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金代前期礼制的建构与发展

王美华

（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6）

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灭辽国亡北宋，入主中原，最终与南宋对峙，成为中国历史上继唐、北宋之后又一个中原王朝。作为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金自建国称帝就开始了效仿、承袭中原王朝体制的明确进程，其中礼制文教建设备受重视，典章体系建构明晰，成为女真民族汉化的重要标志。今即梳理金前期礼制建构发展的基本轨迹、主要内容及相关问题，以期深入探讨金代前期礼仪建置的特征及其意义。

一、金代前期礼制建构与发展的进程

金王朝建国之前，女真族的汉化迹象并不明显，其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统治并依其族俗。随着与辽朝的矛盾激化、抗辽战争的推进，女真建国提上了日程，遂有建国称帝之举。收国元年（1115）正月，官属诸将奉上皇帝尊号，完颜阿骨打“即皇帝位”，取国号为“大金”。①《金史》卷二《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页。女真人仿汉制建国称帝，也就意味着其遵用汉仪的开始。尽管其初对汉仪的具体遵用仍很有限，甚至对君臣尊卑之别亦不十分明了。如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为君也，其时“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炎兴下帙六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97页。随着占领区域的不断扩展，降附者日趋增多，辽朝旧臣、汉族士人、渤海之人等皆有入朝为官者，典章制度体系的汉化倾向逐渐加快。天辅三年（1119），渤海人知枢密院杨朴就曾进奏建言云:“惟我国家兴自遐荒，朝仪、典章犹所未备，以中朝言之，威仪、侍卫尊无二上，诸亲从、诸王部族尊贵者驰驱戎行，虽不可尽责，其自番汉群臣以下宜致敬尽礼，所合定朝仪、建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③（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一《太祖武元皇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显然此时已经有了制定朝仪典章、辨别君臣尊卑定序的讨论。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在发动对辽攻势之际，曾特别颁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①《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36页。这一诏旨表露出其时女真统治集团对创建礼仪典制、遵行礼乐的用意和需求。

金太宗统治时期，在承袭太祖朝礼制创建的基础上，根据统治地域扩大后社会发展之态势，继续建构推行各项国家制度。及获辽主于应州，“始议礼制度，正官名，定服色，兴庠序，设选举”；其后颁诏中外，推行官制。②《金史》卷七六《完颜宗幹传》，第1742页。金太宗时开始明确限制某些旧俗，例如禁止同姓通婚，③《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57页。诏令继父继母之男女不得相嫁娶，④《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61页。等等。礼制建设进程亦得以继续推进，礼文制度议定不断。在灭辽克中京之际，得其“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发运北上金京。天会四年（1126），金军攻克北宋都城汴京，“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⑤《金史》卷二八《礼志一》，第691页。“得宋之仪章钟磬乐簴，挈之以归”。⑥《金史》卷三九《乐志上》，第882页。金人之入汴京，时赵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桀然备具，金人掠取图籍、车辂、法物、仪仗而北归，明确是为仿效、遵用其典章礼乐。虽然此时“方事军旅”，“未遑”多讲礼乐之事也，但此举为金代礼制的初步建构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却是毋庸置疑的。及战事稍息，政局稳定，遂重视文治诸事，天会十二年（1134），“初改定制度，诏中外”，⑦《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65页。意在全面推行汉制，议定礼仪，建构国家的典章体制。⑧关于金太宗时期的仿行汉制、议定礼制，任文彪考究了天会十二年的“改定制度”诏书，认为：天会十二年的“改定制度”，实为金朝汉制改革的一大关键，自此之后，金中央朝廷“开始全面采行汉制”。熙宗时代“将汉制改革全面推向深入，皇帝制度、官僚制度、礼仪制度逐步完善，专制皇权也得以最终确立。”（参见任文彪：《文献、典制与政治文化：金朝礼制史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13-121页。）金太宗统治时期，既有灭辽克宋继而入主中原的政治格局，又有众多辽朝仕宦、中原文人的入朝任职用事，更有辽代仪制、赵宋典礼的制度基础，可谓是金代前期国家礼制体系建设的展开时期。

金太宗以后的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金代国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礼制建设也在不断推进。金熙宗完颜亶本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史载其“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炎兴下帙六十六，第1197页。金熙宗统治时期，颁行新官制，仿汉制建宫殿，“始设仪卫将军”，⑩（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三《仪卫》，第475页。创建仪卫内庭诸制，“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卫禁之法，实自此始”。⑪《金史》卷四五《刑志》，第1015页。或云始有内庭之禁也。又定出行规仪，“迨幸燕，始乘玉辂，服衮冕”，“仪从方整肃”。⑫（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三《仪卫》，第475页。皇帝至尊威严崇重，宗亲贵族再不得任意随时入见。天眷二年（1139），“命百官详定仪制”，确定百官朝参所用朝服及皇帝所御冠服。⑬《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第74页。遵行仿汉制的冠服等级制度，着意改变此前太祖、太宗时期帝后、百官和平民的服饰差异不甚明显、严格的局面。由此开始，君臣、官民之间的服饰界限逐渐明确、森严起来。此外，又效仿汉礼，兴建宗庙、社稷，确定朝仪诸制，“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⑭《金史》卷二八《礼志一》，第691页。从宗庙社稷到朝仪冠服、从宫殿燕乐到乘舆仪卫，显然此时的国家礼制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了。

去夷狄之俗，效汉家之仪，“行中原礼制”，是熙宗时代治国举措的主要倾向，①张博泉在《金代礼制初论》一文中指出：金在熙宗时就已形成以文治国的思想，尊孔读经，以致治为治国的规模；废除女真的旧俗，行中原礼制；在民族关系上企图打破女真族与其他族的界限，强调“四海之内，皆朕臣子”，不可分别待之。“行中原礼制，是由选择走中原治国思想的国策决定的”。（《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第53-60页。）这种治国倾向在此后的海陵王统治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演化。海陵王即位之后，金代国家的“汉化”特征进一步凸显，以唐宋制度为模本，更多遵用中原礼制。海陵王统治时期，重视南北郊祀建制，用汉制修建燕京中都，太庙、陵寝、社稷等诸项国家重要礼制规仪更趋健全。君臣尊卑秩序不断深化，朝堂仪制日渐扩展。尽管《金史·礼志一》中“外而黩武，内而纵欲，其猷既失，奚敢议礼乐哉”②《金史》卷二八《礼志一》，第691页。的记述，对海陵王在位时期礼制建设显露贬责之意，然事实上海陵王在位时礼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是无可置疑的。也正因此，清人即曾指明:金熙宗与完颜亮之时，“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而尽忘本国言语，③《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四一《王礼考·皇帝冠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5册，第111页。尽抛本族旧俗、本国之制。此言虽有夸张之嫌，亦恰恰说明了金熙宗与海陵王时期金代国家遵用中原礼制、效仿汉家典章的总体趋势，这一时期正是金代国家礼制格局的全面创建时期。

二、金代前期礼制建设的主要内容

从文献记载来看，金代前期礼制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祭天郊祀、宗庙陵寝、皇帝名号、后妃太子册礼、朝堂仪制等诸方面。今简列如下:

（1）祭天郊祀等礼仪的施行。金建国之初“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④《金史》卷二八《礼志一》，第693页。主要行于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三次拜天场所并不相同: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⑤《金史》卷三五《礼志八》，第826页。正因女真本有拜祭天的旧俗，用以满足其敬天祈福之需求，所以模仿汉制实际举行郊祀祭天之礼较晚。⑥按《大金国志》记载：金太祖天辅五年五月，用杨朴议，“始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庙，颁赐番汉群臣以下有差”；又载：天辅六年三月，“郊，合祭天地，依天辅年间例施行。车骑填咽，诸大臣骨舍之属踯躅其前，仪卫不肃，无复中朝仪制矣”。（《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太祖武元皇帝下》，第24、29页。）按《金史·太祖本纪》中此二时间皆无郊祀祭天的记载，且当时尚无置郊坛、建太庙之事。由此，这一记述的真实性需要质疑。至金太宗即位时“乃告祀天地”，仍是“盖设位而祭也”。⑦《金史》卷二八《礼志一》，第693页。金熙宗时期，朝臣虽已有论及郊坛建制，并始有修筑之举，但是其时仍尚未实际举行仿效汉制的郊祀祭天之礼，依然遵行国俗的拜天之制。直至海陵时期，始重视郊祀祭天礼制，史称: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祀之制”。⑧《金史》卷二八《礼志一》，第693页。按《大金集礼》卷一《帝号上》所载，天德二年（1150）二月百官奉上尊号，三月行奉册之礼，“受册前三日，合遣使奏告天地，昊天于南郊，地祇于北郊”。⑨《大金集礼》卷一《帝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7页。史籍所载，其时关于南北郊的设置以及相关的祭祀礼仪、奏告仪制，已有议定，奏告天地的仪制曾不止一次地举行过。⑩陈戍国于《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书中亦认为：“金帝海陵以前无郊祀”，及世宗践祚，始有郊祀之礼。（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8页。）

（2）宗庙、陵寝的建制。金国之初，因女真旧俗，祖宗祭祀不修，亦未建置宗庙。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崩，葬于上京宫城之西南，“建宁神殿于陵上，以时荐享”，①《金史》卷三○《礼志三》，第727页。此可谓是金代国家宗庙建置、祖宗祭享礼制的开端。自是以后，“诸京皆立庙，惟在京师者则曰太庙”。但此时只是太祖庙祭，并不是中原礼制意义中的诸代祖宗祭享之所的太庙。此外，“或因辽之故庙，安置御容，亦谓之庙”。②《金史》卷三○《礼志三》，第727页。严格意义上遵循汉仪的宗庙设置、祖宗尊崇之制初步详备，是在金熙宗时期。天会十四年（1136）八月，太师宗磐及文武官僚等上议熙宗，奏请尊崇皇九代祖以下历代祖先，以示祖先功德；并请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圣肃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为“永永不祧之庙”。③《金史》卷三二《礼志五》，第774-775页。九代祖妣尊谥的拟定，七代祖先被议定庙号，“正祖宗之序”，将太祖建国之前的历代祖先进行了全面的尊崇，建构起较为完备的祖宗尊崇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从始祖到太宗共计五庙不得祧迁，此举遵循的并非中原传统的古礼，而是仿照北宋时期宗庙祧迁新例。然北宋亦非是在建国立庙之初就确定五庙不祧之制的，因此可谓金代之“创举”。④陈戍国于《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一书中认为：金熙宗此举乃“前无古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0页。）天会十四年尊崇历代祖先之后，却未能立即建庙礼拜于祖宗。皇统三年（1143）始“初立太庙”；历时五载修筑，皇统八年（1148）上京太庙始成。⑤《金史》卷三○《礼志三》，第727页。上京太庙中设置诸代祖

宗庙室，祖宗祭享之制渐趋形成，不仅有与唐宋宗庙仪制相同的时享及祫享、荐新诸礼，甚至还确定了

配祀功臣之制。⑥《金史》卷三一《礼志四》，第761页。当然，其时享、祫享、荐新等仪式，具体行事往往比之唐宋较为简略草率。贞元初，海陵王迁都，奉迁祖宗神主于新都太庙之中。⑦《金史》卷三○《礼志三》，第727页。正隆二年（1157）上京太庙被毁。

金前期的祖宗祭享体制中，还有原庙设置。天会二年（1124），金太宗立大圣皇帝庙于西京，⑧按照《金史·地理志》之“西京路”条记述，则云“天会三年建太祖原庙”。今按《金史》卷三三《礼志六》之“原庙”条。此为金代最早的原庙设置。天眷二年（1139）九月，金熙宗又以上京庆元宫为太祖皇帝原庙。海陵王营建燕京时，兴建太庙，“复立原庙”，且名燕京原庙其宫曰衍庆。⑨《金史》卷三三《礼志六》，第787-788页。衍庆宫遂成为金代国家与太庙对应的尊奉历代祖宗的祭享之所，其中尊奉祖宗御容。

金时帝王陵寝之制要晚于宗庙议定。天会十三年（1135），始有皇帝陵寝之号。其时金太宗崩，葬于和陵。⑩《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66页。需要指出的是，金太宗、熙宗时期虽有陵寝之号，但其陵寝具体仪式规制很可能仍是旧俗为主，较中原陵制为简。海陵王迁都，亦建置陵寝，悉迁葬太祖、太宗、熙宗陵寝于大房山。

（3）皇帝庙号、谥号、尊号仪制的确定。女真建国初诸制皆简，金太祖驾崩时尚无庙号和谥号。至金太宗时期，模仿中原王朝礼制，始定谥号与庙号之制。天会三年（1125），上太祖谥号曰武元皇帝，庙号太祖。⑪《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42页。此后遂成为定制。天会十三年，金太宗崩，摄太尉大司空奉玉册、玉宝，上尊谥曰文烈皇帝，庙号太宗。⑫《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66页。天会十四年（1136）八月，朝议祖宗尊崇之事，皇九代祖以下历代祖先皆加尊谥号，多为两字，少数为一字；更确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等庙号。①《金史》卷三二《礼志五》，第774-775页。此后，在祖宗初谥的基础上又有增谥之举。皇统五年（1145），增太祖谥号曰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②《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42页。太祖谥号增至18 字；增上太宗尊谥曰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③《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66页。共计14 字。此外，获得追尊的历代祖宗亦皆得增上尊谥。④《金史》卷三二《礼志五》，第779页。史载增谥之事并非三代古礼，实际始于唐代，后成宋代定制。金熙宗为祖宗增谥之举，表明金代礼制效唐仿宋的趋向更为深入。

除了谥号、庙号之外，金代前期亦仿效唐宋举行奉上皇帝尊号之礼。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正月，太师宗幹率百僚上表，请上尊号曰“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皇帝”，凡三请乃允。遂举行奉上尊号之礼:先遣使“告天地社稷”及“告太庙”；其日，皇帝服衮冕御元和殿，宗幹率百僚恭奉册礼；⑤《金史》卷三六《礼志九》，第832页。皇帝又改服通天冠，宴二品以上官及高丽、夏国使；其后，皇帝恭谢祖庙，还御宣和门，大赦，改元。⑥《金史》卷三六《礼志九》，第832页。臣僚奏请、皇帝不允，臣僚屡奏、皇帝应允，遂告天地、社稷、太庙，举行册礼，宴群臣，恭谢祖庙，大赦，改元。这一套臣僚奉上皇帝尊号的仪制程序基本是效仿唐宋惯例而来的。

（4）后妃及皇太子册命礼仪。金太宗以后，随着皇权日崇，与皇帝相关联的后妃及太子等册命礼亦逐渐施行起来。金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有尊奉两宫太皇太后之举；海陵王在位时，亦曾尊奉两宫皇太后。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正月，曾诏有司“择日奉册唐殷国妃、岐国太妃，仍别建宫名。合行典礼，礼官检详条具以闻”。⑦《金史》卷三七《礼志十》，第854页。《金史·礼志十》中则记载了礼官所定之册皇太后仪的具体仪节。金熙宗、海陵王时期皆曾举行过册皇后之礼。海陵王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册妃徒单氏为皇后”。其仪制繁琐详细，设官、仪仗、器服、用具等多仿宋制而来。⑧《金史》卷三七《礼志十》，第849-854页。

金太祖、太宗在位时期，皇位继承主要受到女真部落制传统的影响，未能遵循中原王朝的“父死子继”的皇帝继承体制。直至金熙宗时期，随着汉化倾向的增强，皇位继承体制逐步明确建立起来，始有册立皇太子之礼。至于海陵王时期，册立皇太子仪式更趋规范，天德四年（1152）曾有诏云:“立储嗣，合行典礼，令有司条具以闻。”⑨《大金集礼》卷八《皇太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112页。其所定仪制，包括告天地宗庙、受册、谢宗庙等仪式。以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等皇帝亲属诸人的册礼为例，可见金代前期相关册命礼仪正逐渐议定施行，虽然一时无法齐备，但是日趋健全的发展倾向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5）朝贺、朝参等朝堂仪制议定。金太祖及太宗时期，虽有朝参诸事，但未见具体仪制的修订，直至金熙宗时期始全面议定朝参朝会诸仪。史载:天眷二年（1139）五月，详定常朝及朔、望仪，准前代制，以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为六参日。后又定制，以朔、望日为朝参，余日为常朝。⑩《金史》卷三六《礼志九》，第840-841页。天眷二年所定朝参、常朝仪制，使金代朝廷明确“汉化”的朝堂仪制基本建构起来。除了日常朝参、常朝之制外，在这一时期还有元日朝贺之仪。《金史·礼志九》中记载了元日上寿仪的具体内容。⑪《金史》卷三六《礼志九》，第839-840页。元日朝贺之制，不仅臣僚朝贺，亦有宋、夏、高丽等国遣使来贺。以朝参、朝贺为中心，金熙宗、海陵王时期，围绕着君臣尊卑秩序为核心的各项朝堂礼仪逐渐发展起来，日趋详备。

（6）其他相关礼仪的遵行。金代前期礼制建设中，需要关注的还有孔子尊祀、圣节仪制及接待外国来使等诸仪。

金太宗时挥兵南下中原，随着占据汉地日久，对儒学渐趋重视。金熙宗“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并加封孔子后裔袭封衍圣公，以奉祀事。①《金史》卷一○五《孔璠传》，第2311页。皇统元年（1141），金熙宗至文宣王庙亲行奠祭之礼，“北面再拜”，彰显孔子“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的尊崇地位。②《金史》卷三五《礼志八》，第815页。海陵王时期对孔子崇祀持续不断，天德初年曾定制:“凡职官到任谒庙，先诣宣圣庙，奠拜讫，方许诣以次神庙，于是著之甲令。”③（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崇奉杂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0页。将孔子尊祀之礼推行于全国各地。

圣节（圣诞）即以皇帝诞生日为节，始于李唐一代，辽宋皆遵行其例。金自太宗时始立圣节，以其生日十月十五日为天清节。此后诸帝在位设立圣节遂成为定制。皇帝圣节时，接受臣僚朝贺、设宴庆祝，也有外国使节朝贺。然金代却有圣节并非君主诞生日的特例。金熙宗生日本为七月七日，此日为其父“景宣皇帝忌辰”，加以暑雨泥泞，使驿艰阻，遂改正月十七日为万寿节。④《大金集礼》卷二三《圣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198页。

金代前期，国势稳定之后，与南宋、西夏、高丽等诸国之间使者往来频繁，逐渐形成了国丧告哀、圣节来贺、元日来贺、继位来贺等惯例。⑤参见《金史·太宗本纪》《金史·熙宗本纪》《金史·海陵本纪》等。金代朝廷遂定外国来使入朝接见相关诸项礼仪。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来使入见仪及朝辞仪等，以宋使为首等，高丽、夏国为次等。这种有针对性的区别对待，与金代前期国家对外政策、周边局势及诸国国势强弱等直接相关。

综上所述，金自建国之初至熙宗、海陵王时期，国家礼制建置不断发展，郊祀祭天、宗庙陵寝、皇帝名号、后妃太子册命、朝堂仪制等诸项礼制内容基本建构起来，为金代中后期礼制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金代前期礼制建构发展的特点及意义

纵观金代前期礼制建构与发展的进程及其主要内容，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礼制主要是围绕着金代国家政权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凸显皇帝至尊统治权威、强化尊君卑臣等级秩序等方面而设置的，充分彰显礼制的政治功能。

首先，金代前期礼制与女真国家政权的建立、发展有着直接关联。从理论上来说，最能体现礼制政治功能的首先就是祭天和祭祖。所谓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因此历代王朝皆重视郊祀祭天之礼，以显示其王朝政权承天启运、进行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抑或正统性。女真建国之后，其初虽然诸制草率，且女真族本有拜天之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建国之初的敬天祈福需求，并未立即仿效汉制举行郊祀祭天之仪。然随着抗辽战争胜局呈现，国势稳定发展，郊祀祭天之事亦就提上了日程。金太祖时，已有朝臣奏议举行祭祀天地之礼。金太宗即位“告祀天地”之举，尽管其仪仍简，只是“设位而祭也”⑥《金史》卷二八《礼志一》，第693页。，但仿汉制南北郊祭祀天地的用意却是明确的。此后，金熙宗、海陵王时期，“南北郊祀之制”得到进一步重视。天德二年（1150），百官奉上海陵王尊号时，所行奉册之礼仪程序中即包括“遣使奏告天地，昊天于南郊，地祇于北郊”①《大金集礼》卷一《帝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7页。的步骤。这一时期，郊祀天地之礼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于，随着汉化进程的加速，女真统治者们对于汉仪郊祀祭天礼就王朝统治、政权性质的政治含义认识得日趋明晰。

郊祀天地是君主对神界统治者的祭祀方式，借以神化其在人间的统治地位，而崇享祖宗则是汉仪中君主对人世祖先的追尊，以证明其在人世间的至尊身份。一般而言，祭祖与郊天皆是中原汉制传统中君主申明其统治神圣性、合法性及正统性的基本手段。金灭辽之后，“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之说渐趋兴起于朝堂，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崩后，“建宁神殿于陵上，以时荐享”，②《金史》卷三○《礼志三》，第727页。以此为开端，自是以后“诸京皆立庙”，③《金史》卷三○《礼志三》，第727页。金代国家宗庙建置、祖宗祭享日趋发展。金熙宗统治时期，“正祖宗之序”，将太祖建国之前的历代祖先进行了全面的尊崇，建构起较为完备的祖宗尊崇体系，充分宣示了此时金人明确尊崇祖先之意。与宗庙祭享相对应，金太宗以后祖宗陵寝之制也逐步发展起来。祭天崇祖礼仪的不断发展，明确宣示着其政权统治的神圣合法意义。

其次，金代前期礼制着意强化皇帝权威，逐步严明尊君卑臣的等级意识。金太祖建国，行汉制称皇帝，但其内部仍用本族旧俗，所谓有君臣之称而无明确尊卑之别，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差异。金太宗时“君臣之礼”比建国之初有所明确，然亦未能形成严格界定，朝中集议之际“君臣杂坐”“议毕同歌合舞，携手握臂，略无猜忌”④（宋）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之六《呻吟语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5页。的情形依然存在。及至金熙宗时期，进一步效仿汉制，施行严格的君臣礼仪。着意严肃君臣之别，朝堂朝仪、朝参仪制等逐步形成；始设有内庭之禁，强调宫廷禁卫、仪仗卤簿之制；皇帝尊号、圣诞节日、后妃太子册命礼等诸制皆在模仿唐宋礼制的前提下构建起来。金熙宗着意强调宫室之状、服御之美、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义之尊等诸端，严明皇帝之威势、凸显君臣之尊卑有序、彰显礼仪之森严有别，无疑亦是其“以尽中国为君之道”、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炎兴下帙六十六，第1197页。强化皇权意识的重要举措。由此，女真旧俗逐渐淡化，部族体制遗留的因素逐渐被皇权独尊、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明确尊君卑臣的礼制等级秩序所取代，金代国家性质更趋脱离女真部族色彩。通过日趋详细严格的君臣礼仪，使女真贵族、朝廷臣僚等从心理上接受尊君卑臣的秩序，接受皇帝的至尊权威。

审视金代前期的礼制建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礼文仪制的修定与实行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呈现出因需制礼、旧俗与汉仪明确交融的局面。其初，以旧俗为主，无论是拜天、朝日之制，还是君臣无序之状；随着统治秩序的稳定，太宗以后朝廷典制体系汉化倾向明确，汉仪成分提升，逐渐建置起郊祀天地、祖宗祭享、尊祀孔子等礼仪，具体议定朝贺、朝参等相关朝仪，这些礼仪基本都是效仿、参照唐宋惯制而成，因此金代国家礼制体系中女真旧俗的比重明显下降。礼制体系中仍明显保留的如拜天、朝日、射柳等民族旧俗的内容，转变为繁琐规范的“汉化”范式的礼仪仪式。以女真建国之后备受重视的朝日族俗为例。金太宗时已有大殿（乾元殿）朝日的仪式，而后受群臣朝贺，以此为重要典礼。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定朔望朝日仪”，⑥《金史》卷二九《礼志二》，第722页。以为常行定礼。审视其仪制步骤，无论是君臣所服、还是有司设位，以及向日行礼上香之举，多因旧俗而来。然其仪式详备、器服繁琐的趋势，却明确呈现出女真民俗旧制的逐渐仪式化、规范化。这一时期，金人显然尚无进行全面仿效唐宋的吉、宾、军、嘉、凶“五礼”体系的意识目标，其礼仪议定和施行主要围绕着政权建立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皇帝权威的确立、君臣礼仪及朝堂仪制等重要的方面进行。而此正是源于皇帝为中心的国家统治秩序的实际需要，所以“因需制礼”的迹象明显。①张博泉《金代礼制初论》一文认为：金代礼制来自多元，这就使金代礼制结构具有多族的特点，即以中原礼制为主体包括契丹、女真礼俗在内的礼制内容的结果。其特点就是“以中原历朝特别是唐、宋礼为主体，参用辽礼，并把契丹、女真之礼俗揉于金代礼制之中，是金代礼制结构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第53-60页。）事实上，尊孔释奠礼仪的举行，也是因金代政权统治中原之需、迎合汉地儒学传统而行的礼仪。

总体而言，金代前期逐步建构发展起一个较成规模的礼制体系，而这一礼制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金代前期偏于东北一隅，虽有竭力仿效中原王朝制度典章的倾向，但国家礼仪制度建置中民族旧俗色彩仍然浓郁；迁都之后的金代国家整体定位发生了明确变化，自认为是一个秉承正朔的中原政权，由此而来的国家“汉化”建置更趋全面地发展起来，明确效仿汉制的礼仪体系渐趋完善周备，女真民族旧俗的影响日趋减弱。一直以来，学界对金代国家礼制的关注，因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影响了对金代礼仪制度发展的整体趋势和阶段性特点的准确界定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