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与远方：王金庄村道路的分界与融合

时间：2024-07-29

辛育航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其农耕历史至今已有10 000年以上。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创造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技术与知识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多元的灿烂文化。然而，在现代化发展方式席卷全球的今天，乡村生活的节奏被不断的重构，农民原初的生活方式也被逐渐改写。道路无处不在,是人类与周边环境互动的最直接产物，生产与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1]。道路的首要特点是其互通性，起到沟通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作用；道路作为公共的空间场域，其空间形态和功能的变迁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深远；道路还具有丰富的隐喻，成为现代发展话语的代名词[2]。因此，在乡村社会普遍面临发展困境的现今，探究道路与农村发展的相关问题尤为关键。河北涉县的旱作梯田系统是如何在现代化与传统农业之间寻求平衡的？道路在系统的良性运作中又发挥出怎样的作用？由此，本文以王金庄的道路为切入点，对王金庄各种形式的道路进行细致的民族志的描述，探究以道路为核心的本土知识、道路文化与社会网络的形成及影响，试图阐释在缺乏土地资源的环境下王金庄人内在的生产与生活逻辑。

一、研究回顾

回顾学界对于道路的研究，大多注重现代道路作为一种空间形态对于区域的影响，古驿道对于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影响以及权力话语的体现等。翁乃群的《南昆八村》是较早从人类学的角度关注道路建设对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影响的著作，研究了南昆铁路沿线的八个村子在铁路修筑前后在社会文化、生活生计方式，以及观念层面的变化等[3]；周永明发起的“路学”研究则是从道路史、道路的生态环境影响、道路与社会文化变化以及道路与社会生态弹持四个方面研究道路本身对文化的形塑问题[1]。刘文杰《路文化》一书则是对我国古代道路的分类、管理与变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4]；孙兆霞等通过黔滇古驿道的研究，试图探讨该区域的文化主体性、族群关系问题及黔滇驿道在民族国家权力建构过程中的模式化作用问题[5]；吴大华则发现该通道为国家法与沿线族群社会的习惯法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条件[6]；杨志强等人开始从民族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着力研究黔滇古驿道，试图整合既有民族走廊研究的视角与内容，把黔滇驿道及其辐射的区域界定为“古苗疆走廊”，并对其形成的“地域文化”进行解读[7]。

关于道路空间性的研究，黄应贵认为空间是独立存在的但有其内在的逻辑，同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空间不仅仅涉及其中所在的物，同时对社会文化的形塑，人的行为等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8-9]。黄应贵等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在探讨空间、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指出在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论述了空间的力所具有的形塑作用[8]。周恩宇认为，在人造的物质空间中，人的观念是首要的。物质空间与人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是人实现互通交换和权力运行的载体，对人的社会、文化及思想观念具有形塑力；人的观念和情感被附加在物质空间之上而使其受人的社会性因素左右，表达人的意识和文化诉求[2]。

国内关于道路的民族志研究，以费孝通对《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的研究为开端[10-11]；赵旭东提出了“线索民族志”的方法，倡导从固定的场所研究转向以动态线索追踪人或物的移动轨迹产生的文化现象，实现一种在“点”之上对“线”和“面”的宏观理解[12]；周恩宇尝试从观念的优先性、空间的文化表达及空间的力三个面向搭建人类学框架，进行道路民族志的研究。道路的出现，首先在于观念先行，存在观念的预设才有修筑道路的缘由、预设和动力。其次，道路由于意识的附加，在空间形态上有基于不同意识主导下的文化表达形态，使其具有不同的文化含义。最后，当道路作为一个空间物质实体，且以一定观念为支撑，自然会对其外在的人、社会和文化产生影响，同时将该空间物质实体所具有的力表现出来[13]。同时道路的变迁伴随和助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迫使道路进行改变，二者在不断地形塑我国的民族关系[14]。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道路研究中，苏薇通过对河北涉县王金庄村道路进行空间句法研究，总结出村落道路空间的分布与村落中主要功能要素分布有着直接的联系，道路系统之间联系的加深能提高街巷之间的认知程度，使其更容易形成一个整体[14]。

二、作为本土知识的道路

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位于太行山东南麓，于2014年被评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王金庄村位于系统的核心区，当地生态脆弱，灾害频发，全村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部分地表裸露岩石，土壤层较薄，“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是当地的真实写照，因而村庄与梯田均依山势而建。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土地，王金庄人选择在多土、少风、向阳与多雨水的山腰中搭建聚居地，随之在周边开垦梯田，铺建道路。随着人口的增长，聚居地也由原本的同心圆转变为线性分布，由原本分散的小聚落转变为现在的五个街村。从山顶远眺，村庄就像一条鱼的形状。在这个过程中，王金庄村的道路也由原本的同心圆扩散式转变为交叉扩散式，数量与复杂程度与日俱增。

王金庄人被困在大山深处近八百年，道路是沟通村落与外界的媒介，封闭的特性因道路的开通得以改善，村民对道路有着外人难以描述的渴望与特殊的认知。王金庄人认为道路在空间形态上主要分为四种：通往梯田的道路、梯田内部的道路、村庄内部的街道与村庄通往外界的道路。

通往梯田的道路当地人叫往地走的路，也被称为生计之路，它是连接梯田与村庄的生存之路。王金庄村的3500多亩梯田，分布在12平方公里的24条大沟120余条小沟里，往地走的路也就分布在这24条大沟120余条小沟里，为方便毛驴驮垛在路上相遇，每相隔一段要留出一段相对较宽的地方(当地人叫“顶头垛”)。梯田内部的道路，也叫田间路、盘山路，盘山道路坡坡相连，沟沟相通，路随地修，水随路走。它不仅连接着块块梯田，还是梯田防洪流水之道，承载着运输庄稼粪肥、疏通洪水的功能。自元代以来，伴随着梯田的修筑，王金庄先后修建了一万余条各式梯田道路。村庄内部的街道主要是石板街，它是是村内的干道之一，全长约3华里，辅以纵横交错的辅路与小道，联系400余户人家，构成村民沟通的核心网络。村庄通往外界的道路是梯田道路的延伸，过去称驿道，现在称公路，旧时王金庄通往外界的道路一共有六条，分别是王金庄至井店、王金庄至七水岭、王金庄至西达、王金庄至猛虎石泊、王金庄至张家庄和王金庄至银河井。1970年代，全长6华里的公路修通使村庄得以方便地接触外界，为村庄的经济发展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

修建道路，观念先行。作为一个具体的空间物象，道路是人们区分界定与沟通联络的最典型标志物，在需求的基础上对村民的生产与生活进行了区分，是村民特有的道路空间本土知识以及空间文化的反映。在王金庄，为了满足行走的需求，“道路的优先级大于一切”。石头是修建道路的主要材料，锄头、铁锨、锤头和楔子是修路的主要工具。修路时，人们使用锄头和铁锨扒开路面，用碎石垫平底部，铺上打磨好的石板夯实，再把剩下的石料运到其他修路现场，实现原材料的循环。

为了不占用宝贵的土地，王金庄人一般在地势陡，坡度高，石头多的山间交界处修建田间盘山路。为了上山省力，也为了能让牲口方便爬坡，修盘山路时都要顺应山势拐几个弯；为满足牲畜通过的需求，梯田道路的宽度为毛驴驮载两个箩筐的宽度，一般为五尺至五尺半。在村内路段的宽度一般都会遵循单面墙五尺宽，双面墙六尺宽的规矩，也是为了方便毛驴的通行。如果距离达不到最低要求的五尺，村内随处可见内凹的墙壁就是村民为满足通行需求所做出的改变。

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将王金庄村的道路按其功能分为三类：自然地理、仪式空间以及人居聚落，以呈现当地人在生产与生活上的分界与融合。

(一)自然地理：元素与系统

梯田是当地人的生计手段，道路除了满足通往梯田的需求之外，还会作为村民划分区域的标准。二街村的三行街，就是当年在此耕种土地时第三行田埂，后来土地被逐渐兴盛的人口需要侵占，田埂就变成了街道，并以此对不同的地块进行分割。王金庄历史上有几次大型的土地改革，每一次划分都是重新分配土地的过程，当地的会计会使用现成的梯田道路来进行土地的划分。

为保证质量，可采取以下措施：（1）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及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施工，保证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争创优良；（2）在降水过程中及时观测地下水位的变化，定期观察井点管保证连续抽水，正常的出水规律是“先大后小，先浑后清”，如抽不出水或者水一直较浑，应立即检查维护；（3）在基坑周围应挖好水沟，防止雨水流入基坑；

在王金庄，道路和水渠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王金庄因为整体依山而建，道路作为人们的通行之道，同时也起着疏通雨水的功能。过去有钱人家修的水窖，在雨季，灌进来的水没地方排出，很容易发生洪水肆溢，给人们生产生活造成灾害。村民认为道路要遵循地势，比如北面的房子整个地势都是西高东低，那么修出来的路，不论是干道还是小路，都会遵循东面低的规矩，方便下雨天的排水。王金庄的道路一般都会修建成中间低两边高的水槽状，以石板街为例，路面两侧青石宽约40公分，是主要的人行路，中间部分为宽40多公分的地槽，槽两边是约5公分的薄石板作为石堰将两侧隔开，比中间石槽约高5～8公分，中间部分一方面是牲畜的通道，另一方面下雨还可以做排水的渠沟。此外修建房子的时候，家户之间还会留出40至60公分宽的空隙，作为两座房子之间的排水沟，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小路，成为村内道路与水利工程的完美结合，满足了当地人的行走与排水需求。

实际上，不仅仅是水，道路融合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元素，在密闭完整的农业系统中起到串联作用。王金庄特有的梯田生态系统就是依托道路为媒介形成的。离开了道路，人们就无法兴修梯田，毛驴不得进入山地，花椒也得不到耕种与维护，原本牢靠的生态结构就会土崩瓦解。

(二)仪式空间：风水与信仰

王金庄村人口的增长导致用地的属性发生改变，道路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在原来的需求基础上，与村民的生活产生密切的联系，表现之一便是具有许多禁忌的仪式空间。虽然道路是集体的，满足了村民行走与排水的需求，但在很多具体的功能上却表现出了禁忌的特征，如婚丧嫁娶只允许在主要干道上进行，家户之间的小路是不允许办红白喜事的村民、坐月子的女人、刚出生的婴儿等通过的。一方面是方便管理，满足村民在安全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突出道路不仅仅只是满足村民现实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道路作为重要的风水一环，在村庄的仪式空间上发挥了重要的分界作用。王金庄的奶奶顶是村民祈福敬神的地方，因而通往其上的山路也被赋予了神圣的风水属性。近些年来村内多次发生年轻人横死的灾祸，请神婆为村庄重看风水的时候，神婆认定是因为山路像一支笔直的箭直射向村庄，破坏了村子的风水，因此在2016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村民对其进行重修，由原本的直路改为35盘的弯路，一方面增加盘数，村民上山更加省力，另一方面人们也在积极寻求精神方面的满足，35代表着农历三月十五的庙会，是村内欢庆祈福的日子，以此期待收获好运。

在村庄的现实生活中，还会发生民间与官方仪式空间结合的现象。村庄在修建道路之前，会进行剪彩、张挂条幅、请地方官员讲话动员等官方仪式，待到仪式完毕，村民便会进行祭拜天神、土地神的仪式，燃放鞭炮，献上祭品。官方与迷信、明面与暗地的仪式相结合，看似冲突，实际上对于道路空间的敬畏与祈福意味相同，都是求人路平安。道路对于空间、财富、健康的象征意味可以窥见一斑。不仅仅是在传统信仰上，在修建通往村委会的道路时，人们会刻意的拉高坡度，实质性地体现村委会的权力，也使得前往村委会的村民不自觉的带上崇敬的心态。二街与三街村委会门前的天桥、一街与四街村委会门前的台阶以及五街村委会高楼下的缓坡，都是显示地位不同的标志。

(三)人居聚落：家户与村庄

土地会被人们赋予耕地、猎场或是家屋的住址等用途，一旦土地的用途确认，道路也会随之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变化。村民会根据土地的用途来命名道路，目前有两种最主要的形式，一种是以自然地理环境直接命名，如“东崖路”；另外一种就是以家族聚居地的名字为命名的道路，如“张家胡同”。

在王金庄，现实的需求与精神的需求相互协调，使得道路在家屋的分布以及家族聚落的形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村落道路观念。村委会采取以道路为界的方式分割家屋与聚集地，以五条村民都耳熟能详的街道分割五个街村：王风如街以前都归一街，付家胡同往前归二街，曹金如家街道以前归三街，刘和定家街道以前归四街，往后归五街。不论是家户与家族之间还是村委行政管理，甚至打扫卫生、清理垃圾，皆以此为界；旧时村庄内人口不多，一块土地上最多也就几户人家，很好区分。但是随着村子人口的增加，每块土地上都居住着十数家的住户，以地块为分界区分家户不再现实。因此每家每户门前的道路也就成为现在村民区分家户与聚集地的边界。

王金庄村的布局以纵向平行为主[15]，其中又以各种小街、辅道、近道划分出了圪洞与场口，因村庄人稠地少，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便成为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曹氏宗祠附近的石板街，每天都有大量村民在此交流，同时村民习惯在街道上围坐吃饭，以此形成了“人市儿”与“饭市儿”，成为聚居网络中互传信息、串联村民的纽带。

三、作为社会网络的道路

尽管长年被封闭在大山深处，王金庄人始终试图以道路的拓展来求得生存。也正是在这种被自然环境逼迫的背景之下，人们形成了生存的智慧，形塑了当地人独有的修路观念，这些知识与技艺都深深地刻印在了每一个王金庄人的脑海中，成为当地人“生来就会”的本领。祖辈流传下来的道路修建知识涵盖了村落日常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本土知识体系；而道路作为倾注了集体记忆的载体，也是村民产生共情的物象。王金庄的道路因其修建的困难程度与复杂程度，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苦难记忆。这些共同的观念与记忆形塑了当地特色的社会网络，使得当地村民有了共同的感知与传承，对于村庄的自豪感与归属感也愈发强烈。

(一)熟人社会的评价体系

在修建村内道路与梯田内部的道路时，不得不提的是村庄修路的“纵向参与”模型：笔者观察到，梯田地势高的村民会主动帮助地势低的村民修建和维护道路，地势低的村民也会参与高地势村民的修路过程，以此形成存在地势差的“纵向参与”模型。但按照地势差与笔者的田野观察，梯田地势低的村民轻易是不会到地势高的梯田上去的，那么为什么村民会主动去修建与自己不相干的道路呢？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满足的是行走需求和排水需求，这是所有村民都需要满足的基础。因此即使土地处在地势低位置的村民不去修那些高地势的道路，高地势梯田的主人依旧会为自己的利益将道路修建与维护好，所以一定另有需求影响着地势低的村民自发参与修路，由此引出王金庄村民因道路修建而衍生的评价体系。

在王金庄村，修路在村民的观念里始终是第一位的，修路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村民在村中的形象，村民会以此来给予修路者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路修得平整、宽敞，甚至为了让过路的人好走一些而占用自己家的土地，这些都是能让村民收获良好评价的表现。收获这些评价会使村民在熟人社会里受人尊重，地位增高，收获满足感，形成正向驱动，自发主动地修建与维护一些与自己并不相干的道路，这是其中一条原因。另外，村民居住在一个村庄，低头不见抬头见，其他村民帮助自己修建了道路，出于同乡互帮互助的原则，等到对方修路的时候自己也必须要出一份力，只有这样在村里才能算是一个“懂事”的人，否则就会落得坏名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村民也会主动帮助其他人修建道路，形成反向驱动。两种驱动都是为了满足村民的社交需求，使其在村庄社会网络中收获一个好的评价。

通往梯田的道路往往是一个街村共同行走的道路，因此村民会共同参与修路过程。村中道路用村民的话来讲是最能“看人的”，如果有谁家修房子占了道路，村民就会在公共场合议论此事以表达对其行为的不满，这往往能迫使不良行为的改正。遇到拒不改正的情况，村民会通过非正式的形式上报给村委，由村委出面解决这件事。

(二)高效稳定的治理模式

根据道路形成的“人市儿”与“饭市儿”，是村内最热闹的地方。老人在这里谈天说地，男人聊梯田收成，妇女讲家长里短，孩子们在这里嬉戏打闹。参与这些公共场合是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村干部也会参与其中以获取第一手的信息，并形成高效的意见传达与村庄治理模式。在田野调查期间，村干部作为向导为笔者介绍道路情况的同时，路过村民聚集的街道，会停下来听听村民对于村庄的想法，对村干部的管理有没有更多的要求，村民也经常会在路边“等”村干部出现，形成了一种官与民的默契。这样的过程看似在拉家常，实际上村庄内部的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都能得到反映与解决。据笔者了解，五个街村都极少存在村民到村委反映问题的情况，一般在这样非正式反馈的过程中，问题就得以解决。与坐办公室相比，这样的互动方式也使得村内干部“更接地气”，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进一步促使了村庄的稳定。三街村天路(马鞍山路)的修建，就是三街村长曹肥定在街上和村民“聊”出来的项目，而这样的治理模式往往比“村委会议”等形式效果更好。

上文提到家户之间也以道路为划分标准，因此同一条街上的家户就组成了村庄治理的基础单位，作为一个小团体选出群众代表参加村内组织的各种会议，村干部在管理上也会直接以道路的名称代称该处住户。村内还会根据评价体系，筛选出一批真正乐意为村庄服务的人，形成管理层，有效地加强了村内团结与管理。村内文化人王林定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受村民尊敬的“修路者”，他热爱村庄，乐于奉献，时常主动修建和维护村内的道路，街坊们就自发地推举其成为整条街的“代言人”，代替大家发声。笔者通过访谈发现，目前村内五位村支书在上任前都曾自发组织过村民修建道路，是各自村内公认的修路能手，各个街村互相比较时也会首先考虑村内的道路，谁的道路修的多、修得好、修得让大家满意，谁的村子就最好。而道路作为建立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的纽带，使得村庄自发性地维持稳定，在内部解决不和谐因素，平稳有效地促进村庄发展。

(三)王金庄人的精神归属

祖辈流传下来的道路修建知识构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本土知识，在产生这些知识的过程中，形塑了村民关于道路的集体记忆，促进了村落文化的融合。村民经常聚集在以道路为基础形成的“人市儿”“饭市儿”上谈论当年修建道路的记忆。村内名人王全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带领村庄开辟梯田道路时所发扬的“修路精神”——坚忍不拔、乐观向上、勤劳肯干、团结一致，成为村民教育下一代的主要传承。村民会自豪地拍打石板，“看看这光溜溜的石板，这是我们一代代人用脚磨平的”，这些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被重复，逐渐成为王金庄人对于村庄的精神归属。

王金庄村民对于道路的看法出奇地相似：“修路永远处在第一位”“修路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如果需要，可以以任何形式帮助修路”“路的维护能看出人的心性如何”等等。历史上由于村内条件的限制，修路的过程往往艰辛而没有任何报酬，直到如今也最多只管一顿午餐，但村民从未有过一句怨言。王金庄村多灾多难，道路总会因为各种灾害而损毁，一旦发生，不需要村委会的组织，村民就会自发参与重修道路。二街书记曹海魁年轻时就组织过村民自发修建通往岩凹沟的小桥，历时两个月将其修建完毕，并命名为“自发桥”——目的是为了纪念数九寒冬里王金庄人自发修桥修路的无私奉献精神。2016年的“7·19”洪水是近几十年村内最严重的水灾，冲毁了大部分道路，村庄损失严重。灾后停水停电，手机信号全无，外界救援杳无音讯。在这样的情况下村民立刻组织起来抢修道路，短短数天就完成了岩凹沟以及村中公路的疏通工作，为政府救援打下了基础。三街村修建天路时，群众不仅自发组织参与其中，更是到村委会捐地捐款，只为道路工程的顺利进行。

对于王金庄人来说，每修通一条路，都意味新的生机，而其衍生出的“修路精神”，更是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王金庄人勤奋、踏实、充满希望地生活。道路对于村民来讲也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其而起的或动人或感伤的故事，则构成了当地村民独有的适应性集体记忆网络。在这样的本土知识与社会网络相互构建的过程中，村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得以对应起来。

四、作为沟通发展的道路

20世纪以来，随着村庄人口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张，原来作为主干道的石板街渐渐不能满足人们走出去的道路需求，因此修建一条适应新的居住情况的道路迫在眉睫。20世纪70年代王金庄隧道的修通，使得村民对于通车的要求越发强烈，村中在二街书记王全有的带领下，将原本作为村内便道的河道“水路变公路”，修成一条贯穿五个街村的主干道，之后历经数次重修与改建，成为现在平整的村内公路。这条公路打开了与外界联系的大门，王金庄人真正实现了走出去的愿望。

伴随着公路的修通，除了经济的发展与生活上的便利，王金庄村和其他中国村庄一样，不可避免会遇到现代性“入侵”的问题。目前村中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困境：第一是村内的河道改建成公路之后不具备泄洪的功能，同时大量的商店、农家乐旅馆、车库抢占路宽，导致村庄排水系统彻底崩溃，这也是“7·19”洪水爆发时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是王金庄的封闭循环系统因为大量外来物的入侵而被打破，原本作为肥料的驴粪便、秸秆以及作为建筑材料的石头成为了村内无人问津的“新型垃圾”，外来物也得不到有效处理，村庄填埋的大量塑料垃圾被洪水冲出，成为灾后村内环保的大问题，整个旱作梯田系统正在面临危机；第三是大量的年轻人口外流，作为社区营造的主力军，王金庄的村民正在逐渐远离自己的家乡，不事农耕，又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村庄传统文化与农耕技艺的传承正在面临“失忆”的危机。

在面临危机的同时，村庄也在逐渐发生一些良性的改变。王金庄人始终坚持道路为一切的基础，多一条路就是多一条生存方式的观念，因此当公路开通、现代性到来的时候，村民是持欢迎态度的。现代性的入侵并没有改变当地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网络，我们欣喜地发现，村庄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迅速地将外来的观念消化为己用。道路作为沟通的媒介，是最先也是最直观体现村内变化的存在，借助村内的本土知识与社会网络，自发地、迅速地形成一种更加适合当地发展的修路模式。1970年代，王金庄村通往外界的公路修通后，大量的建材进入村庄，据统计村内目前共有12条水泥路，新的建材逐渐取代石头作为修路的主要材料。“7·19”水灾之后，村民通过观察保存完好的道路，在重新修建道路的时候迅速吸收经验，形成了新的道路修建模式与标准：以碎石为底，铺青石为路芯，上面浇筑一层水泥为路面，同时使用青石在道路两侧进行加固，这样的模式成为村内新修道路的范例。碎石和青石保证了水的流通，使得暴雨或者大水后水泥不至于被水压挤翻，两侧的青石在加固道路两侧的同时，也使得水可以从两侧渗出，进一步提升了抗洪能力。四街村以上述标准修建的道路就成功经受了暴雨的考验，三街村在修建6 000米盘山旅游“天路”的过程中，采取了相同的方式，同时在道路的一侧修建水窖，一方面使得排水与抗洪能力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也让村民浇灌土地更加方便，为旱作梯田系统的维系做出了贡献。

现代化进入的过程中，村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路名也随之而改变，从侧面反映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石板街一开始只是家户之间相互沟通的干道，因其各个路段叫法也各不相同，直到村里开始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古朴的石板路变成了可以成为村庄旅游支柱的存在，石板街就取代了之前的道路名称。三街修建的马鞍山路，也是因为增添了旅游的附加值，摇身一变成为“天路”这个更具意味，更有吸引力的名字，而村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改变。

在这样激烈的文化冲击中的王金庄村发生了各种适应与变化，除道路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驴和微耕机一起上山，电商与传统地标产品相结合等现象，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谐共存。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传统文化与本土知识在这样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其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网络对于村庄内部的调节在效率上高出现代化方式许多。村庄正在逐渐觉醒属于自己的适应与发展方式，展现出勃勃生机，村内的年轻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越发关注传统文化与传统知识的传承，对于村庄的发展有了自己的规划与见解。农业文化遗产地所带来的名气拓展，使得王金庄村的道路不只是现代性进入的渠道，更是传统文化发扬的渠道。以道路为开端，未来的村中将会有更多类似的变化发生。

五、结束语：既是出路，也是归途

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道路的功能在生产和生活上发生了分界，产生了自然地理、仪式空间与人居聚落三种道路形式。这些修路的形式与过程逐渐形塑了当地人“修路永远是第一位”的修路观念，传统的修路知识得以存留与流传。基于王金庄村复杂与困难的修路过程，村民也收获了共同的修路记忆。这些记忆使得村民形塑了以道路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其特有的评价体系与治理模式使得村庄始终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有利于村落文化的融合。面对现代性的入侵，以道路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并未发生变化，在保持原有修路方式的同时，积极接受外来的修路知识，促使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为探索出更适应村落现状的道路修建模式提供便利，促进了村庄的发展。

道路是一条纽带，代表着王金庄村民在功能上对生产与生活的分界与融合；在空间上将现实意义上的故土与“现代性”远方分割，也是沟通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媒介；道路将乡村文化为代表的本土知识和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性知识进行分界，两种知识体系虽仅仅一路之隔，但其背后的文化差异极大。同时，道路也为两种体系提供交流的可能，在王金庄村民的努力下，沉稳厚重的乡村故土与新奇未知的现代性远方在此地发生了良性的碰撞与融合，为村庄的未来提供了新的希望。而这种通过本土知识与社会网络进行的自发性的调节，已经成为现代性入侵后村庄维持永续发展的内生性力量。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农耕技术与遗产地的保护，更是对于本土知识和文化认同的保护与追思[16]，这些同自然打交道数千年后从环境中提炼出的知识，保证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遇到灾荒年月也可以平稳度过。因此，乡土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地存在与发展，不仅仅要依靠为其提供生计保障的农耕系统，更需要村落文化的不断传承，为其注入发展的因子。道路文化作为村落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特质。道路既是村民谋求发展的出路，也是我们传承村落文化的归途，在反复的出与归的过程中，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乡村复兴的新视角。

[1] 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2] 周恩宇.道路、发展与权力.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3] 翁乃群.南昆八村(贵州卷).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 刘文杰. 路文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5] 孙兆霞.屯堡乡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 吴大华.贵州通道文化与明清时期国家法律的传播.贵阳日报，2011-07-15

[7] 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2)：1-13

[8] 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

[9] 黄应贵.人观、意义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3

[10]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 费孝通.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 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1):4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