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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的悲剧:对“贝纳多特方案”的历史考察

时间:2024-07-29

成振海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调解的悲剧:对“贝纳多特方案”的历史考察

成振海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贝纳多特方案”是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专员福克尔·贝纳多特分别在1948年6月和9月提出的两个和平解决阿以冲突方案的总称。方案制定的过程即体现了贝纳多特个人的意志,又体现了英美政策的互动。阿以主张的根本对立、英美不同的政治利益考量、战争局势的迅猛发展,再加上方案本身的不切实际,最终导致其彻底失败。

贝纳多特方案;第一次阿以战争;英美外交

众所周知,阿以冲突一直以来是世界上最严重、最复杂的国际性难题之一,国际社会为实现阿以和平做了大量工作和尝试。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专员福克尔·贝纳多特曾提出两个调解阿以冲突的方案,史称“贝纳多特方案”。这一方案开启了联合国和平解决阿以冲突问题的首次制度性尝试,虽最终失败,但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但成果极少,且论述不详,某些结论也值得商榷〔1〕。那么贝纳多特在巴勒斯坦进行了哪些活动?方案的内容是什么?为何会最终失败?本文将运用部分一手档案材料,参考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方案制定的过程、内容和失败的原因进行历史考察,以求方家教正。

1948年5月14日,英国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同一天,犹太人宣布在联合国第181(Ⅱ)号决议划归它的领土内建立以色列国。第二天,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起“圣战”,相继派兵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很快召开特别会议,研究调停问题。1948年5月21日,经安理会同意,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任命瑞典人福克尔·贝纳多特为巴勒斯坦调解专员。根据5月14日联合国第二届特别会议186(S-2)号决议以及5月29日安理会决议〔2〕,赋予调解专员两项使命:一是促成并监督阿犹停火;二是协调阿犹间的矛盾,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

5月28日贝纳多特抵达中东,当务之急是在阿犹之间进行斡旋,说服双方停火。5月29日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强制实施停火4周。此时,阿以战事正酣,阿拉伯人在战争初期处于有利地位。不过,阿拉伯人虽然急需补充军火,但更担心停火会有利于以色列方面整顿军备,巩固地位;以色列方面认为一次停火将使自己得到喘息的机会,巩固战略和政治地位,所以积极赞同停火〔3〕。5月31日,贝纳多特与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本·古里安会谈时即发现,以色列有意延长停火期限〔4〕。经过贝纳多特的协调和对停火条件作若干细微的更改,阿犹双方终于同意从6月11日起停火4周〔5〕。

第一次停火实现后,贝纳多特广受赞誉,他决定趁热打铁,推出一份供各方参考的解决方案。贝纳多特认为,联合国第181(Ⅱ)号决议已不符合巴勒斯坦局势的需要,如果按其行动,“那么调解将毫无意义”,这就需要对此进行修正。1948年6月27日,贝纳多特在给赖伊的信中,阐述了解决冲突的建议,建议于次日送达阿犹双方手中,即贝纳多特6月方案。方案内容共分三部分:引言;巴勒斯坦调解专员所提建议;关于疆土划分问题的附带建议。

引言部分共9条,如介绍专员在巴勒斯坦冲突问题中的角色,对当前局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方案大纲的性质是为阿犹双方提供谈判讨论之根据等,并声明“不仅如此,凡因此建议而完成之方案,必经双方自愿同意及执行,方能有效,其间并无强制之意”。

方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建议各有9条和6条,主要内容为:

1.巴勒斯坦政府的组织问题。方案建议巴勒斯坦回到1922年英国委任统治时的状况(包括外约旦),并设立一个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组成的联邦;联邦旨在促进共同经济利益,设立共同机构;联邦设一中央理事会或由该联邦会员决定的其他机构行使职能与权力;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各联邦会员有权自行决定自身事务,包括外交关系。

2.阿犹边界问题。建议两方之边界,第一步先由阿犹双方进行谈判,最后由一划界委员会详细决定;以承认内盖夫全部或一部划入阿拉伯领土范围,来换取西加利利全部或一部划归犹太国土。

3.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建议耶路撒冷划入阿拉伯领土,但犹太社区拥有市政自主权,另订保护圣城之办法。

4.犹太移民政策。建议联邦会员边界内的移民由自己统制,但在联邦成立两年后,任何一方有权向理事会提出使另一会员修改其移民政策的请求,如果一方对裁决有异议,问题应提交给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理事会将根据“经济吸收能力”原则予以决定,决定对会员各方有效。

5.阿拉伯难民问题。主张巴勒斯坦居民因战乱而离开其故居者,有回归和收回财产之权利。

6.人权问题。宗教自由及少数民族之权利应受到各方绝对保护,并由联合国保证之。

此外,方案还建议划海法为自由港(包括输油管终点和炼油厂);在卢德设立自由航空站;圣地、宗教建筑给予特殊保护安排等。

然而,该方案不但遭到阿犹双方的强烈反对,英美也未对其表示支持。首先,阿拉伯方面认为方案偏袒犹太人。阿拉伯方面一直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而存在,其权力将得到充分保障,并将之视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唯一可接受的方案〔6〕。对阿拉伯人而言,方案主张巴勒斯坦恢复到1922年英国委任统治时的状况(包括外约旦在内),并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组成的联邦。正如阿伦·布雷格曼所言:一个缺乏政治组织和领导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将成为一个扩大了的外约旦王国〔7〕。阿拉伯人认为方案不仅想迫使阿犹在一个联邦内成为伙伴,而且想让他们默认一个犹太政治实体的存在,这显然与阿拉伯国家的主张根本相矛盾〔8〕。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政府认为专员的建议“强烈支持阿卜杜拉”,可见之所以反对这个方案,也有担心阿卜杜拉国王权势增强的因素。阿拉伯人认为犹太移民巴勒斯坦会对整个地区的阿拉伯人带来威胁,按照经济吸收能力的原则,他们十分担心犹太人不会仅满足于留在联合国规定的疆界内,犹太人不断移民造成的人口压力、世界犹太人的支持、日渐增长的犹太民族主义等,将会对巴勒斯坦、甚至整个近东阿拉伯造成威胁。鉴于此,7月3日,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正式拒绝贝纳多特的建议,并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阿拉伯主权国家。

其次,以色列同样反对。关于巴勒斯坦的政府组织和疆界安排,以色列认为由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远远多于犹太人,阿拉伯代表将占据联邦中央理事会中的大多数席位,这将使得阿拉伯人在许多问题上拥有决定权和否决权,特别是犹太人敏感的移民问题,以色列坚持自己的主权权力不受侵害。在他们看来,贝纳多特不但没有认可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还将耶路撒冷划为阿拉伯人的领土,以色列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认为这是对以色列的深深伤害〔9〕。以色列认为贝纳多特企图重绘联合国于1947年绘制的边界,犹太国家的范围会因为内盖夫的部分或全部失去而大幅度减小,即使用西加利利来弥补也相形见绌。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色列方面认为他们对阿拉伯难民的产生毫无责任,难民首先是阿拉伯国家扩张导致的。另外他们认为在战时允许阿拉伯人回归故地,将会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就像谢里特对贝纳多特所说,阿拉伯人的回归可能在以色列内部产生一个阿拉伯“第五纵队”〔10〕。

早在6月20日以色列国防军的情报就报告称:“贝纳多特听命于英国,他并不打算依照联合国决议行事”〔11〕。在获知方案内容后,本·古里安十分愤怒,指责贝纳多特确实是英国的代理人〔12〕。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阿巴·埃班——他所率领的派出机构此时仍被称为“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对贝纳多特方案评论道:“这就像外科医生带着病人的大部分重要器官离开了”。7月末,以色列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谢里特告知贝纳多特,与其进行斡旋的努力相比,以色列更愿意与阿拉伯国家直接进行和平谈判,表明以色列方面对贝纳多特的调解已完全失去信心。

第三,6月方案也未获得主要大国的支持。尽管这一方案可以说是“大约旦计划”与早先英国的分省自治/联邦方案的混合体,且暗合了英国重新控制这一地区的战略需求。但此时英国一方面考虑到需要与美国协调政策,同时避免英国的干涉为苏联介入中东事务制造借口〔13〕;另一方面碍于国内舆论对干预巴勒斯坦问题的反对,所以英国官方暂时采取了“不干涉”的观望态度,尽量避免与贝纳多特接触。美国的态度则是模糊的。7月3日,美国国务院向英国首相贝文表示:“就第一印象而言,我们对贝纳多特方案是赞成的。我们认为他的建议具有政治家风度,且更加清晰地接近最终协议”〔14〕。美国同样认为要想实现和平,阿拉伯人应承认或默许以色列的存在,耶路撒冷圣地及其自由通行权应得到保证。然而,国务院紧接着表示,“亟待进一步研究,我们不准备对专员的建议做更深入的评价”。苏联在外交和其他方面对以色列给予坚定支持,它反对任命调解专员,认为这可能会被反对分治和希望局势恶化者利用。贝纳多特方案公布后,苏联《真理报》也称贝纳多特方案有“英国制造”的身影。

实际上,贝纳多特自己也意识到6月方案难以实施。6月20日,在给赖伊的信中,贝纳多特感到在7月9日前达成停火协议是不可能的,他的策略是通过制定模糊而不是确定性的建议来赢得时间,以免遭到阿犹拒绝,导致停火终结〔15〕。6月23日,赖伊将此信息告知美国国务院〔16〕。使得人们意识到贝纳多特的真实目的,正如其在信中所言,是赢得时间以试图延长停火期。7月5日贝纳多特请求联合国要求各利害关系国接受延长停战期限的原则,以便更好地筹划和平协议〔17〕。7月7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各方接受延长停战期限之原则,其延长时期可协同调解专员决定〔18〕。以色列对延长停火期限表示赞成,这无疑将有利于进一步整顿军备。阿拉伯内部对于是否继续延长停火问题出现了分歧,外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倾向延长停火期限,他们认为在第一次停火期间军事力量的对比已变得有利于以色列,同时英美等国也对他们施加了压力,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却坚持要恢复战斗,并迫使其他阿拉伯国家接受了他们的观点。7月8日阿拉伯方面正式告知贝纳多特,拒绝延长停火期限。这样,在孤立无援以及阿以双方强烈的反对声中,贝纳多特6月方案显然无法进行下去。

1948年7月9日战争重燃,在贝纳多特看来,战火重燃的主要原因是阿拉伯方面拒绝延长停火。他一方面立刻要求安理会及时进行有效干预,另一方面奉劝阿犹双方重新停火。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立刻接受了停火建议,但遭到埃及和叙利亚的拒绝,阿拉伯联盟的其他成员也追随埃及。由于在第一次停火期间的快速高效的准备,犹太人已在全境确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和指挥机构,武器储备和人员训练也大大加强,所以其伊始就处于有利地位,军事行动非常顺利,以色列很不情愿在这个阶段停火。

7月13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菲利普·杰塞普向安理会提交了一项无限期停火建议。15日,安理会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阿拉伯方面拒绝延长停战期限是巴勒斯坦战火重燃的主要原因;巴勒斯坦之情势已构成对和平的威胁;命令阿犹双方在三天内永久停火;对于不履行决议方,即证明确有破坏和平之行动,安理会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进一步制裁行动;指令调解专员继续努力,在不妨碍耶路撒冷未来政治地位的条件下,促使耶路撒冷非军事化等〔19〕。

以色列虽希望继续战斗以占领更多的土地,但在安理会威胁制裁的情况下,它也只能接受。7月16日,谢里特致信赖伊,表示将履行安理会7月15日决议。埃及、叙利亚等国虽怀疑美国的意图,反对停火,但在英美的压力和联合国威胁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双方最终决定在18日再次停火〔20〕。

停火的再次实现,为贝纳多特重新修改6月方案提供了“缓冲期”。然而此时巴勒斯坦局势已发生重大转变。首先,以色列已转败为胜,取得了对阿拉伯方面的军事优势。贝纳多特明显感到经过两次停火,犹太人的态度越加自信强硬,野心更大,对专员的意见也更加忽视。“不论这个新生国家的未来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犹太国家已真实存在,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阿拉伯人虽然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能够召集力量给犹太人致命一击,战争继续的结果很可能是出现僵持,这本身就是犹太人的胜利”〔21〕。贝纳多特将不得不承认以色列国已经存在的现实。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英美对专员调解工作的态度由旁观转变为相互协调政策,积极介入调解工作。一方面贝纳多特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案若要获得成功,必须先得到英美支持〔22〕;另一方面英美担心如果阿拉伯人被打败,他们可能会与英美彻底断绝关系,并完全倒向苏联〔23〕。而且一旦贝纳多特辞职,美国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能性将会更加渺茫。8月3日,马歇尔电告美国驻耶路撒冷特别顾问麦克唐纳德,表示美国将会在人员和装备上支持调解专员,并会在耶路撒冷非军事化问题上向以色列和外约旦施加压力〔24〕。

8月2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电告马歇尔,表示贝文认为英美合作将能够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英国政府认为目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建立一个包括两个国家的联邦;耶路撒冷实现非军事化,并置于某种国际共管的形式下;阿犹边界应由国际社会负责保证;英美应共同施压,保证阿犹双方接受边界划分〔25〕。针对英国8月2日的主张,12日马歇尔致电道格拉斯,表示美国认为,一是应继续支持并改进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同时改进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报告,使之更具现实性和操作性。二是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政治或经济联盟不现实。关于领土方面:(a)耶路撒冷不能由阿拉伯人或犹太人一方单独控制;(b)同意海法设为自由港,但海法实现管理国际化不可行;(c)领土交换可作为阿犹双方谈判的基础。三是边界问题只能以双方的共同意愿为基础,并以此进行改变,如果一方单方面做出改变,联合国将有权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必要行动。四是调解专员的建议应事先经过英美同意,否则阿犹有权拒绝。最后,最终解决方案必须以接受以色列的完全独立为前提,包括其移民政策决定权〔26〕。

8月初,贝纳多特的高级顾问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作为贝纳多特的私人代表访问美国。8月1日,本奇在纽约与英美代表会晤,并就以下问题要求得到明确答复:耶路撒冷的未来;专员是否应该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以及领土问题。8月9日,马歇尔与本奇举行会谈。本奇向他转达了专员对巴勒斯坦局势的看法,表示在不确定英美政府是否达成公平一致的协议之前,专员并不急于提供一份新的方案。马歇尔欣慰的注意到“贝纳多特的观点与我们曾与贝文正式交谈的观点相似”,然而这种相似并不适用于耶路撒冷,贝纳多特仍将耶路撒冷视为阿拉伯人的主权范围〔27〕。针对本奇的问题,8月19日英国外交部回复表示他们正在与美国积极谈判,旨在巴勒斯坦的未来上协调立场,一旦达成,将会与专员沟通。尽管如此,外交部还是有保留的做了若干答复:关于耶路撒冷,英国支持某种国际化的形式;需避免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在领土方面,他们倾向于支持专员最初的建议〔28〕。

8月26日,英国内阁批准了外交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色列应放弃内盖夫马吉达勒-贝尔谢巴线(Majdal-Beersheba Line)以南的地区;耶路撒冷城区应完全在联合国特派员的管理下实现自治;海法应成为自由港等〔29〕。9月10日,英国告知贝纳多特他很快会得到他所希望的声明。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赖伊的要求下,贝纳多特早已在准备一份新方案,计划在9月13日完成,以便在9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大会上进行讨论并决定巴勒斯坦问题的未来,而英美显然对此知之甚少。

与此同时,9月6日到9日,贝纳多特分别在亚历山大和特拉维夫与阿犹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会谈。这些会谈使他感到,至少目前,阿犹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阿拉伯方面也无任何直接或通过专员与犹太人进行谈判的意愿,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考虑并决定巴勒斯坦问题已迫在眉睫。

9月16日,贝纳多特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第二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案,即联合国A/648文件〔30〕,对1948年巴勒斯坦局势的发展进行了详细分析。贝纳多特列出了影响阿犹冲突和平进程的4个基本问题:巴勒斯坦分治问题;犹太国家地位问题;犹太移民问题;阿拉伯难民问题。在贝纳多特看来,自联合国第181(Ⅱ)号决议通过以来,阿犹双方对于前三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始终未发生根本变化。鉴于10个月以来巴勒斯坦局势已发生重大改变,因此坚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固有态度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的。

贝纳多特将以下7个方面作为自己方案的基本前提:

1.巴勒斯坦必须重归和平。

2.一个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

3.阿犹边界最终须由当事方通过正式协议确定,如果协定失败,将由联合国确定之。

4.边界划分应坚持地理同质化和一体化的原则,并将之作为边界划分的依据,同等适于阿犹双方的领土。边界划分不应严格局限于1947年11月29日分治决议的内容。

5.因战争而离乡的无辜民众有权回归故土,对那些选择不返回的难民,确保给予适当财产补偿。

6.耶路撒冷因其具有的宗教和国际重要性以及所涉利益之复杂性,应给予特殊和单独安排。

7.巴勒斯坦的边界和人权应得到国际保证。

依据此基本前提条件,贝纳多特提出了11条具体的建议草案,它与6月28日建议草案的不同之处主要有:

第一、6月方案曾经强调其“纯属试探性”,目的在于促使有关各方提出反对建议,作为日后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因此不带有最终性,也不具有强制性。但新方案则带有明显的“最终方案”和“强制”的意味,在新方案的引言中,贝纳多特表示并不指望新方案能够很快得到认可,但是如果联大能够批准并“坚定支持”,各方不一定会坚决抵制它。在边界问题上,贝纳多特强调有必要调整犹太国的边界,这可以通过各方的谈判实现,但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就要由联合国来强制实行。

第二、明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主权属性,对它的外交、防卫或移民政策亦无限制;放弃在巴勒斯坦组建一个由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组成的联邦的建议。

第三、关于边界问题。规定由联合国确保边界现状,只有经过阿犹双方同意,才能做出改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命运应由阿拉伯各国政府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协商决定,“然而,鉴于巴勒斯坦与外约旦共同的利益和历史联系”,他也建议巴勒斯坦阿拉伯国与外约旦合并。

第四、关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新方案放弃了将耶路撒冷交给阿拉伯人的设想,改为“耶路撒冷应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并置于“联合国的实际控制”之下,犹太社区和阿拉伯社区拥有自治权。表明贝纳多特又回到了1947年分治决议的立场。

第五、至于巴勒斯坦难民,新方案增加了一个条款:“如果不再坚持回到过去巴勒斯坦的家园,难民将会得到补偿”。除了以上重要的改变外,有关领土的规定仍与第一个计划一样。

然而,9月17日,在去会见耶路撒冷以色列代表多夫·约瑟夫的途中,贝纳多特遭到属于以色列恐怖组织“以色列自由战士”(LohameiHerut Israel)中的一个支派——“祖国阵线”成员的暗杀。安理会9月18日召开紧急会议,多数成员对暗杀事件进行了谴责,要求以色列临时政府对此负责,抓捕凶手,另确定拉尔夫·本奇代理调解专员职责。然而,贝纳多特的“殉难”并不意味着方案的失败,反而有可能改善计划的前景。正如9月23日谢里特所言:“一个死去的贝纳多特也许更有力量和影响力”。如今视之,这次暗杀不过是一次多余的政治狂热行为,并没有对当时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产生多大影响。

新方案不久即公布,仍然遭到了阿以双方的强烈反对。以色列对内盖夫垂涎已久,认为它是唯一可为大量犹太移民提供定居、农业建设和发展的基地,如果内盖夫划归阿拉伯人,犹太人不但会失去22个已建成的定居点,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微型国家;此外犹太人进入死海和与东方进行贸易的通道——亚喀巴海湾也会被阿拉伯人切断,这将为未来的阿以冲突埋下隐患〔31〕。阿拉伯国家(除外约旦外)也都强烈反对新方案,认为它具有“偏向性”,即支持以色列临时政府,并声称只要以色列存在,巴勒斯坦问题将永远不能解决〔32〕。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在与爱尔兰秘书长的非正式谈话中,表示反对将耶路撒冷国际化以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并入外约旦〔33〕。此外,他们强烈反对将包括内盖夫在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与外约旦合并,以使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获利。

然而,与英国积极支持的态度相比,美国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贝纳多特的两次方案适应了英国的需要,英国一直想改变1947年联大分治决议,把巴勒斯坦南部的大片地区内盖夫划归阿拉伯国,继而并入外约旦,以重新控制该地区,使苏伊士运河区基地和英国在西亚的势力范围连成一片〔34〕。9月17日贝文向道格拉斯表示贝纳多特方案基本上依照了英美的想法,他建议英美此时应共同发表一个声明:支持将贝纳多特新的方案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9月21日,联合国大会讨论贝纳多特新方案时英国代表马上表示了赞同意见;马歇尔也宣称美国政府认为贝纳多特方案的结论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总体上公平的基础”,并敦促阿以双方和联大接受〔35〕。贝文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英美之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第一次有了相同的政策〔36〕。9月22日,英国外交部告知其驻阿拉伯各国首都的代表,英国将坚定支持贝纳多特方案,并会与他们的美国伙伴一道说服阿拉伯政府不要反对方案的实施〔37〕。

马歇尔起初从英国和阿拉伯人利益考虑,倾向于支持贝纳多特新方案。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的外交决策权掌握在杜鲁门而非马歇尔的手中。9月21日马歇尔发表完全接受贝纳多特方案的声明后,美国犹太游说集团迅速采取行动,向杜鲁门施压。1948年11月即将进行总统选举,此时已进入关键时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都在千方百计争取美国犹太人的重要选票。国内政治的需要促使杜鲁门更加关注支持贝纳多特方案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10月1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贝纳多特方案的讨论中,英国代表表示完全支持这一方案作为联合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计划的基础,但美国代表却主张让冲突各方自行谈判决定其未来的边界和关系,仅将贝纳多特方案视为阿以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的基础”〔38〕。当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试图通过宣布支持以色列的主张来争取美国犹太人的选票时,杜鲁门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10月24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不赞成对1947年分治决议作任何改变〔39〕。这一新立场明确否决了由联合国使用强制力重新划分犹太边界的可能性,而此时在英国决策者看来,强制实施贝纳多特方案正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11月29日,即在1947年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通过的这一天,杜鲁门向魏兹曼再次表示他对以色列应获得的战果的同情和支持;边界变动必须要经由阿犹双方同意;完全支持以色列关于内盖夫的主张。这标志着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彻底放弃了贝纳多特方案〔40〕。

由于得不到美国支持,在12月3日联合国就贝纳多特方案进行的表决中,英国全力推动方案的关键内容(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并入外约旦)被阿拉伯国家联合苏联和其他一些亚洲和美洲国家挫败。至此,英国几个月来争取贝纳多特方案的努力彻底失败。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召开,通过了194号决议,决定成立由来自美国、法国和土耳其的代表组成的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委员会被赋予联合国调解者的功能,通过争取谈判在阿以之间达成一项和平方案,推动制定和实施难民的遣返和新安置措施,制定在耶路撒冷组织国际政权的新方案〔41〕。联合国第194号决议事实上埋葬了贝纳多特方案和它备受瞩目的领土条款。

1948年5月到12月联合国希望通过贝纳多特的调解活动,即主要通过政治谈判的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阿以冲突问题,最终失败。就其失败原因,不仅在于英美之间利益的分歧,更在于当时阿犹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英国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贝纳多特方案将未来建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包括内盖夫地区)并入外约旦,进而重新控制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美国总统杜鲁门因受国内政治——总统选举的影响,最终选择抛弃贝纳多特方案,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人根本上反对巴勒斯坦存在一个犹太政治实体,任何有利于以色列的建议都会遭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犹太人要求独立建国,有违以色列所认为的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措施,同样会遭到以色列的反对。两次停火使战争局势发生了彻底有利于以色列的转折,特别是10月15日,以色列破坏第二次停火,很快占领了整个内盖夫北部地区和上加利利地区。总之,毫无疑问的是,战局的发展已改变了贝纳多特新方案制定时的状况。因此,贝纳多特方案的不切实际和战争局势转变的强烈反差,是导致其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

〔1〕关于西方学者的研究,可参见:Anna N.Osipenko.Two Plans of Folke Bernadotte—First Attempts to Search for Pea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Vol.6,No.9,September,2016.Sune O.Persson.Mediation and assassination:Count Bernadotte:mission to Palestine,1948.London:Ithaca Press,1979.Mordechai Gazit.American and British Diplomacy and the Bernadotte Mission〔J〕.The HistoricalJournal,29,3,1986.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可参见季国兴,陈和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全克林.英国与阿-犹冲突:1945-1949〔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2〕文件 186(S-2),任命联合国驻巴勒斯坦专员及其任务规定〔EB/OL〕.http://www.un.org/chinese/ga/spec/2/ar186.pdf.文件S/801,1948年5月29日第310次会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所通过之决议案〔EB/OL〕.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801&referer=http://www.un.org/zh/documents/index.html&Lang=C,2016-04-02.

〔3〕〔10〕〔13〕〔14〕〔15〕〔16〕〔22〕〔23〕〔24〕〔25〕〔26〕〔27〕〔29〕〔31〕〔32〕〔33〕〔35〕〔37〕〔38〕〔3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J〕.1948,Vol.5.Washington,D.C.:GPO,1975.1229、224-232、1292、1186、1138、1161-1162、1265、1240、1275-1276、1267-1268、1303-1306、1308、1352-1354、1429、1416、1422、1415、1418、1480、1513-1514.

〔4〕〔9〕Gedalia Yogev.Documents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srael(DFPI)〔J〕.Vol I,No.141.Jerusalem:Hamakor Press,1981.120、264-266.

〔5〕柯克.国际事务概览:1945-1950年的中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Anna N.Osipenko.Two Plans of Folke Bernadotte--First Attempts to Search for Pea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Vol.6,No.9,September,2016.698-705.

〔7〕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58.

〔8〕〔28〕Mordechai Gazit.American and British Diplomacy and the Bernadotte Mission 〔J〕.The Historical Journal,29,3,1986.677、691.

〔11〕Sune O.Persson.Mediation and assassination:Count Bernadotte:mission to Palestine,1948〔J〕.note 32.London,1979.156.

〔12〕D.Ben-Gurion,Israel:A Personal History〔M〕.New York and Tel-Aviv:Funk and Wagnalls,1971.185.

〔17〕文件S/865,1948年7月5日联合国调解专员为延长巴勒斯坦休战期间事致秘书长〔EB/OL〕.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865&referer=http://www.un.org/zh/documents/index.html&Lang=C,2016-04-03.

〔18〕文件 S/875,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决议〔EB/OL〕.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INF/2/Rev.1%20(III),2016-04-04.

〔19〕文件S/902,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安全理事会第三三八次会谈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所通过之决议案〔EB/OL〕.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902&referer=http://www.un.org/zh/documents/index.html&Lang=C,2016-04-04.

〔20〕文件S/907,1948年7月16日联合国调解专员为安全理事会1月15日决议案事之阿拉伯各国及以色列临时政府电暨所收复电〔EB/OL〕.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907&referer=http:/www.un.org/zh/documents/index.html&Lang=C,2016-04-08.

〔21〕A/648,16 September 1948,PROGRESS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MEDIATOR ON PALESTINE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EB/OL〕.http://www.zionism-israel.com/hdoc/Bernadotte_plan_text_September_1948.htm,2016-04-08.

〔30〕Second Bernadotte Plan for Israel-Arab Settlement September,16,1948 〔EB/OL〕.http://www.zionism-israel.comdoc/Bernadotte_plan_text_September_1948.htm,2016-04-09.

〔34〕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M〕.Part IV(1946-1950),Series B,Vol.6.Bethesda,MD: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99.224-225;Wm.Roger 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551.〔36〕DBFA〔J〕.Part IV,Series B,Vol.8.p.15.

〔40〕Harry S.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s〔M〕.New York;Toronto:Doubleday,1956.168-169.

〔41〕A/RES/194(III),巴勒斯坦:联合国调解专员规则进度报告书〔EB/OL〕.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RESOLU TION/GEN/NR0/044/63/IMG/NR004463.pdf?OpenElement,2016-04-11.

The Tragedy of Mediation:A Historical Review of Bernadotte Plan

CHENG Zhenhai
(School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During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Forke Bernadotte,a United Nations Mediator of Palestine issue,raised two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respectively in the June and September of 1948.The two peaceful settlements are generally known as Bernadotte Plan.The plan-making process reflects not only Bernadotte’s personal view,but also the polic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K and the US.However,due to the opposite positions taken by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the different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UK and the US,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war and the unr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Bernadotte Plan eventually turned out to be a complete failure.

Bernadotte Plan;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Anglo-American diplomacy

D815

A

1002-3291(2017)06-0159-08

2017-03-26

成振海,男,河北邯郸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国际关系史。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南库尔德斯坦问题与英国的中东政策研究(16CSS032)”阶段性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孙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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