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范式危机到重建中国经济学①

朱进东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一、中外经济思想和理论研究

（一）西方经济学思想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程恩富主张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此前程恩富就已提出“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一理论，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要借鉴西方经验。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美国计划调节的程度最低。但根据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加尔布雷思描述的二元体系，“国家不直接与所有的企业发生联系，而主要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公司发生较密切的联系，从影响大公司的计划和经营活动来左右整个经济发展。”②程恩富：《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财经研究》1992年第9期。这一合理因素为我国发展企业集团提供了现实的思路。原联邦德国实行“自由与均衡原则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但实质上就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其反垄断护竞争、发挥中央银行独立作用以及搞计划的方式方法，都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和吸收。”③程恩富：《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财经研究》1992年第9期。当然这是在我们研究西方市场制度、西方计划制度以及西方调控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的基础上借鉴经济学思想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程恩富在评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一书中十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言论时，扼要地评述了书中的几个重要观点，体现出程恩富汲取西方经济理论中科学因素的辩证思维。西方学者建议中国向市场经济缓和过渡，以免出现前苏东国家那样的不良结局；主张中国不要模仿美国模式，而应借鉴那些成功的周边邻国；强调市场是没有心脏和大脑的，以通胀来推动增长是极其危险的策略；指出腐败与政府的所有权或市场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应提高人们对集体的忠诚度；认为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利的地方，希望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不能从西方经济学衍生而来。对于上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见解，程恩富在深刻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摒弃了其中的庸俗成分，汲取科学的因素。“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在经济改革的社会试验中，既不对马克思经济学搞教条主义，也不对西方经济学搞教条主义，进而在21 世纪重创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实现两个超越——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①程恩富：《汲取西方经济理论的科学因素》，《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6期。

（二）股份资本理论

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作出梳理和整合。第一，程恩富依据《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的剖析，从“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形式”“优先发展现代股份公司的部门及股票的种类和性质”“股份公司同资本主义信用和银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股份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股份公司出现后资本关系的新特点和本质”“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两重作用”这六个方面，②程恩富：《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学术月刊》1985年第10期。全面展现马克思对股份资本理论的论述；同时指出，股份公司会不断地再生产出新的金融贵族和食利阶层并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该说，程恩富奠基于文本，对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的论述是非常全面的。第二，程恩富在论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运输理论时，提出三点，马克思的运输理论高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的重视交通运输的国民生产力理论，因为前者的论述是“大量、全面和深刻的”；③程恩富：《马克思的运输理论与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赣江经济》1987年第10期。撇开马克思某些论述的资本主义针对性，马克思的运输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交通运输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关于交通运输与商品流通相互作用的理论启示我们，“交通运输的发展必须积极促进商品流通的发展”。④程恩富：《马克思的运输理论与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赣江经济》1987年第10期。

在论及《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时，程恩富提出三点新见解。首先，对我国《资本论》研究作出准确的定位。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探讨的面欠广，探究的点欠深，因而我国《资本论》研究并非没有课题，恰恰是空白颇多，亟须攻克的理论难题层出不穷”。⑤程恩富：《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2期。其次，进行多维研究，克服研究者自身弊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搞经济学的要具备哲学理论素质，搞哲学的也要具有经济理论素质，从而实现对《资本论》的“经济—哲学”双重研究。对此书的研究，要做到“一扩展”“两辐射”，就是“扩展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辐射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辐射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领域”。⑥程恩富：《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2期。最后，指出我国在《资本论》研究中的一些空白领域。该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数学等研究也有待拓垦，同时“我国迄今有关《资本论》的形象思维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专著尚未问世”。⑦程恩富：《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2期。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资本论》研究的大趋势为用哲学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以经济学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系统展开对此书整体的、多维的研究。

（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

20 世纪90 年代末，程恩富通过概括“推进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的成分”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市场的重要性”与“计划的优越性”、“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与“按劳分配的原则”、“发展是硬道理”与“效益和质量”、“充分调动基层、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与“中央要有权威”、“积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及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与“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①程恩富：《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2期。这八大辩证思维，全面地展示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设计和论述，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加在总设计师头上的实用主义说。

21世纪初，程恩富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初衷，是为了面对知识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意味着“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②程恩富：《科学地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兼立“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财经研究》2001年第11期，第83页。程恩富强调，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应该包括“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而“不能把整个第三产业的服务劳动都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更不应把一切同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活动均视为生产劳动（而西方经济学恰恰是这样看的）。还必须承认的是，“离开活劳动的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创造价值”，“无效劳动、有害服务和非法活动”是不创造价值的，而“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③程恩富：《科学地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兼立“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财经研究》2001年第11期。

与马克思时代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层面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不同，当今世界（含中国在内）的各国，精神劳动、服务劳动和智力劳动在社会总劳动或个人劳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及时拓展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与研究范围，发展劳动价值论以使之充满勃勃生机。

（四）社会主义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程恩富提出“建立综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90年代初，程恩富创立了“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结构提出了独特的新观点。90年代中后期，程恩富就生产性管理活动、国有控股公司、法人资本所有制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面对基础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工具学、边缘学科领域名目繁多的分支，程恩富提出，“有必要建立一门综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④洪远朋、程恩富、宋运肇：《试论建立综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以把上面四大门类中的诸多分支学科“一而统之”。这是一种很有前瞻眼光的科学判断。作为一门综合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融“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为一体，“要综合现有各国、各家、各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是各门经济科学和相关学科的综合”“要综合各种分析方法”。⑤洪远朋、程恩富、宋运肇：《试论建立综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应用经济学科之间的关系，如同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不是要取消后者，而是在后者之上；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以综合概括和描述”。⑥洪远朋、程恩富、宋运肇：《试论建立综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程恩富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下:“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生产系统及其运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和不同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及其考核工具”，“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行为和行为准则”，“社会主义的宏观控制与经济杠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等等，①洪远朋、程恩富、宋运肇：《试论建立综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也就是说，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出发、吸取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批判地吸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那么这门综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就应当能够建立起来。

20 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情况下，程恩富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并从中国现实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首先，提出界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视角。程恩富认为，“对划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或标准要做整体考察，既要看到生产力的终极作用，又要看到生产关系的直接作用，应在确认它们各自作用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②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其次，提出社会主义“三阶段新论”。“从建国起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这一历史时期，都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应划分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③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成熟、计划经济不完全、按劳分配不充分、民主制度不健全，而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生产力较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较成熟、计划经济较成熟、按劳分配较充分、民主制度较健全。最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过渡时期”可以划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国实际经历的初级阶段应划分为四个小阶段，它们分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体现旧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完善阶段”，“体现新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重建阶段”，“体现新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巩固发展阶段”。④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应该指出的是，在划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方面，把生产力作为间接标志（或终极标志），把生产关系作为直接标志，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精神的；把我国历史上曾经经历的“过渡时期”划归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

程恩富还提出了下列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诸如:第一，“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具备下列特点”:⑤程恩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结构》，《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2期。“结构完整、层次合理”，“内外开放、机制完备”，“计划渗透、偏向买方”等。第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着下列内在结构:“市场的客体结构”，“市场的主体结构”，“市场的空间结构”和“市场的时间结构”。第三，“生产性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⑥程恩富：《生产性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第四，“社会主义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国有控股公司”。⑦程恩富：《生产性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二、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研究

（一）国有制

20世纪90年代，程恩富先后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及其职能、国有制实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国有控股公司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的理论观点。

借鉴国外有代表性的国家（例如日本、法国、前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巴西、瑞典、挪威、美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设置，结合我国设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状况（例如，中央和地方政府分设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等），程恩富提出“现阶段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设置和形成三大层次”，“第一层次:国有资产的立法管理和监督管理机构”，“第二层次: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三层次: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商务管理机构，或称国有资产产权的经营管理机构”。①程恩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的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1994年第11期。可见，这三个层次的设置，一方面，依据了国内外已有的经验教训，在一些问题上避免重蹈覆辙，少走弯路；另一方面，这三个层次的设置也是与我国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原则相契合的，后来国有制深入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另外，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职能和任务方面，程恩富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作为国有资产立法管理的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代表全国人民拥有国家一切资产的最终所有权，并接受国务院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状况的定期报告以及质询、调查和监督；第二，国务院设置的国有资产管理部属于全国性专司国有资产所有权行政管理的主体，其管理目标是在有利于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国有资产收益最大化。

社会主义利用股份制的重要形式在于发展国有控股公司。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有控股公司在许多国家普遍出现，它成为国有资产的一种管理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我国的国有控股公司的出现和盛行是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文明的结果，是将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与发达的现代公司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发展趋势和有效形式。我国为了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势必要采取国有股份制及控股公司的做法。90年代末，程恩富以国内外经验和文献为背景，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定义、类型、成因、产权、治理结构等进行了探析，提出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要不要用国有控股公司模式来改组国有企业集团?”“要不要鼓励国有银行持股?”“要不要积极施展国有控股公司的资本经营功能?”“要不要大量新组建国有控股公司?”“要不要兼顾政府的社会性目标?”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思考和建议。例如，“对行政性和契约性的企业集团实行资产重组和资本重组，引入产权机制，尽快改造为国有控股公司体制，是十分必要的”。②程恩富：《国有控股公司：成因、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国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资本营运模式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1期。再如，“我国出于市场自由组合和国际竞争需要，理应逐步鼓励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相互渗透和混合生长，造就若干个国际级的财团型国有控股公司”。③程恩富：《国有控股公司：成因、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国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资本营运模式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1期。发展国有控股公司应以两种途径（即由政府授权大型企业集团或原行政性公司转成的国有控股公司和由原政府专业主管部门改造而成的国有控股公司）为主，同时需要注意避免过度分散与过度集中两种倾向。在要不要坚决防范国有控股公司的产权行政化倾向问题上，程恩富的看法是，“不是国有控股公司必然形成产权行政化，但必须依照《公司法》和市场规律，在上下之间、内外之间和左右之间的博弈中实行一步到位式的改制，而非零打碎敲式的改良，预防‘穿新鞋、走老路’所导致的旧体制复活”。④程恩富：《国有控股公司：成因、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国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资本营运模式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1期。

（二）新型调节机制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运行的每一个阶段，必须具有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契合的经济学理论加以指导，经济才能健康地发展。程恩富构建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就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种理论。程恩富从适应那个阶段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先后三次论证构建这一新型调节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程恩富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建立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以适应现阶段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⑤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首先，这种新型调节机制的存在，有着其自身的必然性。市场调节的功能弱点导致国家调节的必然出现。“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是指着重发挥主要直接调节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市场机制的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和利益驱动功能。“以国家调节为主导”，是指着重发挥主要调节宏观经济的国家机制的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这两种调节都存在着功能弱点或功能性痼疾，前者表现为目标偏差、程度有限、速度缓慢、成本高昂，而后者表现为偏好主观、转换迟钝、政策内耗、动力匮乏。“市场调节的优势功能确立了它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其固有的功能欠缺又导致国家调节的必然出现。”①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国家调节的良性功能确立了它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同时，其不可完全避免的功能弱点，又决定了必然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②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从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结合性来看，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新型调节机制必须从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化中探究决定调节机制发生变异的经济组合环境和经济体制类型。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等问题，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依据自由性与计划性、产品性与商品性的程度和地位的差别，可以把它们抽象为以下四种组合:“AⅠ组合——自由产品经济。该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不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可以自由进行。在历史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就是它的现实形态。AⅡ组合——自由商品经济。其组合特点，在于劳动产品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依然可以自由进行。在历史上，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便是它的现实形态。BⅡ组合——计划商品经济。它的组合特点，在于劳动产品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受自觉的计划调控。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其现实形态。BⅠ组合——计划产品经济。此种组合的特点，在于劳动产品不采取价值形式，而社会经济活动依然受自觉的计划调控。在社会发展史上，未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将成为它的现实形态。”③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程恩富认为:“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既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扬弃，也是对我国自然经济和传统僵化的计划产品经济模式（超越现实的、变形走了样的模式）的一种否定。它将是一个较长的自然历史过程。”④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与程恩富的论述相适应的是，人类社会有六种经济体制和六种经济调节:完全自由的产品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单一的自然分工机制；完全自由的商品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单一的市场机制；含计划性的商品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带计划机制的市场机制；含计划主导性的商品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带计划主导机制的市场机制；含计划主体性的产品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带市场机制的计划机制；完全计划性的产品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单一的计划机制。

按照程恩富对新型调节机制的构建，“现阶段，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结合形式总体系，从抽象意义上，可以化解成直接计划调节领域、间接计划调节领域和市场自发调节领域三个领域的调节形式的子体系；在每种调节形式的子体系中，均有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两种具体形式，从而构成了涉及三个调节领域、由六种具体形式组合而成的调节形式体系”。⑤程恩富、施镇平：《再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1年第5期。这六种调节形式是直接计划调节领域的结合形式:指派性国家定货和协商性国家定货；间接计划调节领域的结合形式:指导约束性计划和参数诱导性计划；市场自发调节领域的结合形式: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的市场调节。从总体上看，程恩富所提出的这六种结合形式组合成的调节形式体系，是在社会规模上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配套的实现形式。它既有别于改革以前排斥市场调节的单一指令性计划调节机制，也有别于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体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适合了当时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层次性和不平衡性以及生产关系的多元性和公有制内部的差别性。

为增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新机制的可操作性，程恩富认为，必须对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微观实体的各类企业（例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对国有企业如对国有特殊企业，原则上实施指派性国家订货和协商性国家订货。对国有企业中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原则上应实施协商性国家定货以及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和参数诱导性计划调节，以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为主。“对集体企业和合作企业的经济活动，一般采取参数诱导性计划调节，并随机进行指导约束性计划调节和不完全市场调节。”①程恩富、施镇平：《再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1年第5 期。对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原则上实行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的市场调节。对“三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上实行不完全市场调节和完全的市场调节。

（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程恩富认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提高资产经营效益的根本保证。具体而言，即促进国有企业练好“内功”，为增大资产经营效益奠定微观机制基础；促进国家职能的合理转换和经济调控的科学化，为增大资产经营效益奠定宏观机制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市场组织的构建，为增大资产经营效益奠定市场机制基础。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主要方式方面，程恩富强调实行委托承包经营管理、租赁经营管理、资产经营责任制管理和股份经营管理。“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部门对股份化经营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责是:第一，组织或监督股份企业召开股东代表大会，选举董事会和董事长，派出代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部门的董事；第二，决定国有股份的参股和控股问题；第三，对股份企业生产的发展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的大体比例及股息、红利的分配，作出有弹性的原则规定；第四，对股份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和实施过程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指导，并创造有利的外部经营氛围。”②程恩富：《工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模式》，《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程恩富提出上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是改革财税体制，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与财税管理的关系；改革投资体制，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与计划管理的关系；改革价格体制，理顺价格体系；改革企业体制，理顺企业内部关系。上述这些配套措施，对全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2.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研读《江泽民文选》，程恩富提出，“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充分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敢于攻坚，锐意进取，同时注重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扭转国有经济控制力相对下降的局面，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推动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和谐发展目标的实现”。③程恩富：《掌握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基本观点——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讲话的体会》，《新疆财经》1995年第5期。

3.范式危机与政治经济学革新。范式危机不是简单地指某一范式理论（如苏联范式、美国范式）的危机，而是指“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总危机”。④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问题意识”是经济学范式危机在经济学家群体中的积极反应，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必须带着问题意识，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保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会更有利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苏联范式”总体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马克思范式”在中国面临的是灵活运用和发展。因此，革新政治经济学势在必行，一是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二是以制度经济学的综合、超越和发展为契机，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打下基础。正如程恩富提出的:“有必要从相邻学科研究方法中寻找借鉴，如法学的案例分析法、数学的逻辑演绎方法、史学的归纳法、现代科学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关方法等，各种方法应交互使用，有机结合，使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哲学的灵魂、科学的理论结构，而且具有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穿透力和精确性。”①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这些探索，为变革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这些改革的理论范式，以制度经济学的综合、超越和发展为契机，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打下基础。

三、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考

（一）文化、哲学与经济学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内容，它以软实力的形式始终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发挥黏合剂的效用，尤其是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经济生活领域。

程恩富以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立论，明确提出“文化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共生互动效应在一切社会都是存在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得尤其突出”。②程恩富：《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作为被列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或文化活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效应。这种效应（即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来说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效应）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建设能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二是文化建设能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效化，三是文化建设能改变社会消费结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文化消费（“消费也直接是生产”），是牵涉到劳动力再生产的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而非纯粹的消费问题，文化生活消费是人自身的内含式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因此，“综观世界，当代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以教育和科学发展为核心的文化竞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从根本上奠定国际经济竞争的扎实基础”。③程恩富：《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同样，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产生一定的效应，这主要体现为它“规定着文化生产的性质和方向”，“制约着文化建设的状况”等。程恩富特别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论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④程恩富：《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在承认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非平衡演化的同时，也应该承认二者在相互作用中稳步前进。20世纪90年代末期，程恩富重视用哲学分析来阐述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这主要体现在自觉运用哲学分析的重要性和对西方产权理论的哲学审视这两个方面。现实经济活动既可归为经济学范畴，又可归为哲学范畴。经济学家在对“滥用数学”作出反思的同时，也不得不从现代西方哲学那里借鉴其方法论，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和发展一门经济哲学”。程恩富认为:“经济哲学是一门用哲学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属于与经济学相交叉、相渗透的应用哲学。”⑤程恩富：《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程恩富是国内较早提出要建立一门“经济哲学”的学者，倡导“经济哲学”“是全面系统地运用哲学方法去揭示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规律和机制，并创造出新的范畴和原理来丰富和推进经济学和哲学理论”。①程恩富：《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程恩富对产权制度等经济问题及其理论进行哲学分析，从而彰显哲学在经济领域的认识意义。例如，程恩富依据马克思的思路推论说:“如果承认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同时被博弈行为所决定，并承认经济权利上的阶级斗争对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那么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也就不再是一种永恒的先验的安排。”②程恩富：《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再如，在从哲学上审视有关自私的“经济人”公理时，程恩富断言:“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人不仅具有利己性，而且具有利他性。经济哲学从有别于纯经济学分析的新视角出发，更容易发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人’行为的多面特性。”③程恩富：《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另外，经济活动中的公平与效率，同样是经济哲学可以大显身手的十分重要的探索领域。

（二）从中国区域、亚太合作到全球化

程恩富提出并论述中国区域经济与亚太合作的战略构想，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合作可以更迅猛地发展沿海区域经济，更快地开发沿边区域经济，内在地反映着生产力在亚太地区重新配置的趋势。程恩富在论述中国区域经济与亚太合作的基本内容时，指出合作内容主要有对外贸易、技术转让和互相投资等，同时认为我国各经济区域不可能被动地接受“雁行模式”，“我国不应是、也不是飞在雁群尾巴的大雁，而是拥有‘一龙一凤’。‘龙’是指亚欧大陆桥犹如一条长龙把太平洋与欧洲联结起来。‘凤’是指我国从北到南沿海和沿边开放地带，东北亚经济区域和南中国经济区域是两翼的凤翅。连云港和上海浦东等好似‘龙头凤首’。这‘一龙一凤’横向可沟通亚欧两洲，纵向可北联西伯利亚，南接东盟和澳新，包揽半个地球”。④程恩富：《中国区域经济与亚太合作的战略构想》，《当代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中国区域经济与亚太合作的原则体现为多边开放主义原则、四分开原则、平等互利原则。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对外合作有必要在具体实施合作中采取三种方法:一是从沿海圈到沿边圈；二是从小圈到大圈；三是从无形圈到有形圈。从我国中长期的合作方向来说，必须在正确处理好“小三角”“中三角”和“大三角”（中国、日本、美国）三个“三角关系”的基础上，走出“三大步”，参加“东亚经济圈”，组成“亚太经济圈”。⑤程恩富：《中国区域经济与亚太合作的战略构想》，《当代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程恩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解读经济全球化的若干问题和现象。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共产党宣言》中就论述到了全球化。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当今的全球化，可以看到如下三个新的特点和趋势:“当代全球化形成了‘跨国资产阶级’”；“当代全球化拉大了世界两极分化”；“当代全球化强化了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差距”。⑥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若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析》，《上海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就“跨国资产阶级”来说，“随着国际资本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使‘跨国资产阶级’成为普遍现象。这一阶级服务于国际资本，为资本的全球化运作提供便利，并且使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普遍化。可见，资产阶级日益突破了一国的局限，作为一个全球范围的概念而不断得到加强”。⑦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若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析》，《上海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程恩富从马克思对全球化发展的认识，失业、贫困和利润率的新变化，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变动特点以及知识分工导致的新异化这四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若干问题所作出的马克思主义解析，对我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准确把握，起到了理论上的引领作用。

（三）重建中国经济学

20 世纪90 年代初，程恩富撰写《21 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⑧程恩富：《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4月7日。一文，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作了总体判断。90 年代末，程恩富又在《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①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政治经济学革新，持续对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加以深度思考，对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的原则与思路展开渐进论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经济学新的话语范式体系。

程恩富对理论经济学的四个阐释。第一，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已经在基本层面上把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纳入其中。在以何种方法论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野，而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于历史的高度，认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对理论经济学的人文性的阐释。“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摒弃传统‘唯上、唯书、唯风’的各种教条主义，在辩证的规范分析和全面的实证分析之上注重阶层性（阶级性）、国度性和主体性等，充实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②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第三，对理论经济学的数量方法的阐释。“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分，但又要防止走上西方过度数字化的另一个极端，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文精神与数理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③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第四，对理论经济学的假设的阐释。“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假设，构造既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假设，并据此确立反映我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④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程恩富上述的四个阐释，体现出其在经济学理论上一以贯之的分析，有助于我国经济学界在重建中国经济学方面的某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

怎样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演进状态及其缺陷，怎样看待在重建中国经济学进程中如何超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是亟待解决的经济学理论问题。程恩富正是在回应这两个问题过程中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地看，从1949 年10 月至2000 年，中国经济学出现三种倾向: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以及改革阶段与“仿美”倾向。从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来看，“仿美”（或“仿西”）倾向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缺乏应有的人文性，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和“私有化‘产权神话’和‘自私人’（‘经济人’）理论的流行”。⑤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程恩富认为，传统和现有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模式的基本缺陷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⑥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

在揭示和批评了传统和现有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种种弊病之后，程恩富主张:“以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⑦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而且，具体从思想源头、理论基点、学术渊源、方法泛化这四个方面论述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原则与思路。中国经济学革新重在“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①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就方法泛化来说，必须运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例如，借鉴现代哲学的方法和知识，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借鉴现代法学的方法和知识，借鉴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再如，借鉴现代伦理学的方法和知识，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借鉴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和知识，借鉴现代数学的方法和知识。还有，借鉴现代生物学的方法和知识，借鉴系统论、信息论和场态论之类的方法和知识。

程恩富在发表《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这篇论文15 年后的2015 年，出版了学术专著《重建中国经济学》，书中分《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研究》《国外经济和经济理论研究》等三个篇章，和盘托出程恩富本人对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诊断和所拿出的详尽方案，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强大支撑。程恩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新方面，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作为学术源头，紧紧切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例如程恩富提出了自己的人口理论、住宅分配理论、新经济人论、“一府两系”的国资管理论等），放眼世界经济运行的大潮（例如对西方产权理论的评析等）；其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中的文字伴随其思想意向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其研究成果所散射出的现实感、时代旋律、使命意识，为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思想体系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