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事与乡情：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驴文化

时间：2024-07-29

李禾尧

农业是人类繁衍存续的根基，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耕文化是国家和民族长期稳定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古人“农为本”“以农立国”等思想充分体现了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在城镇化汹涌而至的当下，我国每天约有80个村落面临破碎瓦解的命运[1]，乡村表现出的崩解趋势撼动着农业文明的神经。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2]。“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将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污染与农村贫困等三大问题全部包含其中，提供了反思农业文明重要意义的新思路，并在全新的平台上探索发展农业生产的新路径。作为我国乡土社会凝缩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如何存续至今？河北涉县的旱作梯田系统借由怎样的农业生产模式与村落文化系统活态存续与协调发展？本文认为，旱作梯田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村落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的驴文化。在了解王金庄村农业生产与村落文化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驴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在旱作梯田系统的保护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旱作梯田系统何在？

美国人类学家雪莉·奥特娜(Sherry B. Ortner)曾在其著名论文《关键象征》(《OnKeySymbols》)开门见山地指出：“每一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关键因素，作为一种不甚如意的限定方式，它对该文化中特有的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3]。民俗学家刘铁梁结合对自己的民俗调查与学术写作的思考，提出了与雪莉·奥特娜相近的观点，认为这种“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的具体概括，一般是民众生活层面筛选一个实际存在的，体现这个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事象”，并将其称为“标志性文化”[4]。笔者认为这种“关键特征/标志性文化”对于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遗产核心区内的王金庄村，围绕旱作梯田的生态环境特质与农业生产方式，数百年来村庄已然自主形成了一套农耕社会文化体系，世代传承至今。

2014年，河北涉县旱作梯田农业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它是王金庄人不断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使不断增长的人口、逐渐开辟的山地梯田与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长期协同进化，在缺土少雨的北方石灰岩山区，创造的独特山地雨养农业系统和规模宏大的石堰梯田景观。

涉县旱作梯田具有无可比拟的视觉冲击力与美感。据《涉县土壤志》(1984)与《涉县地名志》(1984)的资料记载，涉县旱作梯田的总面积达268 000亩，其中土坡梯田85 069亩，石堰梯田182 931亩[5-6]。梯田石堰土层平均厚0.5米，高2米，全部由石块人工修筑，最大落差近500米，绵延近万里，远远看去，沟岭交错，群峰对峙，一望无际。其巨大的规模造就了壮观震撼的景观，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专家誉为“中国第二大万里长城”。在梯田的修建过程中，王金庄人依靠智慧，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经验，选建址、垒石堰、挖土方、修石庵等都实现了对土石资源的高效利用。梯田石堰全部由石料砌成，每造一顷梯田，都要垒砌一两丈高、半米厚的双层石堰，填充在石缝中间的泥土起到黏合、护田的作用，整齐而精细。而梯田中的“悬空拱券镶嵌”结构则是王金庄人用来应对“三十年一小冲，六十年一大冲”的洪水的一种补救性措施。它巧妙解决了在狭小施工场地内协调使用不同建筑材料的问题，既是巧夺天工的创造，也是生存智慧的凝练。

长期的发展中，人们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食物资源，通过“藏粮于地”的耕作技术，“存粮于仓”的贮存方式和“节粮于口”的生存智慧传承八百年之久。这些传统知识和技术体系提供了保障当地村民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社会福祉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使得王金庄村即使地处“十年九旱”的山区，也能保证村庄人口不减反增。规模宏大的旱作梯田，充分展现了当地人强大的抗争力与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天人合一的农业生态智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石头、梯田、作物、毛驴、村民相得益彰，融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旱作农业生态系统，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生态智慧。梯田里农林作物丰富多样，谷子、玉米、花椒、柿子、黑枣等漫山遍野，各类瓜果点缀万顷梯田，呈现出春华秋实、冬雪夏翠的壮丽景象，是具有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大地艺术。这其中，毛驴串联起了农业生产的耕作与收获，串联起了王金庄人的农事与乡情，是旱作梯田系统中的关键角色。

二、农业生产模式：“驴—花椒—石堰”耦合结构

(一)梯田劳力的理性选择

对于群山环抱的王金庄村，如果说修建梯田是王金庄人生存挑战的第一道关，那么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牲畜作为主要劳动力。村民不仅要面对高差较大且分散化的耕地，还要在往返田间的路途中付出更多时间和体力。其中，离自家耕地最近的农户至少需要步行半小时，最远的则需要近四个小时才能到达。在如此严苛的劳作环境下，需要村民选择最为适合的牲畜作为载具和劳力辅助劳动。

在王金庄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牲畜作为主要劳动力，如牛、马、骡子和毛驴等。经过漫长的筛选过程，最终毛驴和骡子成为王金庄村的牲畜劳力，并且以毛驴为主，躬耕万亩梯田。为了探究村民理性选择的逻辑，笔者将19位被访村民关于牲畜选择理由的口述资料归纳为以下五个测度指标：劳动能力、爬坡能力、驯化难度、寿命和耐力，并选择村落历史上出现过的牛、马、骡子和毛驴等四个牲口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综合村民的口述信息，对四种牲畜在不同测度指标下的表现予以赋值，得到图1蛛网图。

从图1可以看出，牛在寿命、劳动能力和耐力上具有显著的优势，且驯化难度最小，因而是较为合适的选择。许多村民都提到，起初村庄试用过以牛作为主要牲口，看中了它寿命长、耐力好、劳动能力强等优势。但由于牛在爬坡上表现太差，而且饲养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草料，最终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被大家一致同意淘汰。结合王金庄村的自然环境特征便知，牲畜的爬坡能力对于王金庄人而言非常重要。各家各户的耕地几乎都散布在高度不等的多个区域，牲畜在梯田上的机动性是王金庄人衡量牲畜优劣的首要因素。而另一个被淘汰的牲畜——马在爬坡能力上的表现并不差，而且具有较长的寿命，有效劳动年数也与骡子和毛驴相差无几。村民们认为，除过爬坡能力之外，第二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牲畜的耐力。马曾经也被引入王金庄村一段时间，但因其耐力不足而被舍弃。由此可见，王金庄崎岖的地形成为村民们选择牲畜“天然的判官”，孰高孰低一目了然。正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而在王金庄，能够夺得桂冠的牲畜品种一定是山地越野的行家。

注：各测度指标根据田野调查中与王金庄村19位村民的访谈资料进行赋值。图1 主要牲畜耕作表现比较图

图2 石堰梯田结构示意图

(二)作为分析单元的耦合结构

如果要分析石堰梯田内部的运作机制，则需要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性的结构加以阐释。那么当地人利用延绵万里的梯田维持农业生产稳定的逻辑是什么呢？在石堰梯田系统中，除去耕作者自身以外，毛驴(主要劳力)、花椒(作物代表)和石堰(生产空间)是不可或缺的三大元素，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结关系。“耦合结构”可以理解为由相互联系、功能互补的各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驴—花椒—石堰”耦合结构可以作为我们认知旱作梯田系统存续奥秘的切入点。

王金庄人世代兴修梯田，在地表留下了石堰景观，其由三部分组成：位于梯田外沿的双层石堰，位于耕地下方的石层和承载农作物的土壤层，如图2所示。

其中，双层石堰位于梯田的外沿，起到保护梯田的作用，形塑了梯田的轮廓，构成了石堰梯田景观的主要部分，而靠内侧的石层和土壤层则是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依赖的空间。花椒是王金庄村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它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摇钱树，更是保护梯田稳固石堰的铁篱笆。当地人长久以来习惯性地将其栽种在梯田边缘，椒树的根系虬曲盘结在石堰缝隙之中。梯田上漫山遍野的花椒，赋予涉县旱作梯田系统丰厚的花椒文化。毛驴是村庄主要的劳动力，由于山区的环境限制，梯田高度落差大，每户田块小而分散，机械化耕作难以应用。正因如此，王金庄村几乎家家都养驴，驴是村民的半个家当，是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和交通工具。总而言之，梯田和驴的耕作是密不可分的。

从王金庄村缺土缺水的自然特性出发，石堰结构在设计之初就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层叠的石块将水分储存在土壤夹层中，同时借由纵向的压力使石层更加紧密，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土壤。然而只有石堰的保护是不够的，王金庄人创造性地将花椒树栽种在石堰边缘，作物向下延伸的根系盘结缠绕在石堰之中，不仅加固了石堰，更保护了其中的土壤。花椒的枝叶截留雨水，防止土壤溅蚀，枯枝落叶可减少地表径流，保护田面，防止水土流失，还可改善梯田小气候。因而“花椒—石堰”的次级结构可以说是王金庄人“惜土惜水”观念的集中展现。毛驴耕田的过程则可以视为天然的梯田养护过程。其排泄的粪便是梯田土壤肥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供给花椒、小米等梯田作物生长发育的原料。在作物收获的时节，花椒、谷子等都需要毛驴驮下山；农闲时节，农户也要赶着毛驴到地里翻土，为来年的栽种打基础。而对于驴而言，花椒叶是一味重要的药材。花椒叶煮水不仅可以清洁骟驴后留下的伤口，还对毛驴因寒凉导致的腹痛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由于要素间关联程度较高且功能互补，因而称其为“耦合结构”。从“缺土缺水”，到“保土蓄水”，王金庄人的“驴—花椒—石堰”耦合结构是一方人民文化适应的集中表现，是一次精彩的文化创造。“驴—花椒—石堰”耦合结构概念图如图3所示。

图3 “驴—花椒—石堰”耦合结构示意图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驴—花椒—石堰”耦合结构具备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和自组织循环能力，是设计精妙的复合价值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耦合结构具有生态价值。一方面，由于石堰水土保持与秸秆过腹还田的交互作用，梯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提高，蓄水育墒保墒，增强土壤肥力；另一方面，王金庄人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基础上，在梯田周围和山顶种树育林，为农业系统提供温度调节与水源保障。梯田边缘的花椒树也起到维持稳定结构和救治牲畜的重要作用，提升耦合结构的综合产出。(2)耦合结构具有经济价值。毋庸置疑，“驴—花椒—石堰”耦合结构最终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其产出物不仅包括种植在石堰内侧的小米、玉米、绿豆等粮食作物，还包括扎根于梯田外沿的花椒、黑枣、柿子等经济作物，既保障了村庄基本的粮食供应，也为农户提供了多样化的生计来源。王金庄村所产的黄金椒、白沙椒栽培历史悠久，素以产量高、品质好著称，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驴粪作为农家肥的重要原料之一，可以为农户省下购买化肥的支出，具有间接的经济价值。(3)耦合结构具有景观价值。纵横延绵的石堰，如一条条巨龙起伏蜿蜒在座座山谷间，并随着季节的变化呈现出各种姿态，展现出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景观，展现了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7]。

(三)人驴协作的农业生产

在我国民间语言文化中，驴是落魄文人的“身份证”，是“苦闷的象征”，是文人承载诗思的驮具[8]。而在王金庄，梯田和驴的耕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天日出日落时分，一队队村民牵着或赶着毛驴，走在通向农田或回家的山道上，是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耕地、播种、运输，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能看到毛驴的身影。当地人说，驴子是通晓人性的。假使人与驴子在狭窄的小路上相遇，它会主动避让，让人先行。更为神奇的是，驴子能够自己找到主人家的田地，可以将托运的物品自行卸下来。如果将货担子放在两块石头上，中间留出空隙，驴子会主动低下身子挤入空隙中，再挺起身子把担子托起。而能够达到如此默契的程度，一般都需要进行一年多的驯化过程，还要给毛驴进行必要的“阉割”手术——骟驴。如此一番之后，毛驴才能成为农户得心应手的劳作伙伴。

长期以来，王金庄村漫山遍野的梯田都由非常狭窄的山路串联着。走在曲折的山野小径上，脚边便是陡峭的悬崖。村民们讲，起初是农民牵着毛驴上地，后来毛驴反过来驮着农民上地。驴子是非常聪明的，能够听懂口令，落实得一点不差。如“哩哩”是左转弯，“哩哩回来”是左转弯90度；“哒哒”是右转弯，“哒哒回来”是右转弯90度。这些口号为人与毛驴之间的沟通互动搭建了桥梁，也成为王金庄山林间最动听的音律。

王金庄享誉全国的花椒和小米都离不开毛驴的辛勤耕耘。从春入夏，毛驴驮担着犁头箩筐穿梭在田间地头，狭长窄小的地块也需要它们在其中频频折返，埋头苦耕。每年秋天收获的时候，椒香漫山野。农民在树下忙活，驴子被栓在开阔地上大快朵颐，时不时还会昂起脑袋呼朋引伴，山谷间便回荡着毛驴欢喜的叫声，构成一幅独具韵味的秋收图景。入冬之后，农活没有之前那般繁重，毛驴偶尔需要跟着主人到田地里翻耕一次，熬到冬至便能受到礼遇，过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之外，毛驴也是梯田农业生态系统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村民利用驴粪和作物秸秆进行堆肥，巧妙解决了养分转化和土壤培肥，实现了梯田内部的物质循环，有效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王金庄的毛驴身负四重使命，不仅是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而且是生态链的重要一环，更是村民生活中的伴侣。当地农民与驴同住石院，相依为命。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美景，异常突出。人们善待毛驴不仅仅是把它当成生产、生活的依靠，也是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人与毛驴长期的亲密互动，使得一方乡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最终定格为人驴协同的独特形式。这既是艰难环境所造就的结果，更是大自然对旱作梯田系统、对王金庄人的馈赠。

三、村落生活样态：“人—驴”沟通模式

经过长期的磨合，毛驴所承载的驴文化在王金庄村逐渐成为村落文化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产生了一批新的村落职业，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空间建构与文化建制，构成了人与毛驴之间独特的沟通模式。

(一)“驴经纪”与“村兽医”

“驴经纪”是村中专门负责买卖牲口的一类人，是毛驴进村的“媒人”，更被村民亲切地称为驴的“经纪人”。他们掌握优选毛驴的地方性知识，经过一个较为细密的观察过程，可以遴选出价格合适，具备劳动潜质的驴子。“驴经纪”李榜锁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个行当。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恰恰是村庄毛驴饲养历史的反映，其中王金庄村毛驴饲养数量以及驴苗价格变化可以视为王金庄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近几年，手扶拖拉机的使用使得王金庄人对于毛驴的观念有所变化，也导致一部分人卖掉毛驴改用机械。这不仅是“驴经纪”这个行当需要面对的挑战，也是旱作梯田系统内部正在悄然发生的转变。

“村兽医”是另一种与毛驴密切相关的角色。兽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夫，因为他的医治对象无法用语言将病症表达出来。因而在熟读医书的基础上，更要求兽医们积累长期的经验，运用类似中医“望闻问切”的过程做出诊断。曹榜名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毛驴郎中”，行医数十载，始终关注着方圆几公里内毛驴的健康问题。在他眼里，毛驴不仅仅是提供劳力的牲畜，更具有几分“人格化”的色彩。比如，毛驴感到肚子痛会有“三十六卧”，每一种卧姿都反映不同的致病原因，因而要根据卧姿对症下药。再如他遇到的毛驴夜间自主上门求医的故事，那只狂奔出户、敲门寻医、卧地候诊的毛驴精彩诠释了王金庄毛驴的十足灵性。因此在王金庄村，人与毛驴的“医患关系”从来都默默无言，却也深情满满。

(二)“驯教养”与“吃碗面”

王金庄毛驴的灵性不是自然天成的，幼年期的它们同样是“叛逆”的，因此需要经历驯化的过程。但王金庄人调教毛驴的过程充满了教化的色彩，悉心磨合，培养人驴之间的默契。王林定是村中驯养毛驴的能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原先集体化时期分下来的牲口因为年龄较大，劳动能力一般，王林定决定重新购置一头小驴驹。难料小毛驴生性顽皮，给他造成不小的困扰。驴驹先后接受了两次阉割手术，生性才逐渐变得温顺平和，王林定对它的态度也逐渐由阴转晴。在长期耐心的调教下，它不仅能按照口令进行劳作，还能记住往返于田间和家里的路线，到点呼唤主人回家，充满灵性。王林定抚养这头驴长达25年之久，其间结下的深厚情谊犹如亲人一般，长久地存留在一家人的心中。

毛驴是每户的家庭成员，每年的冬至日都是驴的生日。在这一天，王金庄家家户户都会为家里的牲口专门准备素杂面吃。这种用当地栽种的小麦、玉米、大豆磨成面粉制作的杂面条是对毛驴一年辛苦劳作的奖赏，因而在王金庄有“打一千，骂一万，冬至喂驴一碗面”的说法。按照传统俗制，这天还要去位于月亮湖的马王庙敬拜马王爷，感谢马王爷一年来对毛驴的管教以及对粮食丰收的保佑。在每年春天骟驴(给驴做阉割手术)一个月之后，驴主人也要去马王庙给家里的牲口过满月。家里的女主人要为满月仪式准备特别的贡品，主要有小麻糖(即小油条)和小馒头。这些取材于当地的食物充盈着王金庄人对毛驴的脉脉温情，饱含着对丰收的拳拳期望，也是一方村落饮食民俗与节庆民俗的集中表现。

(三)小毛驴的人格化

王金庄的毛驴居有其所，行有其道，食有其餐，病有其医，庆有其俗。不仅能够通过肢体动作与村民交流信息，也能通晓人的语言。春种秋收，巍巍太行山上满是毛驴辛勤耕耘的身影。它们不仅支撑起旱作梯田系统的经济，也将村庄的历史和村民们的集体记忆串联在一起。可以说，知冷知暖知人心的毛驴是具有人格的。

带着对毛驴“人格化”的认知，我们可以将驯化毛驴的过程视为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即毛驴通过驯化过程习得基于符号互动的沟通模式，作为劳动力融入旱作梯田系统的生产体系之中，并在长期的饲养过程中习得农业生产技能和村落社会规则，最终有机融入村落社会生态，甚至成为家庭一员。反过来，人在对毛驴的“教育过程”中也重新形塑了自身以及村落社会，类似于完成了“再社会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空间的再建构和时间的再建构。王金庄人在村内的石板街上修建了独具特色的“驴道”，在空间上将人与驴的活动范围做了明确划分，不仅是出于维护正常有序的村落秩序，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王金庄人对毛驴的尊重。此外，在家门口建造石栓，在家中专门留出空间作为驴舍并修建石槽等，这些是因驴而生的空间格局变化。每年冬至日，王金庄人不仅要包饺子，也要惦记着给驴做素杂面，还要牵着毛驴去马王庙祭拜，这些则是因驴而生的时间节令变化。“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即是人与驴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人与驴形塑了彼此，给予了驴人格化的特征，也赋予了村落特别的时序与空间建构，它们共同构成王金庄旱作梯田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驴文化。

(四)驴文化的安全网

王金庄人与毛驴在农业生产与村落生活等多方面的互动贯穿于村落发展的全过程，驴文化是王金庄人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顽强生存的见证。驴文化将王金庄村几百年来的村落生计模式、村落礼俗仪式和村落文化精神系统性地联系起来，形成旱作梯田系统独具一格的文化生态。

驴文化是村落生计模式的支点。毛驴对于王金庄农业生产的价值体现在：首先它是重要的生产工具，良好的劳作能力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使它成为最适宜当地环境的牲畜；其次它是重要的运输工具，种子、肥料、谷子，甚至王金庄人下地野炊的厨具粮菜都包揽在身；最后它是重要的生态维护者，是梯田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循环的关键一环，将作物、土壤、有机质串联起来，以机械运动的方式蓄积土壤、加固梯田，以生物代谢的方式消化秸秆、肥沃土壤、滋养作物，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生态位。王金庄的梯田天然就需要驴，而驴也在参与王金庄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得到了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发挥。毛驴为王金庄人带来了源源不竭的财富，是当地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的代表，是村落农业经济的基石，是整个村庄农业生产方式的符号化象征。

驴文化是村落礼俗仪式的表征。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六畜”之中，唯有驴在王金庄村享有过节的特权。对王金庄人而言，每年的冬至日因为毛驴的存在而变得不同，成为一年时序当中值得纪念的特殊节点。素杂面是一整年人与毛驴合作耕作的结晶，分享行为本身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民俗直接表达了村民们对毛驴一年来辛勤劳作的感恩，更是村落农业文明的集中展演，可以称之为“梯田上长出来的节日”。人驴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体现在村落时序和空间的方方面面，驴文化也因如是这般的建构过程而更加丰满生动，也是王金庄村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一代代王金庄人精神生活中宝贵的财富。

驴文化是村落文化精神的高扬。传统村落记忆承载着文化传统和乡愁情感，具有文化规约、社会认同、心理安慰与心灵净化等的功能[9]。毛驴对王金庄人而言是一条记忆的线索，将这些线索编织起来，就形成一张有关驴的村落文化记忆网络。村里人看到驴，会回想起前辈人为村庄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村外人看到驴，会联想到当地人克服环境局限顽强求生的宝贵品质。“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驴是全村农户的心理支柱，是世世代代王金庄人不畏艰难的“太行精神”的活化载体。而基于毛驴建构起的驴文化则是王金庄人农耕技艺与农耕信仰的集中表现，建构了村庄人生活存续的意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片崎岖而炽热的乡土。

驴文化曾经在维护传统村落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旱作梯田系统活态存续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许多传统村落失落、消亡的当下，驴文化即是王金庄人对冲现代化冲击的安全网，这张安全网时时保护着王金庄人的文化根基，也提醒着他们不要在现代化潮流的裹挟中迷失自我，数典忘祖。驴文化是王金庄过往历史的明证，是现在存续的依托，更是未来发展的保障。

四、村落文化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将我国传统社会结构描述为充满乡土温情的差序格局结构[10]，而现今村落普遍呈现的失落景象则与之大为不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几重波折，以至于现今需要面临双重转型的局面，即既要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也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11]。对于乡土社会而言，来自现代化的影响更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离土现象逐渐显露出普遍化的趋势，由此伴生的土地撂荒、空巢老人、留守妇女、村落文化衰败等问题格外刺目。

现代化的猛烈冲击使传统农业文化的剧烈转型加速并走向终结[12]。乡土社会的长期稳态存续，不仅要依靠为其提供生计保障的农业生产系统，更要依靠包括地方性知识体系与集体记忆网络在内的村落文化系统。作为一种村落社会事实的公共性，村落文化产生于村落日常生活的实践[13]，依托各种象征物存在于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由村民所创造和共享。村落文化是乡民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法等[14]，是对一方人民关于土地利用与保护、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农耕技艺与民俗的浓缩，具有整合农业生产、村落生活、情感记忆等社会要素的重要作用。

几千年来，村落文化维护着农耕社会的稳定与存续，让村民保有与祖先和子孙的对话能力，按照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存逻辑延续着乡村生活[15]。因此在村落面临崩解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发掘传统农耕技艺及其衍生的村落文化，以之作为促进村落良性运转的推动力，较之于外部的干预性力量更加重要。这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出发点之一。

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凝缩，可以反映出中国目前乡土社会的一些突出的特质。农业文化遗产地所呈现出的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污染与农村贫困等问题对现今的中国乡村具有代表性意义。自我国启动发掘、认证、保护与管理农业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经验与成效，如使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遗产地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社会公众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度提高等[16]。然而，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不仅关乎“农业”，也关乎“文化”。我们应当在提升经济效益与地方知名度的同时，重视传统文化在遗产地村落中的价值。因为延续千百年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蕴含着宝贵而难以复制的深厚历史、生产技术与民族文化，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农业智慧。目前，许多农业文化遗产地一方面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却普遍面临着村落组织瓦解、乡土文化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当花甲之年的老人步履蹒跚地在险峻的山谷间耕作梯田时，当美观别致的石屋逐渐被砖房小楼替代时，当厚重悠久的村史不再被乡土子孙所问津时，这何尝不是一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遗憾与悲哀呢？

农业生产是村落发展的根基，乡村文化是村落存续的灵魂。因此，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对传统农耕技艺与农耕文化的价值的再认识与再发掘。这不仅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有利于传统农耕技艺与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有利于重新塑造市场化、商品化冲击下行将崩解的村落人际格局，创造一种良善的村落社会生态，让村民们因共同的“社区感”而团结在一起，在村庄未来发展上形成合力。

[1] 孙兆霞，曾芸，卯丹. 梯田社会及其遗产价值——以贵州堂安侗寨为例.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8-68

[2] 闵庆文. 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文名称及其他. 古今农业，2007(3)：116-120

[3] Sherry B. Ortner. On Key Symbols.AmericanAnthropologist, 2010(5)：1338-1346

[4] 刘铁梁. “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50-56

[5] 涉县土壤普查办公室涉县农业局.涉县土壤志. 内部资料，1984

[6] 涉县地名志办公室：涉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

[7] 史云，李璐佳，陆文励，胡伟荣，张琪. 基于全域旅游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涉县王金庄为例. 河北林果研究，2017(2)：174-178

[8] 焦凤翔. 蹇驴何处鸣春风——驴之文化意蕴探寻. 甘肃高师学报，2009(3)：107-110

[9] 汪芳，孙瑞敏. 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研究——对纪录片《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为例. 地理研究，2015(12)：2368-2380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厉以宁.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2] 乌丙安，孙庆忠. 农业文化研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乌丙安教授访谈录.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