部门中强有力的行动者。

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公共政策的对象,因而也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对象,例如粮食价格的政策(这个价格包括农民出售粮食的价格和消费者购买食物所支付的价格);与外贸、进出口相关的政策;竞争政策;发展新技术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农业发展政策;等等。农业发展政策、食品安全管理条例和近期的环境管理法规等,都部分佐证了我所说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农耕到农业的转向。有趣的问题是,这种转向首先在哪里发生?或这种转向在哪里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关于这些问题有很多争论,我不想详细讲。但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农政渊源在英国的学者用同一个框架去分析荷兰、法国和德国时,他们很轻易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农业是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美国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写过一本很棒的书,叫《自然的大都市》*Cronon, William. 1992.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这本书讲述了芝加哥周围的大草原被殖民化的过程,先是出现了系统的粮食作物的商品生产,然后是肉类的商品生产。这本书使我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后来发展成了一个假设,即对于什么时候以及在哪里发生了从农耕到农业部门的转向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的19世纪中期和后期是很关键的。

从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19世纪这个时段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或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铁、煤和蒸汽机为基础。可能有人会质疑,这次工业革命对农耕技术的直接影响到底有多少?但是,以钢、化肥、电和石油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显然对农耕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农业部门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在19世纪后30年出现了哈丽雅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所说的第一个世界粮食体制。她说,在19世纪的后30年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大量出口小麦,这是第一个主要生活资料受到价格支配的世界市场。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此之前,粮食的运输从未跨越过如此长远的距离,例如从美国的中西部到欧洲和部分拉丁美洲。在我看来,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部门形成的重要时刻。我不得不指出,19世纪的后30年也是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我认为这并不是巧合。

(三)农民群体的不同命运

接着我要讲的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问题,这是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不同农民的不同命运。如前所述,1750年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是农民,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表(表3)中,我没有提到农民,农民哪儿去了?我想要说的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国家,不同农民有着不同的命运。这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关注农政变迁的学者而言。所以,我此次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些农民(或可以称之为农民的人)如何融入到我所勾画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理论框架之中,在表3里,我只是提到了资本家和劳动阶级。

总体而言,我的回答是:今天的小规模农民(small farmer)——我不太愿意用小农(peasant)这个词——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之中,不得不依靠这种关系来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一段漫长的、极其痛苦的历史过程,其中不乏种种变体、种种不同的道路、种种不同的方法。印度政治经济学家克里希纳·巴拉德瓦杰(Krishna Bharadwaj)称这些方法为“强制商品化”(forced commercialization),实际上也就是布伦纳所说的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历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生活资料商品化及其产生的不同方式的丰富例证。我只想指出另外一个历史里程碑,那就是亚洲和非洲殖民时代的终结——20世纪40—50年代。那时,在占世界庞大面积的亚非地区,大部分农民不得不通过商品关系维持自身的再生产,他们早就经历了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过程。

这意味着商品关系嵌入了农民耕作的循环系统之中,虽然最初是外界的强迫和压力所致,但商品关系后来却被内化了。小农或农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petty commodity producer),他们被迫通过再生产自身来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这种再生产包括再生产为资本和再生产为劳动力。这一过程可以发生在单一的农户内部,也可以发生在更大的规模内,即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个有趣且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阶级分化在农户内部也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因为“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这些问题存在着性别分工。所以我说这些问题可以应用于单一的农户,如果你想要仔细研究这三个问题的性别分工,这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出于各种结构性或偶然性的因素,并不是所有小农或农民都能够成功地再生产为资本和劳动力。因此,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有可能分化为富农(rich peasant)、中农(middle peasant)和贫农(poor peasant),这是列宁的分类。简单来说,家庭农业(family farming)的阶级动力促成了农民分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阶级。一些农民能够积累生产性资产,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为资本,这意味着他们能够从事扩大再生产;这些人是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对应列宁所说的富农。有些人能够在同等生产规模上再生产为资本,在同等消费规模和代际规模上再生产为劳动力,这就是简单的再生产;他们相对而言是稳健而固定的小商品生产者,对应列宁所说的中农。还有一些人努力挣扎,通过耕作再生产为资本,也再生产为劳动力;他们经历了简单再生产的挤压,我在很久之前关于非洲的早期文章中提到过这一点:这些人在通过耕作实现再生产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哪怕是很小规模的再生产也同样如此,这对应了列宁所说的贫农。如果他们无力进行再生产,就很有可能沦为我说的劳工阶级(classes of labour),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日常的再生产。

了解了阶级动力和关于家庭农业的阶级动力之后,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我们称之为小农或家庭农民或农民的人,实际上分化为不同的阶级类型。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南半球,数量可能在10~30亿,他们分化为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和劳工阶级,后者占了南方诸国某些农村地区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我最近参加了在印度召开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变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会,有许多印度学者和活动家与会;会议似乎达成了某个共识,那就是,如今印度有三分之二的所谓的小农实际上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不是靠种地,哪怕他们也有一小块土地,也从事一些农业活动。

我今天所讲的关于农民阶级的不同命运只是非常宽泛的概括,这些理论工具可以用来得出具体的分析结果,但不能取代分析过程。任何适当的、具体的分析都需要思量此前提到的那些问题:什么变了或正在发生变化,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同时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考虑这种变化的矛盾和不均衡之处。目前已经有很多关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农民研究。一些农民能够适应变化,另外一些农民尽量让变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最少,还有第三种农民,他们在积极地抵抗这些变化。当然,抵抗也有很多不同类型。帮助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就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所以,我并不是说我讲的这些理论性概念能够自发且自动地告诉我们,在所有时段和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我想说的是相互矛盾且引发了或大或小冲突的一些趋势。但我认为有两个命题,有助于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调查。第一,今天所有的农民都与非农业生产及非农村活动有重要的关联,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点,以便充分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生产和再生产的动力。换言之,哪怕世界上曾经有过纯粹的小农或者农民,我认为他们现在也已不复存在了。第二,农村劳动力市场对所有阶级的农民的再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人发现,所谓的中农也雇用劳动力并剥削劳动力,以保证农场能够作为小商品生产企业而维持和运作下去。

六、结束语

最后,我想说明,我今天讲的是农政变迁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一些例子,以及我是如何理解和应用这门学科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次演讲在我们英国有一种说法,叫作关于政治经济学中关键论点、讨论、问题与方法的“库克游”(Cook’s tour)。“库克游”是一个英语短语,意思是走马观花,这就是我演讲的本质了。我只希望我已经证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有用之处,它有助于我们探索和解释当今社会与历史现象中的繁复及矛盾:世界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想要对我介绍的这门政治学以及它在农政变迁中的应用有更多的了解,可以阅读我的一本小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