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

周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0）

一、缘起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生爱国运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①《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1-253页。鉴于此，史学界对一二九运动的研究方兴未艾，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其中，一二九运动的性质是什么、由谁领导这一问题，曾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场学生爱国运动。少数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左右”，党的力量薄弱，而且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反对彭涛、姚依林等人成立北平学生联合会，彭涛、姚依林等人虽对运动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因此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直到1936年初中共北方局派林枫重建北平市委，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②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王梦奎：《“一二·九运动”的自发性》，《历史教学》2003年第11期；张翠：《近10年一二·九运动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05年第6期。

值得注意的是，几位历史当事人也提到了运动的“自发”性。如1939年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的李昌发言：“‘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③李昌：《“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中国青年》第2卷第2期，1939年12月5日，第9页。蒋南翔时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后于1936年10月任新成立的中共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回忆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④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编：《蒋南翔文集》下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98页。陈伯达的晚年回忆则说：“十二月九日当天的群众游行示威是在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宣布华北‘自治’的紧要关头，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努力活动下，广大爱国学生自发举行的。”⑤陈晓龙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40页。陈伯达虽肯定12月9日游行得益于“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努力”，但还是定性为学生们的自发之举。

港台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北平的学生运动，最初为了爱国救国，动机十分纯洁，中共领导北平学运是较后的事”。①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12部，香港：自联出版社，1985年，第305页。二是指出，一二九运动发生之际，“参加此项运动之学生，大多数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但国民党初则未做肯定指示，继则加以制止。中共其时于迭遭破坏之后，不敢公然出面领导，然暗中加以鼓励。”②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第3编，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年，第67页。三是在承认“一二九运动被中共所渗透、利用”的同时，强调“国民政府自始重视北方青年学生的活动和意见”，蒋介石于1936年1月中旬召集各地学生代表“聆训”，得到大多数青年的拥护，“由青年学生所引导的救亡运动至是告一段落”。③李国祈等著：《近代中国青年运动史》，台北：嵩山出版社，1990年，第179-180页。这三种观点，或提示一二九运动初起的自发性，或拔高国民党的影响力，而弱化中共对运动的领导作用。

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同样认为，1935年反日怒潮一开始是自发的，后被共产党“渗透”。共产党的“技术”是将“学生民族主义”（Student Nationalism）塑造为一种有目的的政治力量，但这种“塑造”并非完全成功，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对运动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蒋介石国民党得到更多青年学生的支持。④John 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in China,1927-1937,Stanf 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52,183,187.柯博文（Parks M.Coble）甚至提出：“激发抗日运动的既不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决策，也不是学生中国共产党特工的煽动，而是日本的侵略、日军没完没了地施加压力所激发的众怒，与对蒋介石的深层担心——为了保住他的政治地位，可能会与东京结盟——融汇在一起”。⑤（美）柯博文著、马俊亚译：《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在他看来，是学生的民族主义而非共产党的领导对一二九运动起了决定性作用。

简而言之，海内外史学界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倾向，即认为一二九运动在发生阶段是自发的，或“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运是较后的事”；一二九运动的根本动力是“学生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其“塑造”并非完全成功，国民党在1936年1月中旬“聆训”或西安事变之后得到了大多数青年的支持。此种认识倾向与国内多数学者关于中共自始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观点相左，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下很容易被人利用，以歪曲党的形象，因而亟须在学术上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

二、中国共产党对一二九运动发生的领导作用

1935年7月19日，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召开记者招待会，兴奋地宣布该局于5月下旬“将本市共党之上层组织完全破坏”，并逮捕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许子云、秘书长张景昌等30余人，“予共党组织上精神上一种重大的打击”。⑥《平共党市委破获后全体均转变》，《华北日报》1935年7月20日，第6版。这是自1933年5月以来北平党组织遭到的第7次破坏，党员人数随之锐减。据时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涛回忆：“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⑦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13页。陈云后来也说：“一二九运动以前的平津，只有二三十名党员。”⑧《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1940年10月1日），《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彭涛、陈云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党组织的力量确实薄弱，但被一些学者用来证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的重要论据，却是以偏概全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以中共党团员为主体的左倾学生的影响力，以及党团员个人的信仰和组织能力。

其实，彭涛在回忆北平党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的同时，即谈到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分布比较普遍，在北平有七、八十个会员，其他进步组织很多，如读书会、学生自治会等”。⑨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第313页。尽管北平市党组织在1935年5月遭到严重破坏，但共青团、社联、左联、武卫会北平分会等外围团体基本上保留下来。武卫会北平分会由周小舟负责，成员有清华大学姚依林、蒋南翔、吴承明、黄诚、杨述，师范大学武商仁、敖白枫，北京大学黄敬、刘导生，镜湖中学孙敬文、刘杰，辅仁大学彭涛、燕京大学黄华、东北大学宋黎及朝阳大学魏震等人。⑩周小舟：《我与“一二九”》、姚依林：《“一二九”运动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第318-322页；孙敬文：《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导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81-82页。左联由谷景生负责，成员有清华大学魏东明、陈国良，师范大学杨采，燕京大学王名衡及中国大学余修、王西彦、夏英喆等人。①谷景生：《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76页；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左联回忆录》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43页。韦毓梅（孙兰）还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社联小组，由五六名女生组成，被誉为“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②郭建等：《清华静斋见闻——忆“一二九”》，《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4-235页。这些外围团体以中共党团员为骨干，又通过主办读书会、世界语学会等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成为校园内的左派学生阵营。

当时，大学校园内除中共牵头的左派学生群体之外，蒋介石属下黄埔系和CC系也在学生中培养亲国民党的势力，如前者通过复兴社及其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吸收学生与教职员，后者以外围组织诚社、忠社和中华社在北平、天津各大、中学发展学生会员，至1937年7月时，社员超过300人。③胡梦华：《CC外围组织诚社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0页；中大荣：《记北平新学联》，《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9-141页。这些组织以“复兴民族”，倡导文化或学术研究为名，鼓吹“拥蒋反共”，拉拢了一批右派学生。左右两派之间，是大多数无党无派、倾心读书的中立者，中国共产党要发起较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不容易，至少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必须改变以前“左”倾思想的束缚，制定务实的学生运动策略。1935年秋冬之际，姚依林、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等人通过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和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了解到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指示和《八一宣言》关于团结各党派一致抗日的精神，主张将武卫会和左联组织的“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转变为“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学生救亡运动。尽管该主张遭到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学明等人的反对，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将无法提出“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等口号，但彭涛等人据理力争，决定自己先干起来再说。④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2-43页。11月18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以下简称北平学联），主席郭明秋（女一中、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部长），秘书长姚依林，总交通孙敬文，总交际黄华，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1936年1月入党）。另由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组成秘密党团，彭涛为书记。⑤谷景生：《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77页。北平学联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中共及其影响下的学生积极分子手中。

对于北平党内就学运问题争论的原因，历史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孙敬文认为，12月9日之前北平党团员并未看到过《八一宣言》，而只看到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否则“不至于在当时北平市工委内对发动一二九运动产生那么大的分歧”。⑥孙敬文：《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导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85页。姚依林等人则坚持在一二九前夕见过《八一宣言》，并解释说：“上面决策已变，下边仍旧徘徊，这倒充分地说明了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当年由于敌人封锁、交通阻隔，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地方党组织仍安于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控制，‘左’的言行犹在，就不奇怪”。彭涛等人所以不顾北平临委书记的反对，成立北平学联，是他们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结果。⑦姚锦：《姚依林百夕谈》，第45、59页。北平学联在彭涛、姚依林等领导下，12月3日通过“向何应钦请愿的行动”决议，12月6日又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九大纲领”，包括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立即停止内战”“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救国运动的绝对自由”等，⑧《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1935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第148页。反映了大多数学生要求抗日、民主的心声，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发生。

至于上级党组织是否在一二九运动前夕同意北平学联的集体行动，几位历史当事人也各执一词。周小舟、谷景生回忆，中共河北省委撤销了王学明、冷楚领导的临时工委，由他们两人和彭涛组成北平临时市委，临时市委筹备了“一二·九”运动。⑨周小舟：《我与“一二九”》，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第320页；谷景生：《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78页。姚依林则表示，河北省委派李常青调解临委的内部分歧，“既听王学明的，也听彭涛的，但不表示态度”。运动前夕，他也没有听说省委领导人高文华、柯庆施、李大章“表态支持”。⑩姚依林：《“一二九”运动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第325页。这两种说法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都不能否认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党团员的作用，姚依林认为，他们通过学联“以彭涛为主搞学生运动小核心”，事实上是领导小组，虽无党组织名义，“但实际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就是了”。①姚锦：《姚依林百夕谈》，第270页。敖白枫也回忆说，尽管当时北平临委内部有严重分歧，但仅少数党团员知道，没有向基层传达过，“党、团和革命外围团体的基层组织并没有分裂，是统一的，步调一致的。再加上‘一二九’后没有几天，河北省委就处理了北平临委的问题，成立了北平市委，林枫来任市委书记。这个处置，保证了党在正常的状态下对‘一二九’运动进行领导”。②高锦明（敖白枫）：《一二九时期在北师大的片段回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35页。由此可见，虽然北平临委内部一度存在严重的分歧，承担实际工作的基层党团员都“统一的，步调一致的”开展学生救亡运动，彭涛、姚依林等人的言行不仅具有个人意义，也代表了党的整个形象，即便上级党组织事先未明确支持学联行动，也不能否定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作用。

其二，学生群众有“运动”起来的愿望，在“读书”与“救国”之间更倾向后者。学生的本分当然是读书，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不得不奋起而救国。于光远在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了清华大学学生如何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过程：1935年7月《何梅协定》签订后，清华大学大礼堂召开学生大会，讨论应对华北时局的态度。一部分发言人主张清华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督促政府抵抗日本侵略。另一部分发言人则表示读书是学生本分，学有专长，才能有效救国，其中有明显站在政府立场上替蒋介石说好话者，劝学生不要冲动，“受人利用”。双方各不相让，经大会表决，以多数票通过一个“爱国有心，救亡乏术”的决议，否定了一些激进同学要求发表宣言乃至上街游行的主张，决定清华学生不做任何表示。11月27日，因日本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并扶植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清华大礼堂又举行学生全体大会，激进和保守两派势力展开激烈的辩论，那种主张清华不做任何表示、相信政府一定能够完善处理问题的言论遭到许多同学的驳斥。虽然大会还是未通过游行请愿等提案，但通过了一个“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应有所表示’案”，较上次大会的“救亡乏术”原则上是翻了个儿。12月3日，听闻“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大礼堂召开第三次全体学生大会，虽仍有争论，但主张应该积极行动的人占据了优势，最后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并决定联络北平各校同学一起参加学联组织的请愿行动。③于光远：《青少年于光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8-182页。

由此不难看出，清华大学学生群众从埋头读书转向请愿游行，虽离不开左派同学的宣传鼓动，但根本动因还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民族危机所激化的救国热情。这种发自内心的救国之情，使得一二九运动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一篇报道指出：“分析了整个运动，表明它纯粹是学生自发的。北平学生联合会这一组织唤起了整个城市。示威后的第二天见到在每个学校自发地召集会并开始自动组织了起来。第二天早晨几乎城内每一个学校都罢课，有正式的，或有的仅仅是前一天骚动的余波。”④《北平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The Peiping Student Movement”,The China Weekly Review,Dec.28,1935,pg.127.《密勒氏评论报》显然不知道北平学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幕，而将运动完全归结于“学生自发”，是片面不当的。但如果只看到中共党团员对运动的领导作用，而忽视众多学生以一腔爱国热情，自动支持或参加运动，也是不可取的。据彭涛后来回忆，他原本估计12月9日游行“可能有一千多人跟我们走，但事实是很多中间学生也参加进来了，甚至落后的也参加。‘一二·九’后很多学生都自动集会，要求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行动。‘一二·一六’便是‘一二·九’的继续，是群众的要求”。为此党研究了运动的具体计划，“一二·一六”比“一二·九”组织得更好。⑤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第315页。中共党团员正是因为顺应了多数学生抗日救国的意愿，才掀起更大规模的12月16日示威游行。

诚如黄华所言，在一二九运动的“思想准备”上，“一方面有党的影响，党的号召，一方面有自发的群众要求过问国家大事，要求挽救民族的危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雄厚广泛的群众基础”。⑥《临湖轩座谈“一二九”》，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共党团员领导下的，具有一定自发性的学生爱国运动。这种自发性源于学生们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绪，值得肯定，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

三、国民党对一二九运动的控制与破坏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不久，有关国民党领导运动的流言就不胫而走。始作俑者为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他在12月10日对外国记者表示，北平学生游行违背了《何梅协定》，“领导者肯定来自国民党，其中一些人具有共产主义倾向”；“这场运动中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是糟糕的”。①“Japanese Protest Against Students’Action in Peiping”,North China Star,Dec.11,1935,pg.1,9.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份情报也指出，北平学运的发生，与南京政府欲借此牵制“华北自治运动”有关，国民党蓝衣社总部派吴光新等数人北上，以“打倒日本”“反对自治”等标语煽动平津学生。②《支那时局報第二號：最近ニ於ケル支那ノ學生運動》（昭和11年1月22日），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C11110598000。不过，考虑到日本自1928年济南惨案之后多次以国民党党部支持反日运动为借口，向南京政府施压或扩大侵略的事实，日方此次关于国民党领导学运之说难免不是故伎重演，其所谓蓝衣社吴光新等人“煽动平津学生”一事，尚缺乏有力的证据。而高桥坦扬言“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国民党员领导了运动，更可能是逼迫冀察当局“防共自治”的一种手段。

尽管日本政府对“领导者肯定来自国民党”的判断无中生有，但一些国民党员的确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据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韩天石回忆，12月16日游行，“有的国民党员也去了”。③《临湖轩座谈“一二九”》，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4页。北平师大学生姜文彬（江明）后来也说：“像‘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我就看到在师大的队伍里就有‘饭团’的成员。”④江明：《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师大的二三事》，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219页。当时，北平师大复兴社分子、物理学系主任杨立奎和历史系教授熊梦飞控制了该校“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实权，身边有一批复兴社、诚社学生以及“为了毕业后能经过院长或校长的介绍而找到较好的职业”的学生，他们因领学校津贴，监视进步学生，而被讥为“饭团”。姜文彬认为，“饭团”成员并非都是跟着反共顽固分子跑的人，有的不愿做亡国奴而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姜文彬的同学、国民党诚社分子牛道一也回忆道：他加入诚社是宿舍“老大”（年龄排行最大）吕明甫介绍的，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日临近时，“青年学生的激情越来越高涨。谁愿意当亡国奴？”因此，他参加了12月9日北平师大的学生游行，并被军警打伤。12月16日，他表现得更积极，一些诚社分子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⑤《牛道一回忆录》，《商丘文史资料》第3辑，商丘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4编印，第110-116页。

牛道一等国民党学生因为不愿做亡国奴而参加一二九运动，多是个人行为，并非国民党上级组织的刻意安排。据当时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报告书透露：“在一二九请愿运动初发起的时候，学生群众里就有二三个汉奸走狗，来阻碍这个运动的开展。单就清华而言，在一二九的前夜，就有若干同学在某地集议破坏游行的事。”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编：《救亡运动报告书》，1936年5月9日，第31页。可见，国民党组织一开始并未支持学生游行，而参加运动的国民党学生也是相当有限的，仅为一小部分人。另据1936年2月被冀察当局误捕的中国学院学生会干事、国民党员方哲然坦白：北平学联起初由七校代表组成，本校参加学联的同学均有左倾形迹，他未参加学联，不了解该会的内幕情形。⑦《方哲然供词》，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局档案，J181-017-01584。这表明北平学联的领导权确实掌握在中共党团员手中，国民党学生对之无甚影响。即使牛道一等国民党学生参加了12月9日和16日游行，其作用也不如北平学联的中共党团员。因此，台湾学者关于一二九运动最初“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说法不足为信。

国民党政府开始尝试“领导”学运，是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游行的消息传到各地，各地学生有群起响应之势以后。12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密电蒋介石：“沪学生运动领导事，团体同志此时应与党部同志取切实合作联络为宜”，请转饬复兴社书记长刘健群“传令遵照”。蒋介石当即复电表示同意。⑧《蔡劲军致蒋介石电》（1935年12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261-104。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认为，“上海各大学学生群众蠢蠢欲动，在事实上已难扬汤止沸，专事抑止，徒使各校负责之学生同志在群众中日堕信誉而失其领导地位”。因而指示“全市各校负责学生同志转变方策……对于学生运动使纳入轨范，专以反对华北伪自治为标的而作纯正之表示，并竭力防止反动分子之阴谋捣乱”。在国民党学生的策动下，12月19日晚九时，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数千人从交大出发，次日五时半左右到达市政府，向市长吴铁城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即日出兵，讨伐殷逆汝耕”“制止华北军政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等，而略去了北平学生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口号。吴市长发言后，“各校学生同志领导表示请愿满意，始由市府备车分别送归各校，无事而散”。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报告学生反日游行示威与赴京请愿经过情形致中央民训部公函》（1935年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76-477页；《本市各大中学生昨日赴市政府请愿》，《申报》1935年12月21日，第2张第8版。由此可见，国民党上海当局欲通过引导学生的和平请愿，防止学运激进化，巩固其在上海的统治秩序。

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由国民党员和复兴社分子刘海涛、杨博清、丁绪美任常务干事，杨必立、刘伯谦、黄志秋分任文书、交际、事务干事，从而握有该会较大发言权。12月18日下午，各大中学校三千余人在中央大学集合，推选李肇端、刘海涛、刘伯谦、丁绪美、杨博清五人为主席团，向全体学生说明请愿目的“不过对政府贡献意见，并无敌对行为，并须严守秩序”。游行队伍沿途高呼“释放平被捕学生”“保障学生爱国运动”“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由行政院长翁文灏接见“作圆满答复”。①《京学生赴行政院请愿》，《申报》1935年12月19日，第1张第3版。此次学生请愿，因国民党学生把持了主席团，明显带有拥护政府的意味。但多数学生对此并不满意，12月19日，金陵大学及南京、东方、钟英、汇文等各中学学生数千人又上街游行。中央大学读书会后文翰、兰毓钟等进步学生也主张罢课，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行动。②《本京大中学生昨二次游行请愿》，《南京日报》1935年12月20日，第7版；兰毓钟：《回忆“一二·九”前后的南京学运》，《南京党史资料》1986年第4辑，中共南京市委党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南京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9页。为缓和学生的激昂情绪，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主张“联络社会局、市党部、首都警察厅及首都国民军事委员会分别进行”，对学运“采用领导方法，冀其行动合理”。③《谷正伦致蒋介石呈文》（1935年12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020-017。刘健群则成立复兴社南京学运指导小组，并决定几点“应付方法”：（1）鉴于南京学运“受北平及其他各地影响，党部方面同志及我方同志均不能取得绝对之领导权，因此我人今后对学运应取积极之破坏态度”；（2）“破坏工作之原则为：由我方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加紧宣传，联络同学，造成一大力量，于必要时鲜明的反对学运，使学生中形成两个壁垒，自相争持”；（3）“令各校同志努力宣传罢课游行非真正纯洁之爱国运动，并将同学加以分化，徐图掌握”。④《刘健群关于京沪两地学运情形给蒋介石的报告》（1935年12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90341-0003。简而言之，刘健群对国民党能否“领导”学运信心不足，更倾向采取“积极之破坏态度”，分化学生，反对罢课游行，让学生们重返“读书即救国”的老路。

不过，无论是谷正伦的“领导方法”，还是刘健群的“破坏工作”，均不能平息学生们对“冀察政务委员会”仍于12月18日成立的愤怒情绪。12月下旬，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掀起了赴南京请愿运动，二千余人乘火车北上，国民党当局只得在无锡拆毁路轨，迫使请愿学生返沪。为避免各地学生频繁赴京请愿，蒋介石令教育部召集交通较便利之各省市专科以上各校学生代表一至三人，随同校长来首都聆训，“俾政府与青年之意志贯通，以达共同救国之目的”。⑤《蒋召各地校长及学生代表入京说明国事倾听意见》，天津《大公报》1935年12月24日，第3版。至1936年1月14日，各地学校学生及校方代表来京报到者近280人，其中学生代表130余人，多为校方指定或认可的“本党同志”“接近本党”者与“平日专心读书不问他事”的学生。⑥《各大学晋京听训代表调查表》（1936年1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档案，721-43。1月16日，蒋介石在励志社对各校代表训话，表示政府决不签订卖国条约，“不得已时，决不惜为最后之牺牲”；希望“各学校校长学生应领导全国于热诚爱国之外，更须守纪律，负责任”，勿受人挑拨离间，而为有秩序之奋斗。⑦《蒋院长昨在励志社对各校代表讲话》，《中央日报》1936年1月17日，第2张第1版。尽管此次聆训被《大公报》誉为“不但在中国政治史上为创举，即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亦属空前之事，其对于政治及文化之影响之大自不待言”，⑧《学界谈话会之影响》（社评），天津《大公报》1936年1月15日，第2版。但不少学生并不领情，北平学联及北大、师大、辅仁大学、北洋工学院、武汉大学等校学生会或救国会相继刊登启事，拒绝派遣代表入京聆训，并否认晋京学生无代表本校资格。他们认为，政府果欲宣示大政方针，尽可昭告全国国民，而学生们贡献给政府的意见，已在宣言和通电中屡次表明过了，“没有再派代表向蒋院长面陈的必要。”“我们所希望于政府的：不是空洞的训示，而是实际的行动。”⑨《北大学生会为不派代表“晋京聆训”宣言》，《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第381页。

与此同时，北平学联组织了“平津学联会扩大宣传团”，有北平学生三团，天津学生一团，约450余人，沿平汉线农村宣传，以唤起民众，一致抗敌救国。⑩江陵：《华北学生的联合战线》，《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25日，第263-264页。2月1日，宣传团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并宣布了八条斗争纲领，包括“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傀儡政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等。⑪《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宣言》（1936年2月16日），总队部发：《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须知》，1936年6月，第2页。北平学联及各大学学生的这一系列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已严重影响到华北秩序的稳定，若被日本用作扩大侵略的借口，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国民党政府撕下此前所谓“领导”学运的温和面纱，采用强制“破坏”手段，一面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对于所谓“蓄意危害社会国家之人，在动乱将发时间，即得依以迅速处理”；①《国府昨明令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天津《大公报》1936年2月21日，第3版。一面由教育部分电北平、天津两市府协同查禁平津学联会，并“令各大学、学院一律禁止学生参加该学联会”。②《国民党政府查禁平津学联会与清华、燕京等高校要求政府收回成命的文电》（1936年2-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539页。随后，冀察当局搜查清华、北大、中国学院、东北大学等学校，逮捕了200多名师生。学生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综上而言，一二九运动发生之时，虽有一些国民党员参加，但并未发挥领导作用。此后，国民党欲“领导”学运，将其纳入和平合法的、拥护政府的轨道，并不惜采用“破坏”手段，分化学生，反对罢课游行。这种“领导”其实是控制、利用学生，非但不能表明“国民政府自始重视北方青年学生的活动和意见”，反而违背了多数学生对一致抗日的良好愿望。蒋介石的“聆训”遭到众多学生的抵制，自在情理之中。至1936年2月，一二九运动暂告一段落，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镇压学运，而非大多数青年拥护蒋介石的结果。正因如此，一二九运动的再起也是必然的。

四、青年学生的自觉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成长

自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被各政党视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学生运动不免有政党“运动学生”之势，但与此同时，学生也并非单纯的受动者，对“运动”他们的各政党之态度也会与时转移，其“自主”倾向一直存在。③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学生运动往往与学生群体的自身利益攸关，如时人所言，“学潮是以团体利益为根据、有团体意志的一种团体行动”，若违反此团体利益，“无论是怎样的鼓动，大多数学生绝对不会盲从着去闹风潮”。④巽之：《两年来北方学潮的主因》，《社会与教育》第14期，1931年2月14日，第3页。学生的“团体利益”与政党利益是否相合，往往决定了政党“运动”学生的成效，也决定了学生迎拒政党的程度。一二九运动从1935年12月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历时近两年，中国共产党要长期保持对学运的领导，就必须正确处理党的利益与学生利益的关系，获得青年学生群众的自觉拥护。

一二九运动伊始，一些学生针对坊间有关北平学联“是南京指使的”“与外籍教授有关”或“受共党之利用”的各种猜测，愤然指出：“好像学生们根本无所谓爱国的热诚，没有一点正确的认识似的。”⑤胡平：《从学联被教部解散谈起》，《燕大周刊》第6卷第13期，1936年3月8日，第9页。并说，此次学生运动“不是政府的策动”，“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操纵，而是被压迫民族‘久闷思嚏’的一个怒吼”。⑥王延杰：《北平学生运动半月之史料》，《正中月刊》第3卷第2期，1936年2月，第1页。其言下之意，此次学运没什么党派背景，是学生们自主的爱国之举。北平学联也宣称：在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一个单纯的目标底下，所有的行动完全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过去没有受任何人利用，我们也可以担保将来不受任何人利用！”⑦《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告同胞书》（1936年2月21日），《一二九运动》，第174页。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如此说的目的，固然是为了避免当局所谓“反动分子”之嫌，以开展合法的斗争，同时也是基于当时众多学生“自主”心理的一种考虑。就连右派学生组织的北平师大“救国大同盟”，同样表明“本同盟纯为热心救国同学之组织，既无党派，又无立场”的态度。⑧《北平各大学师生救国大同盟昨成立》，《北平益世报》1936年6月20日，第8版。

北平学联和“救国大同盟”公开否认各自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自主”倾向，这无疑会给各政党“运动学生”带来一定难度。国、共两党为扩大各自对学生的影响力，均期望学生“自觉”地接受其政治主张，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指出，“爱国的青年是三民主义革命的后备军”，希望他们“都有最彻底的自觉，知道青年救国责任之所在……一面努力充实学问，一面仍要培养德性，立定志愿，对国家社会做必要的贡献，以尽国民一份子之责任。”⑨《中枢昨晨纪念周》，《西京日报》1936年1月21日，第2版。国民党学者张鼎铭则鼓吹“青年应有之自觉”是“在三民主义旗帜与革命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去实干、苦干、快干”，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⑩张鼎铭：《复兴民族与青年应有之自觉（续）》，《豫北日报》1936年7月29日，第4版。结合陈、张二人的观点，国民党所谓青年“自觉”就是“充实学问”“培养德性”，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其实质是要求青年学生的利益服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提倡的青年“自觉”与国民党的截然不同。1935年12月下旬，共青团中央两次发表宣言，呼吁青年学生要认清“只有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地域疆界，不分民族区别，实行共同奋斗，才能挽救民族的灭亡”的形势，联合“一切爱国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组织”，并“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醒他们，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学生运动“必须要与国内广大民众的斗争相结合”，才能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①《共青团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1935年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关于学生爱国运动宣言》（1935年12月2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7、572页。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希望青年学生拥护并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自身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工农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实现“从自发民族感情到自觉革命信念”的转变。②李毅：《回忆师大民先队的组织与活动情况》，《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158页。为此，北平学联党团在1936年1月组织了数百名学生的“扩大宣传团”，沿平汉线农村宣传抗日。虽然其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多天，但不少团员在与农民、工人接触中，深刻体会到他们所受剥削压迫的痛苦，懂得了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团员们返校后成立了民先队，“以抗日反汉奸卖国贼为当前任务，以反帝反封建为终极目标”。③总队部发：《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须知》，1936年6月，第5页。其中一些人陆续加入了共产党。黄秋耘在晚年还念念不忘这段日子，说：“这十多天农村旅行所教会我的东西，比之整整两年清华大学正规教育还要丰富得多。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参加革命。”④黄秋耘：《风雨年华》，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12页。杨述、唐尊准等人也回忆道：“许多学生在宣传团里开始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不同程度地树立了改造自己成为革命者的良好愿望”。⑤萧文兰：《从“一二·九”到“七·七”的北平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6页；唐尊准：《我们也参加了——记北大四女生南下宣传经历》，孙思白主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8页。这些“决心要参加革命”的学生，为中国共产党的学生运动注入了一股活力。

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扩大宣传团”难以为继，其影响又是有限的。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的广泛结合，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而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长期领导一二九运动，主要原因还在于学生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可和支持。这看似简单，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联合战线慢慢地被了解，这一点是经历了无数艰苦的过程，一点一滴进步的”。⑥《一二九运动的检讨》，杨述编：《划时代的一二九》，1937年12月，第36页。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般认为，“三·三一”纪念郭清抬棺游行是一次过激行动，刘少奇随即在《火线》发表《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和《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篇文章，纠正了学运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是一二九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诚然，但也不能忽略刘少奇、张闻天等人就如何加强党对学运的领导，获得群众拥护的其他重要指示。1936年六七月间，北平学联在组织“六·一三”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及武装走私的游行之后，继续坚持无限期罢课、罢考，结果遭到一部分希望举行“毕业考试”的同学反对，学校当局也以“品行不端，学业成绩太差”等为由，⑦《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各校开除学生告社会人士书》（1936年7月20日），《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辑，第94页。开除学生两百余人。为彻底解决学运中的“左”倾错误，张闻天主张“在省委下成立学生委员会，领导学校各支部的工作与学联的工作。这些负责人应该都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党的省委只要同他们中的一人接头，经常说清学运的指导方针就够了。一切具体工作，让他们自己去办理，因为他们自己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自己决定问题，一定更为适当”。⑧《张闻天给刘少奇的信》（1936年8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223页。在张闻天看来，由学生党员直接负责学运的具体工作，可避免此前中共西郊区委对北平学联的指导“脱离学生”、不尊重学生利益的问题出现。

同时，张闻天指出，共产党员在群众工作中“要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接受党所提的主张与口号”，仅靠宣传说服的方法不够，还需要“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会了解国民党是反对他们的利益，而共产党是拥护他们的利益的”。共产党员只有“为了民族的与民众的利益而奋斗”，拥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争取对他们的领导”。⑨张闻天：《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1936年10月1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337-342页。刘少奇也多次强调民先队要“争取青年本身利益及教育与学习”，⑩《胡服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11月14日），《一二九运动》，第106页。“学生会必须为学生谋利益”，要防止出现“罢课可以不经过多数赞成，‘全体’的名义可以随便冒用，代表可以冒称，决议可以由少数人通过”等行为。并说：“我们党是最尊重群众意见的党”，共产党员应该是最尊重群众权利的人员，如此“才会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护及各派诚意的合作”。⑪刘少奇：《怎样进行群众工作》（1936年10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327-332页。刘少奇、张闻天关于共产党员要维护群众、青年学生“切身的利益”的指示，切中了党开展学运、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足点，为及时克服一二九运动的偏差，获得学生群众的支持，指明了方向。

1936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了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由蒋南翔、高承志、于启明任委员。在北平学委的帮助下，北平学联“觉悟到救亡事业是一个长期的艰苦斗争，需要真实的力量，真实的准备”，要“真正代表多数人的意志和要求”，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才能使学联成为“救亡运动的重要堡垒”。①《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辑，第105页。于是，北平学联进一步改善同学之间、同学与师长前辈、冀察当局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一二·一二”反日大示威的成功，并顺利渡过了西安事变后的困境。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南京政府对西北地区实行新闻封锁，歪曲对事变真相的报道，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多担心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会引发大规模的内战，近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一些学生对北平学联和民先队12月14日通电“响应张杨救国主张”，②《北平学联会通电》，《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6日，第4版。而未提“释蒋”之事颇为不满，出现了围攻民先队员、捣毁学校救国会办公处的极端行为。杨立奎等策动国民党学生成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新学联），扬言矫正过去学生运动的错误，并“希望承受政府当局的指导”。③《平市新学生会成立宣言昨发表》，《北平晨报》1937年1月5日，第9版。一时间“右倾的势力得到一个广大发展的机会”，各校均有一部分同学参加新学联，左倾学生的影响力较事变前确实有一定削弱。④田光程：《最近学生界的严重问题》，《国闻周报》第14卷第4期，1937年1月18日，第11页；杨述编：《划时代的一二九》，第27页。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并未因此而气馁，一方面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呼吁同学们加强团结，勿以“防共”名义分裂救国组织，并多次邀请新学联共同参加“献旗请愿”、使用国货、缉私等活动，以实现学运统一；另一方面实行“生活路线”，组织学生赴西山、温泉旅游，关心同学们的失业和升学问题，救济贫苦同学等，将“救亡”和“同学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使中间学生又重新团结到学联与民先队的周围。⑤杨述编：《划时代的一二九》，第29-30页。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运动》，第370页。

反观国民党领导的新学联，复兴社、诚社、中华社、忠社各派学生争权夺利，始而为赴南京“献剑团”的名额分配大吵大闹，继则为新学联“每月二千七百元”经费瓜分而钩心斗角，中华社学生甚至另起炉灶，在新学联之外成立所谓“非常学联”，结果被国民党中央党部痛骂一顿，勒令解散。⑥中大荣：《记北平新学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4-148页。新学联在国民党政府所谓“一定要防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的指示下，一再拒绝北平学联的合作邀请，并在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挑起事端，殴伤北平学联的代表。这些以党派利益凌驾于学生利益、民族利益之上的行为，使得新学联“底下的群众极为动摇”，而同情或加入北平学联的学生日渐增多，以至于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不禁感叹：“北平旧学联近加入者二千余人，声势似颇浩大。”⑦张谨斋：《关于半年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1937年7月17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第538页；《国民党中训部签密函》（1937年5月14日），《一二九运动》，第423页。新学联只得同意合并，建立学生的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坚持以学生的利益为出发点，让学生群众根据“他们自身的政治经验”了解到“国民党是反对他们的利益，而共产党是拥护他们的利益的”，从而摆脱了西安事变后的一时困境，巩固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权。不少学生觉悟到“中国的唯一出路是要按共产党所指出的方向前进，青年人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⑧杨述：《记一二·九》，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40页。进而参加革命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民先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立之初仅300多人，一年后达6000多人，并由北平一隅扩展到西安、广州乃至东京、里昂、巴黎等地。至七七事变前，北平的学生党员由原来不到10人增至400人，其中国民党势力最大的北平师大就有共产党员四五十名。⑨参见《我们的队伍》，《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5页；张谨斋：《关于半年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1937年7月17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第540页；林一山：《一二九时期北师大党组织情况》，《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226页。民先队的成长和学生党员队伍的扩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二九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成为中共党、政、军各方面的人才，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似可提出如下几点看法：第一，一二九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通过北平学联及武卫会、左联等外围团体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学生群众的爱国自发性。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①《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6页。这实际说明了学生自发性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学生们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绪，就如同“一二九运动的柴火”，是不可或缺的，但毕竟还需共产党来引燃。学生群众的爱国自发性值得肯定，但不能过分夸大，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

第二，尽管一些国民党员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但其作用远不如北平学联的中共党团员，所谓一二九运动最初“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说法并不可靠。此后，国民党政府试图“领导”学运，将其纳入和平合法的、拥护政府的轨道，但终究是一厢情愿。1936年1月中旬蒋介石的“聆训”不仅未得到大多数青年的拥护，反遭到一片抵制之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使蒋介石的威望一度上升，但也没有帮助国民党持续获得大多数青年学生的支持。与之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学运工作虽出现几次过激的行动，一时遇到挫折，但很快纠正过来，走出困境，基本上保持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权。因此，只从一二九运动的某个时段拔高国民党而贬低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三，弱势的中共地下党所以较执政的国民党更胜一筹，长期领导一二九运动，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为了民族的与民众的利益而奋斗”，“是最尊重群众意见的党”。中国共产党尊重青年学生的利益，希望他们拥护并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实现“从自发民族感情到自觉革命信念”的转变，而不像国民党那样将党派利益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将学运视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国民党“不尊重群众的权利，命令与压迫群众，而我们则与国民党相反，群众就自然愿意亲近我们，抛弃国民党人，而举我们的同志为领袖”。②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1937年5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238页。学生群众因为共产党代表他们的利益，而自愿接受党的领导，不少人提高了革命觉悟，加入革命组织和共产党。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学生民族主义”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一二·九”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初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