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来”“外来”与“未来”之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模式的辩证分析

郭忠义 付文佳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在“本来”“外来”与“未来”之间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模式的辩证分析

郭忠义 付文佳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本来、外来与未来，是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中国话语。中华民族对三者关系的权衡与选择，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主题，又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华民族应对世界现代文明冲击所形成的文化主题，体现为对“本来、外来、未来”如何抉择的文化模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具有宏大历史感的文化哲学命题的深远意蕴，只有在中华民族文化抉择的历史语境中、在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上和肯定性辩证精神的视域内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文化模式；存在论；辩证法

2016年5月，***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构想：“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同时，又以文约义丰的中国话语方式，表述其“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主旨。这一理论表述既反映了背负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艰难历史进程的深沉理性反思，又反映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经济崛起之路的历史逻辑的深刻觉解。如何对待“本来、外来、未来”的关系，承载着“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终极性思考。它不仅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关键时刻都必须面对的具有哲学意蕴的时代追问，而且是中国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历史逻辑和文化主题的哲学表达，还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创新实践的辩证逻辑表征。因此，既要从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予以高度的关注，又要从辩证法范式变迁的角度予以深刻的解读。

一、关于“本来、外来、未来”的历史逻辑和文化主题

***总书记关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命题，凝结着对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历史逻辑的深沉思考，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内容的辩证命题。因此，不能简单进行形式化理解。例如，一般说来，按照讲话精神，“不忘本来”就是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思想精神，坚持利用好马克思主义资源；“吸收外来”就是要借鉴和吸收所有优秀的外来文化，充分利用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面向未来”就是要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新的发展国情之下融通本来和外来，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把握未来世界思想文明发展的动向。然而，本来、外来和未来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历史流动变化的概念，互相渗透的概念。因此，必须在马克思辩证法的视域中予以理解。

卢卡奇关于马克思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而非纯粹自然过程辩证性的主观反映的观点，现在已经得到中外学术界的认同。因此，辩证命题必然反映历史本身的逻辑。在现代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那里，不仅用辩证法展示出全部理论的历史性本质，而且奠定了辩证法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一般逻辑程式。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由黑格尔的实体和主体合一的绝对观念，变成了“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辩证法也就变成了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其思维形式也就随着人的实践创生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变化而变化。正如恩格斯在谈辩证法时所讲，“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2〕根据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辩证法理解为具有逻辑的思维一般性形式和时代精神精华表征的辩证精神两大维度。根据黑格尔所确立的辩证法的基本逻辑程式，我们可以把辩证精神分为肯定性范式和否定性范式。“所谓肯定性范式，就是辩证思维在对事物总体上肯定性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性的理解；所谓否定性范式，就是辩证思维在对事物总体上否定性的理解中包含着肯定性的理解。一般说来，肯定性范式强调联系性、兼容性、发展性，强调过程的有序演进，否定性范式强调对立性、对抗性、飞跃性，强调渐进过程的中断，结构的崩解与重构、无序与重生。”〔3〕根据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这种理解，我们探索“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意蕴，必须将之置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其逻辑意义。“本来、外来、未来”三个向度的辩证关系所具有的深刻历史内涵，实际上就是中国思想界在应对现代文明挑战中所形成的“古今中西”之间关系的文化主题。对文化主题表达的民族精神主流的逻辑表达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模式。***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4〕“本来、未来、外来”，恰恰是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凝结着中华民族现代化文化主题的中国话语。

中华民族自明末闭关锁国以来，渐渐离开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落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特别是鸦片战争使中华文明面临着千百年来之巨大变局。面对以欧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文明的挑战，中国分别采取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本来”“立足外来，否定本来，面向未来”“立足未来，否定本来，拒斥外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等不同的文化态度。在“本来、外来、未来”三者之间的态度转换，构成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基本国策的历史性曲折转变，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时代精神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曙光最早能够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表达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概念。洋务派主张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结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对旧有国体进行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对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华精神文明独步天下，封建政治伦理永世长存”的封建烙印根深蒂固，放不下封建文化唯我独尊的“本来”，实际上是对旧有封建制度的留恋和肯定。洋务派在对当时社会现实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基础上，企图用中西方文化和谐共生的理念对旧有制度的不合理性进行渐进式的变革，但回归历史的文化目标扼杀了文明的发展向度，最终走向“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本来”的形而上学文化模式。这种情况下，单纯靠吸收“外来”的西方文明的皮毛，势必会导致“中体西用”这种粗糙简单的嫁接模式要被新的形式所替代。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统治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轰然倒塌，新民主主义革命致力于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继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当时，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潮遍地开花，造成了人们旧有观念和新兴观念的精神撕裂，一边是对外来入侵者的深恶痛绝与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另一边则是对于旧有制度文化毫不吝惜地全盘否定，此时的中国十分渴望出现一种有能力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救国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自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时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下，中国共产党人渴望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中产生了以《矛盾论》等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形式，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指南，“立足外来，否定本来，面向未来”的民主革命意识始终构成当时中国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其背后的时代精神精华始终是否定性辩证精神。辩证法的批判性、否定性结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实践果实，但是在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中，在对古老的封建帝制、民国政制等一切旧制度彻底否定的同时，始自“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的倾向，也造成了传统文化断裂的历史缺陷。这也为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缺失和民族虚无主义埋下了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坚定了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信念，开始一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由于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等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新民主全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伟大的历史成就也使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方法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否定性思维定式，表现为1957年后“左”的思想渐渐成势，影响了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造成了“大跃进”的失误和“文革”的全局性失误。在“文革”中，由于把辩证法简单化为对立统一规律，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单化为“一分为二”和“斗争哲学”，否定性辩证精神异化成了恩格斯所批判的形而上学。以“未来”作为全部的出发点和根本尺度，对西方创造的世界文明、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文明的全面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立足未来、否定本来、拒斥外来”成为当时的文化模式，造成了民族文化走向虚无和社会主义探索步入迷途。

改革开放以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本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文化模式。它不仅从精神实质上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同时，也蕴含着对以往文化模式的深沉反思，蕴含着中华民族思维范式的历史转向，蕴含着一个经济崛起中的大国对文化崛起的范式选择。

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关系的存在论规定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深刻的辩证意蕴，必须基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上才能得到理解。例如有人认为，“本来”就是中国的基源性文化，“外来”就是西方文化，而“未来”便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这过于简单化了。所谓“本来”之“本”，出自中国哲学的“本末”范畴，是本体论的中国化表达。那么，相对应的就是马克思的存在论。马克思存在论的存在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不同，不是抽象化的概念实体，不是绝对观念或意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存在”。马克思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马克思存在论是在人类实践的历史中辩证展现的。其突出特征就是现实的历史的逻辑决定精神的文化的逻辑。

那么，所谓“本来”，首先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本身。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变，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从历史逻辑上看，“从‘两个凡是’转向实事求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石；从政治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归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从‘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和对‘天下大乱’的肯定，转向了肯定现实基本秩序的改革开放。党的指导思想的变革实质是深层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重大变革，是从异化的否定性辩证法向肯定性辩证法历史性变迁。”〔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呈现了“本来”“外来”“未来”的精神逻辑。“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那么，“本来”就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就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强国之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的精神指向和实现复兴的时代追求。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走上了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之路。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正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

其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存在论基础就是人们的现实的生存，就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现实和当下改革开放的实践场域，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史诗般的伟大实践成就，改变着“本来”“外来”的固有内涵。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被卷入了世界的历史，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中的个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并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所有中国人都以积极开放心态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仅出境游2016年就达1.22亿人次。信息化促成了中国新实体经济的兴起，教育的突飞猛进填平了数字鸿沟，信息共时化共享和即时化传播，使人们迅速进入跨国界的网络社会空间。同时，生态危机、核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也进入每个国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于是，这一物质生活过程作为存在论基石极大地制约着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过程，必然改变着“本来”与“外来”的语义边界，并凸显出原未彰显的现代意义。

因此，“本来”不是文物般的历史遗存，而是现代意义的现实存在。“不忘本来”，不是固守传统文化的母版，不是不加分析鉴别地恢复封建主义的固有传统，而是弘扬经过创造性转化了的具有现代气质的传统文明。“不忘本来”更不是用封建的东西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现代西方的制度文明，而是把曾经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当代中国“本来”的精神支柱，吸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国正是在吸纳了世界文明的优秀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管理成果，在“本来”与“外来”的相互贯通中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本来”的现代化，“外来”的“本来”化，生动表现出“本来”“外来”之间关系的辩证本质。“不忘本来”只有在借鉴比较“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此，“不忘本来”，就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9〕。

根据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原则，“本来”“外来”和“未来”，都是基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现实，都是基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处的实践场域，都是基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地球村”般的世界。那么，“不忘本来”，是创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立足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发点。“不忘本来”并非唯中华文化独尊的唯我主义，而是要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当今中国的文化精神找到文明根基和现实基石。“吸收外来”绝不是基于文化自卑而削足适履似地照搬他国的模式或迷信任何国家现代化的“模版”，而是基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坚定地以世界现代化文明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向；不是基于传统封建文明的“母版”、回望康乾盛世并重复文化上的夜郎自大，而是基于中华优秀文明自信地吸纳一切优秀外来文明，包括西方的现代化文明，在文明交融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再生。“不忘本来”是为了“面向未来”，亦即说，中国在未来世界多元化发展趋势和潮流中，要想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取得比较优势并创生世界认同的“中国话语”，就必须基于文化主体性立场，并以开放的态度去对话世界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创生与世界文明和谐共生的具有中国智慧和中国气质的精神文明，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未来。

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辩证法范式选择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创新之路，必须在马克思的辩证法视域中才能得到理解。无论是“本来”“外来”的概念含义，还是其相互关系，都必须作为历史性、过程性的集合体来理解。而对“不忘本来”在当下中国的强调及其所显示的文化意义，也只能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肯定性范式下得到恰当的说明。

辩证法就其方法论原则而言，是对“孤立、静止、片面、机械”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知性思维的超越，就其自身的辩证本质而言，是一种承载着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理论思维方式。那么，教科书哲学中的仅仅以公理化方式存在的辩证法，因其所具有的绝对化倾向，在一定意义上有违于马克思辩证法的辩证精神原则。马克思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的逻辑背后所蕴含的是真实的社会历史逻辑，因此，必然带着时代主题变迁的历史印记。如前所述，肯定性范式的辩证法在对现实事物总体上肯定性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性的理解，构成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否定性范式的辩证法在对现实事物总体上否定性的理解中包含着肯定性的理解，构成事物“渐进过程的中断”和扬弃。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逻辑表现，否定性范式的辩证法是战争与革命时代辩证精神的基本形式，肯定性辩证法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辩证精神的逻辑表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也经历了由否定性范式的辩证法，中途经历否定性辩证法的绝对化的“斗争哲学”，向肯定性范式的辩证法的变迁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方法论原则就是肯定性辩证法。它的突出特征就是以肯定现实基础上的改变现实为思维起点，并以现实的完善和发展为理论归宿。因此，就必然要以特定的社会存在论基础，也就是以世情国情和党情为前提。

新中国诞生后，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达成民族强盛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然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参考。195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因“左”的思想影响逐步升级，“文革”中“斗争哲学”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否定性范式的辩证法异化为恩格斯所批判的“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这种理论使创建于实践的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法转换为建诸个人崇拜之上的抽象不变的神圣教条，导致了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本来、外来、未来”历史方位上的迷失。其所奉行的“立足未来、否定本来、拒斥外来”的文化模式背离了唯物主义的存在论立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性辩证法建立在主观意志之上并走向异化，经历了“文革”灾难性的“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教条主义思维，立足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历经坎坷的中国寻找到了一条走向理想现实的具体路径，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实现了辩证法范式由异化的否定性辩证法到肯定性辩证法的历史回归。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是以社会历史存在为前提的辩证法。它既不是黑格尔辩证法那样的纯粹概念运动，也不是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那样仅仅存在批判的否定性维度，而是存在着不可或缺的肯定性维度并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表现为肯定性范式。阿多诺认为马克思辩证法是否定性辩证法并拒斥肯定性维度。在他那里肯定性的思维表现就是启蒙以来所确立的实证科学。这种理解并不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讲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0〕这说明，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实证”品格的肯定，就是辩证法的肯定性的重要表征。其中国化表达就是“实事求是”。历史证明，正是按照肯定性辩证法原则，我们才告别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绝对否定性之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知。只有马克思辩证法的肯定性范式，才能阐释中国奇迹的创生和中国经验的本质，才能实现与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现代对接，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当下，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其情势早已不是出于民族救亡而提出的“本来”与“外来”之辩，而是基于自身之崛起去探究中国的未来。此时必定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念来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与文化上的奠基。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蔓延，拥有独立的思想和文化自主性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首要任务。“不忘本来”，不是固守传统的文化复古，而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吸收外来”，不是思想僵化的照搬照抄，而是结合实际基础上的取长补短，努力促进中华文化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为前提，以“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为基本原则，以“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为基本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11〕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标尺。从根本上说其实现的路径就是合作共赢，具体表现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态度。这一思想既传播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增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又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推动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及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以辩证法的视角进行审视，当今中国不仅仅承载着传统文明浴火重生的历史责任，也面对着国际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置疑和挑战，同时还需要应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和内容的国外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争。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现历史性崛起、世界进入中国世纪的世界语境下，***总书记对于“本来、外来、未来”关系的理论概括，既是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的角色定位，又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时代使命的宣示，更是党和国家面向21世纪实现文化崛起的发展战略具体路径的简明表达；既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符合肯定性辩证法的思维逻辑和中国智慧。

〔1〕〔4〕〔9〕***.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原文载于新华社.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519/c219468-28361739-7.html.2016-05-1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3〕〔8〕郭忠义，贺长余.论辩证法的范式变迁〔J〕.社会科学，2013（2）.102、109.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7〕〔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73.

〔11〕***.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新华每日电讯，2015-09-28（1）.

Abstract:"Original","external" and "future" are Chinese discourses with Chinese philosophical characteristics.The balance and choice between them reflects not only the cultural them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but also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argument of"ancient and modern,Chinese and Western"is the cultural theme of modern China's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round the world.It is expressed as a cultural pattern of how to choose the original,the external and the future."Stay true and original,absorb the external essence and be oriented to the future"is a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proposition with a grand sense of history,so its profound implication can be truly understood onl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cho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on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of Marx's philosophy,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dialectics.

Key Words:cultural patterns;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dialectics

【责任编辑 潘照新】

"Original","External"and"Future":A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Cultural Pattern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GUO Zhongyi FU Wenjia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G05

A

1002-3291（2017）05-0045-06

2017-03-10 修改日期：2017-07-10

郭忠义，男，山东临朐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

付文佳，女，辽宁朝阳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2014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WT2014001）“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辽宁省教育厅2016年度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WQN201604）“马克思群众史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研究”；2016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6BSZ002）“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2017年度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逻辑研究”（L17AZX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