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史学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

林木西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纪念宋则行教授百年诞辰

学贯中西、“史学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

林木西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编者按：今年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宋则行教授（1917-2003）诞辰一百周年。为此，辽宁大学将隆重举办“纪念宋则行教授一百周年诞辰系列活动”，在宋则行教授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长期工作过的辽宁大学分别召开宋则行经济思想研讨会，翻译出版宋则行教授的博士论文《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1924-1938）》，出版《宋则行教授纪念画册》《宋则行教授纪念文集》，编演纪念宋则行教授的话剧，重新布展《宋则行教授图片展》，组织师生拜谒宋则行教授塑像等。同时，邀请宋则行教授的同事、生前好友及其后人，以及学生代表和身边工作人员撰写纪念文章。籍此，本刊发表林木西教授和李伟民副教授的两篇文章，以示对宋则行教授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本文为纪念恩师宋则行教授一百周年诞辰而作。主要从求学之路、人生转折、研究领域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和学科建设与教书育人等6个方面，系统回顾了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宋则行教授不平凡的一生，以此缅怀先生，激励后学，承前启后，推动辽宁大学经济学科建设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高校的发展。

学贯中西；“史学论”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

在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宋则行教授绝对称得上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毕业于世界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师从斯拉法和琼·罗宾逊两位世界级大师，取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身会员，而且是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1998）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的同门师兄；他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研究领域宽泛，涉及西方经济学说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世界经济等诸多领域，同时对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相对于理论工作者，他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先后在财政、国际贸易、综合计划和统计部门从事实务和研究工作；他热衷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从事社会调查和实际工作也情有独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学的是凯恩斯主义、教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社会主义”，毕生致力于东西方经济理论沟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者不在少数，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的学者与日俱增，但真正能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开展卓有成效创新性研究的为数不多。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涛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经济学界有一种奇怪现象，一些“搞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却崇拜西方经济学”,他对宋则行教授称赞有加，而且两位宋先生的称呼也十分有趣：宋则行教授尊称宋涛教授为“宋老”，宋涛教授戏称宋则行教授为“小宋”（许多人习惯称“宋公”，学生们则一律称宋先生、宋老师），为此经常使身旁的学者和弟子们忍俊不禁。

一、求学之路

宋则行（又名宋侠，乳名砚畦，别名田圭），祖籍上海宗明岛向化镇，1917年10月1日（旧历8月29日）出生于当地四大姓氏之一的“河角宋家”。宋家祖上殷实，重视教育，坚持将儿子送到洋学堂读书。父亲毕业于复旦商科，曾在银行任职、在工厂做过会计。后家道中落，父亲经常失业，但仍千方百计供孩子读书。宋则行天资聪颖，年幼好学，当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时，靠姑姑变卖首饰凑足了学费，才得以到著名的上海中学学习，其间有好几次拿不起学费，靠亲友的接济才得以继续读书。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他从小养成了安静少语、勤于思考的习惯。每逢放假回家，经常手不释卷，挑灯夜读。当时他的理科尤其是数学成绩非常好，也酷爱文学，这为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功底和写作基础。

1935年宋则行中学毕业后，本想报考清华大学，无奈家境所限，只得报考了全部官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经济系。当年报考4000余人，录取140人，最后毕业128人（统称“政大八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学校历经三次搬迁，先至江西庐山再赴湘西芷江，最后抵达重庆郊南温泉。颠沛流离中，宋则行仍如饥似渴地学习，先后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通俗读物，研读了马歇尔、希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理论，毕业前阅读了凯恩斯的《通论》，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

1939年大学毕业，宋则行被分配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从事出口贸易管理工作。本意是想多接触一些实际工作，结果差强人意，主要是看不惯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沆瀣一气、腐败无能，与当时的初衷相去甚远，故而萌发再度深造的念头。但另一方面，两年的出口贸易管理工作，也为以后撰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1941年，他考入迁入重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南开经济研究所从1935年开始在国内首创培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至1948年共招收十一届、59人，宋则行为第五届（统称“南开五届”，共7人）〔2〕。师从李希敏（美国加州伯克利博士）、吴大业（“南开四吴”之一，哈佛博士）、陈振汉（哈佛博士）、崔书香（陈振汉夫人、哈佛硕士）等先生专攻西方经济学。从此，他一头扎进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丰富的西方经济学原著的书堆里，成天埋首于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琼·罗宾逊、希克斯等的著作中。其时，正逢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重要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他对其新颖的“试错”理论的浓厚兴趣，并在1942年发表在《新经济》（半月刊）的《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一文中，用一定篇幅阐述了兰格的观点，认为“计算价格”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自由运行。这是他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最早和初步的探索。1943年，在导师陈振汉、李希敏的指导下完成了《国际贸易利得之来源及其衡量》的硕士论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经南开经济研究所老师何廉（经济研究所所长、时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方显廷（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兼任中央设计局调查研究部主任）推荐，到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工作，任资金组组长，兼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参与《战后五年经济计划草案大纲》编制〔3〕。当时，何廉认为“计划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取向，方显廷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宋则行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的方案，认为计划经济制度建立是一种远景，为此一定要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张国营事业，控制私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控制全国的消费市场，实现对外贸易由局部国营到全部国营，继续加强对外汇的管理，以及控制全国金融〔4〕。在开始崭露其经济学才华的同时，宋则行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结识了湖北天门才女、萧何后代、在同组工作的肖端清女士，她年轻俊秀、才貌超群，后考入金陵女大（现南京大学，是当年的校花，宋的好友滕维藻曾评价其“较之庞曾漱〈浙大皇后之一，因滕为浙大毕业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后成为中国统计战线的“四大名旦”之一）。两个人从相识、恋爱到结终身之盟，前后不到一年，这也成为他之后负笈海外、回国效力的巨大动力〔5〕〔6〕。

1944年，宋则行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华的留英考试，在8个社会科学名额中赢得了唯一的经济学名额，考取中英庚款第七届公费生赴英留学，到剑桥大学31个学院中“三大牛院”之首的三一学院（其次为国王学院、圣约翰学院），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斯拉法（Piero Sraffa）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称罗宾逊夫人）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正值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凯恩斯理论异常活跃的时期，宋则行的一大收获是深刻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性，系统把握了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方法，即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以及影响总需求各种总量关系的分析，这一方法使其终身受益，为日后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剑桥三年求学期间，斯拉法和琼·罗宾逊两位导师的谆谆教诲和耐心指导，使宋则行领会到新剑桥学派的真谛。按照剑桥三一学院的博士生培养方案，第一年的博士课程主要由斯拉法（俗称大导师）指导，并负责确定研究方向；第二、三年的论文创作主要由罗宾逊夫人（俗称小导师）负责。为此，1945—1948年期间，斯拉法与宋则行先后晤面16次，据斯拉法日记记载，仅1945年11月—1946年11月，师生二人正式会见就达10次，几乎每个月正式会面一次，讨论内容十分广泛。正是这种剑桥式的通识教育和博士课程学习，使宋则行脑洞大开，视野开阔，对其树立国际化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教育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宾逊夫人当时不在三一学院而在经济学系任教，她对宋则行的论文指导无疑具有女性特有的严谨和细腻，宋则行对此倍感钦佩，特意在论文前言中对其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她长期以来所给予的鼓励、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正是斯拉法和罗宾逊夫人两位大师的真传，使宋则行掌握了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形成求真、务实、缜密的学术风格，这在之后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7〕。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宋则行的博士论文《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1924—1938）》，与其硕士论文在选题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与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做法不同，宋则行没有选择他最熟悉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而是选择了连英国学者都鲜有涉及的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问题进行论述。正如他在论文前言中所指出的，“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英国主要出口行业竞争地位的变化，而很少有文献去研究出口贸易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实在令人感到惊奇”，“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据经济分析的最新发展来弥补这一空白”。而且，他所研究的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的时间跨度长达14年，正是1929年大危机前后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在论文的七章中，第一章为理论部分，构成实证分析的基础；第二章研究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与同期英国一般经济活动变动历程之间的时间关系，同时对各种决定经济好转和恶化的因素进行检验，评估在不同情况下出口贸易波动的相对重要性；在第三、四、五章，分别对1924—1929、1930—1932、1933—1938年三个不同阶段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在第六、七章则进一步分析出口贸易对一些主要行业的影响〔8〕。正是由于两位世界级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和宋则行本人的出色工作，使其顺利获得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由此奠定了其在英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成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身会员。也由于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表现，赢得了两位恩师的一致首肯和格外器重。“文革”后斯拉法访华期间，指名提出要见爱徒宋则行，师生二人见面后紧紧拥抱，令所有在场者无不动容。而宋则行教授重返英伦回归母校，已是32年后的事情。

二、人生转折

在宋则行的经历中，有三次重大的选择决定了其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

第一次重大选择是剑桥毕业后，是选择留在英国或去美国享受个人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回去报效祖国振兴中华。当时他在南开的老师何廉在美国，写信约他赴美，被他婉言谢绝了。原因之一是对祖国的眷恋。他在写给未婚妻肖端清的信中说：“到外国去享福，虽然非常诱人，如果自己的国家处在太平盛世倒也罢了，偏是多事之秋，正当祖国受苦受难的时候，躲在国外，逃避现实，等国内局势安定后再回来坐享其成，我想你我都不会这样做的。〔9〕”原因之二是未婚妻肖端清的影响。宋则行赴英后，1946年10月12日，肖端清结束了在中央设计局的工作，考入南京金陵女大政经系，上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与彭珮云（1945年—1947年在西南联大社会系、金陵女大外文系学习，后任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一起联合主办过壁报（彭佩云主编、肖端清副主编）〔10〕，作为京沪苏杭豫五区联合请愿团执委、主席团发言人之一参加到教育部请愿，并当选金大学生自治会七名委员之一（分管文书）〔11〕。作为积极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肖端清曾多次写信介绍国内政局发生的变化，并与宋则行共同探讨人生和祖国未来的发展前途。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加之对爱人的眷念，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遂使宋则行义无反顾，毅然回国，决定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做出贡献。

第二次重大选择是上海解放后，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到东北参加解放区建设，投身东北的经济和教育工作。1948年9月回国后，宋则行原想回到母校南开大学工作，但因经济研究所在战火中遭受重创，迁到昆明西南联大的图书资料一时难以运回，恢复工作短期难见成效。无奈只能回到上海，在何廉筹办的、以金城银行为靠山、方显廷任所长的中国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主编《经济评论》杂志。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自由·管制·国营》和《原则与经验和联姻》等文章。但他对此很不情愿，在写给夫人肖端清的信中说道：“我实在不愿意再写这种帮凶、帮闲的文章了”。1949年3—4月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停办，《经济评论》被迫停刊。这时，他不得不暂时到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12〕。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除在暨大执教外，复旦大学聘请他去做工商管理系主任，南开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纷纷寄来了聘书。这时东北财经委员会的招聘团也来到上海〔13〕。由于有了出国前后的工作经历，宋则行深刻认识到只在书斋里读书、写文章远远不够，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实际工作。经过与夫人商量，他谢绝了各个学校的聘书和兼职，毅然决定参加支援东北的建设。1949年9月，宋则行和与他怀有同样抱负的南开同学汪祥春（南开第六届，东北财经大学教授）、方秉铸（南开第八届，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张隆高（南开第八届，辽宁大学、南开大学教授）等一起来到设在沈阳的东北统计局，自此在东北这片沃土上深深地扎下了根〔14〕。

第三次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是选择从政还是从教，是担任民主党派负责人还是同时继续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东北后，宋则行在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工业处任研究员，参与新中国统计制度的创建。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多次到鞍钢、抚顺和沈阳的一些大中型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并主持公私合营的普查工作。从抽样调查到工业普查，宋则行干得热火朝天。在东北统计局工作的三年，是他感到最充实、最愉快也最有收获的一段时间。但这期间，始终有一个阴影笼罩在他的头上，这就是“海外关系”。所谓“海外关系”主要是指宋则行与其最好的同学杨叔进的通信关系。二人同在中央政大、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而且都是同届）。宋则行1945年赴英留学，杨叔进1946年赴美深造，1954年获得威斯康星博士，后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经济事务官和经济协调处处长。杨是辽宁法库人，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宋则行到东北后，他从泰国写信来恳请代问其哥下落，随后寄了一笔美元烦为转交〔15〕。由于二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加之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每个季度都有刊物寄来，而当时的东北统计局是全国最早创建的统计局，属于国家一级保密单位（连记载数据的笔记本都不准带回家）〔16〕，由此被公安厅作为“特嫌”加以内控（后升至由中央调查部直接管理）。1952年东北财经学院成立，宋则行被迫调离他心爱的统计系统，到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前身）教授政治经济学并任教研室主任〔17〕。从此之后，“海外关系”一直与他纠缠不清，历次政治运动都拿出来说事。虽然反右斗争侥幸过关，“文革”终未逃脱，除此之外又加了一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进行批斗，甚至导致腿骨骨折。但凡事也有转机。1964年中央调查部到家找宋则行谈话，大意是说杨叔进在远东经济委员会“表现很积极、很进步”，希望宋则行能继续写信，让他为中国多做些贡献。这样一来就彻底解决了“特嫌”的问题〔18〕。80年代后期杨叔进任世界银行高级专员，作为世行代表多次访问中国，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他也为世行批准对华无息贷款做了大量工作〔19〕，这些都被视作宋则行的“工作成绩”。及至宋则行的恩师斯拉法访华与其会面，更使他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此后，宋则行曾先后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校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在政治上，宋则行的另一个身份是民主人士、民主党派负责人。本来回到上海后按宋则行和夫人的想法，如要参加组织应该参加共产党，当时要是在南京还相对好办，因为肖端清的不少同学都是共产党员，但在上海无法与党取得联系。因此上海解放前夕，宋则行在其叔父宋安的介绍下参加了民盟，并为民盟散发过一、二次传单，到沈阳后脱离了民盟。在东北统计局后期，局长杨坚白动员他参加民主党派，认为对他改造思想有好处。经选择于1956年参加了九三学社（当时尚未批准）〔20〕，并先后担任九三学社沈阳分社秘书长、主委，省九三学社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第二届主委，第三、四届名誉主委。鉴于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宋则行先后当选第二、三届省政协委员，第二、五届省人大代表，并当选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尽管已成为民主党派负责人，但宋则行矢志不移，仍然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1979年4月，经组织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他在入党宣誓时表示的那样，虽然历史上曾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但对党的忠贞不渝的感情始终未变，还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这之后，他担任第七、九届沈阳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第八、九届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当时，全国人大常委的地位很高，每两个月到京开会一次，但他认为主要是些立法工作，自己研究的是经济学，与人大常委的工作不符，因此主动提出辞去这一职务。当年辽宁省共有两名全国人大常委，另一位是杨烈宇（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因病逝世），空缺出的两个位置分别由聂力（女将军）、曾宪梓（金利来领带大王）继任。后来，辽宁省原副省长彭祥松不幸去世，上面准备选一位民主党派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接任，当组织谈话时，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时任省九三学社秘书长、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的王文元（后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最高检副检察长、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有人多次问他对此是否后悔，他坦然地说“我不太适合当官，更适合做学问”。

三、研究领域

由于工作经历和个人的兴趣，宋则行涉猎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别人看来，如能在某一领域做出成就已属不易，而宋则行在所研究的各个领域均获得了不同凡响的骄人业绩，主要有：

一是经济史尤其是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主要是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宋则行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研究经济理论必须懂得一些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国很多学生和学者都拜读过他的一些大作，一些人误认为他是研究经济史起家的。实际上，从东北统计局转入东北财经学院，他最早研究的并不是经济史。反右运动的一天晚上，他平静地对老伴说：“我不是党员，教政治经济学不合适，当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就更不合适了，所以组织上调我到外国经济史教研室，我很同意，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门课”〔21〕。实际上，宋则行具有很扎实的经济史功底，他在南开的导师崔书香教授就是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专家，当时南开经济研究所专门设有经济史专业，共培养出5名硕士研究生（宋则行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此，宋则行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史，并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我国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宋则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主要建树，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创造了这两个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范式和学术研究的宏观框架，并开展了一系列开拓性和创新性的研究。

早在1957年，宋则行就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1965年、1980年与樊亢先生主编的《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三册本），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外国近现代经济史的通论性学术著作，被誉为我国外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毫无争议地成了我国高校外国近现代经济史教学无以替代的经典教材蓝本”〔22〕。1973年与樊亢合著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简史》，1989年、1998年共同主编并出版修订的《世界经济史》（四卷本）是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这部洋洋百余万言的鸿篇巨制，以其在创立我国世界经济史学科的科学体系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史研究方面所进行的成功尝试，以及学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之作”〔23〕。

在经济思想史方面，宋则行在南开和剑桥学习期间就阅读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原著，对外国经济思想史经典著作了然于胸，并曾得到世界级经济大师的真传。因此，对外国经济学说史自然非常熟悉，而且我国西方经济学学科最初的称谓就是“外国经济学说史”（全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1993年改为“西方经济学”）。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是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尤其在《马克思的增长理论——兼与西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比较》（1995）和《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由来、形成及其完善——兼论斯拉法对古典传统的价格理论的发展》（1996）等论文和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宋则行1952年调到东北财经学院后，为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更好地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意向学校要了一个房间，独自一人刻苦钻研，每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日下午回去。即便后来被剥夺了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权力，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苦思索。改革开放后，他多年的学术积累终于得到了极大的迸发，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和学术论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体现在与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

“北方本”的编写源于1978年6月国家教委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鉴于当时发展变化的经济形势，全国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与会者纷纷呼吁编写一本适合经济学专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经商议决定由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作为两主编单位，由谷书堂、宋则行两位教授担任主编，北京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等北方13所院校共同编写一部新的《政治经济学》教材（1979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4〕。

在1978年编写的“北方本”第一版中，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把“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即相当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并把物质利益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主线。同时，大胆探索、敢于突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明确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提高了商品经济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的地位”，这一提法比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早了整整6年；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提法比1992年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早了14年。这其中，包含了宋则行很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在1985年的第三版，宋则行开始将其运用自如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及其平衡关系的论述体现在教材之中，特别是关于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平衡实现条件的分析。之后一版比一版清晰，一次比一次细化，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以致被其他教材和论文广泛引用，为我国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从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不仅如此，宋则行还组织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调整，这是1988年第四版修订的最突出特点之一。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大多沿用马克思《资本论》的“三卷体系”或“过程分析法”，即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生产过程，这种分析方法对分析生产关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为了进一步研究合理组织生产力、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作用，宋则行在率先组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的有关人员（包括一些青年学者）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在征得南开大学有关学者的同意后，在第四版的教材体系安排上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即把企业与直接生产过程、市场与流通过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与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第四版新的体系结构。这种安排也与十三大提出的“三联模式”相适应，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分巧合的是，“三联模式”的始作俑者正是宋则行担任辽宁大学经济系主任时的得力助手王积业研究员）。同时，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运行中的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北方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2013年前后历经35年，连续修订出版10版，发行逾百万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奖（1988）、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2）、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在教材建设的同时促进了队伍建设，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一些中青年教师受到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熏陶茁壮成长，并在2009年第九版顺利实现了主编的新老交替〔25〕。

“北方本”历经35年长久不衰、队伍不散、成果不断，主要得益于两位主编的精诚合作和互相支持。两位大师的合作堪称佳话：从年龄上，宋则行比谷书堂年长8岁，从资历上宋则行1941年入南开经济研究所、1945年—194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6〕；谷书堂1946年入南开经济学系学习，1950年留校任教〔27〕。但宋则行一向为人谦和，做人低调，对母校南开一往情深，对谷书堂尊重有加。谷书堂也尽显大师风范，敬宋则行为师长，凡事均与他商议。两位经济学大家的博大胸襟和情怀，使两校的青年学者无不深受感动，从中获益匪浅。

而西方经济学研究无疑是宋则行的强项。从剑桥毕业回国，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1965年就客观地撰写了《怎样批判凯恩斯的乘数论》，1979年协助许涤新编写了《政治经济学辞典》“外国经济学说史”部分，1981年撰写了《国外经济学讲座》（第四册）“新剑桥学派”部分，同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撰写了6个条目。1984年辽宁大学成立西方经济学研究室，宋则行在率领弟子开展研究的同时，一直对西方经济学保持清醒的态度。1987年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在国内较早系统阐述了西方微、宏观经济学体系，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1989年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侧重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条目进行分析，厚今薄古，重在现当代，这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部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辞典（1995年正式出版）。

三是《资本论》研究。宋则行在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同时也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与众不同的是，他对《资本论》具有特殊的研究视角，就是同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如1991年在刘波教授《〈资本论〉概说》序中所说：“《资本论》作为一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从1867年第一卷问世起，就曾先后遭到西方经济学的强烈抵制、责难、曲解、诽谤和攻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伟大生命力”，他还引用导师琼·罗宾逊的一段话“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认为运用《资本论》基本原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必须认真学习、看懂看透《资本论》，“正确掌握《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则是正确分析所要研究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28〕。为此，他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深入思考，集中体现在199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再认识》一书中。

除此之外，宋则行在世界经济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方面的著述也堪称精湛（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时的专业就是国际经济）。如《关于固定资本更新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缩短问题》（1961）、《马克思的资本构成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业失业问题的剖析》（1963）、《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滞胀”》（1983）等。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中国学者友好代表团、中国经团联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学术交流过程中，对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加强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进程。

早在读高中和上大学时，宋则行曾接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通俗读物，由于当时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愤恨，书中的理论观点对他颇具吸引力，并在心中暗自折服〔29〕。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期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但对苏联模式颇有微辞。

剑桥学习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这与其两位导师的学术倾向和学术观点有很大关系。宋则行在三一学院学的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他的两位导师非常有特点：斯拉法是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早年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的亲密朋友，后成为凯恩斯的得力助手。他从20年代后期起编译《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全十卷），他个人的主要著作是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正是这部不到一百页的小册子却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简称“转形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奠定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被称为“斯拉法革命”，并与“凯恩斯革命”相提并论。罗宾逊夫人更是毫不逊色，堪称当代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她是凯恩斯同时代人，其学术贡献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之所以没有获奖，一是因为论资排辈，二是性别歧视，三是政治倾向（主要是凯恩斯左派，同情马克思）。不仅如此，她的弟子也好生了得，先后有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55—1956年拜琼·罗宾逊为师，取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1998年因其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奖；另一位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66——1970年追随琼·罗宾逊做博士后，2001年因在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获得诺奖。如此说来，宋则行应为这两位诺奖得主的同门师兄。正是斯拉法和罗宾逊夫人两位导师的政治和学术倾向对宋则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期间，他还认真研读了《资本论》，以及保罗·斯威奇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甚至还阅读了英国工党理论家斯特拉彻、艾德礼、盖茨克尔等人的著作。但在这些著作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两位导师的著作。他曾深情地说道：“我后来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研究上做到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30〕。

1948年回国后，宋则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边学边教、边教边学。1956年应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写《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1957年出版），这是他第一本学习、研究马列原著后的一部专著，尽管受当时教条主义的影响，但在“文革”中还是被误认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毒品而遭绝版。在1961—1963年理论界比较宽松的年代，主要围绕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固定资本更新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关系等在《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曾引起经济理论界的争论后被普遍认同。1983年，为参加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撰写分析马克思资本构成理论的论文并获奖。之后围绕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劳动价值论、生产性劳动等问题发表（撰写）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31〕。

宋则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价值和生产价格等研究方面，他力图在东西方经济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作为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总有某些共通之处。例如，“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同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相通的”，“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式，撇开它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这一根本缺陷不谈外，仅就这个模式的基本方程所表达的数量关系而言，与我们所概括的马克思增长模式有相通之处〔32〕”，“后凯恩斯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分析方法看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后者的回归〔33〕”，“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最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是以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式〔34〕”，“从分析方法上说，斯拉法体系和马克思体系所应有的逻辑和历史的方法是相吻合的”〔35〕。在这里，宋则行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和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和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力求找出其中的共通之处，避免厚此薄彼，力争做到扬长补短、相互沟通。而且，在论文中还进行了大量的数学分析，充分显示了其扎实的数学功底，这在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宋则行一贯强调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在分析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更重视运用其为中国现实经济服务。他在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

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发挥政府作用。如前所述，早在大学期间，宋则行就对兰格的“试错”理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强调政府计划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大跃进”时的错误，曾提出要发挥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1979年，进一步提出区分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两种层次中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6年，提出增强企业活力、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必须具备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两方面的条件。上述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相互连贯的，对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1981年，宋则行在全国最早提出“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的概念。1983年，最早提出按社会生产前后衔接顺序，将物质生产部门划分为原始产品、中间产品和社会最终产品生产三大门类。1986年，在分析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公式时，不同意“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提法，最早提出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键是“社会最终产值”意义上的平衡，后来这一观点逐渐被官方所接受，国家统计局在宏观经济指标中设立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即相当于社会最终产值）这一总量指标〔36〕。

三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宏观分析尤其是总量分析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分析的传统，宋则行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有了新的发展。1984年，主编全国最早的一部宏观经济分析著作《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将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效益分析结合在一起。1989年，在全国高校最早系统研究并出版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既分析需求管理又分析供给管理，提出应综合运用财政、货币、产业和对外经济等政策，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短期平衡和中长期动态平衡，以及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价格改革等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四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分析。1981年，宋则行在随中国经济学家访英代表团访问牛津、剑桥大学后，对我国片面追求高增长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必须做到量力而行，比例适当、结构合理和效率提高。1982年，从资金运动和货币流通角度分析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86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与适度经济增长率。1991年进一步分析“适度增长率及其制约条件”。1996年，提出以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大小或投入产出效益水平高低，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准。总结起来，宋则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和发展，其分析框架是集新古典、新剑桥抑或新经济增长理论之大成，对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实现内生增长和创新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六、学科建设与教书育人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宋则行的经济思想、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对辽宁大学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是辽宁大学经济学科的创始人、奠基人，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园里，目前矗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座雕像，就是宋则行先生的塑像（2008年）。

在学科建设方面，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宋则行就开始招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获得全校第一个硕士点，有人说是由他“争”来的，实际上当时辽大根本没报，是经国家正式批准“送”来的。1984年成为全国第二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外国经济思想史（1993年统一改为西方经济学）专业成为全校第一个博士点。在宋则行的培养、指导和影响下，辽大经济学科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拥有外国经济思想史（1984）、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1990）、企业管理（1990）、世界经济（1993）和国际金融（1996）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遂使辽大及学科站在了全国经济学科的前列。1998年建立国家重点教学基地“辽宁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2003年在教育部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七、地方院校第一。1999年获批第二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2010年改为“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2000年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政治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评审中双双名列全国第一，2003年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评审并列全国第一，2005年工商管理并列全国第一，2011年统计学成为全国第一批该专业一级学科博士点。1995年获批成为东北地区唯一的经济类博士后流动站举办单位（后分设为应用、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012年成为全国第一批统计学博士后流动站。在重点学科建设方面，1984年外国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1995年国民经济管理被评为省级重点扶持学科，1997年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2002、2007年，国民经济学、世界经济连续两届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金融学2007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1997年辽宁大学进入“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经济学学科群”进入“一流学科”，辽大由此成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十年又上一个新台阶。回想当年，如果没有宋则行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艰苦创业所奠定的基业，没有经济学科三代人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就没有辽大经济学科的今天，也不会有辽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今天。饮水思源，不由得对宋则行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深切的怀念。

在队伍建设方面，当年辽大经济系以宋则行为核心组成了颇具特色的领导班子。当时宋则行任首任系主任，两位副主任分别为彭清源（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王积业（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副博士、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所长），以致留下一段“英美苏领导辽大经济系”的佳话。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具有英美苏留学背景和在国内著名高校（如北大、人大）毕业的高才生，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为辽大经济学科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不仅如此，宋则行将其所担任的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如全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全国外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等职务，薪火相传，分别传给辽大第二代、第三代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至今仍在这些全国性学术组织中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扩大辽宁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

在人才培养方面，宋则行教授虽身兼数职，但始终将教书育人作为第一己务，花费大量心血培育一代新人。由于其成绩卓著，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2年获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1995年被评为辽宁省功勋教师，是全校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终身教授。宋则行教书育人的特点：一是识才爱才。在其麾下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有些甚至是“怪才”，如安徽省武术队队员、辽宁省象棋队队员，但前提必须是成绩过关、学术过硬；二是因材施教。他秉承了“英式教育”方法，将通识教育与博士生课程教育结合起来，提倡自学，主张创新，容忍发表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三是育才有方。他的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学生想偷懒也不行，布置的外文原版书必看，考试时按章出题，博士论文连标点符号、文字疏漏甚至印刷错误都逐一指出，学生接到批改后的论文既惭愧又感激，纷纷将论文修改稿作为文物珍藏。

笔者曾在宋老师身边工作、学习21年，对此有深切体会。1982年，根据时任省委书记郭峰批示，为宋老师成立研究室，配备助手。为此于1982年11月和1984年9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室。同时经系里研究、宋老师本人同意，决定由我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同时兼任宋老师的学术秘书。1989年9月正式成立经济研究所（增加1972年成立的世界经济研究室），宋老师担任所长，刘波、冯舜华两位老师任副所长，我任所长助理（1995年10月任直属党支部书记、副所长），其间追随宋老师攻读博士学位。由于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等原因，更重要的是个人努力不够，博士论文迟迟未能答辩。宋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对此极为宽容，从未干涉我的活动，同时丝毫不放松对我的要求。及至我英文原著读完考试过关，终于写完初稿，忐忑不安地将论文交给宋老师过目。当我看到宋老师几番修改后的论文上，有些地方密密麻麻写满铅笔字（宋老师改稿从来不用红笔，以示对作者的尊重），不由得肃然起敬。经过宋老师的认真修改，不仅文字和标点符号更加准确，条理更加清晰，连原文中的“or”和“of”的印刷错误都纠正过来了。对此，宋老师曾平静地对我说“不要迷信西方经济学，你看连印刷都有疏漏嘛！”也许是“恨铁不成钢”，抑或我拖延太久给老师的压力太大，待正式答辩之后我向宋老师深深鞠躬表示感谢，竟引得老师当场动容。当看到师生二人相向而泣的场面时，主持答辩的汪祥春老师（他还参加过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十分感慨地说：“我参加过这么多的博士论文答辩，从没见过如此感人的场面！”每当忆及于此，不禁使我百感交集，更加怀念我的恩师宋则行教授。

适逢宋则行教授百年诞辰之际，谨此衷心感谢先生多年的谆谆教诲，您的音容笑貌、高风亮节将永驻弟子心间，您的光辉将护佑辽大经济学科和辽宁大学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

〔1〕宋晓东.我的父亲宋则行〔Z〕.2017.1-4.

〔2〕〔4〕〔24〕〔26〕〔27〕张东刚.日就月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八十年〔Z〕.2007.206、29、140、227、139.

〔3〕〔5〕〔9〕〔10〕〔11〕〔12〕〔13〕〔15〕〔16〕〔17〕〔18〕〔19〕〔20〕〔21〕肖端清.风雨人生（自述集）〔Z〕.1996.39、41、75、65、66、76、87、92、130、97、160、104、115、116.

〔6〕周菲.回忆我的公公——宋则行〔Z〕.2017.1.

〔7〕李伟民.追寻一代宗师宋则行教授的剑桥足迹〔Z〕.（内部资料，未公开出版）。2017.1.

〔8〕宋侠（宋则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论文修定稿：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1924-1928）〔D〕.1949.前言.

〔14〕〔36〕林木西.宋则行——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二分册）〔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54-164.

〔22〕〔23〕韩毅.外国近现代经济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2.

〔25〕林木西.中国特色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0-12.

〔28〕刘波.《资本论》概说〔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前言.

〔29〕〔31〕〔32〕〔33〕〔34〕〔35〕宋则行.马克思经济理论再认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前言、143、148、145、206.

〔30〕杨玉生.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宋则行部分）〔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104.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hono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Hsia Soong,my mentor.I review the life of Professor Soong,the prominent economist,educator and social activist in six aspects,including his education,turning points in his life,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Marxist economics,theoretical and 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his life as an educator.This paper is in memory of my teacher,and is also to encourage future student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s discipline of Liaoning Univers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University as a key national university with world-class disciplines.

Key Words:profound knowledge in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economy;Three Combinations of economic theories;Marxist economist

【责任编辑 裴鸿池】

Hsia Soong,a Marxist Economist Profoun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conomy and in the Innovative Three Combin ations of Economic Theories

LIN Muxi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Province 110036,China）

F01

A

1002-3291（2017）05-0013-11

2017-08-25

林木西，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则行教授入室弟子。曾任宋则行教授学术秘书，从1984年起至2003年先生逝世，一直追随先生左右工作和学习，先后任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直属党支部书记、副所长，现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第一批教学名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