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西学”“国学”的辩证逻辑分析①

马 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应以哪种理论作为根本和主导。对此，程恩富、何干强首先在《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②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如一些学者陷入过度西化的倾向，认为“马学”和“西学”均只是一种理论流派，并不具有主体地位；一些学者则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过时的、片面的，不适用于当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度强调意识形态，不具有经济学的学术性；还有一些学者错误地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成熟的和科学的，因此便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程恩富、何干强对这些误区一一进行了回应，并对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根本和导向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学为体”的根本原则，即坚持以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为根本和导向。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实现理论创新，并且避免其陷入非科学化的陷阱。

对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也始终存在分歧和探讨。程恩富等指出其中主要存在的两种误区，一种是过分西化倾向，即过分强调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现代化中的作用，甚至将西方经济学等同于现代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另一种误区则是完全孤立“马学”与“西学”，即对西方经济学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忽略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可以借鉴的成分。为此，程恩富、何干强提出了“西学为用”的原则，认为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应是批判地继承，要在坚持“马学为体”的根本原则下，合理地注入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其他西方经济知识体系的思想。

关于如何增强中国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解释力，学术界也存在一些讨论。程恩富、何干强指出，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推崇经济学“西化”“国际化”，甚至在高校教育中也存在忽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教育的情况，从而陷入对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拷贝”和“学术盗版”的误区中。此外，受经济学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国古近代思想中也有一些思想含有封建性的元素，因此简单地、全面地对其进行应用也会使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陷入误区。为避免这种情况，程恩富、何干强指出中国现代经济学要坚持“国学为根”原则，有扬弃地运用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使“国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根基。

此外，程恩富、何干强还指出，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在理论上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原则，也要注重实践对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为此，他们提出“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的原则。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合理利用他国发展实践经验也是学术界的讨论热点。程恩富、何干强指出，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存在对他国成功发展经验的盲目崇拜现象，从而陷入照搬照抄他国发展模式、盲目推崇新自由主义、忽略人民群众在经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等误区中。对于这一问题，程恩富等指出，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应坚持“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原则，即在吸取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同时，也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特点为依据进行综合创新。

程恩富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过程中出现的认识误区进行探讨和商榷的同时，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不应在“如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接轨”或“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讨论上，而是应该立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探讨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在科学轨道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为此，在探讨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应如何适应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又满足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问题中，程恩富提出了将“马学”“西学”和“国学”相融合，同时将“世情为鉴、国情为据”融合到三大知识体系中，进而进行“综合创新”的基本原则。①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这一分析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接受西方文化的主体，正确地分析了“马学”“西学”和“国学”的辩证关系，是对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创新。将“马学为体”作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根本原则，在“西学为用”方面做到有扬有弃地借鉴和利用，同时在“国学为根”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论证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显然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是正确的。

为此，笔者旨在对《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一文进行深度解析，同时提出关于为何要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进一步认识，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化、繁荣化和中国化三个方面，探讨推进和落实“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基本思路。

二、关于“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分析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均须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它不仅是对该理论体系存在根基的提炼，也是该理论体系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始终贯彻、不可动摇的准则，正如黑格尔指出的，“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4页。中国经济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仍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但其目标必然是形成较为严密、系统的理论体系，为此厘清其基本原则，并将其贯彻于创新和发展的始终，有着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此，《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一文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即从“马学”“西学”“国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定位之中，探寻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的学术原则，得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等重要判断。尤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不仅从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误区出发，阐明了厘清“马学”“西学”“国学”三者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也从理论逻辑出发，层层递进地论证了为何应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核心原则问题。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客观必然性以及其与中国科学经济体系的契合性等角度，《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一文，阐述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为何应以“马学为体”。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出发，该文作者认为，只有贯彻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才能客观辩证地揭示经济现实的真相，而在人类有经济思想以来，能够实现唯物史观科学思想与公正无私的立场相统一的经济学，唯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后马克思经济学，这是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何必须以“马学为体”的决定性缘由。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客观必然性出发，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经济科学思想长期发展的硕果，其不仅属于工人阶级，而且属于整个人类，因此科学经济学的现代化，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科学经济体系的契合性来看，作者指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即“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与中国科学经济学体系的立论目的有着高度一致性，且只有明确了经济学的这种科学目的，才能在理论创新过程中，遵循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一致的原则。可见，该文不仅揭示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根本和主导，同时也明确了这种坚持最为关键的内核便是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这一点在学术界中也有诸多共识，如林岗强调，“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规范”。②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其二，从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其中的科学成分以及马克思对待西方经济学的辩证态度等维度，《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一文阐明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为何应以“西学为用”。作者强调，西方经济学仍保持着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科学的固有特征，如表面性、主观性、片面性、虚伪性和辩护性。但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中也存在不少可改用或直接有用的反映社会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客观状况的经济范畴，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素材和思想来源。此外，该文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待“西学”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科学的榜样。马克思把“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的经济见解，作为创立《资本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且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非科学性和辩护性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有一定合理性的经济范畴和科学原理，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进行“术语的革命”和分析改造，并加以充分运用。这对于我们当前辩证借鉴“西学”的科学和有益成分而言有重要参考价值。总的来说，《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一文的作者，不仅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应筛选、改进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思想成分，同时也明确了这种借鉴的尺度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中不应当毫无原则地注入西学的“用”，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地借鉴和利用，西学的“用”应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体”服务。

其三，从唯物史观、民族自信力及忽略国学的后果等角度，《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一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为何应以“国学为根”。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该文作者认为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多重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中国特殊时期的国情和文化因素，而这些特殊性因素所生成的经济思想属于中国经济学之“根”。从民族自信力角度，作者强调，研究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到经济现代化，就只想到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自卑乃至崇洋心理。从忽略国学产生的后果角度，作者呼吁，如果忽略国学为根，而是推崇经济学的“西化”“国际化”，进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拷贝”和“学术盗版”，其后果只能是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变成忘记本国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而成为缺乏民族精神和学术创新能力的“理论搬运工”。与此同时，作者也明确强调，以“国学为根”，不是全盘接收，而是应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继而提供了看待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辩证和科学视角。

此外，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程恩富还进一步强调，理论的创新须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并均要贯彻和落脚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的“综合创新”上，这进一步为明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之间的辩证关系、探索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创新路径提供了思路。

《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的作者从问题导向出发，聚焦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过程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学术原则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国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观点，系统阐释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创新和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吸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有机关系。这一研究既具有理论逻辑上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非常符合中国经济实际。笔者对于程恩富、何干强关于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的学术原则，尤其是“马学”“西学”“国学”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亦十分赞同，并拟在其思想基础上提出如下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马学为体”其实质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经济学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念和服务于经济政策的理论体系，素有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分野。一般而言，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经济学说中获得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说，它是一定时期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为最高决策集团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因而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非主流经济学则是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非支配地位的经济学说。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导理念是历史的选择。中国曾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民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被压迫的时间之长、剥削之苦为世界之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创立的学说，是“工人阶级的福音”，为中国的革命行为指引了一条道路。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下不可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①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路径与创新》，《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性，成为了最适应当时中国发展需要的主导理念。而西方经济学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论，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从根本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缓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出谋划策，最终达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西方经济学也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主流经济理念。

其次，“西学为用”其实质在于通过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在中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主流经济学必然共存。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不能故步自封，也应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科学和有益成分，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辩证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与西方经济学为“用”之间的关系，须厘清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有着明确的理论分野，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不能为我们所用，正如***总书记曾强调“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观点，确实从非本质形态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些客观规律，反映了现代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具有可供我们借鉴的成分。而且，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使得它能科学地认识非主流经济学，从中吸取科学因素，经过改造消化，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丰富内容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并不等于它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统一了，也绝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须严格区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层面与具体研究方法、本质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技术层面，前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而后者是可借鉴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与利用都不可能脱离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野。

最后，“国学为根”是指科学结合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实践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创新。***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②***：《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且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③***：《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这便提出了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国学为根的本质内涵。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和发展的两大来源。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历史性，并且作为代表传统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经济理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经过世代相传已经深深渗入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个组合部分。看不到这些传统的精华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就没有了基本的思想来源。④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路径与创新》，《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这一理论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须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创新发展。

总而言之，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绝不是一条单行线，须在明确“马学”“西学”“国学”的地位以及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有机统一、综合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继承博大精深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⑤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也要对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等多样化的经济思想和理论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繁荣发展；更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进行新的经济范畴、新的经济理论的创新，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5月10日，第2版。

三、关于“主流化”“繁荣化”“中国化”的探析

根据《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这篇文章论述的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基本原则，即“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我们势必要结合中国经济学发展现状与中国具体国情，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三大原则落实在中国经济学创新中。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中国经济学时，必须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繁荣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要正确处理好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程恩富提出，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而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①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程恩富教授在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和横滨国立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04年4月11日。在中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必然还要长期共处。但是，我们必须确定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能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学来代替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理论观点层面上，要正确处理好官方经济学和学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即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了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者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就区别而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一定时期我国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以及方针的理论依据，并为我国领导人（集体）的决策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一种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对稳定的对策体系。就两者的联系来看，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范围，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土壤。②马艳：《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区分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的基本条件。中国现代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在继承传统马克思经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第二，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发展。在我国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的障碍之一在于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没有形成多流派和兼收并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经济学阵营，因此，也就无法形成一种与西方经济学多流派一样的学界经济学与官方经济学界限分明的态势。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要提倡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多种流派的繁荣和发展。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分析角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发现，这些将是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丰富的思想营养。这样，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才可能博采各家之长作出进一步的提炼和新的综合，形成超越众多学派门户之见的精华经济学。为此，坚持和落实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基本原则，需要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繁荣发展，做好如下两大方面工作:

一方面，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科学因素，经过改造消化，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丰富内容的组成部分。我国当前国内外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决定着我国非主流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倘若处理得当的话，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也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繁荣与发展的形成条件，其错误理论和某些正确理论都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由于经济学在意识形态方面鲜明的阶级性和价值取向，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矛盾与斗争今后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我们建设和发展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极有好处。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地位的稳定与创新发展也离不开与西方经济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长期的较量与论争。那么，我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借鉴，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其中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性和借鉴性的研究。注意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研究方法，重视数量分析，加强实证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在一定层面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与否定，实现经济理论的超越与创新。

另一方面，推进中国学界经济学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多学派的发展。随着经济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崛起，经济学出现了多元化或非经济化趋势，其研究范围也已大大超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也囊括了数学的、物理的、心理的、人类学化、制度化或社会学化的分析方法。这与现代社会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经济现状直接相关，仅单纯的经济学是无法有效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仅要繁荣和发展经济学本身，也要注重与政治学、数学、伦理学、心理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进行交叉性的研究，要发展制度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哲学、经济心理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交叉性经济学。①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其一，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理论体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又要结合中国国情。正如***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③***：《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其二，要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来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挖掘中国智慧，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模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④***：《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传统经济学的作用，要学会挖掘中国智慧，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背景下，对这些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分析、挖掘和探讨，吸取符合中国国情特性、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经济思想理念来发展丰富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其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将成熟经验、创新理论等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为整个人类做贡献。***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上提到:“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第1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最新理论成果，诸多思想是中国智慧、中国模式的体现，比如“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其在国际层面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内容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三个重要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是对之前对外开放思想的深化与升华，是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新模式，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