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学者关于贫困成因的理论——兼论“四元贫困主因论”

程恩富 张 杨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2.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0）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困成因的研究是本质与现象相结合、全面系统的，而“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银行诺奖”①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名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的该奖项并不属于1895年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5个奖项，是瑞典的右翼经济学家为了反对凯恩斯主义和左翼经济学而鼓动设立的。）得主班纳吉和迪弗洛对贫穷成因的认识，只是分析贫困的表象和细节问题而非本质问题。因此，笔者在此进行比较研究，并依据中外反贫困的实践及其效果，提出“科技、制度、法策、个体”的“四元贫困主因论”。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成因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困成因的研究，最本质的分析维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层面的贫困，而其他维度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大都是紧紧围绕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展开。撇开自然条件、发展水平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主多辅”的分析体系，即“产权因素为主体，分配、法策、教育、战争、疾病五因素为辅体”这一贫困成因理论体系。

（一）产权因素

资本主义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即因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占有所引发的贫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劳动阶级贫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随着劳动过程中集约生产与协作生产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生产资料的使用和整个国民经济也越来越社会化。但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仍被极少数资本家占有，从而造成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和对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即“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占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占有者”。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8页。工人的劳动同其自身相异化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绝不是资本家所宣称的他们养活了工人，实际情况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却使自身陷入贫困。

（二）分配因素

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分配方式。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分配方式必然是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只能凭借法律上的劳动力所有权获得劳动力的价值或作为其转化形式的广义工资。列宁曾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分配关系所形成的工人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问题，并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在逐渐缓解、群众的物质福利在逐渐增长”等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工人的“生活费用在不断飞涨”“工人工资的增加还是比劳动力必要费用的增加慢得多”，而“资本家的财富却在飞速地增长着”。②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在列宁看来，一方面，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但另一方面，工人在社会收入中所得的份额是相对日益减少的，所以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又是现代资本主义隐蔽性质的特征。③当下不宜轻易批判西方国家大众“消费主义”，而要重点批判过度消费信贷这一资本主义剥削和消费的重要新现象和新特点。

（三）法策因素

资本主义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不仅涉及的范围有限、保障的力度不足，还具有很强的虚假性，根本不足以消灭贫富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所制定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财税、就业、住宅以及反贫困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例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政策也会给劳动者，尤其是青年劳动者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但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使失业者可以再就业，而是为了填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商业部门劳动力的空缺，为资本家增殖资本；况且，工人在现代产业部门里不仅因机器的发展与技术的应用而被排挤到更简单的和更低级的工作中，而且工人在这种新的工作中只能获得更低廉、更微薄的收入。又如，资本主义国家强制性颁布的工厂法虽然对于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报酬的提高具有一定限度和范围内的作用，但是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和范围，资本主义的法律与政策就不会再起到任何有效的作用。这里所指的一定限度和范围，就是要确保资产阶级获得基本的利润。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工厂立法可以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54页。甚至大资产阶级正是希望通过符合资本巨头利益的较为严苛的工厂立法来达到侵占较小资本家所有权的目的，并以此来确保自身的垄断权。

（四）教育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劳动者的教育本身就是严重匮乏的。这是因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再生产这种独特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就是补偿劳动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虽然这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中也含有劳动力教育或训练的费用，但是马克思强调，“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0页。这种教育结果的不公平又是由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决定的。马克思曾以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草辫学校”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39页。来说明资本主义教育的严重弊端。“草辫学校”就是工人阶级的子女从4岁一直到12岁或14岁以前学编草辫的场所，他们以这种形式来辅助家长的劳动，而这些孩子受不到其他任何教育。其中，马克思描述的一个现象是已经饿得半死的母亲不得不指定他们完成一定量的劳动，有时孩子们回家还要再劳动到夜里12点。资本主义的这种“草辫学校”完全成了资本家奴役劳动者子女的工具，即根本无法让青少年接受应有的教育和自由发展。③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对大多数劳动阶层的子女实行国家投入较少和贷款上学的公立学校教育，以宽松的教育内容培养雇佣劳动者；而对少数富人阶层的子女实行收费很高的私立学校教育，以严格的教育制度和内容培养本阶层的接班人。

（五）战争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所导致的贫困问题时，并不局限于战争本身给国家带来的浩劫，包括对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破坏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多地依然是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战争期间资本的运行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在战争对资本需求增加的过程中，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04页。在马克思看来，在战争期间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会提高，劳动时间的强制性会随之延长，由此剩余价值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马克思对“战争贫困”的原因进行阶级分析时吸收了乔治·罗伯逊关于战争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观点。乔治·罗伯逊曾在其《政治经济学论文集》中的《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一文中指出:“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劳动；原来的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增加生产。”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04页。

（六）疾病因素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引用时任英国伯明翰市市长约·张伯伦于1875 年1 月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中的一段话:“曼彻斯特保健医官利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39页。这充分说明了恶劣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繁重的劳动任务、超长的劳动时间、最低的劳动报酬、无钱治病等因素，必然造成当时工人阶级短暂的平均寿命。马克思列举了英国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 年10 月31 日）》中所记录的英国陶器业200多个工厂的状况。报告显示，这些工厂在截至1864年的20年间停止了粉刷和清扫的工作，只在1864 年工厂法的强制下才被迫进行了些许改善。在这20 年间的日间和夜间，工人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必然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谓资本的节欲是工人阶级疾病频发的主要诱因，从而对工人阶级的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马克思对此深刻地指出:“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54页。

二、班纳吉和迪弗洛对贫穷成因的认识

“银行诺奖”评委会在对2019 年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的学术贡献的评论中写道:“在不到20 年的时间里，班纳吉、迪弗洛与克雷默开创的实证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家的工作方式。借助他们的试验方法开展的研究得出了大量重要的新发现，并让人类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能力得以持续提升。”②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理解发展和减贫》，《比较》2019年第6辑。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确把试验研究方法拓展到该领域的分支并实现了发展经济学的某种转型，并尝试从贫困阶层的视角去观察问题，正如他们所说，“要想真正理解制度究竟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必须要从思想认识上做一个转变，从底层人民的角度来看待制度”。③〔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68页。但是，他们的理论成果局限于利用随机的试验手段、现有的分配关系以及自由化的市场职能等方面，而没有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找出贫困的本质问题。因此，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认知造成贫困的真因，也不可能提出科学的贫困理论。两位学者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对于以下贫困成因进行了分析。

（一）贫困成因仅仅在于具体操作层面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从题目看似乎是在讨论贫穷的本质问题，但是实际的内容恰恰相反，他们仅停留在一些具体操作层面。而考究贫穷的本质或真因等“辩证求因”的方式却被两位作者看作一种空洞的“大问题”。“很多侃侃而谈的专家并没有讨论怎样抗击痢疾和登革热最有效，而是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贫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穷人能够受益于民主制吗?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④〔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3页。两位学者寄希望于“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挑战”。⑤〔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3页。这里所说的“挑战”，就是在具体分析每一个贫困群体或贫困个体致贫原因的基础上，要给予对应的、翔实的可行性方案。《贫穷的本质》一书在反复讨论几个类似性问题，如“通过什么办法可以让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们遇到了哪些障碍?是起步的花费较大，还是起步容易维持难?为什么花费会这么大?穷人意识到福利的重要性了吗?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呢?”⑥〔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前言。按照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理解与逻辑，“贫穷的本质”完全可以理解为若干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对此他们解释道，“道理很简单，只谈世界上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去谈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只能导致社会瘫痪，而非进步。因此，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⑦〔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8页。两位学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案例，并期望以这些对照试验的案例来指导穷人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采取有效对策。

首先，蚊帐究竟是为贫困人群赠送，还是有价销售的问题。在非洲儿童因疟疾而丧生的对策中，班纳吉和迪弗洛提出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可以有效地挽救因疟疾而遭受威胁的生命。实际上，一个蚊帐能否降低一家人感染疟疾的概率并不是两位作者关心的重点。他们真正想做的工作是从泛泛而谈蚊帐对于治理贫困的效用转向具体分析蚊帐应通过援助方式提供还是应自行购买。于是，他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人们必须全价（或者至少是全价的一大半）购买蚊帐，他们是否会放弃购买?第二，如果蚊帐是赠送的，或者以优惠价卖给人们的，他们是会使用这些蚊帐，还是将其浪费掉?第三，如果人们以优惠价购买了蚊帐，那么一旦以后价格不再优惠，他们是否还愿意去购买呢?”。①〔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9页。针对究竟赠送蚊帐还是有价销售蚊帐更能有效治理疟疾的问题，两位学者给出的答案可以引入模仿医学中为评估新药效力而采用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帕斯卡利娜·迪帕曾经在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进行过类似的试验。这种试验无非通过随机选定上述三个问题的不同代表小组，然后对接受不同蚊帐价格的行为进行比较，以此再决定发放蚊帐的具体方式。

其次，化肥的获取究竟是靠援助，还是靠购买的问题。《贫穷的本质》一书中列举了肯尼亚索里村的年轻农民肯尼迪依靠免费领取的化肥攒下了一辈子的积蓄。也就是说，如果肯尼迪不通过免费领取化肥的方式就无法逃离贫困的陷阱。但是另一种质疑的观点认为，如果化肥的使用对于解决肯尼迪的贫穷问题如此有效，那么他为何不想办法在此前就购买一点点化肥来提高土地的产量，并利用挣来的钱再去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呢?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两位学者的建议是要对两种策略，特别是后一种策略进行具体的可行性分析。他们认为，通过渐进式积累的方式可能过于理想化，比如说“化肥或许只能批量购买，或许在使用过几次之后才有成效，抑或将收益再次投入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利”。②〔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3页。

再次，补贴是否对反贫困具有效用的问题。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会在健康领域支持扶贫补贴，因为仅凭市场手段无法根除贫困。从中可以看出，两位发展经济学家承认治理贫困离不开政府必要的补贴。他们通过杰茜卡·科恩和帕斯卡利娜·迪帕进行的TAMTAM 试验得出结论，并非购买蚊帐的补贴越高就一定意味着蚊帐的浪费程度越大。科恩和迪帕的试验发现“60%～70%曾买过蚊帐的妇女确实都在使用。在另一次试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蚊帐的使用率上升至90%左右”。③〔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68页。通过这组数据，班纳吉和迪弗洛得出补贴不会直接降低蚊帐使用率的结论。

最后，小额贷款是使穷人跃升为企业家的重要手段。班纳吉和迪弗洛说:“小额信贷运动中的很多人都同意尤努斯的世界观，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潜质。”④〔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230页。他们紧接着就对无产者如何成为企业家进行了观察。他们根据穷人通过借贷成为企业家的案例来说明在穷困的国度中有很多低收入人群同样具有企业家精神。在他们看来，这些贫困出身的企业家虽然具有很高的创业风险和返贫可能，但是小额贷款这样的“最初的馈赠及支持”开启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即“只要能够得到机会，即使遭受过重创的人，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并摆脱极度贫困”。⑤〔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235页。当然，两位学者也承认小额贷款帮助穷人在创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实际上不可能为穷人找到一条逃脱贫穷的道路，并把其中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他们借不到足够的钱跨越驼峰”。⑥〔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247页。

（二）贫困成因在于过度依靠援助或过度依靠自由市场

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看来，当今世界真正贫穷的国家都具有一些共性，比如“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四周被陆地所包围”⑦〔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3页。等自然原因，而这些极度贫困的国家如果没有长期且有效的投资，就很难提高生产力并改变当地贫困的面貌。对因为极度贫穷而无法支付任何投资回报的国家进行投资，被西方经济学家们称为“贫困陷阱”。就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纽约大学的萨克斯为代表，认为应积极开展对穷国的援助并辅助其在关键的产业领域投资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如果富国在2005—2025 年间每年拿出1950 亿美元的资金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 年便可以完全得到解决，但是如果不对穷国进行援助，那么穷国就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而陷入越来越穷的陷阱。所谓的“贫困陷阱”也是两位学者展开论述的起点。在解决穷国贫困问题是应该依靠外部援助还是内生动力的抉择中，两位学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抉择的泛泛比较，而在于继续延伸两种抉择，即在具体的事例中给出解决贫困问题具体的措施。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要告诉你的不是援助的好与坏，而是援助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是否带来了好处”。①〔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5页。他们还认为，对于“贫困陷阱”存在与否的判断是制定正确扶贫政策的关键，而且错误政策的制定“并非来自动机不良或腐败，而仅仅是因为某些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世界模式是错误的”。②〔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9页。针对萨克斯所提出的“贫困陷阱”以及各种必要的援助措施，班纳吉和迪弗洛通过列举一些随机性的试验对其进行了质疑与反证。比如，他们通过杰茜卡·科恩和帕斯卡利娜·迪帕在肯尼亚所进行的试验得出结论，贫困人口对于蚊帐的价格非常敏感，而且也习惯于免费领取蚊帐或是以接近于零的超低价格来购买。这就造成贫困人口容易陷入即便自己的收入有所增长也几乎不会为下一代购买蚊帐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与班纳吉和迪弗洛所期望的“S形曲线的右半部分”，③〔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59页。即通过收入增长来改善健康状态的良性循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另一种观点以曼哈顿的威廉·伊斯特利为代表，认为对穷国的援助因为无法解决内生的发展动力，因而是弊大于利的。除了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白人的负担》中阐明了上述观点之外，曾在高盛投资公司及世界银行任职的丹比萨·莫约曾在《援助的死亡》一书中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对穷国的援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内生发展问题，反而会削弱穷国按照自身特点来解决贫穷问题的能力，最好的准则就是“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接受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④〔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4页。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贫困陷阱”根本就不存在，而且这是“一个残酷地诱骗穷国的伪概念”，⑤〔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2页。其原因在于贫穷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伊斯特利还强调，“自由意味着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在人类的种种发明之中，自由市场的能量被大大低估”。⑥〔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266页。而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看来，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针对经济学家们的两种观点，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无论是依靠援助，还是依靠自由市场都没有深刻地理解贫困的本质，而贫困的本质就在于迄今为止没有通过具体的试验方法来解决每一个地区或民族具体贫困问题的案例。对于治理贫困问题之所以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的世界观不同。其中，萨克斯在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过程中重视为贫困人口提供生活、学习等用品并激励孩子们上学接受教育；而伊斯特利以及莫约等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就反对援助，认为援助会使对方政府变得腐败，特别是如果对方不想接受援助或孩子们不想上学而强迫对方接受，这就是不尊重对方的自由。

（三）贫困成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过度模型化

与西方经济学过度模型化、数字化不同，班纳吉和迪弗洛更为注重通过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对照试验结果来分析哪种具体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摆脱贫困。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两位学者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所造成的贫困格外注重。他们认为，穷人通常会缺少信息来源，并且容易受一些虚假的信息误导。他们指出:“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①〔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6页。在他们看来，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于富人的影响要比穷人小很多，因为在富裕国家生活的人们周围充满了许多无形的助推力，比如不用想着早晨在水里加消毒剂、不用担心孩子何时接种疫苗的问题、不用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等等。也就是说，富人“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②〔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80页。

可见，班纳吉和迪弗洛之所以能够获得“银行诺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提供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新视角，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过度数字化、模型化提出了质疑。班纳吉和迪弗洛说:“经济学家都喜欢简单（有人称之为单纯化）的理论，他们习惯用图表来表现这种理论。”③〔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3页。从中可见，通过单纯的数理化来阐释经济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经济学是一种简单且浅显的理论。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两位学者仅仅绘制了两幅重要的曲线图（S型曲线和反向L型曲线）分别来表示“贫穷陷阱”存在与不存在的模型。通过这两个简单的图表，他们明确写道:“这两个简单的图表所包含的理论传达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即仅靠理论是不够的，要想真正回答‘贫穷陷阱’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现实世界能否由图表来表现。”④〔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6页。班纳吉和迪弗洛所绘制的这两幅图表一方面旨在用直观的方式来展现是否存在“贫困陷阱”，另一方面旨在说明仅仅使用模型无法再现现实的世界。对此，他们进一步说:“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个事例作出判断:如果我们的故事与化肥有关，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关于化肥市场的一些现实情况；如果是关于存钱的分析，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穷人是怎样存钱的；如果是关于营养和健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研究与此相关的领域。”⑤〔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6页。总之，他们得出可行性方案的前提是进行一系列不同的试验，并在时间和空间上考虑到不同的调研对象和干扰因素，力争得到可靠的证据与理论。

（四）贫困成因在于供应教育失败

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看来，治理贫困除了援助政策具有争议性之外，教育政策也是长期争议的主题。他们指出:“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⑥〔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80页。他们把政府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对教育内容的要求、对教育过程的管理等看作“供应学校教育”，将其讽刺为“供应达人”或“供应商”，并强调这要与反对任何形式政府干预的西方供给学派相区别。从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认为教育领域不存在“贫困陷阱”，从总体上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化变革。班纳吉和迪弗洛用数据证明了“供应达人”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东亚及南亚带来的小学入学率提高、辍学率下降等变化，却把重点放在说明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低下、教师的懒惰、孩子的厌学情绪高涨。面对他们所质疑的公立学校，两位学者又搬出他们常用来引证的包括伊斯特利在内的批判家，并把其赞美为“需求达人”。这位“需求达人”所给出的建议就是“除非有明确需求，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供教育”。①〔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89页。在他们看来，“需求达人的核心观点是，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人民投资于教育就像投资于任何其他领域一样，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未来的收入”。②〔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90页。他们虽然认为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如义务教育等对降低儿童死亡率有很大的益处，但又提出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容乐观，并引用了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所提出的“非洲国家的教育投资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毫无助益”。③〔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95页。他们认为，私立学校总体上较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更高，而私立学校的不足之处在于市场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然，他们认为“需求达人”不仅存在于教育领域，保险业在治理贫困过程中也存在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而当他们注意到市场所能提供的险种只覆盖有限的灾难性情况时，又提出“一个真正的市场出现，政府必须挺身而出”，④〔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75页。政府应为穷人购买天气险等提供必要的补贴，而当人们看到保险的好处以及市场再次繁荣时就可以取消补贴了。他们把这种方式看作“一个利用公共资源促进共同富裕的好方式”。⑤〔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76页。

当然，班纳吉和迪弗洛在论述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在教育贫困中的差异性的同时，还关注了在更深层次的社会层面的教育体系问题，并强调了这一体系中出现的有失公平和浪费资源等问题。在教育结果不公平的背后，他们意识到这种结果不公平是由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不公平决定的，并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他们指出:“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仅可以去教学质量更高的学校，还可以在学校里享受很好的待遇，从而使他们的潜力得到真正的挖掘。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这样的学校一开始就会表明……孩子们只能默默忍受，直至退学。”⑥〔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11页。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把发展中国家教育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⑦〔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13页。他们提出的解决教育两极化问题的建议是建立“一种双重教育体系”，⑧〔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景芳译，第117页。并在建立过程中注重开发核心能力、研发技术辅助、降低家长预期。这种教育体系无非就是设置适应阶层特点的教育环境，无法从根本上决定教育贫困的问题。仅寄希望于从“科技手段”的层面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及教育环境，而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着手，最终只能陷入机械的唯生产力决定论之中。

三、“四元贫困主因论”的提出

在上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外反贫困的实践及其效果，我们撇开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一般具有暂时性的各种灾难，便可以确立“科技、制度、法策、个体”的“四元贫困主因论”。各主因之间既是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或密切相关的。

一是科技的缺少。这是指科技总体不发达或缺少某种科技而导致的贫困。从生产力层面分析，由科技水平形成的某国家或某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自然生态环境，必定会对贫富格局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科技和生产力相对不发达，以及由此制约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能力增强，往往造成反贫困进展缓慢，而科技和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地区的贫困则相对较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8 年以年人均纯收入100 元为贫困线，当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5亿，贫困发生率为30.7%。①1978—2000 年农村居民贫困状况，http://www.stats.gov.cn/ztjc/ztsj/ncjjzb/200210/t20021022_36893.html，2021年4月24日访问。既然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积极反贫困措施并取得重要成效，为何至改革开放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依然不少?其主因就是这一时期在总人口激增的情况下，科技和经济发达的程度还不够。

二是制度的缺陷。这是指社会基本制度的缺陷而导致的贫困。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按资分配和唯市场化的基本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多党轮流执政的基本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的基本文化教育制度，必定会对贫富格局产生重要的制度影响。这就是为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消灭绝对贫困，更谈不上缩小相对贫困的主要缘由。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始终不存在消灭绝对贫困的基本制度障碍，而能不能缩小相对贫困则相当大程度取决于非公经济所占的比重。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总书记宣布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自2012年至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②***：《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创造了人类减贫历史上的“中国奇迹”，并为全球反贫困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充分表明在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不仅不是反贫困的障碍，而且是反贫困的巨大优势和保障。

三是法策的缺位。这是指法律、法规、政策的缺位而导致的贫困。从法策层面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痼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有关反贫困的法律、法规、政策往往不及时、不到位，且资产阶级各政党意见分歧、互相扯皮、言行不一，从而对贫富格局产生重要的法策影响。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只要经济发展实力具备和执政党有决心，便可以及时制定和高效实行到位的法策体系，用举国体制机制在较短的时期内攻坚解决贫困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实践印证了这一点。1986 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 年改称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扶贫工作，逐步明确贫困标准，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标志着反贫困工作的制度化；1994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200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讨论通过《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提出解决极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巩固温饱成果的目标；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明确了“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任务，推进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2 年至2017年，党中央实行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双轨并行的机制，保持对贫困人口的兜底性制度安排，并加大开发力度；2019 年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党中央对脱贫攻坚战作出新的部署，从而在防疫背景下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四是个体的缺点。这是指个人及其家庭的素质缺点而导致的贫困。从个体层面分析出发，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的痼疾，加上个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反映在个人及其家庭的问题和缺点很多，从而必定会对贫富格局产生重要的个体影响。有舆论一味片面指责贫困的个体，殊不知倘若一个社会长期普遍存在诸如贫困（或腐败、犯罪、信仰）等问题，那么肯定主要是涉及这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框架体系有问题；倘若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体系没有大问题，那么才能主要归结为个体问题。这属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症结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国反贫困的基本框架体系及其成功经验，美国和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反贫困的基本框架体系及其失败的教训，均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诚然，任何国家均应高度重视个体反贫困在健康保障、社会保险、教育引导（包括消除“躺平等靠”的宣传教育）、技术培训、互助合作、劳动竞赛、资金支持等多方面的工作，以便积极促进个体自立自强地走出贫困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