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的起源、类型与特点①

贺献林

涉县地处太行山地区中段，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是典型的太行山深山区县，境内以王金庄为核心的旱作梯田系统2014年被农业部评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县旱作梯田创造了独特的山地雨养农业系统和规模宏大的石堰梯田景观，在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700余年间，依赖梯田生存的人们在脆弱的生态环境系统中通过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的传承实现了农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这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解决干旱、缺水及其对粮食安全、农业和农村发展等方面的贡献，将为解决因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和粮食安全构成紧迫和可能不可逆转的威胁”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根据当地史志资料及田野调查，对涉县旱作梯田的历史起源、发展、类型及特点等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提供参考。

一、梯田的起源

太行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它东临华北平原，西接黄土高原，地跨晋冀豫，是华北平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既是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天然分水岭，又是华北地区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涉县地处太行山腹地，有“冀晋之要冲，燕赵之名邑”之称[2]。它是“千年古县”，有着悠久的人类发展历史。这里距磁山文化发祥地40公里，距安阳殷墟遗址80公里，距邯郸赵王城遗址80公里。

“梯田”是人类进一步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标志，它克服了山坡地特有的自然上和人力上的困难条件，对增加生产和保持水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梯田的发展，一是由于局部住区人口密度较大，即所谓“土狭民众”(《商君书·算地篇》)；二是由于局部住区山地多，平地少，生息其中的劳动人民为了生存资料而倍加辛勤地进行征服自然[3]。

(一)涉县旱作梯田的兴起，最早应追溯至战国时期的赵简子“筑城屯兵”，距今2 500多年

在涉县境内，距今40～50万年的新桥遗址，发现了大批石制品和100余件标本，具有我国南北过渡地带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属于旧石器中期前段。旧石器时代，涉县已发现的比较典型的人类文化遗址有属于中更新世的新桥遗址、西辽城遗址、虎头山遗址和稍晚一些的晚更新世的偏店遗址[4]。

距今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产生了仰韶文化，在涉县的漳河沿岸，先后发现南庄遗址、中原遗址、孤佛脑台地、寨上古城遗址、常乐遗址、东鹿头遗址、木井遗址、固新村(西Ⅰ)遗址、固新村(西Ⅳ)遗址、东达(Ⅰ)遗址、南原遗址等新石器时期遗址[4]至少11处。夏商时期，涉县处于夏商文化交界地区，在漳河沿岸的涉县农业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先后发现塔庄遗址、索堡村北遗址、下温遗址、王堡遗址、北原遗址、西岗(Ⅰ)遗址、西岗(Ⅱ)遗址、城湾遗址、沿头遗址、茨村遗址、原曲(西北)遗址、固新村(西南)遗址、固新村(西Ⅱ)遗址、固新村(西Ⅲ)遗址、东达(Ⅱ)遗址、东达(Ⅲ)遗址、太仓遗址以及东鹿头遗址、韩家山遗址、老爷庙村遗址等商文化遗址20余处[4]，几乎遍布漳河沿岸并已向远离漳河的支流区域发展。

西周至春秋战国，尤其是魏、赵、韩三家分晋，群雄逐鹿，更进一步把涉县推向秦晋燕赵的边陲。《涉县志》(清嘉庆四年)记载，“涉县春秋属魏，战国入魏又入赵，秦属邯郸郡地，汉始置沙县，属魏郡，后改名涉”[5]。由于战争频发，屯兵驻守、民众逃亡，给地处“冀晋之要冲”的边陲涉县带来了移民，开始开发旱源荒地，发展生产。据《古韵新风：涉县历史文化集萃》记载：“公元前514年，赵简子走晋阳，灭智氏，还故都邢州，道经于此，筑城以住兵之所”[6]。“赵简子城,在县北龙山社”[2]，即位于涉县东北8公里处的旱源地带小寨脑，至今遗址尚在。正是由于屯兵驻守，边陲移民，在远离漳河的山脚旱源区域，先民开垦了最初的旱作梯田。此时的梯田应处于雏形，是人们清除森林或黄土坡小山顶，以种植粮食或作为防御工事[7]。

《涉县农业文明史鉴》记载，涉县在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有村落18个，商周时期有村落17个，春秋战国时期有村落18个，西汉时期有村落24个(其中位于黄土盆地的村落13个)，唐朝时期有村落48个，到宋朝村落已达到75个，在较为开阔的旱源区域都有了村落，此时旱源梯田的框架已形成，以后的耕地开发只能向较为狭窄的地块、临近岗坡的地域和山沟发展，村落规模向两极分化，大村落进一步扩大，小村落数量增多[8]。

《涉县地名志》记载，“更乐：该村为一古村，据清嘉庆四年《涉县志》载：‘洪福寺在更乐村，唐开元中建’。寺中原有一碑，上刻：‘古沙侯国之故墟也，户三百，是太行之巨村’。村东南侧神山原建有隋代塔，由此可知，在隋唐以前就有此村。据考，村东北现有小寨沟，亦称简子沟、简城沟，即旧传战国赵简子避兵处。传说那时此处就有人居住。以此推论，应在战国时就有此村”[9]。由此可知，旱源区域的更乐村，在战国时就有人居住而开发旱源梯田，在隋唐已“户三百，是太行之巨村”了。

旱源梯田分布于土层较厚的旱源黄土盆地，根据《涉县地名志》的记载统计，涉县旱源村落50个，涉及耕地85 069亩人口84 870人，其中属于古村古镇的有17个村，明代立村22个，清朝立村6个，20世纪立村5个。

(二)大约在宋元时期，随着战乱频发，屯兵建寨，涉县农业开始向更偏远的山区发展，石堰梯田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

涉县境内古山寨遗址中宋时期遗址最多，有桑栈村古山寨遗址、木井村古山寨遗址、前西峪村石寨遗址、西戌村山寨遗址、大泉村古山寨遗址、王金庄康崖寨遗址、王金庄曹家古山寨遗址、西山柯崂寨遗址、桃城山寨遗址。这些遗址大都位于偏远山区，所处区域山峰陡峭壁立，石屋依山而建，寨墙用毛石垒砌[4]。宋时大量的古山寨，尤其是王金庄、前西峪、西山柯崂寨等古石寨的存在，一是说明人们已经掌握“毛石垒砌”的技术；二是说明在偏远山区已有大量人群生存居住，同时也印证宋时涉县农业向“山峰陡峭壁立，石屋依山而建”的偏远山区发展，石堰梯田随之产生。

王金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王金庄定居，王金庄村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修建村西大南沟黄龙庙[10]，记载大德三年(1299年)重修黄龙庙的香亭碑至今仍存立于黄龙庙。王金庄村是深山区石堰梯田的典型代表村，也是以石堰梯田立村较早的村庄之一，因此涉县石堰梯田的最晚起源应在此之前，即1290年以前，距今至少有727年。

根据《涉县地名志》的记载[9]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涉县石堰梯田分布村落大约432个，面积182 931亩，涉及人口146 646人。其中古村18个，移民村414个。在414个移民村中元代立村7个，梯田7 600亩，人口6 896人；明代立村130个，梯田114 232亩，人口92 384人；清代立村256个，梯田54 388亩，人口45 769人；1911—1961年立村21个，梯田1 327亩，人口1 156人*《涉县地名志》成书于1983年，所引用的基本数据，除标明外，均来自涉县统计局编印的1980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表1 涉县以石堰梯田立村的建村历程

二、梯田的发展

根据有关资料，笔者对涉县历代历年人口和耕地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2。明洪武年间，由于“无田之民，迁居入境垦田，耕地剧增”[11]。至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耕地面积达到31万亩，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达到33万亩，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达到38.9万亩，直至1955年耕地面积达到39.3万亩。1949年以后，由于涉县青塔水库、四大灌区以及农田打井等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大部分旱源梯田和部分石堰梯田改为水浇地，水浇地面积从1955年的2.67万亩逐步增加到2000年的13.9万亩，而2000年以后，由于实施退耕还林以及浇地成本上涨，水浇地和旱作梯田面积均呈现下降趋势。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元末明初开发初期、清朝中后期大规模发展期、建国前后至农业学大寨稳量提质期以及因城镇化带来的发展困惑期四个时期。

表2 全县历代历年人口耕地变化情况

注：①洪武二十四年至清顺治十六年资料来源于《顺治十六年涉县志》；②康熙二十九年至嘉庆二年资料来源于《清嘉庆四年涉县志》；③明国二十一年资料来源于涉县档案馆1987年8月《涉县大事记(1937—1985)民国时期县志采访稿》；④抗战期间资料来源于涉县档案馆《涉县大事记(1937—1985)〈太行第五专署概况〉》，1987年8月；⑤1949—2015年资料来源于涉县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一)1368—1457年元末明初的开发初期

在明朝建立之初发展生产的刺激下，一是原有的旱源黄土盆地的梯田及漳河沿岸的水浇地不足以养活增长的人口，部分本地农民迫于生计，到深山区寻找资源，开发新的坡地以维持基本生计；二是由于明朝政府的移民政策，一部分来自山西等地的移民在涉县停留下来，到深山区开发建设梯田。从而促使涉县农业向纵深发展，即向深山区环境更为恶劣的岗坡旱地发展。《涉县土地志》记载，“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山西泽、潞二州无田之民，迁居入境垦田，耕地剧增”[11]。

(二)1661—1911年清朝中后期的大规模发展期

至明末清初，连续征战，逃亡人口与土地荒芜十之六七，清统治者入关后，为改变“无民可役，无地可税”的窘境，制止民流，充实赋税，实行“劝令垦荒”政策。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廷户部制定《垦荒劝惩则例》，规定对督抚、道府、县三级地方官员开垦荒地实施考核和奖励办法，全县大面积开垦耕地。康熙元年(1662年)户部修改《垦荒劝惩则例》对垦荒高者提高奖励标准，对垦荒不力惩戒更为加强。康熙十年至十二年(1671—1673年)，“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将新垦地起科年限由三年逐步放宽到十年，对土地开垦起到推动作用[11]。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居民感土地缺乏之困难，随在耕植，有土即地，绝无荒野之可言，亦无所谓垦殖矣[12]。从表2可以看出，1932年至1949年，涉县可开垦土地到达了顶峰，以至几无可开垦之地。

(三)1940—1980年的面积稳定质量提高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进一步开垦梯田的基础上，重点对梯田进行整修，增厚土层，培肥地力，提高土地质量。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涉县谷麦每年每亩平均收获量为麦三斗(每斗30斤)，谷六斗[12]，而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涉县的粮食亩产分别达到152斤、285斤、368斤、428斤*数据来源于涉县统计局相关年份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虽然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与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广泛应用有关，但耕地质量的提高无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1942年涉县同全国一样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在救灾稳局的基础上，涉县政府组织并发动人民群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荒、整修梯田，提高农田御灾和抗灾能力，并实行新开荒造田的免交公粮三年至五年、政府垫资资助修筑梯田等政策措施，至1943年，整修梯田1.5万亩，1944年整修山坡梯田1.95万亩[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县政府继续加强对修建梯田的领导，1952年至1955年发动群众互助开展修梯田运动，共整修梯田10万亩。1964年推广关防乡前牧牛池修梯田寸土不闲经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借鉴大寨经验，掀起梯田建设高潮，其中王金庄最典型。1964年冬，王金庄二街村在农业学大寨精神鼓舞下，组织130名骨干队伍，开进了“古辈千年”没有开垦过的岩凹沟，历经40余天，用工5 200余个，垒砌103条石堰，完成土石方4 000余方，兴建起26亩石堰梯田。在王金庄二街的带动下，全村迅速掀起团结治山，劈山造田的高潮。到1971年，岩凹沟57条大小山沟峻岭上垒起了210公里的石堰，建成4 000多块共315亩梯田，使昔日的“荒山秃岭草满坡”变成了“层层梯田绕山转”*涉县档案馆：涉县王金庄党总支在“农业学大寨”的大道上奋勇前进。。1970年县政府在王金庄召开现场会，提出“外学大寨，内学王金庄”。此后，《邯郸日报》《河北日报》等纷纷刊登王金庄修梯田的典型事迹。王金庄党总支书记王全有也因此于1975年1月、1978年3月到北京参加了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4年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多数梯田承包到户，进一步激发了农民开发梯田、经营梯田的积极性，梯田建设与整修达到了一个新阶段。1990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专家到涉县考察农业开发项目，将王金庄梯田称为“世界一大奇迹”[14]。

(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和现代农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对传统农业意识的淡漠，梯田的开发出现萎缩，旱作梯田陷入了发展困惑期

20世纪80年代《涉县地名志》记载自然村落516个。据笔者调查，到2016年底，全县自然村落403个，较1980年减少113个。自然村落的减少，一部分是近年来由于扶贫而搬迁到了条件更好的区域；一部分是由于城镇化，搬迁到了行政村所在地。但是随着自然村落的减少，原来耕种的旱作梯田很大一部分被荒废。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2016年，因村落消失，减少梯田5 894亩。

即使没有搬迁消失的自然村落，也由于城镇化进程和现代农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对传统农业意识的淡漠，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系统外流，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被逐步放弃。

石堰梯田典型村王金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已经建村，到明万历元年(1573年)王金庄村人口551人，到清嘉庆三年(1798年)王金庄村人口增长约一倍，达到1 112人，1949年王金庄村人口达到2 965人，梯田面积也达到了顶峰的4 062亩，人口的增长预示着土地的增长，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历代梯田规模的扩展[10]。1950年至1985年王金庄人口处于较快增长期，而梯田面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时期，基本维持在3 900亩至4 000亩之间。这一时期，梯田建设主要是通过整修，达到“堰头新、土层新、边齐堰整厚土层”。1985年以后，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虽然人口仍在增长，但梯田面积从3 898亩逐步萎缩到2015年的3 589亩，较顶峰时期减少473亩。随着梯田面积的萎缩，施入梯田的有机肥也逐年减少，梯田耕种质量也开始下降。旱作梯田，这种传承至今的珍贵、独特的农业系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传统农业意识的淡漠，陷入了发展困境。

三、梯田的类型及分布

梯田作为一种集约利用山地的方式，14世纪我国古代农学家王祯在其《农书》中，把梯田大概区分为如下一些类型：一是“栽作重蹬”“层蹬横削”，即依山坡倾斜度，横削(与倾斜方向相垂直)成一层一层不等高的田面；一是“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即把每层田面的阶埂，累石而成，更好地防止水土倾卸[3]。李旭和秦昭在《梯田：不仅仅是风景》一文中，按照梯田耕作方式、种植结构、建造材料以及梯田田面、断面形式的不同，将梯田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即根据梯田的耕作方式，分为水作梯田和旱作梯田；按照梯田的田面宽度分为窄带梯田和宽带梯田；根据修建梯田的田坎建造材料分为石堰梯田、土坡梯田和土石堰梯田；根据梯田的断面形式分为阶台式梯田和波浪式梯田，而阶台式梯田又分为四种，即水平梯田、坡式梯田、隔坡梯田和反坡梯田[15]。

涉县梯田广布全境，山山皆有。山脚梯田地块大、土层厚，山上地块小、土层薄，有的厚度只有几寸[14]。根据田坎建造材料，一部分属于“栽作重蹬”“层蹬横削”的土坡梯田，主要分布在旱源地区，是较早开发的部分，以较深厚的黄土层为基础，以土堰(土坎)为典型特征；而大部分属于“叠石相次，包土成田”的石堰梯田，主要分布在深山区，属于开发较晚的部分，以石灰岩山坡为基础，以石堰为典型特征。根据其耕作方式，涉县梯田属于旱作梯田，主要种植谷子、玉米、大豆、小麦等耐旱作物；根据其断面形式，属于阶台式梯田的水平梯田，按其田面宽度则基本上属于窄带梯田。石堰梯田是涉县梯田的典型代表，规模大、分布广。2014年被评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梯田就是以涉县王金庄石堰梯田为代表的。

笔者根据1983年土壤普查资料[16]及《涉县地名志》[9]统计，涉县旱作梯田总面积268 000亩，其中土坡梯田85 069亩，石堰梯田182 931亩。在全县516个自然村中，石堰梯田在432个村落中有分布，土坡梯田仅在50个村落中有分布。涉县的土坡梯田建造时间要早于石堰梯田，其耕作难度也小于石堰梯田，其主要分布在原309国道的两侧及离开漳河的旱源地区，一般土层深厚。而石堰梯田主要分布在远离漳河及原309国道的偏远深山区。

四、梯田的成因

涉县旱作梯田是在天地不能有效生养情况下，人类为了生存，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这里之所以能够在不具备人类生存的环境下创造并传承下来规模宏大、震撼雄奇的旱作梯田，尤其是旱作石堰梯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旱作梯田的产生是涉县先民为躲避战乱、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特点，而因地制宜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石灰岩山区土地利用系统和半干旱地区抗灾减灾农耕生产系统。具体来讲，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一)自然因素

这里拥有但又不足以满足农业生产的土壤基础和气候条件。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和一定的土壤、降雨条件，叠石不能包土，也就不能成田了。

太行山地区地处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其西部为黄土高原，东临华北平原，在其东麓，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土壤地带谱发育[17]，太行山背斜的东部为断层，短而陡，山势陡峻，土层较薄，多岩石裸露地和悬崖峭壁。太行山区的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受西风带大气环流控制，气候寒冷干燥；夏季受亚热带天气系统影响，炎热多雨；春秋两季冷暖气流交替，形成干旱少雨和秋高气爽的天气。一年四季分明，干湿季明显，气候的垂直变化明显，太行山中段800米以下属暖温带，800米以上属中温带[18]。这里“尽管有限的降雨连20英寸都不到，但是它集中在作物生产最需要的夏天，这就使得粟类作物可以在干旱或半干旱的环境中生存下来”[19]。

涉县位于太行山深处，清漳河自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1 563米，最低海拔203米。境内沟峦纵横交织，河谷穿插侵蚀，盆地点缀其间，呈深山区地貌。由中山、低山、河谷、盆地地貌类型构成。河滩地、老岸地、旱源地、岗坡地等多种农用地景观应运而生。全县荒山多、耕地少、水源缺，“惜崇山峻岭居其过半，泽周视四境。大率循山麓，附水湄辟置村墅”[20]，“首苦乏水”[5]，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

涉县基岩大部分为石灰岩，具有较强抗侵蚀性能，块形大而整齐，物理分化速度慢，但易受溶蚀。由于基质中不可溶物质少，溶蚀物质绝大部分随水流失，仅有5%左右的物质残留下来形成土壤，风化残留层薄。同时，土下基岩固物能力较低，土壤易被冲刷流失，在山坡往往呈现少而薄且不连续，基岩裂隙多，漏水跑水严重[8]。

按中国干旱地区的类型划分，涉县属于半湿润偏旱区，太行太岳山地半湿润偏旱农业区[22]，年均降水556毫米，年降水变率26%，保证率40%，降水主要集中在6～8月，占全年的63%，年平均气温12.5 ℃，年较差27.8 ℃，冬季气温1月最低-2.5 ℃，夏季气温7月最高25.3 ℃，极端最低气温-19.3 ℃，极端最高气温40.4 ℃，年平均日照2 478.7小时，日照百分率56%，年太阳总辐射3 946兆焦/平方米[13]。

综合以上，涉县的自然环境气候特点是：第一，降雨有限但集中在作物生产最需要的夏季，使得粟类作物可以在干旱或半干旱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第二，光照资源丰富，能够满足旱作农业条件下一年二熟或二年三熟；第三，太行深山区岗坡地的土壤资源不足，土层薄，但“太行山区的土壤对粟作农业极为有利”[1]，经过人为干预保护，通过“叠石相次，包土成田”，能够建设土壤耕层在20厘米以上的梯田。“北方旱作农区一般耕深以20～22厘米为宜”[23]，“农作物的根系多分布于耕层内，耕层是耕作土壤肥力变化的主要场所，……40～50厘米以下土壤的水、肥、气、热变化与上层相比则很微弱”[23]。因此，这里的土壤和降雨条件，虽然不足但能够满足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基本要求。

(二)社会因素

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发，一些迫于生计，“避难”“逃荒”不得不在深山居住和生存的人群，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修筑梯田，维持基本生计。人们如果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不为生活所迫，没人愿意去深山里搬石垒堰，修田造地。

涉县位于今晋东南地区穿越太行山，东出河北平原直至邯郸的交通要道上。这条通道自古以来就是长治盆地通向冀南平原的捷径。古时被称为滏口陉(为太行八陉之第四陉)，是沟通冀南豫北至三晋大地的重要交通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涉县在历史上总处于兵家必争之地。由于战争频发导致民众逃亡，给统治薄弱的边陲移民创造了开发荒地、发展生产的机会。公元10—13世纪的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元4个政权。这时，涉县既是战乱频发的前沿腹地，又是难民向深山区转移避难的场所[8]。

频繁的战争，一是逼迫农民向深山区转移避难，无力维持生计的农民纷纷到偏远的山沟“逃难”“住山窝铺”“拚荒地”“种山地”。二是战争造成人口大幅下降，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移民政策。一些迫于生计，不得不在深山居住和生存的人群，只能在天地不能有效生养的情况下，通过发挥人类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修筑梯田，维持基本的生计需要。

这可从涉县自然村落的形成中得到印证。形成于1984年的《涉县地名志》记载，涉县自然村落516个，其中位于漳河沿岸的村落38个，位于旱源盆地的村落50个，位于深山区的村落432个。在深山区的432个村落中，有元代以前的古村落18个，元末明初以来的移民村414个。在414个移民村中，从山西洪洞迁来的村落41个，从周边县迁来的的121个，从本县周边村(几公里范围内)迁来的189个，从本县较远的村落迁来的63个。从此可以看出，自然村落的形成主要是本县附近村落的人口因密度过大，而向周边扩散，占到60.8%，从周边县扩散迁来的占29.2%，受社会影响或国家移民政策影响从山西洪洞迁来的约占10%。

(三)技术因素

躲避到深山区的人们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旱作农耕技术，拥有适宜旱地种植的农作物。如果没有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和种植管理技术，躲到深山区的人们也无法维持生计。

由于秦统一后的400余年，政治与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涉县农业进入了一个剧烈扩张时期。牛耕的推广，铁农具的普及，旱地作物稷、麦、菽、粟、黍的栽培，以及通过精耕细作、轮作倒茬为主体的耕作技术，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能力得到稳步提高。到了南北朝，保墒、趋时、轮作、施肥、倒茬、间混作、选留种等技术都有了成熟的经验，新型农具的不断出现、管理技术不断更新，使得涉县旱作技术体系基本形成[8]。

唐朝后期，气候明显向干旱化发展，耕地开发向更加干旱的地域进行，到宋末元初，旱作保墒技术更加系统，精耕播种、制肥施肥、中耕除草、作物管理、种子选育、复种轮作等旱作农耕技术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能够支撑旱作农业生产[8]。

(四)物质因素

这里有能够适应当地环境气候条件的农作物以及在遭受大灾之后仍有能够满足人们抗击灾荒的食物资源。

唐、宋、金、元在土地政策上比较宽松，更由于涉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滏口陉”咽喉之地，自古就是东西交通要道。受磁山文化粟作农业和东西物质交流影响，涉县先民对“地土所生，风气所宜”[2]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增强了改变境内作物主要是“谷豆之数”[2]的单调局面的动力，促使农业向多元化发展。金元时期枣、杏以及软枣、柿子的开发促进了林果产业的发展，使人们拥有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核桃、软枣和柿子等成为人们在大灾之年充饥裹腹的食物资源。明嘉靖《涉县志》记载*根据马乃廷《“天一阁藏明嘉靖抄本〈涉县志〉杂谈》，明嘉靖《涉县志》中所收集的资料显示的最晚年代为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元1557年。的物产有“谷：粟谷、黍、小麦、大麦、荞麦、绿豆、黑豆、菀豆、小豆、秫、扁豆、茶豆；果：桃、李、柿子、柰子、枣、软枣、核桃、梨、石榴；蔬菜：韭、葱、芥、菠菜、萝卜、苋菜、莙荙、芹菜、蔓菁、藤蒿”等可食用粮果蔬菜30多种[24]。而“明永乐十年(1412年)，枣二十七万三千一百七十二株，软枣七万二千四百九十株”[2]，即人均枣树25.2株，人均软枣树6.7株。枣、软枣是比较耐旱的木本粮食作物，在大旱之年能够帮助人们度过灾年。

(五)人文因素

人们富有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艰苦风斗的精神和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

中国古粟作农业区的中心是华北和西北[1]，涉县地处西北高原、华北平原和中原农业适宜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农业的繁荣、扩散，多种文化的交流，以及涉县农业本身的发展，共同影响了涉县的农耕文化及先民的精神文化积淀。这种互动、交流、影响和融合，是形成涉县人民宽阔胸怀、包容性格十分重要的原因。而由于旱作农业条件更加艰苦、自然灾害更加频繁，时好时坏的粮食收成，更加需要节俭和长远的打算，人们在困难时又需要互相接济、共渡难关，宽容的胸怀和互相帮助的精神也就越来越牢固。明嘉靖《涉县志》记载：“涉县，冈峦体势，佳丽雄伟；土俗醇厚，人民朴素；士以忠义立其节，儒以明经擢科第；无侈泰剽窃之糜，有端谨沉实之行。此则一邑之风俗也”[12]。清嘉庆《涉县志》记载：“山地瘠，民故无大资，风俗最俭。宴会酒食，粗具数簋；衣服不过土布山茧，无绸缎之华糜。山不产木，屋材难得，虽富家无华构，贫者或穴土而居……”[12]。民国二十一年《涉县志》“涉境石厚土薄，人民大都业农，终岁披星戴月，手足胼胝，所获尚难敷用，惟赖俭约自持，餍糟糠，食藜藿始克维持生活，现况所种者，不过黍、稷、豆、麦、玉蜀黍而已”[12]。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涉县人民逐步养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团结互助的人文精神，更是在长期的梯田建设与经营中，涉县人民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旱作农业生态系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五、涉县旱作梯田的特点

(一)规模宏大的石堰旱作梯田景观

涉县旱作梯田总面积26.8万亩，其中核心区王金庄村的3 500多亩梯田，由46 000余块土地组成，分布在12平方公里24条大沟120余条小沟里。这里“两山夹一沟，没土光石头，路没五步平，地在半空中”，在蜿蜒陡峭的石灰岩山上，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石堰梯田，最小的梯田不足1平方米，土层薄的不足20厘米，石堰长度近0.5万公里，在250多米高的山坡上层层叠叠分布着150余阶梯田。山有多高，堰垒多高，层层而上至山顶，除去九十度的悬崖峭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坡面都被利用了，有的坡面治理甚至多达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石堰高的达3米，低的1米左右，石堰平均厚度0.7米，每平方米石堰大约有140块大小不等的石头垒砌而成，每立方石堰大约需要400多块大小不等的石头。

与石堰梯田相伴而生的是浑然一体的石头博物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巧妙地利用俯拾皆是的石头资源，不仅构筑了万里梯田石堰，而且建设了他们世代居住和使用的石房石院、石楼石阁、石阶石栏、石街石巷、石桌石凳、石碾石磨、石门石窗，处处是石，家家是石。

(二)高效的水土资源保护与利用模式

梯田块块相连，田面地平如镜，盘山道路坡坡相连，沟沟相通，路随地修，水随路走，下雨时雨是落在地里，不是落在坡上而产生溪流，特大的雨水只能是渗透或者沿水平沟按着人们指引的方向流下去，不能肆意冲刷。石堰坚固，活土层厚。修一块梯田，总是先清基，后垒堰，堰分里外两层(外叫垒石，里叫贴石)，随着山势凹凸，充分利用。因为土少，在底部用大石头铺垫，中间碎石分层填陷，上边是过筛细土，有的还在细土下边铺上一层薄薄的石板。这样的梯田不仅坚固，而且具有很强的蓄水保土能力，有洪防洪，无雨防旱。

(三)独特的山地雨养农业生产方式

在缺土少雨的石灰岩山区，当地人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围绕粮食生产和生计安全，通过保土、保水、蓄水和用水，实现了对土壤和雨水的有效利用，创造了独特的山地雨养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农器具。主要体现在：一是以库、坝、塘、窖拦蓄雨水以及梯田花椒生物埂建设等为主体的水土保持工程技术体系；二是以精耕细作、蓄雨保墒为主体的耕作技术体系；三是以节水抗旱的作物种类、品种选育及其轮作倒茬、错季适应栽培为主体的作物管理技术体系。独特的生产系统使山区坡地农业生产达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

(四)“石头、梯田、作物、毛驴、村民”五位一体旱作生态系统

旱作梯田系统是一个秉承循环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依山而建的石头梯田、颇为丰富的食物资源、既是生产工具又是运输工具还是有机物转化重要环节的毛驴、随处可见的集雨水窖、散落田间的石屋，在人的作用下巧妙结合，石头、梯田、毛驴、作物、村民相得益彰，融为一个五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旱作生态系统。石头无处不在，无处不精，存在于村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梯田系统的基础所在；独具特色的旱作梯田，为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基础和经济基础；毛驴是梯田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提供者、有机废弃物的转化者，起着平衡土壤养分、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丰富的食物资源和多样的作物品种，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和生计安全保障；村民充分利用丰富的食物资源，创造了优秀的农业文化遗产。

(五)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旱作梯田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仅拥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多样性的食物资源，如粮食作物、蔬菜作物、木本粮食、药用植物等，成为当地人民调剂生活的主要食品和备荒抗灾的重要物质，而且拥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如多种多样的各类作物的农家品种，更拥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多样性，如丰富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等。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和生计安全保障，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曾经历过几次大的灾荒年，饿殍遍野，人们流离失所，而这里的人们却始终可以维持最低的口粮需求。

(六)独特的生存技巧

在长期的实践中，当地先民巧夺天工，使日益增长的人口、逐渐开辟的梯田与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长期协同进化。通过藏粮于地的耕作技术、存粮与仓的贮存技术，节粮于口的生存智慧，凿石山而筑田，蓄雨露而润薄土，粟稷驴耕，椒聊蕃衍，传承700多年，使得“十年九旱”的山区，即使在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大灾之年，人口不减反增。

涉县旱作梯田是当地先民为适应自然、改造环境而巧夺天工的创造之物。它不仅使这块贫瘠的土地滋养了一辈辈子孙，还培育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村民创造的梯田生产系统及其梯田修造技术、农作物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农机具的制作和使用技术，以及作物的抗灾和储存技术，不仅是梯田系统本土知识和生存智慧的最直接表达，更是当地村民保障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社会福祉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农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对传统农业意识的淡漠，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系统外流。由于大量的微耕机械应用而减少了食物链中驴的作用、传统作物品种和农耕技术的丢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被逐渐放弃，这些变化严重危害着不仅使当地人受益、而且对全球未来农业都有益处的农耕文化。这一从历史传承至今的珍贵、独特的农业系统正面临发展困境，亟需受到重视和重点保护。

[1] 王星光．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农史，2002(1)：27-36

[2] 涉县旧志整理委员会．明清民国涉县志校注([明]嘉靖[清]顺治.涉县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梁家勉．中国梯田考//倪根金．梁家勉农史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4] 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涉县志(1991—2011)．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涉县旧志整理委员会．明清民国涉县志校注([清]嘉庆.涉县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6] 汪涛．古韵新风//涉县历史文化集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7] 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农业考古，1984(2)：50-60

[8] 杨国强，赵学堂．涉县农业文明史鉴．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9] 涉县地名志办公室．涉县地名志．出版社不详，1984

[10] 王金庄村志编纂委员会．王金庄村志．内部资料，2009

[11] 涉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涉县土地志．内部资料，2000

[12] 涉县旧志整理委员会．明清民国涉县志校注(民国.涉县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 《涉县农业志》编纂委员会．涉县农业志．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

[14] 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涉县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15] 李旭，秦昭．梯田：不仅仅是风景．中国国家地理，2011(6)：48-91

[16] 涉县土壤普查办公室涉县农业局．涉县土壤志．内部资料，1984

[17]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土壤．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18]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1)：18-41

[19] 阳小兰，许清海，赵鹤年．末次冰期以来太行山区的植被演替．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1)

[20] 涉县旧志整理委员会．明清民国涉县志校注([清]康熙.涉县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 杨国强，赵学堂．涉县农业文明史鉴．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22] 宋树友，等．旱地农业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5

[23] 胡木强．河北旱作农业．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

[24] 马乃廷．涉县史志纵横(天一阁藏明嘉靖抄本《涉县志》杂谈)．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