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路径研究

李嘉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1）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正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贸试验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如何发挥其制度创新优势，探索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治理的实施贡献制度性经验成果，成为当下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自贸试验区推进数字经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一）数字经济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制度创新是其核心任务。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持续提高，产生了很多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如何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保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推动数字经济稳定发展等问题，都必然成为自贸试验区改革试验的重要命题。自贸试验区要通过自身的改革试验，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为我国深入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提供重要的实践支撑。从近年来获批的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情况来看，一些自贸试验区已经明确将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重点试验方向，比如，北京自贸试验区提出“加快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区、数字经济试验区”，明确从增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鼓励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探索建设国际信息产业和数字贸易港等方面推动数字经济试验探索；浙江自贸试验区杭州片区明确打造“全球一流的跨境电商示范中心，建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采取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研究制定、打造“枢纽型”国际化数字强港等举措；上海临港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也在相关领域提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试验方向。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是自贸试验区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全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布局正体现了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黑龙江、辽宁、山东等主要面向东北亚地区开放；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区主要面向西太平洋开放；福建自贸区重点推动对台合作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广东自贸试验区主要对港澳开放；西南地区主要面向东盟开放合作；中西部自贸试验区着力推动“陆上丝绸之路”在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开放合作。而数字经济运行的在线化、数字化特点，能够加速产业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打破自然资源、智力资源、物理枢纽等方面的制约和壁垒，为自贸试验区全方位开放合作提供新的载体和手段。目前，已有部分自贸试验区开始探索数字经济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比如河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空中、陆上、网上、海上的开放通道，将网上通道作为重要开放渠道，创新O2O线上下单、现场提货模式；云南自贸试验区在畅通中缅、中越、中老泰等国际开放大通道过程中，建设区域跨境物流中心，打造智能供应链，加快推进跨境金融、跨境电商、跨境农业等合作进程，以数字经济为龙头，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可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当下自贸试验区推进经济开放和贸易规则开放的重要领域。

（二）数字产业化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途径

数字产业化作为全新的经济要素，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当前国际经贸中最活跃的经济形式，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都提出了数字经济的相关经贸规则。2021 年，我国在成为RCEP 成员国的基础上，又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自2013年以来，我国已经先后设立了上海、天津、广东等21个自贸试验区①我国已设立的21个自贸试验区包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河北、云南、广西、黑龙江、北京、湖南、安徽。。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载体，这些自贸试验区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覆盖了我国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和对外开放重要地区，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并与我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区域战略紧密联系。自贸试验区规划一般会选取经济基础好、产业集聚度高、对外开放水平高的区域，因此，现有的自贸试验区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区，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区和集聚区，如北京亦庄、上海张江是我国集成电路等高端数字产品研发制造基地，以中芯国际等为代表半导体行业成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浙江杭州、广东深圳、河南郑州是数字平台经济、电商经济集聚区，杭州的阿里集团、深圳的腾讯集团等互联网企业已成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龙头。

在赛迪顾问数字经济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白皮书》中，排在前20名的城市中有19个城市已布局自贸试验区。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等数字经济形态的发展，先后发布了多个批次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名单。②我国已设立五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分别为：第一批（2015 年3 月7 日）的杭州；第二批（2016 年1 月6日）的天津、上海、重庆、合肥、郑州、广州、成都、大连、宁波、青岛、深圳、苏州；第三批（2018年7月24日）的北京、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南昌、武汉、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西安、兰州、厦门、唐山、无锡、威海、珠海、东莞、义乌；第四批（2019年12月15日）的石家庄、太原、赤峰、抚顺、珲春、绥芬河、徐州、南通、温州、绍兴、芜湖、福州、泉州、赣州、济南、烟台、洛阳、黄石、岳阳、汕头、佛山、泸州、海东、银川；第五批（2020年4月27日）的雄安新区、大同、满洲里、营口、盘锦、吉林、黑河、常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湖州、嘉兴、衢州、台州、丽水、安庆、漳州、莆田、龙岩、九江、东营、潍坊、临沂、南阳、宜昌、湘潭、郴州、梅州、惠州、中山、江门、湛江、茂名、肇庆、崇左、三亚、德阳、绵阳、遵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延安、天水、西宁、乌鲁木齐。在前三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名单中共有35个城市，其中的26个城市已布局自贸试验区，并成为当地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区域。因此，自贸试验区要对标上述国际数字经济方面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为我国在深入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过程中进行“压力测试”，引领我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同时，自贸试验区改革带来的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优势，有效推动了物流、资金、信息、人才的自由有序流动，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构建了更加便捷、灵活的生产要素流动机制，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些都有利于以新技术、新模式为特征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新体制、新机制与新技术、新业态的有机融合和有效互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繁荣，使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者、引领者，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三）产业数字化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产业转型的强力支撑

***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①***：《***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07页。因此，要依托大数据资源，构建数字化产业平台，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重构制造业产业链条，实现制造业由关注产品生产向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转型，通过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同时，通过数字化重构产业链的垂直分工，推动数字技术和企业经营、科技研发的融合，推动采购、运输、销售等传统服务转型升级。②李天宇、王晓娟：《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双循环”战略: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经济学家》2021年第5期。2020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43.4%，第二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22.1%，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5.8%。③新京报网：《北京数字经济研究报告》，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2918282914128.html，2021 年8月26日最后访问。尽管北京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渗透率居全国前列，但与同期德国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到60.4%、45.3%、23.1%，英国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到58.1%、32.0%、27.5%相比，仍有较明显的差距。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我国自贸试验区的空间布局上看，东部科技发达地区承担着建设我国重要科创中心的任务。上海、北京等地区在推进数字经济软硬件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成为科技创新攻坚的重点。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通过数字化实现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东北地区的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引擎——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明确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建成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要求；④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印发6 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16 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8/26/content_5424522.htm，2021年5月26日最后访问。辽宁自贸试验区明确要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提高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⑤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15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284.htm，2021年5月26日最后访问。

自贸试验区将信息和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融入设计、制造、经营和服务等各个环节，可以有效地加速生产要素的聚合和重组，推动传统加工制造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延伸资源深加工产业链，提高高端产业智能化水平，有效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

二、自贸试验区推进数字经济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发展轻规范,数字经济法治建设的引领作用不够

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均把数字经济发展作为产业转型和扩大开放的重要抓手，但对数字经济如何打破原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认识仍不够深入。基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相关法律、制度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自贸试验区在数字经济法治创新层面发挥的引领作用不够，针对数据资产的权属划分的改革试验举措较少。

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庞大的数字资源为基础，尤其是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支撑下，数据分析与计算成为数字资源的支撑力量。数字经济对人们的生活渗透得越多，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就越全面，不仅包括人的指纹、面貌、身份、住址、电话等信息，也包括个人喜好、性格等多个方面。这些信息在人们参与数字经济活动中被企业获取，企业在商业活动中极易滥用个人信息，甚至因信息安全漏洞造成个人信息泄露。①潘贺桥：《数字经济的风险和资本无序扩张的预防》，《商讯》2021年第5期。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于用户，但经过加工、处理后的数据的权限归属没有被明确。目前，只有少数自贸试验区试水数字经济产业化法治建设:上海、北京等自贸试验区在数字经济数据归属等方面进行探索；上海、海南等少数自贸试验区在探索数据跨境交流方面提到“安全”的概念；广东省试行《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规范。但是，自贸试验区在数据资源管理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存在空白: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保护尚未成为制度创新的重点；事中事后监管方面改革落后于数字经济发展。自贸试验区在数字经济市场竞争、反垄断等方面，在解决传统经济未触及的领域，要更充分地发挥其探索作用。

（二）重硬投入轻软建设,打造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机制不完善

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核心科技创新。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研发水平密切相关。在上海、北京、深圳等东部沿海自贸试验区，针对数字产品、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大，研发环境好，具有一定的科技核心竞争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自贸试验区多发展以代工为主的数字产品加工贸易，在推动数字产品制造核心科技研发方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产品核心竞争力不强。自贸试验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数字产业化进程的关键是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布局。比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0—2025）》中提出，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0—2025）》的通知，https://www.lgxc.gov.cn/contents/108/26007.html，2021年5月26日最后访问。在临港新片区，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推进5G、光纤宽带、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及边缘计算等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③澎湃新闻：《临港新片区新基建规划：探索国际互联网访问监管模式》，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481643454321441&wfr=spider&for=pc，2021年4月25日最后访问。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中提出，④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108/t20210803_2454581.html，2021年8月25日最后访问。要通过5至10年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既涉及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也涉及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但是，自贸试验区在推进的新基建工程时，往往更注重投资，更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领先，而忽视了相关运营体制机制的建设。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调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其“试验田”作用，先行先试，探索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自贸试验区在着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的同时，还要在加快市场化运营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融入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加快推进产业新旧技术和设施的迭代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⑤刘多：《“新基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经济参考报》2020年6月16日第7版。

（三）重数字产业化轻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赋能机制建设不足

数字经济发展重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要依托大数据资源，构建数字化产业平台，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重构制造业产业链条，实现制造业由关注产品生产向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转型，通过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重构产业链的垂直分工，推动数字技术与企业经营、科技研发的融合，推动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和科技创新。⑥张岩：《数字经济给企业用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年第15期。

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中更注重数字产业化方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发展较快，而在产业数字化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不完整，传统制造业企业中龙头企业数字化较快，中小企业数字化程度不高，产业链上企业之间数字化程度存在互相制约的问题，加之不同行业之间数字化水平差距较大，导致跨行业数字化生态体系还不够完善。自贸试验区在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方面，往往采取相关政策主导推动，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支持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但在从体制机制上推动传统制造业等市场要素数字化方面发力不足，无法为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工业互联网模式的集成解决方案，没有充分发挥其对传统产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自贸试验区在推动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上需要探索更多有效的制度，加快推动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放大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新引擎作用。

三、自贸试验区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创新路径

（一）服务数字产品研发,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模式

数字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既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包括操作系统、应用系统等软件行业，特别是关系到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产品是实现数字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基石。但是，这些核心技术具有知识高度复杂密集、产业门槛高等特点，其实现技术突破的周期长、难度大、风险高，比如极紫外光刻机、操作系统以及专业设计软件等都需要长期的研发投入、迭代升级，才能生产出具有领先地位和垄断地位的产品。近年来，我国在数字产品核心关键技术突破上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由于我国数字产品研发生产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原始创新投入不足，导致数字经济相关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严重，一些关键环节仍然受制于人。因此，自贸试验区要发挥制度创新优势，推进有助于核心技术突破方面的体制机制的创新；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政府、社会、企业各方面积极性，整合人才、资金、项目等各方面要素资源，探索形成创新链、资本链、产业链等各环节融合互补的机制；要搭建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及高校、高科技企业之间协同攻关的技术研发联盟；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经费补助、成果奖励、股权激励、税费优惠等制度，对相关专家的生活配套政策给予支持；要完善资本链支持机制，政府要加强对核心关键技术突破的资金支持，设立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突破专项基金，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研发机构，围绕数字经济创新需求，瞄准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研发成果转化应用。通过提供价格补贴等形式激励数字产品关键核心技术的初期创新，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对数字产品关键核心技术市场化的技术创新特征和创新方式的评价，结合数字产品关键核心技术市场化情况，对研发者和科技成果转化者予以价格补贴，将价格补贴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探索完善有利于数字产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激励机制。要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制度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保障企业和专家稳定而持续的发展预期和收益。要完善产业链支持政策，建立国产数字产品政府采购支持政策，充当数字产品创新的先导客户。通过政府采购支持国产数字产品研发、生产乃至整个供应链的完善。并通过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采购发出积极的引导信号，激励数字经济产品创新，从而降低产业创新风险，为数字产品的技术创新突破提供必要的市场激励。①方霞、史宪睿：《区域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知识产出的影响》，《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年第13期。

（二）服务新基建部署,创新投资运营模式

新基建包括5G、新一代全光网和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灾备中心等存储基础设施、超算中心等算力技术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实现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举措。从产业发展的历史上来看，基础设施一般作为公共设施，主要由政府或者政府投资的企业来提供。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等特征。这一行业的技术门槛高，初期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且回报周期较短，大多数属于新兴产业，这就要求其投资运营模式应有别于传统基建。

目前，我国特许经营管理的相关法规主要针对传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领域，没有涉及新基建方面。要探索和完善新基建的社会资本准入机制，充分考虑新基建的投入和运营对创新能力的要求较高，调动创新要素资源活跃的企业（包括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参与，以形成多元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格局。自贸试验区应在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建设、管理和运营方面加以探索，完善社会资本进入新基建领域的准入、运营机制，达成新基建投资共识，即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机制，创新新基建的投融资模式。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加强新基建投融资的管理和整体的规划建设，使新基建的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建设，充分保护和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的积极性，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领域的建设，以财政收入、专项债和平台公司融资等方式，丰富政府投资建设资金，推进公共事业领域的新基建建设。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经过长期技术积累，应该成为新基建的主体。在5G技术、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巨大，且有大量的用户群体。①熊志杰、陈迪波、胡怡彰：《新基建领域投资模式的分析与研究》，《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1年第7期。企业通过对新基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自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从而加快市场拓展；并通过自有资金和市场融资推动新基建的完善，带动自身和相关产业发展。新基建与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密切相关，应用场景丰富，对相关产业带动作用明显，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回报预期。要借助新基建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投资回报机制，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到新基建中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充分发挥政府资金、政策优势和企业产品技术优势，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充分放大新基建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在金融服务创新方面，结合新基建的特点为参与建设的市场主体设计更多金融服务产品，降低企业的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三）服务新业态发展,创新服务和监管模式

数字经济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了资源配置和市场交易的效率，具体表现在:加速了产业成长和企业扩张的速度；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网络平台经济方兴未艾，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和协作。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经济运营方式的变革，也对政府政务服务和监管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自贸试验区要在新业态发展的服务和监管方面实现制度创新。面对新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要持包容心态，用心呵护新经济“幼苗”。在市场准入方面，要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探索建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市场监管方面，要坚持对新业态进行包容审慎监管。包容性监管的目的是给新业态的发展创造宽松的业态环境，要以“法不禁止即可为”为原则，支持新业态发展，比如在互联网医疗方面可以放宽相关诊疗范围；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方面推进封闭道路测试结果全国互认；在导航电子地图等领域降低测绘资质的申请条件等。

包容性的监管方式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新业态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但监管滞后也可能给良好的市场秩序带来负面影响，监管的审慎性就是要守住市场秩序的底线。在新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井喷式”发展的背景下，“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情况相继出现，互联网金融有别于传统金融的运行模式也给监管带来了挑战，这些行为都影响了市场的有序运行。在按照现有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处罚的同时，自贸试验区要根据新经济、新业态的实际，完善相应的监管体制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丰富监管的手段；要用新思维指导新经济、新业态的管理；要正确认识新业态的新属性，不要用旧的思维，简单套用原有的监管机制，而是应当探索建立适应新经济、新业态的监管模式。在监管模式方面构建信用监管、自律监管、平台监管相结合的新型监管，例如，根据网约车平台投资人的信用等级对其实施分类监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制定相关企业共同遵守的新业态发展的行业规则；加强对平台经济的规范管理，发挥平台经济对平台内市场主体的监管作用；探索弹性监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电商产品召回制度、无条件退换货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与集体诉讼制度等。①杜传忠、陈维宣、胡俊：《中国新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监管思路》，《长白学刊》2018年第4期。同时，要着力了解、密切跟踪、深入研究新业态的发展的规律和存在问题，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加强对新业态经济行为的数据收集、分析和预警，结合新业态特点和实际探索新经济的监管新模式。

（四）服务新场景应用,创新数据治理机制

新场景是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为满足特定的人群的生活需求而出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新场景强调以人为中心，抓住移动互联网时代时间的碎片化，有效利用互联网联结了人、物和场景，快闪店、明星店、买手店、文创书店等新型业态场景就是新场景的实例。

自贸试验区要建设推动新场景落地实施的制度机制。变革产业发展的观念，探索新场景开放的模式，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基于新技术应用的新场景发展；围绕智能制造、智能金融、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特色产业；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市场资源要素的保障力度，强化对相关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支持；推动技术研发倒逼技术迭代和科技创新产业成果转化与应用，促进多元化场景应用示范项目的落地实施。自贸试验区要围绕5G技术的应用，培育新场景的创新生态，打造网络层、云基础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协同发展、协同创新的生态；支持企业加大相关领域投入和应用项目的建设，积极引导政府和相关科研院所、企业协同联动；对接市场需求和协同创新，通过联合攻关、共同研发等方式促进新场景产业链完善；繁荣区域内新场景业态的集聚发展。

在推动新场景应用发展的同时，自贸试验区要加强对新场景应用的数据管理，探索出数据的有序开放模式，建立政府及公共服务机构数据的开放共享机制；完善细化政府信息开放规则，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数据管理能力；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制定数据交换的标准化规范，健全数据评估和定价机制，探索用市场手段推动数据的交流和交换；加强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促进数据市场的合理竞争，打破市场垄断造成的数据鸿沟；深入推进数据在社会经济各方面、各领域的开放、交换和共享，充分发挥数据在各领域新场景应用的基础作用；鼓励企业用好相关数据，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更多应用场景；要建立数据的长效治理机制，重点完善应用数据的产权制度、保护制度和流动制度等，对新场景应用产生的个人数据、商业数据等要进一步明晰产权归属，加快建立应用数据的隐私保护和安全审查机制；要建立各类数据的交易机制，对数据产品进行科学分类，促进数据要素在生产各环节的有效衔接。数据产业交易既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有效挖掘，又要生产针对技术原始交易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比对的阶段性产品，从而实现数据产品维护、开放、交易等环节的有效衔接，建立科学、完善、便捷的数据交易生态系统。②何玉长、王伟：《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理论阐释》，《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此外，自贸试验区还要加强对数字资源的整合，促进数据资源的合理流动，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通国际规则的制定。③胡振雄、李蕾：《数字经济发展还缺少哪些制度》，《学习时报》2021年6月4日第3版。

（五）服务数字赋能,创新数据共享应用

数字化制造与定制化生产是基于数字化分析与应用，以更高的速度提取知识，实现制造业的调整与创新。当下，我国正在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数字赋能传统产业的过程中，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自贸试验区要推动企业将数字化应用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要加快数字工厂、智慧车间建设，利用数字技术、数字管理改变传统的生产链流程。

在传统产品制造过程中，设计环节通常由生产商主导，并最终推向消费者。而在数字化产品制造过程中，具有创意的消费者往往会直接参与产品设计，并成为设计的起点，进而导致整个供应链流程的转变。因此，自贸试验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要推动企业由传统产品导向向客户导向转变，实现产品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的开发利用；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壁垒，有效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构建数字化商业生态系统，①钱艺文、黄庆华、周密：《数字经济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逻辑与路径》，《创新科技》2021年第3期。不断提高传统制造业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被日益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改革不断深入，正在逐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政府建设改变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它通过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挖掘，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的精细化、社会资源配置的科学化、应急事件响应的动态化；实现了各类管理数据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互联互通；推动了政府治理的一体化、系统化。区块链、人工智能的新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政府治理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推进了政务服务的公开透明。但是，新技术的应用也对数据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健全数据管理的安全保障机制和数据的校核修正机制；要加强数据资源的监管，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要加强对数字资源的保护，确保政府数字治理过程中的安全可控；要根据各部门、各层级的数据的重要性和使用频率，建立分级分类的数据管理机制；要加强数据使用、传输、共享中的安全防护，防止数据信息的泄露、篡改和滥用。自贸试验区在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建设方面更要明确政府、社会、企业等各主体在数据应用方面的数据使用权限，确保数字管理制度建设的合理分工、有序推进，从而有力推动我国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