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Wirth-Redfield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时间：2024-07-29

田鹏

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降，作为城乡统筹和一体化推进模式的农民集中居住在各地频频发生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似乎已成为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的一种新型实现路径和推进模式，而农民集中居住区则成为统筹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服务资源整合和公共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有效承载体，是“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而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农民集中居住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维度：集中居住的推进模式[1]、集中居住行为的动力机制[2]、集中居住区的社会生活样态[3]、社区治理[4]、集中居住后的文化适应[5]、集中居住的实践困境及其对策[6]等相关议题。显然，相关学者已从农民集中居住行为的政策背景、生成机制、动力系统、实践模式到集中居住区的文化适应、社区参与等维度进行了详实的经验研究和系统的理论阐述，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农民集中居住现象的认识。但关于农民集中居住后形成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薄弱状态。首先，作为一种特定地域社会类型，农民集中居住区究竟呈现何种社会样态，尤其当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并未能有效缓解就业空间与永久居住空间相分离导致的“无主体化”“空心化”“过疏化”等村落终结样态之时[7]，回答实践中的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就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次，正因为缺少上述理论认知或研究视角——“何谓农民集中居住区”，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集中居住区何为”的实践拷问仍处于失声状态，至少未能从社会学角度回答“农民集中居住区何以可能”这一现实问题，换言之，将传统院落式居住的农民集中至某一特定地域空间居住并统一提供社区服务而形成的“多村一社区”、“多村多社区”社会样态[8]是否能形成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即一种基于“认同感”(Identity)、“安全感”(Security)和“凝聚力”(Solidarity)而形成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9]此问题并未引起相关学者的足够重视，也未得到政策部门的高度警惕。最后，作为农民集中居住现象的深化研究，无论是居住空间需求、政府角色定位抑或基层管理模式、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等议题[10]，都首先需要考察从本体论意义上考察“农民集中居住区何以可能”并对这一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进行理论阐释。

一、理论视角：Wirth-Redfield模型

Michael Kearne在“From the Invisible to Visible Fee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一文中提出Wirth-Redfield模型[11]。按照Wirth-Redfield模型的理解，城乡关系的本质是城乡两种分化的互动，是都市性不断冲击乡土社会形成的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Folk-Urban Continuum)。首先，都市性。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刘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Urbanism as Way of Life”一文中明确指出了现代城市社会的三个核心特征，即人口规模大、人口密度大、社群异质性强。上述三种社会特质形成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性，因此，流动性、异质性、匿名性、非人格化、工具理性等就成为现代都市性的正式写照[12]。然而，随着高度现代性时代的来临和后大都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沃思意义上的都市性也面临着新的冲击和挑战，消费主义导向下的超真实性存在使得城市体验的核心是一种犹豫与欢愉共存的悖论式体验。当然，笔者此处无意详述都市性概念的演变和城市体验的社会特质，但无论后现代主义者如何强调超真实或消费时代产生的体验冲击，都市性的生成都离不开人口规模大、人口密度大、社群异质性强等城市社会的基本样态，也正因为作为一种特殊地域类型的现代城市社区没有超越上述基本样态，使得都市性的嬗变无法超越流动性、异质性、匿名性、非人格化、工具理性等传统特征和心理体验。而从社会人类学角度而言，乡村都市化本质上都市性的乡土嵌入，表现为社会角色层面的农民市民化和政治权力层面的农民公民化。

其次，乡土性。乡民社会(Folk Society)一直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艾瑞克·沃尔夫(Eric Wolf)认为，乡民是介于原始部落与工业文明之间的社会成员，乡民社会则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既区别于传统原始部落社会，也不同于商业农场社会，其基本特征包括对家庭制度的重视、人际关系的维系以及安土重迁等观念。而谢林(Salin)则认为乡民社会的特征主要包括：家庭农场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并具有多样性功能；耕种土地和豢养牲畜是主要的生活手段；传统文化与乡村小社区的生活方式密切结合；多向地听命于外人的权势[13]。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乡土性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属性，包括乡下人的土气、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血缘和地缘、长老统治、无诉、无为政治等社会特质，且这些特质是农民与土绑定的不流动结果[14]。但随着后乡土时代的到来，传统乡土性的社会特质不断发生嬗变，出现了熟人社会的无主体化，工具性圈层格局与核心家庭本位并存的现象更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15]。

最后，按照Wirth-Redfield模型的理解，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村庄面临的不仅仅是土地崇拜和工商精神导致的村庄工业化、村落无农化及社区边界多元化共存的特殊社会样态，即包括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现代性转型[16]，且共时性存在于某一特定地域类型，更是一次乡土性与都市性的角力、一场总体性变迁[17]。

因此，文章基于Wirth-Redfield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是江苏省率先试点万顷良田建设工程的配套项目，新城位于镇江新区五峰山路南段以东，丁姚公路以北，规划总建筑面积330万平方米，可容纳10万余人，是江苏省内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截止2015年12月已建成500幢住宅，入住2.48万户，共计5.36万人。平昌新城在管理上借鉴引入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同时配套建设一个集菜市场、超市、购物、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邻里中心，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一个功能完善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一个占地3.3公顷的邻里公园，供居民休闲娱乐。目前平昌新城由新茂苑社区、新乐苑社区、新怡苑社区、新润苑社区以及新瑞苑社区组成，由平昌新城中心社区管委会统一管理。

二、从串门到广场舞：公共空间结构转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虽未对公共领域给出明确定义，但他指出了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即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其间能够形成公共舆论一类的事物，在原则上讲，公共领域对所有公民都是开放的，是一个多元空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是同时进行的[18]。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村落公共空间是指村庄内部业已存在的、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在社会资本建构、社会秩序整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作为都市性崛起及生活世界社区化的首要维度，平昌新城公共空间转型的实践逻辑如下。

首先，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社区活动广场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即从基于特殊信任的串门聊天、流动就餐到基于普遍信任的公共空间交往。串门聊天、流动就餐等传统村落交往方式和互动行为的消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方面农民进社区后居住空间的立体化和生活环境的社区化使得串门聊天、流动就餐不再像村落场景里的庭院模式那么自然便捷；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大部分闲暇时间被家庭事务所占据，尤其当隔代抚育现象逐渐普遍时，老年人也只能放弃传统村落的社会互动方式。2015年7月平昌新城成功申请“镇江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获得财政奖补100万，居民自筹10万元，建成社区活动广场，成为平昌新城居民和周边社区居民开展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一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后，串门聊天、流动就餐等传统村落互动行为逐渐消失，但这种因社会空间转型导致的行为方式变迁不但没有降低居民社交预期，反而因为“脱嵌”农耕生活而获得更多闲暇时间而进一步增强社交诉求；另一方面自发组建的广场舞队伍在满足本社区居民社交、文娱需求之时，也吸引了周边社区居民加入，拓展了社区公共空间的边界并进一步增强其开放性和公共性。因此，如果说活动广场为社区公共空间营造提供了现实可能，那么，作为一种自组织，社区自发组建的广场舞队伍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不仅丰富了居民文化娱乐活动，也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行政主导逻辑下的公共空间再生产机制[20]，而是一种由国家提供社会空间并通过草根智慧的社区基层自组织赋予其公共性和多元化的一种社会空间再造过程[21]。当然，平昌新城公共空间的物理范畴不仅只是社区广场，每一单元楼道口也会形成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且大部分老年人会在这个社会空间进行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因为他们无法加入以中年女性为主导的社区广场舞队伍。因此，平昌新城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呈现出中心—边陲格局，即以社区广场为中心、各单元楼道口为边陲的多元公共空间结构，一方面这种结构为多元化日常互动和社会交往提供可能，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社交诉求；另一方面以该结构为载体的社区公共空间再生产也为身份认同建构和社区意识培养奠定了空间基础。

其次，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从而进一步增强社区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公共性。一方面随着农民集中居住后居住空间的立体化，传统村落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和运作规则逐渐消失，基于内部化机制建构的熟人社会其性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以低成本的人情往来和基于特殊信任的串门聊天、流动就餐等为基本特征的自己人认同也因地缘关系的部分消失而遭遇一定程度冲击[22]；另一方面基于地缘关系的村庄认同逐渐消失，通过交往方式的公共化转型和社会互动的范畴拓宽形成了一种新型社区认同建构机制[23]，从而使得社区认同逐渐取代村庄认同成为社会互动的主逻辑，而这种社会认同转型也进一步强化了基于公共空间和普遍信任的社会互动再生产机制。一言以蔽之，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使得日常互动和社会交往突破地缘限制进而突破村庄认同逐渐形成社区认同。当然，这种基于社交公共化产生的社区认同仍面临着集体资产的村籍分配及其经济纽带再生产导致的村庄社会关联增强的冲突，即这种认同仍是一种受限的认同。

最后，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进而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差序格局的特殊行动场域——差序场并倒逼社区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一方面作为形塑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认同，农民的公私观念也随着市场经济和国家在场的双重嵌入而出现被动式嬗变，兼具层次性、价值性、规范性等多元特征[24]，成为理解农民集中居住区日常行动逻辑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作为后乡土中国的一种实践样态，农民集中居住后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村落熟人社会里差序格局的意义建构系统——差序场，即一种基于家庭—职业二元互构的社会意义建构系统。笔者的调研经历也佐证了差序场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世界意义建构系统在后乡土中国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即农民集中居住后非农就业比例的急剧增加使得职业俨然已经成为农民身份转型及社会意义系统建构的重要维度。一份稳定工作不仅仅是农民集中居住后的职业转换，更是一个身份转型、认同重构的过程，而这种职业维度的社会意义建构终将与安居乐业、家庭美满、“中国梦”等国家话语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普通农民进社区后生活世界意义的全部。

三、“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社区意识悄然崛起

作为社区整合的重要机制，社区意识是人际互动、社区嵌入、社区认同、社区参与、社区资本培育、社区信任、社区奉献等多维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实践基础和核心议题[25]，也是实现“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的重要路径[26]。随着社区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社区认同的逐渐形成及差序场成为农民集中居住区行动逻辑的主导，都市性崛起及生活世界社区化的另一重要表达机制和实践形态——社区意识悄然崛起。笔者的调研经历发现，社区意识悄然崛起是多维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村落到社区的社会空间重构、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村民到居民的认同转型、差序格局到差序场的社会行动逻辑变迁等一系列社会行动整体性、系统性实践的产物，是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也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具体而言，这场革命的发生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

首先，社区环境商品化。社区保洁公司的嵌入使得家园意识和现代物业理念逐渐深入人心。2015年3月，平昌新城与镇江市蓝海保洁服务公司签订社区保洁服务协定，既彻底改变了村庄环境自治理的传统又通过引入保洁公司增强居民环境意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并非所有平昌新城建成入住的小区都采用引入保洁公司这种外部化方式解决社区保洁问题，也有部分社区通过内部化解决，即组建社区保洁队伍进行自我保洁。但当笔者问及为何不采用内部化方式进行保洁工作时，新茂苑社区马支书认为，由于面临熟人社会的运作困境，新茂苑社区并没有采用社区的自我保洁，而是将其外部化，通过引入作为陌生人的蓝海保洁服务公司克服自治理的困境，既能实现保洁工作的专业化又能通过将社区环境商品化引起居民的重视，进一步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

其次，房屋产权明晰化。通过两证到户实现房屋商品化并赋予居民完整的产权从而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按照地随房走的原则，平昌新城积极为入住居民进行住宅用地审批，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在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前提下为社区居民办理住房产权所有权证，并允许房屋所有权在一定范围内出租、转让，在实现两证到户的同时也充分保障了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因此，此处两证齐全并非城市社区居民拥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而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所有证。当住房从福利转变为商品后，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业主也由此诞生，作为房屋产权所有者和一种新型社会身份，业主也被部分学者称之为有产者和“有房阶级”(Housing Class)[27]，并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成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带来的城市基层社区政治生态之深刻变革被芮杰明(Read)称之为一种“有产者的革命”[28]。诚然，住房私有化对城市基层社区民主的实践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通过住房产权改革和基层政治参与实现[29]。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虽不同于城市社区住房的两证到户，但手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所有证的平昌新城居民实现房屋商品化和产权明晰化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主动建构自己的业主身份，并希望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和帮助成立业主委员会，而作为社区建设管理机构，镇江新区管委会也正在积极探索一套基于业主委员会的现代社区治理体系。但作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实践主体，两证到户在实现村落住房福利化向社区住宅商品化转换的同时是否也能实现业主身份建构和社区意识转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并管理本居民委员会的财产，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侵犯居民委员会的财产所有权。而《物业管理条例》则规定，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些都为“农民进社区”后的身份建构和意识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从建构主义视角而言，一方面基层政府的积极宣传配合国家制度安排、政策供给为业主身份建构提供了合法性话语[30]；另一方面社区空间的结构转型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化为社区意识转型提供了实践空间[31]。因此，无论从制度还是实践角度而言，房屋产权明晰化及两证齐全后房屋福利化向商品化转型，均有助于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业主身份建构和社区意识崛起。

最后，干部管理社区化。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如果说村民委员会自治的日常表达是村民和村干部的社会互动，那么，居民委员会自治的核心议题则是居民与居委会的良性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5～9人组成，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目前，平昌新城正在开展社区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建设，并以此为契机进行干部管理社区化。如果说社区环境商品化和房屋产权明晰化分别是农民集中居住区身份建构和社区意识崛起的空间维度和财产维度，那么，干部管理社区化就是实现这一过程的组织维度。有研究指出，不同的组织认同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实践效果，身份感知、成员相似性、个体与组织的一致性、组织吸引力、组织参与、感恩与效忠、人际关系、契约关系在构建组织认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2]。笔者认为随着村落到社区的空间集聚，传统村落组织的认同结构已无法适应居住环境和生存空间社区化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治理诉求，尤其是当基础设施维护的专业化、社区服务供给的高效化与村干部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年龄层次偏大等不协调时，通过适当的制度干预，如政党下乡、干部下乡等能有效缓解农民集中居住区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导致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不合理的困境[33]。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在居民社区意识悄然崛起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四、结论与讨论

文章基于Wirth-Redfield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社区活动广场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即从基于特殊信任的串门聊天、流动就餐到基于普遍信任的公共空间交往；同时，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从而进一步增强社区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进而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差序格局的特殊行动场域——差序场并倒逼社区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通过引入保洁服务公司克服自治理的困境，既能实现保洁工作的专业化又能通过将社区环境商品化引起居民的重视，进一步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通过两证到户实现房屋商品化并赋予居民完整的产权从而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干部管理社区化。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在居民社区意识悄然崛起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最后，基于Wirth-Redfield模型，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17]377。如果说半个多世纪前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所描绘的乡土性是农耕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一种社会样态，那么，在城市主义和都市性肆虐的今天，城市中国已取代乡土中国成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新常态，在一轮又一轮的撤村并居和“农民上楼”后，“农民的终结”似乎已不再是危言耸听，如何使得农耕文化和农业文化实现一次华丽转身必将取代“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一孟德拉斯的世纪之问[34]，成为21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向世界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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