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区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老年人群甲状腺激素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分析

仇 燕 钱 波 仲怀琴 邹卓群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除外乙醇及其他明确肝损伤因素，以弥漫性肝细胞脂肪变性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其发病与肥胖、胰岛素抵抗、高三酰甘油血症等相关[1]。NAFLD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慢性肝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中国NAFLD患病率逐年升高， 已成为中国第1位常见慢性肝病[2]。中国老年人口增长迅速，NAFLD已成为老年人的常见慢性疾病之一。甲状腺激素是维持机体正常代谢的重要激素，有研究表明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 的NAFLD患病率明显升高[3]。然而，甲状腺功能正常人群的甲状腺激素与NAFLD是否相关尚存在争议，并且缺乏针对老年人群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探讨了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老年人群的甲状腺激素与 NAFLD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华东疗养院住院的健康体检者中甲状腺功能正常的3 865名上海地区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NAFLD诊断标准[2]；（2）年龄≥60岁; （3）不饮酒或少量饮酒（少量饮酒标准：男性乙醇摄入量＞20 g/d，女性乙醇摄入量＞10 g/d）；（4）甲状腺功能的血清学指标正常[促甲状腺激素（TSH）0.27～4.2 mIU /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3.1～6.8 pmol/L，游离四碘甲状腺原氨酸（FT4）12～22 pmol/L]，结合甲状腺超声结果所示甲状腺形态、质地等数据综合判断为甲状腺功能正常；（5）接受肝脏超声检查，NAFLD的超声诊断符合《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18更新版）》[2]中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1）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病、可导致肝脂肪变性的遗传性代谢性疾病、肝硬化、肝脏良性或恶性肿瘤；（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3）垂体疾病；（4）恶性肿瘤；（5）甲状腺疾病史、甲状腺手术史、服用甲状腺激素药物或抗甲状腺药物治疗者。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 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身高、体质量、血压[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等。血压使用HEM-907型OMROM上臂式医用电子血压计（日本OMROM公司）测量。BMI＝体质量（kg）/身高（m）2。上述资料的测量和收集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体检人员完成并填写。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 实验室检查 血清尿酸（UA）、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ALT、AST、γ-谷氨酰转肽酶（γ-GT）和空腹血糖（FBG）等生物化学指标使用Beckman Au5400 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检测；血清TSH、FT3和FT4使用Beckmancoulter UniCel DxI 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检测；腹部超声检查使用Philips iu22 超声诊断仪（荷兰Philips公司）。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NAFLD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3 865名健康体检者，年龄60～90岁，平均年龄为（65.88±5.40）岁，其中男性2 573名，女性1 292名，检出2 075例NAFLD患者（设为NAFLD组），1 790名非NAFLD者（设为非NAFLD组），NAFLD的总体患病率为53.69%。两组的一般资料相比较，结果显示NAFLD组的性别（男性）、吸烟、饮酒、超重/肥胖者的占比均高于非NAFL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见表1。

表1 2组的一般资料比较/例（%）

2.2 两组的各项检查结果比较

如表2所示，NAFLD组的BMI、血压（SBP和 DBP） 和 血 清 ALT、AST、γ-GT、TG、FBG、UA、FT3水平明显高于非NAFLD组（P＜0.05），血清TC和HDL-C水平明显低于非NAFLD组（P＜0.05）。两组的血清LDL-C、TSH、FT4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2组的各项检查结果比较

2.3 NAFLD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NAFLD作为因变量，将NAFLD相关因素——性别（男性）、年龄、BMI、血压（SBP、DBP）、UA、血脂（TC、TG、HDL-C、LDL-C）、甲状腺激素（TSH、FT3、FT4）、FBG、吸烟及饮酒作为自变量。年龄、BMI、血压、血脂、FBG、甲状腺激素（实测值）作为连续性变量，性别（男性＝1，女性＝0）、吸烟（吸烟＝1，不吸烟＝0）、饮酒（少量饮酒＝1，不饮酒＝0）作为分类变量。采用Forward︰Conditional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入选标准SLE＝0.05，排除标准SLS＝0.10）。结果显示，引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中，性别（男性）、BMI、UA、FBG、TG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年龄和HDL-C则是NAFLD的独立保护因素，甲状腺激素（TSH、FT3、FT4）、吸烟及饮酒与NAFLD无相关性。 见表3。

表3 NAFLD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NAFLD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慢性肝病，成人NAFLD患病率为6.3%～45.0%，中国总体NAFLD患病率＞25%，且呈逐年上升趋势[2,4]。本研究共纳入3 865名研究对象，检出2 075例NAFLD患者，NAFLD患病率为53.69%，高于中国总体水平，推测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来自上海地区，并且来院体检的老年人多为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经济条件普遍较好，加之该地区居民的饮食喜好高热量食物（如甜食），这些可能会导致本研究中NAFLD患病率偏高。既往一项纳入上海某社区中2 755名老年人的NAFLD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NAFLD患病率为37.2%，也高于中国总体水平[5]。另有研究报道杭州市余杭区老年人群的NAFLD患病率为54.36%[6]，与本研究结果相近。由此可见，临床医生应重视NAFLD的诊疗，防止疾病进展。

甲状腺激素是调节机体内糖脂代谢的重要激素，FT3是甲状腺激素的主要活性形式。研究表明甲状腺激素可促进肝外脂肪的分解，而其对肝内脂肪合成则有促进作用，参与了肝脏脂肪的合成[7]。甲状腺激素与NAFLD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有研究报道甲状腺功能异常与NAFLD相关[8]，也有研究显示两者无相关性[9]。针对不同年龄及不同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研究对象的文献报道的甲状腺激素与NAFLD的相关性结论也存在争议。一项对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中老年人群的研究发现，随着TSH、FT3四分位数的递增，NAFLD患病率逐渐升高，TSH和FT3是NAFLD的危险因素[10]。另有研究发现，当甲状腺激素水平在正常值范围内时，其与中青年肥胖人群的NAFLD发生相关，而其与老年人群的NAFLD发生则无相关性[11]，此结论与本研究结论相符。本研究的对象是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老年人群，NAFLD组的BMI、血压（SBP和DBP）和血清ALT、AST、γ-GT、TG、FBG、UA、FT3水平明显高于非NAFLD组（P＜0.05），血清TC和HDL-C水平明显低于非NAFLD组（P＜0.05），两组的血清LDL-C、TSH、FT4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对NAFLD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男性）、BMI、UA、FBG、TG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年龄和HDL-C则是NAFLD的独立保护因素，老年人群甲状腺激素（TSH、FT3、FT4）、吸烟及饮酒与NAFLD无相关性。既往有研究分析中老年女性的甲状腺激素与NAFLD的关系，在校正FBG、BMI等影响因素后，结果显示中老年女性的TSH与NAFLD无相关性[12]，这与本研究结论相符。FT3与受体结合后产生一系列生理效应，可促进脂肪分解，升高血液中游离脂肪酸水平、促进胰岛素分泌，故可影响脂代谢及胰岛素抵抗，从而影响血脂和FBG水平[13]，TG和FBG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甲状腺激素并不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推测NAFLD与非NAFLD组的FT3差异可能与TG、FBG的相互作用有关。此外，本研究的对象是老年人群，其代谢及激素水平与中青年人群存在差异，既往得出甲状腺功能正常人群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与NAFLD存在相关性结论的研究纳入人群的平均年龄约为48岁[8]，纳入研究对象年龄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

本研究还发现NAFLD组的吸烟者、饮酒者占比高于非NAFLD组（P＜0.001），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吸烟、饮酒与NAFLD无相关性，目前吸烟和少量饮酒对于NAFLD影响的相关研究结论存在差异。有研究发现适量饮酒可能不会增高NAFLD的发病风险[14]，此结论与本研究结论一致。此外，有研究发现吸烟与NAFLD的相关性可能与基因个体差异有关[15]。本研究提示吸烟及少量饮酒与NAFLD无相关性，但本研究可能对于研究对象生活方式的记录不够全面，今后还需更多研究去证实这一结论。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研究对象的检查数据虽较完善，但对其生活方式的记录相对简单，今后将完善设计方案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2）以腹部超声为无创性检查，将其作为NAFLD的诊断标准虽较简便，但其诊断的准确度低于肝脏活体组织病理检查，因后者为有创性检查故难以应用于人群普查，今后可进行动物实验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