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来华与近代中国儿童教育的变革

郑 刚，杨雁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近代中国的儿童教育犹如一幅风格迥异的画作，不论是行云流水的笔触，还是 “杂乱无章”的涂鸦，都渗透着中国教育家苍劲有力的运笔构图，也浸润了外国学者巧妙的勾画点染。五四运动前夕，美国著名学者杜威(Dewey)偕夫人爱丽丝(Alice)和女儿露茜(Lucy)受邀到中国游历、讲学，为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描摹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杜威在华期间的进步言论和教育实践，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在思想、制度和实践层面，推动了中国儿童教育现代化进程。时过境迁，杜威来华已过百年，探微这段如诗如歌的往昔时光，不啻于知古鉴今，为中国儿童教育和中西文化交流守正拓新。

一 杜威对中国儿童教育的“亲身力行”

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民主”“科学”旗帜的感召下，封建传统教育受到猛烈地抨击。然而，封建传统如同一副沉重的枷锁，桎梏着儿童教育前进的脚步。杜威夫妇来华，并积极参与儿童教育实践活动，以真实地感受中国儿童教育的真情实状。

(一)巡回演说，儿童教育观念娓娓道来

演说活动贯穿杜威中国之行始终。杜氏每次讲演，“听众之众，几于无席可容”；“听讲者非常踊跃，无不座为之满”[1]。1919年5月3日，杜威受邀至江苏省教育会，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演讲，自此拉开了他巡回演讲的序幕。胡适坦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2]在教育的演讲中，儿童又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

1919年6月中下旬，杜威在北京美术学校作关于“现代教育之趋势”的专题演讲时，明确指出以儿童的本能为基础，促进儿童发展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杜威强调：“拿人类天然的、生来的本能做根据，利用他自动的能力，发展他原有的天性，才是新教育的宗旨。”[3]杜威还指出，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这种新见解在教育方法上发生的影响”[3]310，是现代教育的第二种趋势。随后，杜威在南京高师作了“教育哲学”为主题的演讲，阐释了儿童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教育之所以必要，因为儿童初生下来很弱、不能独立，与成人相差的距离太远了，所以要有这个长时期的抚养、教育和训练。”[4]他主张，教育就是儿童自身的生长，必须重视儿童经验的改组和改造，“教材要与儿童经验融合起来，成为他自己经验的一部分才好。”[5]1920年6月20日，杜威在扬州作“‘自动’的真义”的演讲，批评了旧式教育中儿童被动受教的情形，主张以自动的方式培养有生气的儿童。1921年5月10至11日，杜威在女高师作了题为“教授青年的教育原理”的演讲，提出采用正当的教授方法有助于改善学校教育忽视儿童自身需要的问题，“儿童在学校里，能否多得知识，全在方法的好坏”[6]，劝诫教师须使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达成一致，树立“浅显的才是教育”的理念。7月22日，杜威在济南作“教育之心理的要素”的演讲，再次指出旧教育忽视学生天性、儿童对课程缺乏兴趣和功课脱离生活实际的弊病，呼吁教师注重儿童的心理要素，使学生乐于学习。次日，杜威作“学校教育务必与社会生活联络”的演讲，系统地阐释“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念，“使学校和社会成为一体，就是使学校适应儿童的需要，叫他们得到充足的机会，以责任心去做事，打好以后在社会负责任做事的基础”[7]。在“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的演讲中，杜威指出良好习惯的树立是品格养成的重要步骤，“盖道德为活用的、为现实的，非种种呆格言所能适用的，必以社会良好习惯，使于无形中与学生为体合，而后学生自有一种良好品格”[8]。在进行“自动道德重要之原因”的演讲时，杜威主张以游戏和运动的方式自动发振儿童良好的心性，坦言“此日训练儿童于街上，他日亦必有一代能建设中国的儿童。”[8]400

杜威在华的演说，将其进步的儿童教育理念娓娓道来，给予中国封建儿童教育的陈规陋习一记重拳，为长期萎靡不振的儿童教育变革点燃了希望。

(二)参与会议，儿童教育改革备受瞩目

1919年10月10日，杜威在其弟子胡适和万元甫的陪同下，赴山西太原参加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与中国学者共同探寻变革学校教育、教学方法和学制系统的良方。杜威在会上进行了题为“教育上的实验态度”的演讲，提出教育目的在于“培养适应环境的人，反对任何外加的教育目的”[1]64。此次会议通过的“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议案，深深地打下了杜威教育思想的烙印。

新教育之真义，非止改革教育宗旨……仍是应如何教人的问题，非人应如何教之问题也。从前教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本年调查研究结果，‘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二语，经本会讨论，认为适合教育本义，非宗旨之改革。[9]”

该议案有两层涵义值得挖掘，其一，新教育确立了儿童本位的思想，鼓吹主动、引导和儿童中心的新式教育，强调以恰当的途径、方式引导儿童本能的生长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其二，教育的真义是健全人格的养成、共和精神的振奋，这明显与杜威的平民教育理念、伦理教育思想和社会教育的相关论述是交相辉映的。

杜威相信中国儿童教育终会迎来柳暗花明的时候。他曾勉慰教育界同仁：“降至今日，吾美教育渐就完美……然吾美之振兴教育，为时仅70年，非甚悠久也。故深愿诸君慎勿以教育为不易收速效，而有失望之心。况贵国师道尊严，社会对于教育界人士，颇有信仰，此实可助教育之发展也……欧美各国所经之失败，贵国可不至重蹈覆辙；所奏之成效，贵国可取为准则。撷其精华，去其糟粕，收效更易。苟贵国教育界能利用他人经验，以为自己之经验，则事半功倍，与欧美并驾齐驱，固甚易易；即胜欧美而上之，亦非难事也。”[10]依杜威所言，中国教育改革来日可期，教育界十步芳草、欧美前车之鉴均是优势所在。儿童教育作为构建中国新教育的“塔基”，赋存着巨大的能量，必将大有可为。

(三)参观学校，儿童受教情状一览无遗

杜威最初打算来华的目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游玩”[11]。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时，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杜威在华期间多次参观考察了儿童教育机构。

1919年，杜威刚到南京就调查参观了南京高师附属小学。当时该校的学生流行养蚕，他高度赞扬了这一现象，“养蚕一事，在儿童觉着很有兴味的……儿童既这样注意，很容易把蚕的生长时期和成茧、抽丝等等一切过程的知识教给他们，他们所得的知识比着单去学动物学所得多得很。”[12]在他看来，这样的教育法是本着儿童的兴趣进行的，有助于学生自动受教，这和杜威所提倡的“生长论”和强调儿童本位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1920年，杜威在江苏对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进行考察时，该校师生对其教育思想表示出了浓厚的推许之情。该小学“依照社会建立了‘市政府’，名三尚市，学生自任市长和警察”[13]。杜威对新式小学的精神面貌予以了高度评价：“学生有集体的组织，使他们随意去做；且都有共同的计划，各人负一部分的责任；学生在学校生活，和社会里生活一样。能够把这一种精神传播到别的学校去，那么，学生都能尝试着共同生活的真滋味，他的受益不独在得到些具体的知识。”[14]

经过对小学的多番访问考察，杜威深刻感受到中国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中国小学培养出来的都是“小大人”，缺乏儿童应有的稚气和童真。在杜威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她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她这个年龄的中国女孩比美国同年龄的女孩看上去老成一些。”[15]其次，儿童教育机构数量较少，且初等教育普及程度不高，难以满足正常的教育需求。杜威指出：“我真想有好几百万的钱，给他们建运动场，给他们玩具，教他们游戏。我真切地以为，中国的一个祸端，即对孩子严重缺乏最初的教导，不能给他指明一些基本的道理。”[16]

总之，杜威不仅采用演说、与会和调查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中国教育事业，还身体力行将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运用到教育实践之中，为中国近代儿童教育的革新增砖添瓦。

二 杜威对中国儿童教育的“切脉问诊”

(一)剖析封建儿童教育的宿疾

杜威直言，中国教育最大的缺点，“在不能利用儿童个人之本能，而使之发展……摧毁儿童固有之本能，非教育之正鹄也”[14]163。“被动的性行，可以算是占据中国教育上最高的地位的东西”，“视学生心理如空白之纸，教员惟以各种教材为之设色”是“旧教育之本色”[17]。此外，旧教育存在学校之所学与实际之所用完全不能贯通。杜威认为，中国的学校“就是先为学生悬一个很远的目的，以为现在所学都为预备将来入社会之用，现在虽与生活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得用的”[4]30。这种远离生活的教育，造成了学校教育的流弊：“耽误儿童的光阴”“削减儿童对当前生活的趣味”“使评判儿童的成绩缺乏自然的标准”。此外，杜威对教育与长进(Growth)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教育“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社会的需要如何，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便炼成一块，把它装入儿童心里面去”[4]13。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知识为中心，奉被动、灌输为圭臬，忽视学生的中心地位，培养出来的儿童往往是缺乏生气的。

(二)阐明儿童受教的因由

首先，教育应以儿童的本能和性情作为基础，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小动物生下来，不过多少时就能够自立自养；小儿的能力却不是这样的，他必定要父母的长期养护，所以必须要教育了。教育他就是使他体魄和精神两方面皆能发达。”[5]82此外，杜威还阐释了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他们有主动的能力，能够领略成人的思想和知识。”“儿童是极愿意受教的，倘使成人肯热心地教他，无论直接教育或间接暗示，他皆欢喜领受的。”[5]83基于上述的分析，他强调本能是教育的原料，而教育又是促进儿童本能发展的催化剂，“故教学儿童，当使之能自行研究、自行参考，或有问题发生之时，真可利其机会，使之研究发展能力，切不可惮烦为之讲演、为之口述，以灌输知识与儿童为能事。”[16]255

其次，儿童接受教育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杜威在演讲中多次强调，“教育的基本观念，教育的目的、方法，都须为全社会的，合于社会一切生活状态的”[14]160，这是教育的新趋势。他坚信教育有益于社会，“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教育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14]161。杜威还明确指出，因儿童未受旧思想的束缚、习惯尚未养成，较年长之人易于改造。“儿童心理既流动易变化，教育者当负指导责任。利益流动变化的心理，加以思想的指导，如是社会自可改造，所以，学校确是改造社会独一无二的方法。”[18]然而，经杜威的教育考察，他提出中国儿童教育存在学科中心、脱离实际的问题。只有变革旧教育，发展顺应时代需求和儿童心理的新教育，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最后，现代教育趋势要求儿童必须接受教育。杜威指出，注重个人本能是教育的新趋势，“最近‘教育的趋势’，就是要注重学生本身的动作及能力的发展，并要注重学生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联络，补足旧式教育。”[19]教育的功能不单是促进儿童本能的生长，更值得关注的是使儿童本能的发展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前世纪教育，每苦不能普及；……新近趋势，则已打破此层弊病，不能以贫富悬殊而限制其教育。”[20]可见，杜威主张儿童教育的普及，这无疑是其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在近代中国，能够接受教育的儿童非富即贵，教育成为权力与身份的附属品。所以说，只有变革传统儿童教育，才能占领现代教育的制高点。

(三)描画新式儿童教育的表征

首先，遵循儿童的兴趣爱好和实际需要。“旧式的因袭教育使学生对于求学上不甚注意，心理上也不快活，他的注意也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敷衍的，叫他上教室去他是竭力规避的。”[21]杜威认为，所学和所需严重脱节，儿童在学校所获得的知识是索然无味的，全然提不起兴趣。杜威就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前，法国人好吃鹅肉，特用管子装些食物，灌到鹅肚里去，使之肥胖；至于鹅能不能消化，他是不管的。”[18]328在他看来，这和中国旧式教育如出一辙，教师孤注一掷地将知识灌入儿童的脑袋，以为是增长学问的灵丹妙药，对儿童天然的需要不闻不问，使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想要培养有朝气的儿童，要以天性出发，发挥自动的精神，使教育如同小儿学话一般，“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出于自动地学习”[3]319。

其次，注重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杜威指出，学校外的教育总是生机勃勃的，儿童能够领会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譬如儿童在他父亲店里所学得度量衡知识，都能了解它的应用。在学校里所学的反而分别不清。”[5]99所以，学校教育亟须和社会生活建立完全的联络，只有这样才能使儿童自动受教。“自动，不是任性去做……必须要拿社会做标准。”[22]因此，恰到好处的教育是持之以恒地教导、滋润和启发儿童，让他们具备合格国民应有的品质和能力，从而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共和国。

最后，普及儿童平等受教。在杜威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推行教育的普及，将会导致“少数人垄断多数人”的情况。杜威还认为，重视儿童教育，“就是扩充高等教育的基础。”[23]以此为逻辑起点，杜威从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明确指出普及教育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趋势。他说：“国家有‘共和制度’，而教育亦必欲有‘共和制度’，两方相辅而行，则国家基础可固矣。”[20]336近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如果儿童教育发展趋势疲软，那么整个社会也必将受到巨大的影响。“一条铁链所能负的重量，不会胜过这铁链中最小的一环所能负的重量。”[14]162

(四)开剂改革儿童教育的药方

首先，杜威倡议中国政府关注儿童教育。“现在倘使有一个眼光远大的大政治家，而他的地位，有能力实现他自己的计划；那么，他要发达一个国家，必从添设学校、造就师资和改良教法等方面着手进行。”[14]161教育是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之首要。普及教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中国亦谋求教育之普及，借鉴他国办理经验。“须知各种经验并不是都有用的，所以先要审察；审察之下，就可以知道哪一种是好的、哪一种是不好的。如其抄袭成法、不知审择，则与完全放弃不研究，其损失是一样的……所以必要试验，必要拿各国来比较审察一下子，再行研究。这里很值得中国教育行政界所取法的……要解决教育，不得不有中国的教育。”[24]杜威还指出，中国政府改革教育事业的另一弊端——保守性。他以国民教育大会的提案被及时通过但未付诸行动为例，生动地描摹出了中国教育改革所出现的问题。“它们没有遭到抵制，而只是被淹没了。中国并不停滞，它是在吸收；它采取懒散不理的态度(让所有的力量都失去耐心)，直到不再有拉它的绳子。”[25]但是，他也指出中国人的心灵生来善于观察且适应力强，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潜力，并以此劝诫中国政府重视并改革儿童传统教育。

其次，杜威鼓舞民间发挥力量，兴办教育事业。杜威认为仅仅依靠政界力量是不足以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的。“眼光远大的政治家，一时实在难得；就是有了，也不一定能在有权力的地位，所以，要谋全部的根本改造的责任，须加在全部人的身上一起去做。”[14]161他高度赞许了民间教育行为，“中国近来的学生，在各地创办义务学校，对于教育的兴味、爱国的热忱，油然可见。”[14]161“要度量中国将来的进步，好似寒暑表的测量气候；是拿学校的多少和学校的精神做准则，而小学校更加重要。如果现在有推广小学的种种计划，将来一一地实现……那么，中国无论什么疑难复杂的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26]以此为出发点，师资建设成为杜威关注的内容。杜威直言，小学教员对于社会和教育的责任很大，“因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就是教育，今日的学校就是他日的社会”[26]432，学校组织的如何就意味着社会的组织如何。

三 杜威来华对中国儿童教育的“因势利导”

杜威来华恰逢中国政局风雨飘摇之时，思潮激战、文化交汇为当时社会的常态。教育改革呼之欲出，杜威来华为中国儿童教育改革提供了新动力。胡适坦言：“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27]

(一)思想革新：隐形堡垒极速崩塌

首先，社会各界认识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杜威认为，教育改革最为迫切之处，非儿童教育不可，并以建造房屋作喻，“譬之建筑，基础不固，则堂屋墙壁必易动摇。同一建筑房屋，外人重在定基，故于定基时行其礼式；中国人重在上梁，故于上梁时行其礼式”[28]。杜威直言儿童正处于幼稚时期，心智尚不成熟，吸收力与伸缩力却甚强，是接受教育的绝佳时机。儿童时期是一个“基础时期，不但是中学、大学的基础，尤其是他一生事业、习惯、嗜好的基础”[4]55。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可谓众目具瞻。蔡元培说到：“小学教员在社会上的位置最重要，其责任比大总统还大些。”[29]可见，儿童教育不仅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还对社会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陶行知主张重视儿童时期在人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他指出，儿童时期“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末，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30]。张雪门直言：“须知今日这样小的儿童，就是将来民族的一分子。我中华未来的主人翁生命上第一步的建设，全在我们的掌握中。”[31]陈鹤琴更加明确地提出：“儿童期就是接受文化的时期。因为成人的学习能力没有儿童期的大，几千年来文化的传递实在是儿童期的功用。”[32]

其次，教育逐渐重视儿童的本能、兴趣和心性在教育中的作用。杜威指出：“儿童幼年机械的学习，祸机早伏，危险更大。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作用，脑中好像车行故辙一般，日渐成了一条通路，一举一动都照着老规矩做去。”[5]190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为中国传统教育注入了一股清流。在杜威和中国新教育界的努力下，现代教育理念逐渐成长为指导儿童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想。蒋梦麟强调：“教育的真义，贵在教育儿童的本能。”[33]陶行知高呼：“儿童是应该是快乐的……我们应该负起责任来，敲碎儿童的地狱，建立儿童的天堂。不够，我们应该引导儿童把地狱敲碎，让他们自己创造出天堂来。”陈鹤琴呐喊：“教育儿童，亦当利用他的好奇心……；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游戏具种种教育上的价值……总而言之，我们应研究儿童的心理，施行教育当根据他的心理才好。”可见，儿童中心的教育理念因杜威来华得以盛行，不仅揭示了儿童教育的客观规律，而且直接契合了“五四”精神，成为追求“民主”“科学”的时代最强音。

(二)制度变革：壬戌学制及锋而试

首先，“新学制”凭借“杜威热”的影响孕育而生。为改革学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先后举办8次会议，1919年第5次年会和1921年第7次年会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两次会议都明显反映出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新学制”将小学修业年限由7年缩短至6年，分为初、高两级,以“四二”为分段标准,其中“四”为初级小学、“二”为高级小学且可独立设立，这不仅可以减轻国民经济压力、加强了地方设学的灵活性，还有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和改革。此项规定无疑是受杜威从美国带来的“六三三”学制的影响，标志着我国学制的制定从模仿日本向借鉴美国转变。与此同时，学制还规定修业年限、入学年龄可依实际情况，酌情进行调整；幼稚教育纳入学制体系等，皆有助于保证地方办学的自主性，有利于促进儿童教育发展。此外，该联合会还趁热打铁,对初等教育课程拟订了小学毕业标准和各学段课程纲要，这对保障儿童教育的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新学制”的“七项标准”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实质，对建立中国新式儿童教育指点了迷津。“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强调儿童教育须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可经由运动、游戏等方法促进儿童社会能力的增强；“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要求普及儿童教育；“谋个性之发展”，则要求儿童教育的实施要以自动为原则，以儿童本能的生长为旨归；“注重国民经济力”，是强调儿童教育的改革须结合本国国情，不可盲目移植他国；“注意生活教育”，是要求儿童教育以儿童实际需要为指导；“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则是要求增强儿童教育实施的弹性。

(三)实践探索：课程教材教法革新

首先，课程设置趋向合理化。1920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民治教育设施标准案”，确立了4项标准，涉及儿童的自动自学、生活知能、社会能力、体育锻炼、创造能力。这些皆有助于“儿童中心”的教育理念从目标到内容上的落实。其中，以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于南京晓庄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最为典型。在办校期间，陶行知坚持以学生的活动作为中心，形成并实践了其“生活教育”理论。此理论主张教育目的是促进学生创造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全面发展，要求教育要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和日常实践建立紧密联系，依据学生自身的特点，交付给学生“做”的自主权，以实现学生的“六大解放”。

其次，教材编写日臻通俗化。1919年以国语统一筹备会、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首的多家民间社团，有关小学校改用以白话文进行编写的课本建议纷至沓来。随后，教育部发布全国初级小学各科课本一律必须使用白话文编写的政令。此项改革得以顺利推行，不得不归功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而杜威对白话文亦持有认可态度，认为与儿童的能力和生活需要相适应，这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令一出，各种儿童读物相继问世、争相出版，通俗易懂的儿童文学被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这显然是杜威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上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儿童中心”的理念开始成为编辑书籍的主导思想，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读物一时间蔚为大观，成为近代中国儿童的最大福祉。

最后，新教法试验层出不穷。杜威的中国之行使其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得以扩大，众多服膺其教育理念的学界同仁，以他在美国芝加哥所创立的实验学校为蓝本，在中国建立起一所所实验学校。俞子夷执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便是试验新式教法的翘楚，大胆采用国际上流行的设计教学法，以儿童中心为原则进行课程改组，使南高附小一跃成为中国首个杜威式实验学校，霎时间声名鹊起。各地教育界人士慕名而来，回去后便模仿南高附小进行新课程、新教法和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使各方小学均带有实验色彩，若干省份赫赫有名的师范附属小学直接更名为实验学校，更有甚者直呼为杜威学校。

杜威在华期间传播的儿童教育思想、参与的教育实践活动，如同黯淡夜空中的一颗明星，点亮了一隅苍穹。杜威一行远道而来，怀揣满腔热忱，助力教育事业、关怀中国儿童、怀抱教改美好夙愿，成为中外教育交流的一段佳话。可以说，杜威来华不仅加速了中国教育的改革进程，还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杜威来华竟已时过百年，但仍然对推进当代儿童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重要启迪和史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