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9
江增光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烹饪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近年来,“乡村振兴”逐渐成为乡村问题研究的重要背景。国内学者分别从耦合关系、互动机制、促进框架、产业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但对乡村振兴与民宿业关系研究较少。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总布局在学理逻辑上与民宿业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民宿业在带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和乡风文明建设、重塑在地文化意识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等方面均有契合点。
基于产业空间集聚理论,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常州民宿的空间集聚特征;通过社会学调查分析民宿业与社区的互动效能,在总结民宿空间集聚特征和社区互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对策和建议,旨在为民宿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耦合机制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本研究不仅聚焦民宿产业空间集聚,而且关注“人”在特定时空里的作用,分析了不同空间集聚下的民宿业主与社区之间的互动效能,这在以往研究中鲜有涉及。
民宿业促进乡村发展是学界共识。国内研究切入点较多,从“消费空间”[2]“生计资本”[3]角度看,民宿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产业模式;从民生角度看[4-6],民宿业可助农村扶贫脱贫;从资源催生和要素活化角度看,民宿业利于农村产业融合集聚[7-10]。民宿业对乡村人文、自然、生态的营造优化意义明确[11-12],尤其是对民宿与乡村文化表达的关系研究。成果涉及两类:一类是从建筑学的角度探讨民宿如何在建筑[13]、装修、装饰设计元素[14]等方面更好地表现乡村文化,此类研究侧重于实证性;另一类是从社会学角度深入探讨民宿在乡村文化表达中的方式或形态[15]。国内多以现状对策分析、发展模式或路径思考等质性研究为主,涉及旅游、管理、经济学、美学、消费行为等学科,学科交叉明显,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较少。国外研究内容涉及民宿对社区竞争力和社区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利益相关者面临的挑战、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对民宿绩效的影响、民宿对系统化农业企业结构的协调作用等[17]。
根据研究问题设计调查问卷,进行问卷测试、调查和数据收集分析。质性分析和调查数据分析相结合分析研究对象。利用ArcMap空间信息软件对所整理的空间数据进行空间集聚分析,具体方法包括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以及缓冲区分析。利用半结构访谈和网络问卷调查研究民宿业主与社区互动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和质性分析透视民宿业主与社区管理者之间的空间行为互动状态。
调查对象的选择考虑了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所在区域民宿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在空间布局上有代表性;二是旅游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区域。因此,调查目的地选择了溧阳市的天目湖镇和戴埠镇。天目湖镇是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被列入“2020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名单”,境内有天目湖旅游度假区。该镇选取了平桥社区、茶亭社区、美景天城社区、天目国际村社区。平桥社区在天目湖上游,是溧阳南大门;茶亭社区处该镇中部,是“常州市文明村”;美景天城社区处该镇北侧,近省道S241,是“江苏省文明社区”;天目国际村社区处该镇北,是“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五星级文化小礼堂”。戴埠镇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有南山竹海、天目御水温泉和吴楚农耕文化园等旅游景点。该镇是“全国千家名镇之一”“首批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该镇选取西街社区、东街社区、河西社区,均与戴埠镇政府毗邻,是竹海分流线的重要节点。
2.2.1 民宿与社区互动问卷设计
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将互动状况由高到低分为五级(“很频繁”“较频繁”“偶尔”“很少”“从不”,分别赋分值5-1分)。调查内容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计7个问题。宏观问题为“彼此就民宿规划和管理进行交流”;中观问题包括“彼此就民宿发展状况进行交流”“彼此就民宿发展所需服务进行交流”;微观问题包括“彼此就民宿如何服务社区经济发展进行交流”“彼此就民宿如何服务社区社会发展进行交流”“彼此就民宿如何服务社区文化发展进行交流”“彼此就民宿如何服务社区环境发展进行交流”,等等。
2.2.2 样本选择与调查方式
调查对象主要选取了目标区域中核心互动主体,即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民宿业主。用CH表示“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民宿业主”互动关系。受疫情影响,调查主要通过电话采访和网络聊天工具进行。
2.2.3 有效性检验
用SPSS20.0对李克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学者奥逊认为,Cronbach’sα系数大于0.6,则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随机选取70份样本(社区居委会、民宿业主各抽取35份)进行预测试。预测试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α系数为0.727,表明问卷信度良好。正式调查中,共发放问卷350份(天目湖镇四个社区200份,戴埠镇三个社区150份),回收330份,整理有效问卷327份,有效回收率93.4%。有效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01,说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较稳定。
课题组于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对常州境内民宿进行了调研:实地考察、走访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代表性民宿,电话访谈及与当地民宿经营者代表等进行了座谈交流(调查数据见表1)。受新冠疫情影响,正式调查采取了网络调查形式,重点挖掘携程、去哪儿、飞猪、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网络平台民宿基本信息及空间数据基础信息,如民宿经纬度数据、主干道路和村落居民点经纬度信息等。
表1 常州民宿发展概览
民宿发展概况调查涉及民宿总量、民宿客房数量、民宿床位数、客房价格、新开业时间分布状况等。常州各区(市)民宿新开业时间见表2。
表2 2009-2021年常州各区(市)民宿新开业数量分布 /家
运用Arc Map10.8 对民宿空间数据进行空间分析。选用2019年常州行政边界作为本研究信息采集和空间分析的基础底图,利用ArcMap10.8对区市边界进行配准和矢量化处理(WGS1984坐标系投影),底图分层信息包含行政区划层(面图层)、一二三级道路(线图层)等信息。其中DEM数据由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下载获得。各区(市)民宿经纬度数据是通过百度API和高德API平台获取。
常州民宿集中分布在溧阳、武进和新北三个区域,其他区域零星分布(见图1)。其中,溧阳民宿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天目山余脉),西北部有零星存在;武进区民宿主要分布在北部;新北区民宿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天宁区和钟楼区边界有零星民宿存在,金坛区民宿主要散落分布于西北部(茅山风景区及附近)。
图1 常州市各区域民宿空间分布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数量和增长率发现,2010-2014年,民宿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随后数量呈逐年缓慢增长态势,2017-2020年低档民宿呈快速增长态势;2016年出现中档民宿,之后稳步增长,2019年和2020年增速迅猛,且与低档民宿增速相当;高档民宿2017年出现,但增速一直较平缓,数量较少。总体而言,民宿档次越高,增速越慢,数量越少,中低档民宿势均力敌,竞争激烈,高档民宿发展潜力大。
价格是衡量民宿规模和档次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采用价格对民宿进行档次分类。根据民宿市场状态和行业惯例,并结合行业专家意见,将民宿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其中,每间夜价格处于1 000元以上的为高档民宿,501元至1 000元之间的为中档民宿,500元以下的为低档民宿。对于没有标明价格的,或疫情期间暂停营业的,以其历史价格或平均价格计算。利用ArcGIS分析工具箱的表面分析和提取分析,根据DEM数据提取常州民宿的高程和坡度信息,并对不同高程和坡度区间的民宿数量和属性进行分析。
4.2.1 民宿点与高程的关系
常州市民宿的平均海拔为 83.3 m,89%的民宿位于 0~170 m高程区间内,低档民宿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较平坦的地势,中高档民宿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南部高海拔地区,中档民宿数量与海拔高度变化呈正比例关系,高档民宿数量与海拔高度变化呈负比例关系。
4.2.2 民宿点与坡度的关系
常州市民宿平均坡度为8.35°,其中 90.3%的民宿位于0°~12.38°坡度范围内。民宿趋向于在较高地势集聚。不同档次民宿在坡度范围内的分布差异明显,其中低档民宿主要分布在0°~4.15°坡度范围内,中档民宿和高档民宿倾向于在平均坡度为6.58°~16.8°的坡地集聚。坡度越高,民宿数量越少。
为深入揭示民宿发展的密度属性,本研究使用核密度估计法。核密度估计法是分析地理要素在周围领域中密度的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之一,通过核函数对研究区域内样本点赋以不同权重,呈现出更加平滑的密度图以揭示未知区域的密度属性。
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箱核密度和最近邻指数分别对2010年、2015年、2020年三个时间断面的民宿空间数据进行分析。常州市民宿在中心城区、金坛区西部、溧阳市东南部形成了三个民宿集聚区。
利用空间分析工具对该市不同档次的民宿空间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民宿的空间分布规律。数据显示,低档民 宿主要在西部及南部地区集聚,即在溧阳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金坛西部与溧阳交界处;中档民宿数量适中,主要在东部(武进东南部)、北部(金坛西北部,天宁区西部,钟楼区东部)及南部区域集聚(溧阳南部部分地区);高档民宿数量较少,主要散落积聚在北部(金坛西北部)和南部(溧阳南部)两个区域。
为进一步研究民宿点在空间上的发展方向与趋势特征,研究运用了标准椭圆分析方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是探索点要素空间分布方向和趋势特征的重要方法,其中均值中心表示点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相对位置。
利用工具箱的标准差椭圆工具和均值中心分别对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三个时间断面各区域民宿空间数据进行计算,分析不同档次民宿在空间分布方向上的离散程度差异,以研究民宿在区位分布方向上的时空演变规律(图2)。该市民宿空间分布的标准距离持续增加,分布范围不断扩张。2010年、2015年、2020年标准椭圆覆盖范围面积分别为1 248.09 km²、2 912.61 km²、3 427.08 km²;2010年均值中心在(119.718 102,31.576 583),2015年均值中心在(119.617 557,31.479 438),2020年均值中心在(119.641 919,31.520 857)。总体呈多点发展态势。
图2 标准差椭圆和均值中心移动轨迹
利用工具箱缓冲区和叠置分析,以0.5 km为缓冲带对各区域主要公路交通干线进行缓冲区分析,并对缓冲区内民宿数量和数理属性进行分析。数据显示,该市204个有效民宿点中,在0.5 km缓冲范围内的有153个,占比达75%,这说明大部分民宿对交通主干道仍有很强的依赖性,但不同档次的民宿对交通干道的依赖程度有差异,其中高档民宿占比为3.63%,中档民宿占比仅为3.00%,低档民宿占比达到了69.64%。对交通干道的依赖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低档民宿、高档民宿、中档民宿。因此,交通干道是影响低档民宿集聚分布的重要空间地理因素。
利用工具箱的缓冲区和叠置分析,以0.5 km为缓冲带,同样对该市区域内居民点进行缓冲区分析。调查显示,204个有效民宿点中,处于乡镇居民点范围内的民宿点只有8个,占比3.92%,且主要是低档民宿。民宿点与乡镇居民点距离较远,空间关联性较弱。
为研究民宿与旅游景区的空间互动关系,选取该市典型风景区天目湖旅游度假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工具箱的多环缓冲区建立风景区1 km为单位的五个空间圈层,并对环风景区5 km区域范围民宿进行分析。图3显示,度假区5 km区域范围内分布了50个民宿点,占比24.51%,主要为高中档民宿,低档民宿有零星分布,核心区中档民宿的数量和景区空间圈层外围民宿数量大体相当,核心区高档民宿数量比景区空间圈层外围民宿数量多,高档民宿表现出更高的景区依赖性。
图3 民宿点与风景区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乡村所在地民宿业主与乡村管理机构通力协作,发挥合力,彼此间的互动是合力效能的重要标志。民宿与居民点关系空间分析结果表明,民宿与村镇居民点在空间上关联性较弱。为进一步验证民宿与所在区域社区互动效能,课题组对此项内容进行了调查。民宿与所在区域社区互动主要涉及民宿业主与社区居委会之间就相关业务产生的互动行为或交流行为。
为便于统计,将互动程度分为“高、中、低”三档,分别用“H、M、L”来表示,高档分值为5-4分,中档分值为3分,低档分值为2-1分,根据受访者打分情况,统计出每个档次的打分百分比。
结果显示如表3所示,宏观层面,中高频率互动均值只有10.1%,即平均只有10.1%的受访者认为双方进行了中高频次的互动。中观层面总指标比宏观层面指标稍高,其中双方就发展状况互动指数较高,中高频率互动均值为15.9%,但就民宿发展所需服务进行的互动较低,中高频率互动均值只有8.5%,表明社区服务意识较弱。微观层面不同维度互动指标两极分化明显,经济维度高频率互动均值最高(50.3%),超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双方就经济发展进行了中高频率互动,这反映了经济发展是双方互动的焦点。其次是环境维度互动指标,47.3%的受访者认为进行了中高频次互动,表明社区较重视乡村环境治理,贯彻了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因此在这方面和民宿方产生了互动共鸣,但指标低于经济维度指标,表明社区仍坚持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治理导向。社会和文化维度指标均较低,分别为9.4%、9.5%。社会维度反映民宿业和乡村社区在就业、创业促进方面的互动情况,文化维度反映双方在乡村在地文化内涵建设方面的互动情况。这两项互动指标较低,说明双方对该领域的重视度很不够。从横向社区对比看,按中高频次互动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天目国际村社区(14.8%)、美景天城社区(12.2%)、茶亭社区(11.6%)、平桥社区(10.9%)、东街社区(9.7%)、西街社区(8.8%)、河西社区(7.5%)。从内部指标看,各社区总体指标趋势与不同维度指标趋势相同,只有天目国际社区例外,其环境治理维度的中高频次互动指标超过了经济发展维度中高频次互动指标,说明该社区双方将环境治理放在了首位。总体而言,两个镇的中高频率社区互动均值仅有21.5%,有78.5%的受访者认为民宿与社区互动效能低。
表3 民宿与社区互动调查结果(N=327) /%
6.1.1 民宿空间集聚分异明显,集聚程度低
空间数据分析显示,常州民宿形成了两个集聚区和一个集聚带,即溧阳中南部集聚区、金坛西部集聚区和沿新北区南部、天宁区与钟楼区边界、武进区北部一带形成的城中集聚带。不同档次的民宿集聚差异较大,档次越高,集聚密度越小。景区民宿集聚密度最大,表明民宿对景区的依赖性较高。高程和坡度仍是影响民宿分布的重要地理要素。总体呈现出多档次、多空间点位散在交叉集聚特征,集聚程度较低。
6.1.2 民宿与居民点空间距离大,空间互动关联性弱
民宿与乡村居民点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影响民宿与社区居民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高中低档民宿均与居民点存在较远的空间距离,空间互动关联性较弱,这成为乡村居民从事或参与民宿经营活动的空间障碍。
6.1.3 不同社区、不同维度社区互动不平衡,综合互动效能低
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调查层面互动水平不平衡,重经济增长轻社会、文化内涵塑造的价值取向明显,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社会改善、文化提升、环境治理等内部指标分布也不平衡;从横向社区看,戴埠镇三个社区在空间地理位置上毗邻,但互动效能差异明显。社区与民宿间的互动仍然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鉴于常州民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
6.2.1 改变社区管理理念,提高管理效能
中观维度中关于“社区服务”的中高频率均值最低(8.5%),说明社区服务意识有待提高。乡村振兴发展中,基层政府是搭戏台的主体,要让民宿业在乡村振兴中唱好戏,政府管理部门就要扭转传统的管理思维,树立“服务即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要“管服相济,以服为主”,主动作为,切实提高基层社区的民宿管理效能。
6.2.2 进一步优化民宿结构,主动融入发展大局
常州市民宿总量较少,高中低三档民宿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多点位散在集聚状态,集聚程度较低,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低档民宿业主要提高服务质量意识,摆脱“农家乐”思维,适时促进低档民宿向中档民宿升级;中高档民宿主要树立品牌意识,合理规划布局,积极主动作为,融入乡村振兴发展大局。
6.2.3 进一步激发互动意愿,双向互动,发挥合力
极低的互动指标表明社区互动效能较差,根本原因是双方互动意愿较弱。有的社区想与民宿主互动,但民宿主态度冷淡,认为政府部门是外行管内行,会妨碍民宿运营;有的社区民宿主需要政府支持时,社区职能部门囿于各种因素未及时满足民宿主的诉求,沟通就此终止。这就要求双方要激发互动意愿,核心是要提高站位,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出发点和归宿,认识到双方互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提高互动意识,发挥社区与民宿业的合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达到互惠共赢的良性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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