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三重身份——基于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视角的分析

赵绪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 100091）

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在当今世界160多个国家中共有6200多个政党。①《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研究报告（2013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页。基于政党分类的不同标准，政党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形成不同的政治身份。身份（Identity）②亨廷顿认为Identity这一概念“既不明确，又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0页。作为标识性的符号，揭示了主体在特定时空维度和特定关系中的一种不可转让的地位或资格。政党的政治身份（Political Identity）是指政党作为政治行为体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角色和地位的表征，同时，也是其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及其身份所具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表征。政党的政治身份既为识别政党角色和属性提供重要依据，也对探究政党政治规律具有重大意义。“承认身份具有普遍的多重性，一种身份的重要与否不必抹杀掉他种身份的重要性。”①〔印〕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老党，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有不同的身份表达，比如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党、建设党、领导党、执政党、群众党②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使命型政党③近年来有研究者把中国共产党划入“使命型政党”或“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但这种类型分化仅仅是个别学者研究的观点，既没有得到党的权威部门认可，也没有得到党内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确认。等等。其中，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身份。从纵向维度看，革命党（Revolutionary Party）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政治身份，领导党（Leading Party）和执政党（Ruling Party）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渐建构和确立起来的政治身份；从横向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是集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三重身份于一体的百年大党老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政治环境下履行其政治身份赋予的职责与使命。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关键节点，党需要对自身进行全面准确的定位，回顾“我们从哪里来”、认清“我们是谁”、展望“我们要到哪里去”，中国共产党只有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才能在领导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实践中，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身份

在中国共产党的三重身份中，最具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特征的是革命党身份，同时也是形成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身份。革命党是指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旧政权的政党。萨托利认为“革命党”一词要么是在一般性或含糊的意义上使用的，要么是在对非对称的对子中使用的，比如革命与反革命和复辟、革命与秩序和法制、革命作风与保守作风和温和作风等比较。他因此得出结论：“革命党”一词更加适合于修辞学研究而不是政治学研究。④〔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9-320页。在国内学者的政党类型划分中，基于政党的参与方式分为宪法型政党和革命型政党，革命党是反对宪法性安排和现存政治制度，是主张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⑤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革命党一般指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按照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革命党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以先进指导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二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占绝对统治地位和拥有决定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党”是一个与“改良党”相对应的概念。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不同于主张和平改良、走议会民主道路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而是主张通过革命斗争方式推翻资本主义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新政权。

共产党作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通过革命斗争方式夺取政权，通过推翻旧政权、建设新政权、推动世界革命等途径实现革命目标。革命是共产党最显著的政治身份标签。追求革命目标、发展革命理论、实践革命道路，是革命党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奋斗的源泉动力。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革命斗争方式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再以领导国家政权建设的方式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主要采取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解决政权问题；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取得执政地位的条件下，主要采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变革方式改变经济和技术落后局面，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消灭阶级差别、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重视革命理论建设，坚持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实践。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⑥《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页。在探索革命道路进程中，革命党把暴力革命作为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议会民主斗争只能在少数国家地区或特殊时期才被视为实现革命目标的辅助手段。革命党的政治身份不为掌控政权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政权所承认，因而不被纳入国家宪政体制中，划入所谓的“体制外政党”。

在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风云际会之时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自1921年建党时起，中国共产党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基因，同时也继承了第三国际的革命传统，成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名称和身份定位。“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这就正式确认了“我是谁”的问题。“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第1页。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把阶级革命视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时期，革命已成为中国绝大多数政党认同的普遍观念，一致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但差异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本党的革命目标。“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③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2页。在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致力于革命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革命党的政治本色，在诸多政党中脱颖而出并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既坚持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手段之合理，又坚信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之合法，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践，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增添了新的内容。”④金安平：《中共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5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党身份先后参加和领导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把自己锻造成为坚强有力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党。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革命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共同敌人基础上，以新三民主义作为两党合作的共同旗帜，建立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实践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强化了“革命”观念，而且认识到革命党的力量及其策略在领导革命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毛泽东指出革命党的革命本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毛泽东关于革命党的领导力量、领导策略以及革命本质的重要阐述，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随着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自己将成为唯一坚持彻底革命的政党，必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中不断强化革命党的意识、加强革命党建设。“中共成为唯一的最革命的政党这一认识，逐渐在革命进程中成为全党的共识并始终坚持下来，未曾改变。”⑦赵虎：《“革命”政党的“执政”定位——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的政党执政意识》，《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19年第1期，第102页。1927年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斗争方式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革命的力量对抗反革命的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以后，‘革命党’的概念，常常是在相对于‘反革命的党’的意义上使用。”⑧金安平：《中共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6页。抗日战争时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大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领导权。这一时期革命党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是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命题，即“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人民完成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也是始终保持政治本色的革命党的胜利。毛泽东在1948年总结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建设理论，提出并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党、怎样建设革命党”的重大课题。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身份并不因为党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而发生根本改变，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新任务。虽然革命党的身份没有根本改变，但革命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方针策略需要调整，需要从搞阶级革命破坏旧世界转向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新世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民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大革命运动。1956年“一化三改造”胜利完成，标志着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革命任务是领导人民通过开展生产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式，解决新中国建设面临的经济文化落后问题。1956年党的八大确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讲话中指出：“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然而，1957年以后，随着党的路线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偏“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偏离了“四个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错误地以民主革命时期阶级革命的斗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问题，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成严重挫折和重大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提出改革也是一种革命的重要论断，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2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一伟大的社会革命比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革命更深刻、更艰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是一以贯之坚持进行的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身份，不仅体现在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而且体现在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页。在百年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自我革命贯穿于党的领导和建设的全部过程，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败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我革命能力主要体现在：坚持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和创新，既不墨守成规、保守僵化，也不丢弃根本、蜕化异化；坚持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健全完善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建设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核心，坚持质量标准下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全面提高党员队伍质量；坚持以严格的标准和措施整治党内不正之风，以优良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坚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整治腐败问题，以反腐败斗争的成果赢得党心民心，建设清正廉洁、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总之，强大的自我革命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各种风险考验，得以攻坚克难、创造辉煌的一大法宝。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革命党的政治本色，始终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避免重蹈老党大党因失去自我革命能力而“人亡政息”的覆辙。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

在政治学、中共党史与党建问题研究中，领导党身份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政党身份明显不同的政治身份。领导党是指在一个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领导党多数也是执政党，同时拥有并行使对国家政权机关和整个社会的领导权力。“在西方宪制体系中，没有“领导党”，只有执政党，谁执政谁就领导政权，但领导政权的执政党不见得事实上领导着人民和其他政党、社会组织。”④蒋清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之辩——“执政权”之歧义和误用》，《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8期，第67页。按照西方通行的政党类型划分，也没有领导党这一类型。从领导党的形成及其发展看，领导党大多是该党所在民族国家的缔造者，因其是领导建立国家的政党而具有优势地位，往往也是长期连续执政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领导党身份构建在党的领导权意识形成的基础之上。建党初期，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国共产党势单力薄、经验不足、影响有限，尚不具备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力和条件，也没有形成集体共识的领导权意识。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和研究领导权问题。从党的文献和党的领导人文章看，1922年党的二大之后，党就提出了无产阶级能否在民主革命中担任起领导革命的责任问题。1923年5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思想：“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①《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此时，瞿秋白使用的是“指导”，而不是“领导”。1923年9月，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开篇指出：“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第301页。文章第二部分运用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分析了“民权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文章第三部分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从历史实际来看，我们党对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也是经过了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片面到系统、由肤浅到深刻、由少数人的主张到多数人的认同，以至最后形成全党的认识的过程。”③郭晓合：《谁最先提出大革命领导权问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增刊第1期，第55页。

1925年党的四大前夕，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力量壮大和国共统一战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得以提出。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革命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争论，党内在领导权归属问题上也出现了纷争。对此，党的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四大虽然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领导权是如何获得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邓中夏在1925年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革命党的领导权不是天然的，而是要通过斗争取得的。“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册，第346页。党的领导权不是天然获得的，而是要通过实际行动，通过党的群众路线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争取。无论是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权不动摇，推动国民革命转化为阶级革命、民族革命转化为世界革命。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1939年至1940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目标，强调建设一个“领导党”的必要性。在建设一个“领导党”目标指引下，党中央在处理根据地各团体关系中提出要采取一元化领导模式。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领导党身份，即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正是坚持了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权不动摇，中国共产党才能通过对革命力量中社会各阶层、革命武装、统一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以及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宣传、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9页。这是以临时宪法的形式正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和在全国的执政党身份。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0—451页。这就以宪法方式正式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党、怎样正确开展党的领导”是取得执政地位后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62页。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体现在领导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各项具体工作中。“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对党的领导理论与实践缺乏论证研究，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变成了党委第一书记的个人领导。在党取得执政地位的情况下，一刀切式地、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采取一元化领导，必然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等现象的种种弊端。这不仅没有强化党的领导，反而削弱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而采取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措施，在这一改革思想指导下改变了党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实行党政分工、各司其职。然而，党政分开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出现了偏差，一度出现忽视甚至放弃党的领导局面，比如撤销中央部委党组做法。为纠正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中的偏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重申和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避免了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在改革中因放弃党的领导地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结局。1993年宪法修正案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确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党和参政党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和修订的党章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④《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页；《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十七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这既为新世纪推进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规划了路线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取得了管党治党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九大修订的党章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8页。党领导一切，意味着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要在党领导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各方面各环节的落实中充分体现出来。总结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经验如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⑥***：《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页。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对国家治理一切工作的领导，党在同级各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为有了强大的全面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转变，才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继续领导人民向“强起来”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经历了从个体的领导认识到集体的领导共识、从党的领导理论到党的领导实践、从夺取政权的领导到执掌政权的领导三个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因为党的组织力量薄弱、理论准备欠缺、斗争经验不足，全党尚未形成对党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集体共识。在学习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并以此参与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率先对党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思考与研究，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在革命斗争中争取国家政权。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表明中国共产党以集体共识的方式正式确认领导党身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权和争取实现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其领导党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进部队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先进的武器，懂得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发展规律，在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下领导和团结工农群众投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斗争实践，因此成了中国具有政治整合能力和高度政治权威的领导党。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实践中培养和提升领导能力，履行和实践领导能力，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艰苦拼搏的建设与改革，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并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是广大人民群众做出的正确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通过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经过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国家宪法的确认，同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系中得到制度化的规定，实现了领导党的身份定位的法治化制度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者，在新时代肩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使命。

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身份

执政党身份虽是中国共产党三重身份中形成时间最晚，但对其研究则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政治学和党建研究的热点焦点课题。执政党是指在一个国家执掌政权、控制政府的政党。执政党地位的获得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选举方式获得执政地位，二是通过暴力革命或发动政变等方式获得执政地位。在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中，与“执政党”相对应的是“在野党”或“反对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是由革命党转化而来，因而，组织健全而严密，成员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整个政党的战斗力、凝聚力较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无一例外都是本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拥有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无法比拟的权威和能力，成为全面的、持续的领导党。”①田润宇：《领导党与执政党之间：对中国共产党角色定位的学理思辨》，《求实》2010年第1期，第19页。

在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并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家宪法和制度设计而正式确立了执政党地位。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历程一般分为局部执政和全国执政两个阶段。“所谓局部执政，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具体时间从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苏维埃政权到1949年在全国建立政权。”②李君如：《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理论与当代》2011年第7期，第62页。局部执政时期共建立了三个地方政权，即1931年11月至1937年9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7年9月至1950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1948年9月至1949年10月的华北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党在全国范围取得执政地位后开展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全国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的执政。具体时间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即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同时也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从政治学和政党类型学研究视角看，“局部执政”和“全国执政”并非政治学和政党类型学研究的学术话语，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话语表述方式。在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学和政党问题研究中的“执政党”，专指新中国成立后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不包括以革命党和领导党身份在局部执政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身份正式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定位一直采用“领导党”的提法。在党的文献和党的领导人讲话中虽然多次采用“执政党”的提法，但是在全党范围内依然以“领导党”界定自己的政治身份。任弼时最早采用“执政党”的表述方式界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身份。他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③《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5页。1949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周恩来在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首次正式采用“执政党”的提法，指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当时党内使用“执政党”概念较多的是邓小平，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被写进党的八大修订的党章。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和刘少奇都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刘少奇在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①《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1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党和领导党身份探索治国理政和执政党建设，“执政党”意识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强化，为改革时期执政党身份认同和执政党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采用“执政党”提法的原因，有研究者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执政党”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概念，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排斥，“执政党”所对应的是“在野党”和“反对党”的概念，并且西方模式的政党政治格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并没有出现；二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和人民政府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制度，吸收了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党派的参加，不能片面地将当时的政党政治格局表述为“一党执政”，而只有称之为“一党领导”才更符合实际。②金安平：《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7页。当时的中国政党制度是一种新模式，采取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模式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当时没有把民主党派视为反对党，也就淡化了自己的执政党身份。③齐卫平：《论党的领导与多元社会治理结构》，《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2期，第51页。1989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意见》）规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④《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创造性地提出了“参政党”的概念，同时正式以“执政党”界定自己的政治身份，明确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正式采用“执政党”表达政治身份，强调执政党建设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范畴。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全党在思考和研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重大课题。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邓小平首先提出党政分开问题，强调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改革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执政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人民产生的危害也比执政以前大得多。”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页。从此，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成为改革时期最主要的党建话语。1989年的《意见》首次明确民主党派的政治定位：“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45页。参政党是参加政权、参与政务，但不是参与执政、联合执政。“因此‘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和界定，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使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理念获得了理论层面和逻辑层面上的说明和支持。”⑦金安平：《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8页。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⑧《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54页。这次全会首次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命题，立足于执政党的政治身份定位，“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5页。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两个转变”，即“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⑩《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9页。这是首次以党代会报告方式正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三重身份。针对“两个转变”的表述，一些专家学者和少数党员、干部对其内涵的理解出现偏差，得出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错误论断。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错误说法提出反驳和论证，对党的政治身份定位进行正本清源的准确解读。①张志明：《为什么说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是错误的？》，《学习时报》2019年11月18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该决定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论断，成为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观点和重要依据。比如，“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71—274页。这次全会在重申执政党政治身份的基础上，全面概括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总结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明确了今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中国共产党在70多年执政过程中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总结和运用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和反思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如下：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探索，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执政能力。二是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特别是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水平，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确保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实现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四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着力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力和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五是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紧紧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努力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政党、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经百年的栉风沐雨考验而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历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百年大党老党要在辉煌成就和困难曲折中都不迷失自我，必须认清前进的方向、完成承担的使命，准确定位自己的政治身份。“各种身份/特性的相对重要性和使用频率，均随时间和场合而定。”④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5页。一个政党的政治身份必须置于一定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下才能进行准确界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党百年华诞之际，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要对自身的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身份定位有清醒而准确的认识，认清自身政治定位，不忘初心、不骄不躁、不畏险阻、不折不挠地领导治国理政和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三重身份，是基于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三个不同时期和不同政治场景空间中的角色定位，以政治话语和党建话语的方式确定三个最为重要的政治身份。革命党身份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身份，不仅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程，而且必将持续到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革命时期，党进行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武装斗争方式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国家政权；建设时期，党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等；改革时期，党进行了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推进改革这场伟大革命；新时代，党继续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领导党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孕育形成的，党的四大正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从此贯穿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全部过程、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率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在伟大实践中确立领导权威、展示领导能力、取得领导成效，以国家宪法和人民认可方式筑牢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党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在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探索实践中确立起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以执政党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探索如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党概念的明确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承认党的任务的变化，承认党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还承认执政党有其执政规律，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尊重和重视执政规律。”①金安平：《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40页。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身份定位，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

中国共产党集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三重身份于一体，既是在百年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确立，也是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巩固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必须始终强调对革命党的政治身份认同，同时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进程中，还要强化领导党和执政党的政治身份认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好社会革命和开展好伟大斗争，必须同‘文化大革命’划清界限，把重心转向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上，以实现革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三重身份的有机统一。”②陈锡喜：《论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的统一及其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12期，第4页。总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身份，不忘记革命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革命性；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不放弃领导党的核心地位，强化党的领导权；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身份，不背离执政党的职责使命，确保党长期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