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和苏共问题的研究①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8）

一、关于苏联和俄罗斯改革问题的重要观点

程恩富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梁赞诺夫共同主编的《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社会发展》两部文集，分别在俄罗斯和中国出版，较有影响，当时圣彼得堡市市长和上海市市长曾分别为其中的《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这部文集作序推荐。但笔者认为，程恩富等关于苏联问题的三篇重要论文（即《苏联经济发展状况与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他五个主要原因论》《目标、路径与绩效:中俄经济改革总体比较》。三篇文章的详细信息可参见第30、31 页的页下注）和《苏联解体之争》的观点，更具有理论影响力。

（一）关于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程恩富认为，苏联作为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类开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生存方式，带来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并给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世界体系带来深刻的革命性影响。②刘子旭、程恩富：《苏联经济发展状况与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1期。有些舆论借苏联建立后经济社会建设上存在的众多问题，试图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消解社会主义对人类的根本价值，这是完全错误的。只要我们客观分析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便不难看到:虽然苏联在各个发展阶段存在某些机制和政策失误，但事实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的快速良好发展。后来逐步形成的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6年4月21日，第9版。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意义。

程恩富强调，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交替使用和转换，总体上都是必要和正确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不代表苏维埃政权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西方编造苏联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已停滞不前、农业集体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举措是失败的、民生和非经济领域发展不快等舆论，都是违背统计数据和客观事实的。

由此，程恩富教授等得出分析结论:苏联因其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民生以及国防的巨大成就而举世瞩目，成为世界第二发达的国家。如果没有德国法西斯入侵而导致苏联蒙受重大损失，那么，剧变前夕苏联的综合实力将与美国相同（按照美苏两国发展的惯性，如果苏联没有戈尔巴乔夫掌权和解体，当今的美国综合实力也不会超过苏联）。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作用和胜利，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成功势必要推迟很多年。①刘子旭、程恩富：《苏联经济发展状况与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1期。诚然，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和法治发展等领域存在一些明显失误，但总体上是成就大大超过失误。

（二）关于苏联剧变深层次的三大主因分析②参见程恩富、丁军：《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他五个主要原因论》，《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程恩富等认为，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但在何者为主要原因的问题上，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也没有达成共识。程教授等分析，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一是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又难以及时有效地对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机制进行拨乱反正。首先，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其次，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简言之，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

二是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又难以及时有效地对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进行补偏救弊。首先，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程序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其次，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入苏共领导岗位。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当上党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苏联上述非民主化和非正常化的传统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的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大规模撤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有党政军主要领导，突击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创造了组织和干部方面“沦陷”的条件。

三是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又难以及时有效地挽救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首先是主动背弃苏联社会主义，其次有意背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利用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机制，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苏联（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

程恩富等指出，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而某些片面的或有误的所谓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是根本站不住的，如传统模式必然论、戈氏改革失控论、人民群众抛弃论、军备竞赛拖垮论、民族宗教失策论等等。

（三）关于中俄经济改革的总体比较①程恩富：《目标、路径与绩效：中俄经济改革总体比较》，《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

中俄经济改革的目标、路径与绩效应如何作总体比较?1998年程恩富教授访问俄罗斯，次年便撰写论文，提出与国内外学术界不同的若干新见解，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的目标和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公有主体型产权形态、劳动主体型分配形态、国家主导型市场形态和自力主导型开放形态，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归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态。

程恩富认为，经济改革过程和步骤的顺序性与内联性，呈现出改革的某种路径依赖和轨迹。中俄经济改革的主线可以概括为产权与市场。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略先于市场制度改革，是试点改革与推广改革相结合，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自上改革与自下改革相结合，强制改革与诱导改革相结合，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相结合，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受控和渐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而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常冒进和激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是强制和命令式的。

程恩富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俄罗斯资本主义改向的绩效反差巨大。由于中国是采取渐进为主的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而在较有序地构建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而俄罗斯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转向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因而一方面较快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经济改革的成本大大超过收益，导致国民经济长期负增长、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等。

（四）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析②陈爱茹编：《中外热点论争丛书:苏联解体之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程恩富教授密切关注学术舆情，为深入推进学术交流，全面反映学术界对中外学术热点问题的争论，引领读者较为全面和集中地了解中外热点问题，他先后主编了《中外热点论争》丛书。丛书总计10本，从中国模式、收入分配、外资控制、西方危机、阶级阶层、外交战略、国进民退、苏联解体、社会思潮、“占领华尔街”等热点争论，按照争论的不同意见，做到精选鲜明观点、内容翔实、通俗易懂。丛书帮助读者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国内外热点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找到相应的答案。

笔者特别关注到《苏联解体之争》一书。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因其出乎世人预料，成为20世纪末期的“一个谜”。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也成为当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围绕着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争。如果能够清晰、理性、深刻地洞悉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出明确的方向。然而，当前中外各界围绕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并未形成共识，而是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极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此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道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不应由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承担责任，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不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方向，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抛弃。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之外，还有从其他角度探析苏联解体的文章，比如，从苏联当时的经济困境、舆论失控等角度。

《苏联解体之争》一书把围绕着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完整地呈现给了读者，读者通过阅读其中文章，会陷入沉思: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哪一种解读更具有合理性呢?对此，只要基于基本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读者就能清晰地辨明什么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之我见

1991 年8 月24 日，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这个曾经在全世界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久、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政党，最终走到了其历史的尽头。4个月后，也即当年的12月25日，抛弃了党、也失去了总书记帽子和权杖的戈尔巴乔夫在电视机镜头前，签字辞去苏联总统之职。这位苏联首任总统，又成了埋葬苏联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末代总统。

反思苏共兴衰的历史，一个政党兴衰规律性的法则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方向决定命运，制度决定兴衰，道路决定成败，路线关乎国运，政策关乎民心。①张树华：《党的权威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环球时报》2019年5月28日，第14版。

（一）政党兴衰的镜鉴

30 年前，在内外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相互作用下，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这些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社会制度改变颜色。东欧剧变是20世纪世界政治史中的重大事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潮。东欧转向、苏联解体也彻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版图，西方政界、知识界精英因此弹冠相庆，高呼“西方政治模式取得完胜，社会主义的历史从此走向终结”，这也让中国共产党人警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苏联曾是世界上与美国争霸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大党。20世纪苏共暨苏联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帮助和影响最大、最深。今天，以苏共为代表的苏联、东欧地区共产党的兴衰史仍然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为保持我们党永续执政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必要深入研究东欧剧变和苏共败亡的原因，总结共产党“掌好权”“执好政”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防重蹈苏共覆辙。

由意识形态同源、历史经历相近的共产主义大党执政的中苏两国，两个有着相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背景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结果却截然相反:一个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一个业已分崩离析。是什么原因导致强大的苏共领导的偌大的苏联在10年间的时间里，先是遁入死路，接着又误入邪路，最后落入绝路?苏共兴衰史始终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值得时刻对照检查，引以为鉴。

（二）方向决定命运

苏共曾是最具影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号大党，苏联则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出现“停滞状态”，陷入封闭僵化的死路，在三年内三任年老体衰的总书记接连过世之后，被戈尔巴乔夫带入了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最后踏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台后便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苏共末期主要领导人背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自己的历史，这对于一个执政的大党来讲，无异于“思想自宫”。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企图改旗易帜、改弦易辙，走一条西欧、北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这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了苏共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导致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苏共从此走上了一条“政治自杀”的绝路。

一个政党上层失去信仰，头脑迷乱，迷失方向，自我否定，思想上失去灵魂，政治上也就失去了定力和主心骨。***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苏联的问题关键在苏共党内，关键在党的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而苏共蜕变的突破口在思想。思想理论于党，就像人的灵魂和精气神。生命后期的苏联共产党犹如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②张树华：《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上）》，《经济导刊》2018年第9期。面对内外敌对思潮的侵袭，苏共毫无还手之力。在内外政治夹击下，苏共领导的苏联国家大厦瞬间土崩瓦解、轰然倒下。

（三）道路决定成败

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党有着光荣而悠久的革命历史，取得过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但有着光荣传统和顶着金色光环的苏共在成立90多年、执政70多年之后，彻底失去了政权，迎来了惨败的命运。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 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 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 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解体。苏共兴衰的历史结局令人唏嘘不已，其中经验教训令人深思。俄罗斯有句谚语:鱼从头上开始烂。而苏共蜕变正是先从党内高层开始的，苏共高层的蜕变又是以政治蜕变为先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少数人决意要与现行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决裂。他们一方面打着“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等内政外交口号，一方面发起了全面激进的政治改组和宪政改革运动。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和支柱。但是自1988年开始后的两三年时间内，戈尔巴乔夫通过激进的政治改组拆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以及三大支柱。1990 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③张树华：《俄罗斯之路30 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北京：中信出版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196-197页。虚化党的领导，把权力中心转移到所谓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或各级苏维埃执委会领导等职位上。④戈尔巴乔夫推动设立苏联总统职位，赋予自己“非常大的权力”，可以行使强权，宣布紧急状态，实行“总统直接治理，对议会行使否决权，等等。

在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宣布“主权独立”。民族分裂势力与俄罗斯内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激进派遥相呼应，⑤〔俄〕尼·克拉斯尼科夫：《中情局用经济绊倒苏联？——西方特工机构插手摧毁苏联》，〔俄〕《共青团真理报》2010年12月8日。戈尔巴乔夫开启的公开化、民主化运动落入“政治陷阱”，政治改革也随之走向绝路。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今天，研究和反思苏共垮台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不难看出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而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苏共政治思想变质、苏共内部组织上的瓦解是导致国家分裂、苏共败亡的直接原因。

（四）路线关乎国运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领导关键是确立正确的路线与方向。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功的关键。

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6 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政治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作为领导力量的规定，盲目推行西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削弱了国家力量，搞乱了社会，结果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苏共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被攻击、被瓦解、被摧毁。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政治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了、被打垮了、被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①张树华：《思想关乎国运、制度关乎兴衰、道路关乎成败——苏联之变30 年的思考》，《经济导刊》2018 年第12 期。这验证了一个政治逻辑: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的失败是从苏共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苏共内部滋生的民族主义和地方分离势力是撕裂苏共的侦察兵、突击队。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1989 年6 月，为抵制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不作为，俄罗斯联邦内部组建了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但他们后来在叶利钦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的影响下，不由自主地汇入瓦解苏联统一大厦的力量中。1989年末，当时的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正如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反思道:一个染上庸俗的民族主义的党，必将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

1990年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政治纲领为按民族和地区分离倾向留下了足够的政治空间。这次代表大会规定，除了与苏共保持共同的“纲领性原则”之外，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以后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文件，独立解决政治、组织、干部、宣传和财政问题，在共和国的国家体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领域实行各自的路线，与其他包括国外政党的组织和社会运动单独建立联系”。苏共党内各地民族政治精英人物先后脱党或脱离联盟中央，成为民族和地方分裂势力的急先锋。正如俄罗斯学者兹拉托波里斯基所说:“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之间建立联邦关系是导致后来苏联被否定和肢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②张树华：《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苏共的失败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发生的；苏共不是被基层群众起义推翻的，而是由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东国家共产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正是苏共执政后期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弃、在路线上的背离、在政治上的背叛导致苏共的败亡。

（五）政策关乎民心

执政党的领导力和政策效果决定着政治权威与人心向背。在制度、方向确定下来之后，执政党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十分关键，这也是考验执政党的领导力和执行力的重要内容。

审视苏共70多年执政的历史道路，感叹昔日“老大哥”悲剧性的命运和结局的同时，我们认识到:

1.改革和建设需要执政党上下艰苦奋斗与劳作，不能幻想改革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任何“革命性的纲领”和“大跃进式的突击”都注定要失败。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应当说，苏联社会的经济积累和客观环境大大优于“十年动乱”后的中国。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好大喜功，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加速发展机械行业”“赶超美国”的口号。在未开始任何实质性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制定《企业改革法》《粮食发展纲要》等法律、纲领，以“搞运动”形式搞改革，结果流于空泛，改革陷于“空转”。

2.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将改革“空泛化”。经济改革不见效果，戈尔巴乔夫急功近利、避重就轻，幻想避开经济改革长时间艰苦的劳作，选择一条成功的捷径。戈尔巴乔夫祈望着通过政治放松、机构改组，或许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改革效果。苏共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震天响，苏联社会不耕“经济田”，却大唱“政治戏”。①张树华：《党的权威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环球时报》2019年5月28日，第14版。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埋下了一颗颗“政治地雷”，匆忙而无效的“改革”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戈氏的“改革”赢得了西方的喝彩，却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唾弃。最后结果是苏共大权旁落，激进的造反派和民族独立分子乘机跳上政治前台。

3.推动改革要避免简单化和机械化的思维定式，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物理速度或政治、经济领域的先后顺序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讲，要有必要的政治红线。政治改革不能脱离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政治领域的发展和经济建设一样，民主化和市场化容不得“拔苗助长”。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沉醉于轰轰烈烈的政治改组运动，逐渐淹没在反共主义、民族分裂的喧闹声中。在“自由、民主”大旗下，政治成为个人争斗、帮派分立和民族纷争的舞台。苏联末期，“政治争斗过热”导致了政局跌宕、经济长期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在政治热潮中，不少“精英人物”踏着“民主”浪尖上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暴露出超乎前人的“政治自私和经济贪欲”。落入“政治陷阱”中的苏共被迫解散，苏联作为政治主体也从地球上消失。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回溯和反思30多年前苏共从政治蜕化、权威散失、组织裂变直至失败和崩溃的历程，足以证明执政党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密不可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联兴亡的历史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宝贵遗产，也是饱含政治价值的全人类历史财富。反思苏共兴衰的历史，回顾邻国上演的一幕幕“历史活剧”，绝不能幸灾乐祸，更不能沾沾自喜，而是应将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的历史场景看作一项严肃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极强的课题，拨云见日，明辨是非。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与苏共败亡的悲惨历史相反，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她百年历史征程中砥砺前行，越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战斗力和政治领导力，交出了一份份令人民满意的政治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