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百年名校苏州工专的由来及西迁

刘 丹，施建平

（苏州市职业大学 a.党委；b.学术期刊中心，江苏 苏州 215104）

江南自南北朝以来，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文荟萃，冠绝东南。自宋代以来，苏州书院林立，崇文之风日盛。20世纪初，新式学校纷纷兴起，苏州也不例外。从苏省铁路学堂到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再到后来的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其间经历了几多艰难曲折。作为苏州市职业大学的前身，苏南工业专科学校，积极响应国家西迁号召，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苏州工专溯源：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产物

20世纪初，为了响应浙江争取路权的运动，1906年2月，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濮子潼命令苏州士绅及商人潘祖谦、张履谦、蒋炳章、王同愈、尤先甲、彭福孙等商学两界先行提议，筹办苏省铁路。此事得到了苏州各界的支持，苏州商务总会创始人王同愈、商务部右丞王清穆等遂着手筹建苏省铁路公司。[1]同年夏天，王清穆、张謇、王同愈、许鼎霖等为了培养铁路人才，在盘门内新桥巷创设了苏省铁路学堂，1907年2月正式招生。虽然学校只存在了短短三四年，但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数学史家钱宝琮—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的恩师；治黄水利专家潘镒芬—时称“潘圣人”；还有中途辍学、改习文史的学部委员郭绍虞……民国之后，苏省铁路学堂与苏州中等工业学堂合并，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校址定于文庙附近的三元坊，1923年正式升格为江苏省立工业专门学校（该校历史悠久，校名曾数次更改，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一般都简称为“苏州工专”）。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有：中国现代地图学的奠基人、新华地图社社长曾世英，中国催化科学创始人、中科院院士张大煜……其他著名人物还有中共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即博古），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开国中将王诤，等等。即使在抗战时期，蜗居上海宁波路三层大厦内，也培养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太一，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历经抗战磨难，1946年苏州工专在三元坊复校。

2 革命和建设的熔炉：苏南工专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南工专办学有方、成功逆袭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州工专毕业生就占全国工科人才的十分之一，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纺织领域、建筑工程等方面，苏州工专的毕业生占到半壁江山，他们多为纺织界的执牛耳者，或是行业标准的起草人。而在水利、机械、铁路等其他行业，他们也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就连其校办工厂，如今都成了上市公司。1950年代负责校办工厂实验与管理的潘启先先生回忆：

新中国成立初期，校办工厂从一个老师傅和一张破车床，发展到拥有100多名职工，年盈利数十万元的可观规模，引起苏州市政府重视。1952年，苏南行署批准，将工厂实习工场部分留给学校，生产部分和职工划给苏州市政府，建成地方国营苏州铁工厂，1958年扩建为核工业部苏州阀门厂。[2]

一些年届九旬的苏州工专老校友认为，以“勤、勇、忠、信”为校训的“苏工精神”，与交通大学的优良传统“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有着相同的内涵。这也体现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3]。苏州工专（1951—1956年称“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是国内多所著名高校的品牌院系的发源地—如1920年代原中央大学的建筑系、土木系，由苏州工专析出组建而成；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的纺织专业，主要由苏州工专抗战时的上海校区及苏州工专1953年析出的纺织科组建而成；1956年，苏州工专的机械科并入了山东大学工学院；苏州工专的土木、建筑专业，与其他学校一起组建成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州工专声名远播。1950年暑假，玉门油田的同志千里迢迢来苏州寻觅人才，商谈合作，鼓动校长把学校迁到甘肃，校矿合作办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校大调整背景下，1950年镇江地区的丹阳正则艺术学校建筑科并入学校，1953年华东交通专科学校部分系科又并入学校，1954年又获得升格为苏州工学院的“入场券”。苏州工专究竟是怎样“逆袭”上位的呢？

一是购房、征地，扩建校舍。如今人民路东的苏州中学校区，还有一幢当时建的教学楼。二是扩充师资队伍，培养后备人才。如西安交大蜚声中外的俞茂宏教授，就是当时招聘进来的青年才俊。三是以思想工作为切入点，凝心聚力，营造出师生团结、积极向上的氛围。

2.2 成功背后的原因：“人和”是关键

我们能从几件小事上看出，师生的团结友爱，同事之间的相互关心，实在让人称颂。

2.2.1 领导团结、同事和谐

著名作家周瘦鹃记载了这么精彩的一幕：许副校长不远数百里给邓老校长送寒衣！

记得是在下雪的前三天吧，还是和煦如春。我和苏州市的十多位代表，上南京去出席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大家以为天气和暖，不免少穿些衣服。我因为自己容易伤风，很有戒心;又因老天常闹别扭，不得不防，所以把寒衣都带了去。不料刚过了三天，阳光匿迹，突然转冷，而鹅毛般的雪，就漫天飞舞起来;少带寒衣的朋友，悔之不及。年近七十的工业专校邓著先（邓邦逖，字著先）校长，忙去买了一只热水袋，借以取暖;可是校中的许符实副校长竟派员远迢迢地送寒衣来了……[4]

这么团结的高校领导班子，放在现在，也难以找到第二例。在纪念邓邦逖校长逝世50周年的追思会上，许符实的女儿许毕革（又名许毕鸽）讲述了老校长陪他们躲猫猫的童年趣事。许符实副校长和邓邦逖校长虽然年龄相差近30岁，但他们相处得如同一家人。许毕革回忆说，父亲虽然身居党工委书记之职，但一直发扬风格，把宽敞的住处让给其他教师，因此家里住房十分紧张；她自孩提时代（1955年）起，就一直住在邓邦逖校长家，一住就是好多年；童年时期，她和邓校长的幼女邓瑜是好朋友，因此有时候竟然拉上老先生陪他们两个小丫头玩“躲猫猫”的游戏。尽管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她回忆起童年，那个“笑眯眯的、亲切和善”的“邓公公”就浮现在了眼前。有了这么团结友爱、相互关心的领导班子，其校风之正、学风之实，可见一斑。1988年，在西安的苏州工专校友开联谊会时，陆才善教授对蒋孟厚教授说：“我在苏州工专虽然只有一年，但印象却比工作了31年的西安交大还深[5]”。

2.2.2 严格管理、关爱学生

春风化雨润生田。教师之间的亲切关爱的风气，也深深影响到了学校的教书育人。在邓邦逖、毕仲翰、许符实等校长的领导下，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细致入微，而且还在心理上、生活上给予师生关爱。如1953年，原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部分师生并入苏州工专。从“大上海”迁到“小苏州”，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师生难免有抵触情绪。而其学校被拆分的很大缘由应归咎于时任校长黄逸峰压制舆论的粗暴作风—学校被《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一度批评为管理混乱之后被拆并入苏州工专。[6]此外，两个学校的校风也大不相同。苏州工专招收的大多是江南地区贫寒子弟，学风朴实、严谨，严格的招考录取率和淘汰率声名远播，1930年代，甚至有台湾的学生千里迢迢前来求学。（据多名校友回忆，1947年考试录取比例在1∶12，即2 400名考生，仅有200人录取。入校后，还必须刻苦学习，方能毕业，因为其淘汰率也远比如今的大学高。）有的学生开学时下了火车，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来到三元坊校区；还有的学生交不起住宿费，住在桥洞里。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珍惜学习机会。教师肯教、学生想学，成就了苏州工专诚朴的校风。

管理严格美名传。自学校创办之日起，入学需要苏州本地人作担保；入学后淘汰率达30%～40%，虽然是专科学校，但学的内容不比复旦、交大等本科学生少，因而学习压力非常大。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淘汰率没有以前那么高，但周一至周六，住宿生一般情况下只能在校内活动，只有周日才能出校门。

而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学生大多自由散漫，有的学生竟然把“吃喝玩乐”当作自己的人生观，沉迷于打球、看电影而连留两级。[7]更有甚者，整天抽烟喝酒、小偷小摸、看黄色小说，顽劣不改。这就给宁静的校园带来了阵阵涟漪。1954年3月25日创办的《苏南工专》报，发挥了改造学生不良思想主阵地的作用。此报成为师生交流的园地，表扬优秀学生，指出后进生的不足。通过教师的循循善诱、学生的课后补习、帮助，一些后进生居然也通过了绝大多数的考试科目。其中一位名为邬鼎华的学生深有感触，把克服困难、奋勇前进的体会发表在了《苏南工专》报上。据路歧鸣、戴德宗等校友回忆，从1950—1954年，几乎每个假期学校都开展“暑期学习会”“苏南青年夏令营”等活动。如1953年暑假，由校团委书记芦志云负责的游学活动时，引导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参加学习会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了国家建设的栋梁。1954年学习苏联经验时，上午6节课，时间较长，因为早、午饭的时间间隔变长，学校决定在3节课后添加课间食，每人一个馒头，这给学生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据机械铸造专业1956届戴宗德校友回忆，学校还在文庙和沧浪亭中建肺病疗养室：

肺病疗养室体现了校领导对学生生活的关怀。为了防止疾病传染而又不使患病同学“掉队”，学校专门辟出风水宝地（先是苏州孔庙一隅，后是沧浪亭一角）作为疗养室。使病情较轻的同学一面休养一面随班学习。校党工委许符实书记还曾经亲笔题词鼓励病员，要“像鲁迅那样坚强，像勒卜辛斯卡娅（苏联女作家《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的作者）那样取得成功”。当时的病友有徐炳炎、潘瑞祥、宋林章、吴龙泉、马时中、赵照荣、刘昆山、刘言、张荣山等十几位同学。同学一面学习一面疗养，并在孔庙小河浜内划船、钓鱼，每天午睡，动静结合，治疗和康复结合，效果显著。[8]

还有老校友回忆：有的同学得了伤寒，大家都去探望。有的同学因病不能随校搬迁，校方都想方设法全力救治。有的教师在迁校过程中不能胜任新的工作，学校想办法安排其他岗位。学校甚至和伙食部协商，制订有营养的食谱，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健康成长，等等。

3 苏州工专的西迁

3.1 从繁华姑苏到西安郊区

1955年上半年，是苏州工专最为高光、最为繁忙的学期。学习苏联经验搞教学改革，发动学生声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进行肃反工作，发动青年学生积极入团，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斗争，两周一版的《苏南工专》报开辟多个栏目，倾听学生心声，报道学生互帮互助的先进事迹……1955年5月14日，学校还举行了盛大晚会，庆祝苏州工专建校44周年。晚会上有“海底捞月”“标枪”“打老蒋”等文艺活动。然而，就在大家欢天喜地的迎接学校升格为工学院的时候，党中央依据国际、国内形势，支持建设重工业、核工业的战略部署，效仿苏联办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模式，描绘了西安动力学院的蓝图。同时西迁的学校还有交通大学、青岛工学院、南京航空专科学校、同济大学等几十所高校。

1955年9月，学校异地搬迁，且一拆为三，如图1所示。一是苏州工专机械系的铸造专业，并入山东工学院（后并入山东大学），归口山东省政府。二是苏州工专的土木、建筑两科师生约150人，与东北工学院等四院校土建系一起，合并成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归口冶金工业部。三是苏州工专本部行政人员、基础部教师及机械系机切专业师生共334人，与西北工学院水利系和电力系、青岛工学院水利系等合并为西安动力学院，归口电力工业部，一年后划入交通大学西安校区（今西安交通大学）。如此大的变化，多少有些出乎校长们的意料。邓老校长已年届70岁，可以不必随校搬迁，因此担子就落到了毕仲翰、许符实等校领导及黄楚耘、杨违依、王守则等中层领导的身上。其实有些干部（如许符实），本来可以不随校西迁，江苏省委建议他回宣传部门工作，许认为如果自己不随校搬迁，于学校不利，师生的队伍不好带。因为近5年来，从学校合并、迁出的过程及相关经验来看，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已成为迁校工作中的核心，苏州工专校领导中的许符实副校长，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如果不随校西迁，可能会有很多教师产生观望心理。

图1 1956年的苏州工专一拆为三，整体搬迁

许符实（1915—1988），出身于江苏金坛一个较为富有的家庭，1933年加入“左联”，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入党，曾三次被捕入狱而矢志不渝，历任兴化县县长、镇江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52年9月，许符实由苏南行政公署副秘书长调任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即苏州工专）任党工委书记、副校长。他思维敏捷而缜密，有敏锐的洞察力，遇事果断而有魄力，尤其善于做思想工作，从不以权威压人。由于他有着深厚的革命理论和长期的革命实践，无论作报告还是讲课，都滔滔不绝，妙语如珠，使师生受益匪浅。[9]因此，较高的威望、踏实的作风、大公无私的品格，使其成为全校搬迁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当然，邓邦逖校长、毕仲翰副校长、杨违依主任、王守则主任等，也为学校的拆分搬迁工作起到了先锋和表率的作用。

3.2 西安动力学院：短暂而艰难的岁月

西安动力学院，这个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学校，仅仅存在了一年。起初，西安动力学院的开端还是不错的。当时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同志曾口头表扬过苏州工专（1956年秋，同时迁入西安的还有交大、东工、青工、南航等校，其实迁与应迁之比苏工是最高的）[9]。但这个拼盘式的学校，组建之初，就埋下了诸多不利的种子。当时中央的意图是让相关部门仿照莫斯科动力学院，建设一所自己的著名工学院。西安动力学院以苏州工专行政班子、机械系金工专业及基础部（教师96人、职工55人、学生300多人），西北工学院水利、电气两系师生，青岛工学院水利系师生，三校合并而成。原来苏州工专隶属于高等教育部华东局，合并后划归水利电力部。众所周知，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精神、教学的模式、教育管理的方式等，都是学校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可以塑造出来。因此，西迁诸校师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教职员工、学生的教学、生活、思想问题等全都压在毕仲翰、许符实等领导的肩上。如果由苏州工专的领导来主持工作，用他们循序渐进、和风细雨的工作方式来推进各项合校以来的事情，也许西安动力学院可能会比较顺利的办下去，但历史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一是教师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随学校西迁到内地，本身就有因地区差别大而造成的情绪。内地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较为落后，由此带来了生活上的种种不方便。比如教师家属的调迁问题，涉及面非常之广——年轻教师家属往往是单位的骨干人员，所在单位不愿意放人；迁来之后的家属安置问题—他们往往要放弃原来熟悉的专业，从事不相关的工作，有埋没人才之嫌。再比如小孩的上学问题，当时西安新校区边建边造小学和幼儿园，连交通大学也没有设附属中学，每天清晨五六点钟教师子女得坐老乡们的粪车去上学[10]266，这样的情形长达数年。从锦绣江南来到西北古城，孩子们每天经受凛冽寒风的考验，一些孩子因此病倒了。

二是合校以后的文化融合问题。苏州工专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多是江南人士，讲的也多是吴侬软语，彼此沟通比较顺畅。然而西安动力学院则是多地院校合并而成立，人员交流存在障碍，原苏州工专的许副校长并不是西安动力学院的副院长，很多决策无缘置喙，只能倾听师生们的种种不满和心声。

在1957年4月下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即“鸣放”）的指示以后，学院内从1956年9月开学以来的矛盾，迅速地“暴露”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院领导们的管理水平与群众期望之间的差距发展到了影响教学秩序与社会生活的正常开展。又传来交通大学的学生罢课、回迁的风潮。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许符实采取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西安动力学院的主要领导扣上了“帮派主义”的帽子，后错划为右派。

1963年5月，许符实同志被江苏省委调回。[9]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许符实蒙冤在家，运动来了常常被拉出去批斗，其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的夫人黄楚耘也常常受牵连被批斗、抑郁而逝。1978年，许符实终于洗刷了蒙受的不白之冤，听从组织安排，上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短短三四年，就使社科院形成蒸蒸日上的局面。

西迁至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苏州工专师生，已成为如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奠基人。而当时苏州工专土木系的一些教师因为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而被打成了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顺便提一下，西安当时反迁校浪潮中呼声最高的是交通大学的师生。中央多次做工作，都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直到1957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和师生代表进行彻夜长谈，最后提出分校方案后，才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但代表回校后反迁校言论和行动仍未停止，直至高等教育部派副部长专程来做说服工作，问题才告解决。[10]22-24

3.3 西迁后的苏州工专：融入交大，埋头苦干，硕果累累

由于西安动力学院办学不力、难以为继；另外，上海交大的师生也不愿全部西迁，交通大学缺乏师资力量，最终西安动力学院并入交通大学，成立了西安交大—时称交通大学西安校区。1959年，交通大学西安校区独立于原交通大学办学，改名为西安交通大学（老交大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工专的200多名教职员工极大地缓解了交通大学西安校区师资不足的情况。因为1956年迁校时，虽然员工总数达到800多人，但师资力量严重匮乏—仅有五十多位助教和讲师，仅有6位副教授、5位教授，有的副校长也必须兼课，日夜操劳以致于积劳成疾。

融入西安交通大学后，为数不多的苏州工专的教职员工，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如提携和培养杨叔子院士的阳含和教授；教授楷模、全国劳模庄懋年先生等。1950年代入职苏州工专的青年才俊也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先驱开拓者王笑天教授，培养出了乐普医疗董事长蒲忠杰等杰出学子，被誉为“几成圣人、学界泰斗”。职工代表如葛伟功（又名王志成），在交通大学保卫科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成为公安战线的英雄模范，其先进事迹编入《杰出中国共产党人（第三卷）》。留校任教的陈人亨教授先后三次放弃“调爱”去北京工作的机会，长期与爱人两地分居，坚守在西安。“文革”后，其夫人独居家中突发脑溢血倒在家门口，因无人及时救助而病故。他自己也把一生献给了西安，直到2013去世[11]。苏州工专老校友提供的资料显示：现在西安交大中100多名原苏州工专的专任教师，绝大部分已晋升为教授，很多人早就成了博士生导师，只有少数是副教授。这说明苏州工专的师资力量是很颇具实力的。[5]

***同志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苏州工专虽然在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如七宝楼台，被拆散了，但其分支院系在各个大学开枝散叶，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弘扬西迁精神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尘封的历史，能让我们更好地缅怀先辈，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