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特例研究

周加李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北京100037）

外交礼宾处于外交最表层，是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因较强的操作性，外交礼宾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大多数成果停留在操作性层面，学理性研究较为缺乏。①国外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萨道义1917 年出版了《外交实践指南》，书中涉及了位次、称号、礼炮、旗帜、访问、服装、勋章和礼品等内容；1970 年约翰·伍兹与简·塞尔合著了《外交仪式与礼宾》；1997 年玛丽·简麦卡弗里与波林英尼斯合作撰写了《礼宾——外交、官方、社交完全使用手册》；加拿大的路易斯·迪索出版了《礼宾——交际的工具》，2010 年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处长玛丽·梅尔·弗伦希出版了《美国的礼宾——官方外交礼仪的指导》，这些书籍均从比较实用的角度介绍了外交礼宾的具体做法。涉及学术性的成果包括：1948 年汉斯·摩根索出版了《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而斗争》，书中从权力的角度涉及了外交礼宾的研究；哈罗德·尼克尔森1954 年出版了《外交方法的演变》，涉及了外交礼宾的出现与发展过程；1997 年埃里克·戈尔茨坦发表了《国事访问中的政治》一文，从政治的角度对国事访问进行了剖析；2005 年克里斯·约恩松和马丁·霍尔出版了《外交的本质》（Essence of diplomacy），采用过程主义的方法对制度与仪式进行了动态研究；何伟亚2015 年出版了《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了两大帝国之间的冲突。中国关于外交礼宾的研究多为实操性成果，有代表性的学术性成果包括王开玺教授2008 年发表的《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认为中英冲突的根源是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差异；2010 年胡勇发表的《邓小平访美的礼宾问题》，对1979 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时受到的破格礼遇进行了研究；周加李于2018 年发表的《作为权力博弈的工具——论礼宾礼仪的一种隐性功能》一文，挖掘了外交礼宾的权力政治功能，等等。这些研究缓慢开启了外交礼宾的学术研究进程。诚然，外交礼宾具有较强的外在性、直观性以及政治属性，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揭示国际政治中的深刻道理，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尽管世界上已经形成一套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承认与践行的系统性外交礼宾规范，但国际政治中还存在一些外交礼宾特例。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特例并非个案。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以礼宾升格与降格为主要形式的特例，尝试通过对“为什么会有这些特例，它们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的回答，挖掘外交礼宾特例之独特的学术价值。

一、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规范与特例现象

“外交礼宾”，也称“外交礼宾礼仪”或“礼宾礼仪”，为国家和外交仪式中遵循的正式的礼仪、行为准则、位次安排与程序〔1〕，也即政府、国家及其代表在对外官方活动仪式中的一套符合良好行为举止的规则〔2〕。外交礼宾是外交必不可少的形式和环节，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它为国家间关系的行为提供公认行为规范〔3〕，这套规范受到主权平等、交往对等与平衡对待这三个原则的影响〔4〕。作为一套各国共享的信号与参照物，外交礼宾既是各国外交交流的前提条件〔5〕，也是维系国家对外友好关系的必要手段。目前现代外交中的外交礼宾规范基本已经程序化、制度化与法制化，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认可与践行，它是国家间官方交往的一套沟通系统，也是考验国家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一员的试金石。

现代外交中的礼宾规范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外交交往中的迎送仪式、位次排序、宴会安排和吊唁、国旗的悬挂等，以及外交主体的言谈方式、行为举止、着装服饰等〔6〕。这些内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国际公认的规范，比如：礼宾次序先后由外交代表的头衔与递交国书的时间确定〔7〕，具体排序时遵循以右为尊、以中为尊等。为了体现友好、尊重与对等，在双边外交中，东道国往往将来访国国家领导人安排在右边的尊位。在多边场合，各国外交代表的位次参照国家首字母、职务高低、任职时间先后等原则排序。欢迎仪式是外交礼宾中最吸引眼球的内容之一，交通护卫、国歌演奏、礼炮鸣放（国家元首鸣放21 响，政府首脑鸣放19 响）、仪仗队检阅等都有国际通行的做法。此外，外交主体本身的言谈方式、行为举止、着装服饰等等也是外交礼宾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外交礼宾中的主体，不管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外交官，都遵循着一套基于尊重的礼宾规范，如掌握分寸、讲究礼节、举止文雅、言谈礼貌、着装得体等。外交是用来调节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与方法〔8〕，礼宾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不同时代已经发展出一套可以使外交官专注于实质性议题的礼宾，减少不必要的关于外部沟通形式的争议，同时又允许通过偏离礼节性的形式发出独立的信号〔9〕。以礼宾升格与降格为形式的特例正是这种偏离礼节的形式，也即本文所观察到的外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与规范不一致的现象，它们是外交特殊的手段与信号。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现象不在少数，其影响与效果也非同一般。下面以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为范围，对有代表性的一些礼宾升格与降格案例进行梳理。

（一）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升格

礼宾升格是指在国家间关系中，一国以礼宾规范为基础，在外交礼宾上刻意给予另一国外交代表超常规的升格礼遇。礼宾升格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由于仪式对外交的重要性以及易观察性〔10〕，礼宾升格多见于外交仪式中，最典型的就是欢迎仪式，东道方往往通过迎接人员的级别、人数、交通护卫、礼炮鸣放等等来实施礼宾升格。

新中国刚成立时曾给予所有承认新中国的外交代表超规格礼遇。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抵京时受到了中方隆重的欢迎，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率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北京市市长等党政领导赴火车站迎接，还有三千多名群众挥动彩旗和花环欢迎〔11〕。按照国际惯例一国大使到任，往往是驻在国外交部的礼宾官员迎接，足见礼宾规格之高。1954 年10 月19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沿途二十万民众夹道欢迎〔12〕。1957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亲自去机场迎接，二千名群众到机场欢迎，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13〕。这些隆重的场面体现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礼宾具有的大规模、高规格、超隆重的特点。中方的做法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获得高度评价，也为中国赢得了朋友。

1979 年与1997 年中国两位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均得到美方的礼宾升格礼遇。1979 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方的接机人员由原来安排的国务卿万斯临时升格为副总统蒙代尔；在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参加欢迎仪式并陪同邓小平检阅仪仗队；美方鸣放了只有政府首脑才能享受的19 响礼炮等等，“此类隆重仪式往往只是为重要的来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14〕。一个国家的总统为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举行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15〕。美方的礼宾升格为邓小平成功访美营造了氛围，为两国关系向着友好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7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方提升了礼宾规格并主要通过鸣放礼炮体现出来。一般情况下东道国会为来访的国家元首鸣放一次礼炮。但美方打破惯例为江泽民主席鸣放了三次21 响礼炮。第一次是江泽民到达美国檀香山时；第二次是在美国为江泽民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第三次是江泽民结束对美国的访问离开时〔16〕。美方的超规格礼遇显示了尊重释放了善意，为此次国事访问增添了色彩，也为1998 年克林顿访问中国奠定了基础，两国关系向着友好与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军机护航是外交礼宾中东道方体现尊重的最高形式之一，升格信号非常明显。与鸣放礼炮和检阅仪仗队不同，军机护航并不是欢迎仪式中的程序性内容，没有国际统一准则，因此，往往被视为最高规格的礼遇之一。各国并不会轻易地给予来访国的国家元首军机护航礼遇。中国国家主席***上任后多次受到他国的礼宾升格待遇，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军机护航。***主席就职至今所尊享的军机护航礼遇大部分如下表：

表1 ***主席受到的军机护航超规格礼遇

一国元首获得如此多国家的军机护航礼遇在外交中十分少见。军机护航的行为传递了尊重与友好，也为加强两国关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超规格礼遇是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的信号。礼宾礼仪升格的做法各不相同，但背后的实质是一致的，即体现了国家之间友好的关系、亲密的友谊与良好的合作前景。当然，两国关系也有出现障碍、矛盾的时候，外交礼宾降格往往成为一种表达信号的手段。

（二）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降格

礼宾降格是指在国家间关系中，一国以礼宾规范为基础，在外交礼宾上故意降低对另一国外交代表的礼遇。礼宾降格的展现方式可以是偏宏观的仪式性安排，如欢迎仪式、国宴、位次安排等；也可以是偏微观的体现在外交主体身上的各种礼节。

礼宾降格的例子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五十年代末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礼宾也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巨大变化。1959 年9 月30 日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礼宾相比，赫鲁晓夫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和政府官员们彬彬有礼而远非热情的接待，这同他几天前访美之行的礼遇不啻为天壤之别〔17〕。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只是形式上的握了握手，有意避开了苏联式的拥抱和亲颊。在机场，赫鲁晓夫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当时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没有按照礼宾对等的原则发表讲话，当然也没有致欢迎词，中方礼宾上的冷淡与疏离非常明显。几天后赫鲁晓夫取消外地参观计划，缩短日程提前回国，苏联的首脑访问以这种方式尴尬地结束了。中苏关系由出现裂痕走向分歧公开化。

位次排序在礼宾降格中具有清晰呈现。作为外交礼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在外交史上引发的争吵最多，现代外交中也非常敏感，下面的三个礼宾降格案例都涉及位次排序。2010 年1 月11 日，因不满土耳其拍摄的一部损害以色列形象的电视剧，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阿亚隆刻意羞辱了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切利克科尔。阿亚隆故意让土耳其大使坐在较矮的沙发上，而他的椅子则高出了许多，致使双方的位置一高一低。之后，以色列报纸还刊登了一张标注了“耻辱的高度”的照片〔18〕。面对这一礼宾降格的行为，土耳其方面反应激烈，土耳其总统表示，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阿亚隆如果不就此事向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正式道歉，就要召回大使。为了平息不满，阿亚隆副部长不得不向土耳其大使道歉〔19〕。同样，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 年11 月在澳大利亚参加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时，受到的礼宾降格对待也涉及位次。由于乌克兰问题，普京在参会时遭遇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集体冷落。会场内普京受到“围堵”和“炮轰”，被指责其造成了乌克兰紧张局势，会场外则有民众抗议。在礼宾安排上，普京“很显然受到了冷遇”，他所住的酒店条件糟糕，拍摄全家福时也被安排在最靠边的位置〔20〕，这一系列遭遇让普京十分不悦，致使其提前离开〔21〕。更为少见的是，2018 年9 月18 日波兰总统杜达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战略合作协议时，竟然出现了主方没有为波兰总统安排位子的情况。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就座签署这份协议，而波兰总统杜达既没有一个相同大小的桌子也没有一把就座的椅子，不得不在特朗普办公桌的边角站着签署这份完全不符合外交礼宾惯例的协议。之后，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发布了二人签署协议的照片。这一礼宾安排引发波兰民众极大不满，波兰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则讽刺道“特朗普总统挪了一点地方真是太好了，否则我们的总统将不得不在膝盖上签署这份文件。”〔22〕波兰民众批评杜达“卑躬屈膝”，使自己和整个国家受辱，也指责特朗普不尊重波兰。

外交主体的微观行为是礼宾降格的另一形式，包括致意方式、举止服饰等。1971 年曾发生中国外交官黄华拒绝与苏联大使马立克握手的事件。一个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都在的非正式场合，黄华在与美、英、法代表热情握手后，当听到东道主介绍“这是苏联大使”时，他猛地抽回了手，转过身子走开了。马立克受到了直接的羞辱，场面非常尴尬。目睹此事的美国代表布什描述道：“马立克只好尴尬地把手伸向空中，他气得脸色红一块紫一块，最后变成了铁灰色，就好像黄华给了他一记耳光似的。”〔23〕除了握手，致意礼节中的吻手礼也曾险些酿成外交事件。2007 年1 月25 日法国总统希拉克接见来巴黎参加“援助黎巴嫩国际大会”的数十个国家代表，由于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是女性，希拉克对她们行了法国传统的“吻手礼”。美国国务卿、加拿大国际合作部长、奥地利外长、希腊外长这些女性政治家都接受了希拉克总统的法式吻手礼。可轮到英国女外交大臣63 岁的贝克特时希拉克的绅士风度荡然无存，面对贝克特主动伸出的右手，他只是冷淡地捏了一下，随即略微欠身算是致意，像是走过场地应付一下。当媒体将这一画面公布时，引起诸多议论，强烈的反差令英国人非常不快，都为贝克特的遭遇鸣不平，甚至视为欺辱。

外交场合的服饰具有丰富的外交内涵，因表达方式的含蓄性，斗而不破的特点，也成为一方实施礼宾降格的工具。2002年2 月，新西兰女总理克拉克在款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宴上，穿着随意的上衣、简单休闲裤、背着极为普通的挎包出席国宴，与女王的华服、皇冠、绶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引起极为重视礼仪的英国方面的不满。2011 年12 月19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金正日去世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身着鲜艳的红衣，涂抹艳丽的口红亮相〔24〕。引发朝方反感，使朝美关系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全球礼宾升格与降格是对正常礼宾规范程度不一的偏离，它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有的以剧烈的形式呈现、有的以柔和的方式表达，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也是正负不一、程度不同。由于礼宾对等与互惠的特点，礼宾降格往往引发对方的不满、抗议甚至反制，礼宾升格往往伴随着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刻意实施的礼宾升格与降格都不是空穴来风，特例只是表象，探寻特例背后的原因、挖掘其隐含的价值，才能发挥外交礼宾在国际政治中见微知著的作用。

二、外交礼宾特例的原因探讨

如果把外交当成一部机器，礼宾是外交这部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宾特例则是礼宾特殊的表现形式。外交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外交礼宾的高度政治化，使之成为外交最鲜明的政治形式、职能与手段。外交礼宾特例的出现往往不是孤立的，与国际体系力量变化、国家间关系变化、一国国内政治、领导人人格特质以及礼宾特例的信号传递优势等等不无关系。

（一）国际政治因素

外交礼宾特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政治中的国际体系力量变化、地区与国际政治的纠缠交织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变化，都可能成为影响礼宾升格与降格的因素。特例体现着国际体系权力的此消彼长、错综复杂的地区与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礼宾特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体系力量的变化。外交礼宾的众多功能之一是权力政治的功能〔25〕。威望是权力的体现，外交礼宾是威望政策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26〕。一国给予另一国国家元首或外交人员的礼宾待遇是对当事人及所属国家的身份、地位、权力、威望的承认与认可。因此，礼宾升格与降格可以成为观察国际体力力量变化的一个窗口，中国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力单薄，没有融入国际体系，更谈不上国际体系一支有影响力的力量。在建国初期的外交实践中，存在大量我方给予来访国领导人礼宾升格的现象，却不存世界很多国家给予中国国家领导人礼宾升格的情况。然而，进入21 世纪，国际体系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世界权力对比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最典型的变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国际体系的变化与重构涉及国际权力和国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正在由超级大国向崛起大国转移。中国国家主席***就职至今享受到十多个国家的军机护航礼遇，一方面是对***主席个人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他所代表的中国这一支全球新兴力量的重视与认可，说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发生了变化，军机护航礼遇正是外部世界对待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在礼宾上的体现。

作为表象的礼宾特例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地区与国际政治因素影响。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对土耳其大使实施的礼宾降格案例较为典型，冷战期间两大阵营激烈争夺，土耳其加入西方阵营，其最终目的是避免苏联势力在该地区过度膨胀〔27〕。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土耳其传统的威胁消失，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土耳其国内安全问题最受关注的是库尔德问题，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影响了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军事支持被土耳其政府认为是一种对土耳其的威胁，两国矛盾逐渐加深，双方对抗不断。以色列方面对土耳其大使的羞辱以及双方在礼宾上的争吵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复杂的地区与国际政治因素交织互动并通过礼宾降格这一特殊形式外化的结果。

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及变化也会为礼宾升格与降格的出现创造条件。国际政治中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必然导致国家间关系的波动与变化。两国关系一旦变得亲密或恶化，就可能通过礼宾特例展现出来，这也充分说明了外交礼宾是国家关系的温度计，礼遇安排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28〕。礼宾升格与降格是国家间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反映着两国关系的亲疏远近与变化。如美国1979 年给予邓小平副总理的礼宾升格待遇是两国关系由敌对转向友好的体现；以色列羞辱土耳大使显示两国关系的恶化；法国总统希拉克通过吻手礼不公平对待英国外交部部长贝克特亦显示希拉克与英国首相布莱尔长期不和的政治生态与两国关系存在的矛盾；希拉里在金正日去世后的记者会上着红衣朱唇体现着美国对朝鲜的敌视与两国关系的恶劣程度，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特殊的礼宾反映着特殊的国家关系。

从国际层次研究外交礼宾升格与降格的原因，那些看似形式上的细节，往往有丰富的内涵。礼宾特例可窥探到体系力量、地区与国际政治、国家关系的现状与变化，程度不一的礼宾升格与降格正是这些国际因素在外交上的一种特殊折射。

（二）国内政治因素

国内政治因素是礼宾特例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切外交手段的运用都是为了适应本国内政的需要，这条原理从古至今没有变化〔29〕。外交礼宾是外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是政治的工具，反映着一国的内政以及内政与外交的关联，礼宾升格与降格往往是一国内政在外交上的特殊表现。

很多外交礼宾的升格与降格都可以从一国的内政中找到解释。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给予新建交国家超规格礼遇为例。新中国刚成立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保障革命果实，同时努力恢复、发展因长期抗日与内战导致的停滞的国民经济。在国家道路与意识形态的选择上，中国完全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新中国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中国渴望在政治上打破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图谋，获得更多国家的承认，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权益。给予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外交代表超规格礼遇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中国内政的需要。同样，中国两位国家领导人于1979 年与1997 年分别对美进行访问时受到的破格礼遇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深陷侵越战争的泥潭而内外交困，面对衰落不得不调整全球战略，推行“尼克松主义”〔30〕，加之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严重威胁，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需求。邓小平副总理1979 年访美恰逢中美1979 年1 月1 日建交这一特殊时期，礼宾折射出中美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的状态〔31〕。1997 年美方给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的礼宾升格与两国逐渐升温的关系有密切联系。1989 年中国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对于中国的制裁与1995 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这两个事件将逐渐复苏的中美关系拖入谷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认识到拒绝与中国接触、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调整了全球战略与对外政策，对中国实施了接触政策。美方给予江泽民超规格礼宾待遇正是美国接触政策的体现。

礼宾降格现象也往往程度不一地包含了一国国内的政治因素。1959 年赫鲁晓夫访华受到了中国的礼宾冷遇，中苏关系大幅度转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国家利益的冲突。1958 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就共同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产生激烈争论〔32〕，毛泽东视为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害。此外，1959 年6 月，苏联单方面宣布终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中断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的相关技术资料；同年7 月，赫鲁晓夫在访问波兰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的批评，等等。这些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与国家安全造成巨大损失，因国家利益产生的冲突结合其他因素注定了赫鲁晓夫访华时无法受到高规格的礼遇。

礼宾的政治性决定了礼宾是为体现、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服务的，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礼宾升格与降格只不过是礼宾较为特殊与极端的形式与方式，外交实践中的案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领导人个人因素

个体“人”是国际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肯尼思·沃尔兹在他的著作《人、国家与战争》的研究框架中，把个人当成战争原因的一个层次进行分析，“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理论”〔33〕。就像医生不去医治无病之人一样，政治心理分析研究的多是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或在正常人看来非理性的行为〔34〕。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有自身的人格特质与行事风格，这些会影响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外交决策与对外政策，进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分析外交礼宾特例也需要关注领导者人格。

1959 年赫鲁晓夫来华时受到的礼宾降格受多种因素影响，毛泽东的人格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角度。作为一国领导者毛泽东被视为领袖，在党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拥有支配性地位。毛泽东外交风格表现为恢宏大气、自主刚毅、勇于决断〔35〕，是典型的权威性与魅力型领导者。毛泽东的人格中具有很强的斗争与抵抗精神，他的一生都强调斗争，不会轻易地屈服于某一种权威。对于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个性鲜明、不怕鬼、不信邪、斗争精神较强、被苏联称为民族主义者的毛泽东是很难容忍的。毛泽东曾表示，我们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绝不屈膝称臣〔36〕。毛泽东在中国外交中拥有的绝对发言权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走向，他的支配型人格影响了他的外交决策与行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反感决定了他无法给予赫鲁晓夫1954 年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兄弟般的热情，取而代之的是礼宾上的疏离与冷淡。

人格因素同样对新西兰女总理克拉克身着简易服饰出席国宴具有一定解释力。克拉克个性鲜明、喜爱挑战、作风强硬、不惧困难，是一位公认的政坛女强人，被人称为新西兰的“铁娘子”。克拉克自小就认识到“女孩可以做任何事情，并且也要做任何事情。”〔37〕克拉克喜爱挑战，曾登上海拔5895 米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和海拔6000 米的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克拉克支持男女平等，她希望各国女性打破陈规、追求独立。克拉克的强硬还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对于新西兰英联邦国家的身份，克拉克不持支持的态度，她“一直希望新西兰有朝一日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38〕。鉴于对新西兰英联邦地位的不满与脱离英联邦的政治诉求，不难理解她采用柔性服饰符号对女王实施礼宾降格的行为。

波兰总统签署协议时遭遇的礼宾降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风格与行事作风不无关系。特朗普任职至今在外交礼宾上出现较多不符合常规的做法，这除了他外交经验不足，也深受其人格的影响。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富有鲜明特色，“自恋偏执”是特朗普人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包括极度自信、以自我为中心、较强的优越感、特权感与目中无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等等〔39〕。这种人格特质导致他对外交制度、礼宾规范以及专业团队的轻视，因此，礼宾中出现较多突出他个人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这不难解释为何签署两国双边协议，波兰总统连一个平等、对等的签约条件都被忽视了，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只是特朗普众多违反礼宾规范的案例之一。

如前所述，政治心理学分析研究的多是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毛泽东、克拉克以及特朗普的个性鲜明、独特、异于常人都成为研究礼宾特例较好的样本，也使这一研究视角成为其他研究的有益补充。

（四）信号传递因素

沟通是外交的本质，外交涉及政治之间的沟通。国际关系研究总是将权力、利益或身份作为经验解释的核心变量，并没有系统地对行为体的沟通机制进行研究〔40〕。然而，沟通之于外交就像血液之于人体一样，每当交流停止时，国际政治的主体部分，即外交进程，就会消亡，从而带来暴力冲突或关系冷淡的后果〔41〕。外交中的沟通既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既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它们通常被称为外交信号〔42〕。在国际关系中，一国往往需要对自己的意图进行声明，外交姿态也是信号，比如召回大使、断绝关系、外交怠慢、礼宾升格等等〔43〕。

礼宾是发送信号的工具，不同的礼遇与规格体现着不同的意义与内涵，礼宾升格与降格是较为特殊的外交形式，可以传达一国政治意图与外交信号。在信号传递的功能与作用上，礼宾特例比常规性的规范具有更大的优势，礼宾升格可以发送积极信号如善意、友好，而礼宾降格则可以发送消极信号如不满与抗议〔44〕。

1971 年中国外交官黄华拒绝与苏联大使马立克握手具有很强的信号传递的寓意。从礼仪的角度来看，拒绝与他人握手是修为不高、礼仪素养缺失的表现。但中国外交官黄华故意为之的表现已经超越了个人礼仪素养的范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种行为符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信号传递的需要，从来没有一个好的外交官是坏的沟通者〔45〕，黄华显然是一个称职的信号发送者。20 世纪60 年代中、苏、美三大力量发生分化重组。苏联对外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力图控制中国服从其战略需要，致使中苏关系由友好趋于恶化〔46〕。1969 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而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力削弱，内外交困，美苏争霸态势转为苏攻美守。基于这样的背景，20 世纪60 年代末中美关系开始松动，1970 年中美恢复了大使级会谈，1971 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黄华通过拒绝握手羞辱苏联代表的方式是他当着联合国其他三大常任理事国代表的面发送的一个外交信号：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为敌对关系，中国把苏联看成是对中国安全威胁最大的超级大国，这超级大国比“美帝国主义”还危险得多〔47〕。

同样，2014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澳大利亚参加G20 峰会时遭遇的礼宾冷遇也可以理解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反对俄罗斯改变克里米亚现状，相应引发乌克兰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所传递的外交信号，这是国际政治博弈在外交礼宾上的体现。普京感受到西方国家的一致不满并在礼宾上接收到这些信号，从而直接导致他提前离开。

以上从宏观到微观剖析了礼宾升格与降格形成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某一种因素也许是某一个或一类礼宾特例形成的主要因素，但国际政治中的外交礼宾特例往往是多种政治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三、小结

以升格和降格为形式的礼宾特例绝不只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些价值往往是常规性的礼宾规范很难体现与反映的，然而却恰恰体映出国际政治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论是优化外交实践还是提升学术研究都是有帮助的。

第一，现实意义。从国际层面来看，通过外交礼宾升格与降格可以敏感捕捉到国际体系力量的此消彼长，相关国家间关系的特殊之处，有助于理解相关国家所处的政治环境、各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等；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引导人们深入挖掘两者关系特点与实质，预测相关国家关系发展前景，为制定有效的本国对外政策提供相应的宏观背景分析和应对之策。在国内层面，能够帮助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窥探一国内政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一国内政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在个人层面，当代国际关系中首脑外交日趋活跃，由于角色与身份的特殊性，国家元首不仅在官方政策宣示中有重大话语权，就是对普通人而言最为常见的礼仪、礼节等也会包含政治性，一旦在礼宾上出现超越常规的表现，就会产生政治后果，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理解与判断一国对外政策、外交行为不能忽视领导者的因素。在工具层面，外交礼宾升格与降格是发送信号的较佳形式，若能理解礼宾中的升格与降格是各行为体利益诉求的“信号”，并在这些信号的指引下认清两国关系的本质，并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将会更好地推进外交实践，使国家间关系朝着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理论意义。其一，可以丰富、补充、完善外交礼宾的理论并推动外交学理论的研究。有些观点认为外交没有什么学问可言，只是一些迎来送往的外交礼仪、规矩和复杂繁琐的国际法条文〔48〕；也有些观点认为外交并非没有什么学问可言，而是那些专门研究这类治国术的人没有得到理论的引导，而注重理论的人还没有去关注外交〔49〕。事实上，随着外交礼宾特例越来越常见，需要对其深入研究并将其理论化成为当前外交学重要议题之一，并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其二，鉴于外交礼宾特例研究涉及国际政治学许多概念和领域，如国家间关系特点、国内政治对外交影响、领导人性格特点、政治信号传递等等，因此对外交礼宾特例的理论研究就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侧面，可以丰富国际政治研究视角，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通过以上观点可见，礼宾特例是对礼宾规范的偏离，这些偏离正常规范的升格与降格能引导我们思考正常规范无法反映的问题，以小见大，揭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推进外交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正是礼宾特例研究最大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