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改革异己性向切己性的转型与复归

谢慧英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语文教育改革异己性向切己性的转型与复归

谢慧英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着眼于语文教育改革目标的最终实现，力求从当下语文教育的现实出发，强调语文教育应尽快从“异己性”的状态，即与学生自身的精神需要和人格成长相分离、相反动的状态中回归到“启蒙”意义上的现代教育之本旨——即从“异己性”向“切己性”的转型与复归。

语文教育;异己性;切己性;转型;复归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文界内外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声讨、反思和讨论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以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力求开创语文教育新局面为宗旨的课程改革自启动也有十年之久。语文界、教育界同仁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小学语文课改工程的实施和推进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不过，从实际情况看，依然存在不少需要审慎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尽管课改的呼声强烈，声势浩大，但由于外部环境、应试制度及各地区主客观条件等并没有取得根本的改善，课改实践与其规划和目标至今还有相当的距离。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语文教育在理论层面还缺乏系统的建设，兼以语文教育实践积重难返，因此语文教育改革在总体的原则、目标、方向等观念层面还需要反思、清理和更新，诸多细节化的操作构想均有待于更多的探索和反思。可以说，课改的路途是漫长而艰巨的。本文着眼于课改目标的最终实现，力求从当下语文教育的现实出发，强调语文教育应尽快从“异己性”状态向“切己性”转型与复归。

一 语文教育的启蒙与异化变迁

三十多年以前，吕叔湘先生就以“少”、“慢”、“差”、“费”四个字概括语文教育的病状，九十年代以来对语文教育的严重声讨中，“误尽苍生”的语文教育已然成了众矢之的。这种尴尬局面到今天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语文界内外对语文教育质疑、声讨之强烈，事实上有其合乎情理的根源。也就是说，语文学科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在既有的教育观念乃至现行教育制度中必然的悲剧结果。与其他学科不同，语文学习应当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使学生逐步掌握母语运用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使学生在母语的习染中直接地感知、领略和品悟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意蕴和人文内涵。以此为基础，学生在言语学习和累积的过程中，应该逐渐建立起作为生命主体的基础精神构架，发展和形成其独特的心性品质和生命气质，并能通过富于创造力的言语行为自由地释放和表现主体的个性生命内涵。

与“应然”形成了巨大反差的“实然”，确实令人感到悲哀。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叶老“工具”论为代表的语文观，首先强调语文教育的“应世”需要;兼以特殊的历史语境，叶老作为语文界权威的特殊地位，使得语文教育的政治性、宣教性功能一再得到强化。高考制度的恢复，本应让陷于僵局的语文教育重获生机。然而，源于西方的标准化考试模式的推行，又使语文教育陷入了更为狭隘的“应试”主义、实利主义的泥潭。这样，最具有人文性、审美性和丰富精神内涵的语文科目日益背离了“人”的特性，甚至难于避免地走向了对“人”的束缚、压抑、奴役的“非人”特性。用学者们的概括，就是:“现代语文教育的主流观念，在对言语活动的目标和功能认识上，在‘应试’还是‘应人’上发生了严重的迷失。”［1］

在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启蒙”几乎被理解为教育的同义语，也就是指开启蒙昧，使幼童摆脱无知状态开始明白事理。如果用西方近现代思想来理解，则“启蒙”即“启理性之蒙”的意思，即从神学统治的压抑中解放出人的理性。康德曾经专文阐述过“启蒙运动”的内涵:“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现代教育理念的核心目标正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渐脱离这种“不成熟状态”，成为可以自为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心智健全的社会个体。如果按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说法，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3］。这些不同的表述，其实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为“启蒙”的教育，其宗旨和归依就是通过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启迪，性情的陶冶和自由独立精神与主体人格的养成，实现主体性的建构和发展。

然而，几十年来，我们的语文教育却出现了与上述现代教育理念的严重疏离。标准化考试所侧重的客观性，使语文教学的重心向工具性、技术性的语言基础知识偏离，即使是阅读、写作能力的考核，由于标准答案的规范以及程式化思维模式的制约，语文教学势不可免地成为以寻找标准套路求取“应试“效果最大化的繁琐操练。知识性、技术性一再被强调，而人文性、文学性却被搁置。抽离了“主体性”的语文教育，最终使得学生成了“应试本位主义”的考试工具，许多老师也成了挖空心思钻研应试技能的考试专家。对“人”的背离，使数十年来语文教育愈来愈严重地陷入了“异化”困境中。这样的结局就是语文教育不仅在深层抑制了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的伸张，反而变成了对主体性发展的侵蚀、压抑和扼杀;它与学生的内在需求甚至走到了截然对立的方向。从“启蒙”的本旨走向“异化”的现实，深刻地表征出语文教育历史与现状的悲剧性所在。

对于“异化”这个词，我们可以借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来加以理解: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4］。马克思在这里用“异化”这个概念，怵目惊心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与自己劳动之相互分离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后果:即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在劳动中与他自身的真实生命不是走向同一，而是走向对抗与分裂!工人的主体性在异己性的劳动中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不是人在劳动，而是被劳动即劳动成果所奴役、戕害，甚至人在劳动中丧失了自身!

倘若借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来考察“应试制度”中的语文教育，我们会发现令人怵目惊心的相似之处!在几十年政治性、“工具论”和科学主义规范中的语文教育，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承受了“异化”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这里里借用“异化”一词，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勘破语文教育深层困境的根由，同时也让我们对这一困境所造成的后果保持更为深刻的警惕!

二 高考:语文教育解不破的“魔咒”

按照发展心理学的理解，人类最核心的生命本能就是在肉体和精神上不断地发展自己，特别是精神的自我发展，构成了人类生命发展的本原性驱动力，这一过程甚至始于出生之前的孕育阶段。教育的起点首先是顺应和促进这种本能的发展需要。当受教育者在学习中感觉到这种本能的精神需要不断得到满足，那么其学习就与其内在的精神需要相同一并不断得到强化，切乎于他自身的生命成长。显然，真正的求知欲、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应当是一种“内力“的驱使，来自于学习者自我成长的本能需要并伴随着积极、主动的自主实现的强烈渴望和行动。因而，“……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不是建立在刹那乐趣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成长的乐趣之上。只要学生能从语文教学中不断感到自己的成长，感到自己感受、理解范围的扩大和感受、理解能力的提高，感到自己运用民族语言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能力的提高，他们就会在语文教学中感到乐趣。成长的乐趣同游戏的乐趣同样是人的本能的要求，语文教学的人性基础是建立在这种成长的乐趣之上的。”［5］语文教育一旦离开了主体发展自己的需要，将其归依于类似于考试等功利因素的外在目的，那么它就背离了主体发展自己的本能，变成了一种异己性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仅不是促成学生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发展他们的情感、理智、人格、独立思维，而是变成了牢笼、囚狱，精神的集中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二十几年来，语文高考已经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质疑和批判，甚至有学者以怒不可遏之状对其进行“炮轰”，更多学者以切身体验或者细密的分析详细勘解高考的误蔽。应看到，高考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无比魔力的“指挥棒”，首先是由我国特定的教育环境所决定的。由于人口众多，而优质教育资源相对有限，考试就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对学习能力的考核评估，而成了获取优质资源的竞争和汰选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作为生命本能的发展需要退居其次，而在竞争中避免淘汰、争取胜出就成了学习的首要动力——特别是大一统的全国性考试，为了追求考试的公正性、客观性而片面追求科学主义的考试原则，忽略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如此一来，“语文高考考的居然不是语文，尽是语文专家都做不出来，语文教师都说不清所以然的货色，而且还把这奉为语文“科学化”的成就，令人不可思议。20多年来，在高考指挥棒下的语文教学，教的就是那些学不能致用的稀奇古怪的题目。”［6］语言教育中富于丰富人文内蕴的诗情画意，被分解成支离破碎、互不相联的知识点，语言丰富多元的意义空间完全被单一化的标准答案所俘获，十几年学习却使学生无法经由母语触及到民族文化精髓的深层积淀，反而日益加剧了学生对母语的疏离感、隔阂感甚至排拒心。丧失了生命力和趣味性的语文教学，只剩下干巴巴的知识碎片和模式化的训诫教条。

事实上，臣服于高考“魔咒”的语文教育，不仅使学生丧失了求知欲、学习的兴趣，与自身生命发展的内在需要相违背;同时，在升学率高强度压力下的大部分教师，其施教过程和人格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异化。“这些试题直接控制着教师的思维和思想，久而久之，使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丧失了自我的精神能动性和教育理想，只知道成天绕着应试的磨盘转圈。”［6］也就是说，应试制度中的语文教育的异己性，既表现为对学生的异化、奴役，而处身其中的教师也难逃其害;甚至对于相当一部分有创造力、有个性的老师来说，更是一种非人的煎熬和折磨。它“对我们的语言教育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这种打击不仅是对孩子极其可怕;现在的评价模式、考试制度对教育的伤害很深，因为在课堂上是不是那么有情感，那么有知识背景，那么有敏感的心灵，都不重要，而是否能成为一个具有特别强的帮助孩子提高应试能力的教学工具，这点变得极其重要。”［7］在坚持人本主义教学方式与强大的应试压力夹缝中，他们发出了无奈的呐喊:“我们的教育正在功利化、技术化、庸俗化。每一位教育者都在咬牙切齿地诅咒现在的教育，但每一位教育者 (当然包括我在内)都在助封为虐!”［8］

这种悖离了学生和教师内在需要的异己性的语文教育，最终造成了“人”的全面丧失。面对感情丰厚、内蕴深邃、充满美感的文学作品，学生们无法领略和感受，无法在精神上呼应、共鸣，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和排拒。更糟糕的是，长期以来悖离了学生的精神需要和兴趣的学习，使学生和老师都成了缺失了灵魂和真感情的“空心人”、“无心人”，在丧失感受力、想象力、领悟力的同时，造成了思想和人格的全面分裂、破碎，“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公众场合、根据不同的人们的不同需要，说人们想听的话，而不是说自我真实体验的话。有时甚至说假话、套话。”［9］一个民族从上到下，从老师到学生，如果完全都以这种分裂状态谋取生存，没有自我，没有精神的自由，其言行发端完全服务于功利、实利需要的物质目标，作为生命存在物的“人”的本质也就完全泯灭——这样的教育不是走向启蒙，走向“人”的发现和发展，而是将人带入永劫不复的“奴役之途”!这岂非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对于百年来现代语文教育的巨大误区，有学者用了“伪圣化”和“技术化”来概括:“前者，是用一种集权专横精神统辖所有人 (师生)的自由精神、多元精神，是“精神专制主义”;后者，是否认和蔑视人的精神的真实存在，力图从语文教育中剔除人的精神，是“精神虚无主义”［10］。在这样的精神专制中，老师在课堂上也“不敢跟学生说自己的真心话，只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包裹起来:只为应付考试背一串教参上抄来的话，说一通不得不说的话”，在依照考试要求所进行的语言知识无休止的操练，也严重损害了教师对语言的敏感和热情，心灵日益枯萎，甚至许多老师后来心甘情愿地成为高考的卫道士。语文高考科学主义极端化的弊端，也就不能不“忽略了、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培育，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的心灵的反面”［11］。

三 往哪里去:“异己性”向“切己性”的复归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偏误，特别是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语文教育基本范式，依然与现行教育制度、考试制度和复杂纠缠的社会现实相牵连，使得课改在探索新路的同时，不得不从本体论的层面对许多本原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进行不断的反思、清理和探讨。这就意味着，在课改的探索中，一方面需要在现有的新观念、新架构的引导下着手于教育实践的改进;另一方面，却也需要在历史的审视、反思中从观念和理论的层面着手新观念、新的理论基础的探寻和建构。随着课改工程的推进，语文界内外普遍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既有的语文教育从观念到实践都亟待全新的调整，回到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来。由于语文教育长期以来这种“异己性”的状态完全与教育、“启蒙”的本旨相违背，语文教育不是开启人的灵智，使其摆脱“不成熟状态”，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智，而是成了对原生想象力、领悟力、思维力的限制、约束、摧残和扼杀!在教育过程中，不是摆脱蒙昧走向理性、知性和感性的全面发展，不是主体的建构、发展，而是不断地客体化、对象化、工具化、机械化!

从学生的学习动机来说，服从于应试的功利性目的，使学习在心理上割断了与主体内在精神需要的联系。从教师的施教动机来说，则是被迫屈从于应试的种种要求，在精神自戕的同时再充当戕害学生主体性发展的精神杀手。“标准答案”式的专制化的应试原则，无情地压抑、摧毁了个体和个性的空间，使老师不得不对学生异想奇思无情地予以剿杀。丰富的感受力，独特的解读和个性化的言语传达，不是受到鼓励、肯定和欣赏，而是遭到贬抑、否定和驱逐。当“考试“成了唯一的目标，标准答案成为最具有杀伤力的唯一法宝，语文教育已经不再关涉心灵，粗暴地抹杀了学生和老师的自主性和人格的独立性。学习过程则成为枯燥繁琐的知识操练，令人反胃的“题海”战术荒芜了语文教育原本该有的心灵互动、情性熏染，成为没有交流、对话、共鸣的一件令人厌恶的事。

走入绝境已久的语文教育，现在是必须突出重围尽快摆脱泥沼之境的时候了。语文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尽快从“非人”的异己性状态中实现“人”的复归——具体地说，也就是逐步地革除异己性，回到“切己性”的轨道上来，回到“启蒙”的本义上来。值得欣慰的是，十几年来，随着课改工程的推进，语文界内外普遍形成了共识，那就是现行的语文教育从观念到实践都亟待全新的调整，复归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如闽派语文代表人物潘新和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言语生命动力学的语文观”，以“表现”和“存在”为旨归，将言说欲求与言语表现理解为人的生命原欲，这样言语活动、言语传达就被提升到“存在”的高度，这无疑是对传统“工具论”乃至“人文性”语文观的全新的颠覆。可以说，基于“存在”意义的语文教育，首先从动机上回到了“人”本立场，并且着眼于作为精神存在的“人”的建构，因而能“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受到作为符号动物和释放精神生命力的幸福感和使命感，是语文学习成为对生命、人生的自我颖悟，通过培育言语健全人格和良好的言语生命意识，是言语学习和发展成为学生自己的事;成为一种自愿自发自觉的不可或缺的需要。”［12］此外，韩军先生则提出了承续“五四”传统的以“立人”、 “新民”为本旨的“新语文观”:将语言理解为文化的“本体”，认为“语文教育本身就是用“语言”构筑人的精神世界、构筑人的生命本身。”［10］语言教育就是主体精神的培植和奠基，强调“以主体的人为核心，通过语言，立精神，扬个性，做真我”。这样的主张，已经表现出了开阔、深邃的视野，是对语文教育观念的全面更新。

如果按照发展心理学的理解，人类特性，人类的一切行为、言语、意识、活动、观念事实上都起源于发展自己的需要，在深层次来理解都是出于一种精神成长的需要，都是切合于“自我”发展的欲求——教育正是为了推促和完善来自主体自性的需要，最终使之达成不经别人引导而能自如地运用自己理智的目标。因此，无论是从教育的本义而言，还是从语文教育现实的反思来看，从“异己性”向“切己性”的转型与复归，当是语文教育改革的确定不移并且亟待实现的总体原则。在这样的观念和方向的调整中，新的“切己性”的语文教育的未来将是充满期待。

这种“切己性”的教育，就是首先切合于学生的需要，从学生发展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其主体性、精神性的发展、构建、完善。因而言语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更关注其作为生命个体的内在体验和精神需要，积极鼓励和肯定其言语的创造力，不断激发和诱导其原生的想象力、感受力和运用理智的能力，激励他们珍视自身的精神价值和人格力量，使学习中的“内驱力”不断得到强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感受学习与精神成长的统一和良性互动。作为教师，则要从知识操练者和教条训诫者的角色中跳出来，首先完成自身主体性的构建、伸张，使教师自我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生命意识体验和充沛精神力量的生命主体。这样，在教学中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言语感受、言语创造力，同时以引导者和激励者的角色，创造性地采用多样化的方法诱导、激发学生自主的学习热情，通过自身的人文情怀、人格力量召唤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通过自己的审美品位、丰富阅历不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精神的强大引力，促成学生情感、情调的丰富和优美以及心智、思想的启迪。“要给孩子阅读的空间和时间，老师的工作就是激励、唤醒和鼓舞，激励他阅读的方向，唤醒他的潜能，潜在的需求，鼓舞他朝着更高的目标去前进。”［7］只有在观念和本原上廓清历史的迷误，明晰前进的方向，语文教育的痼疾和病状首先在意识和观念上得到彻底的扭转，才能对既有的、现行的教育病状和症结获得深刻的认识和警惕，教育改革的实践才不会陷入泥沼不能自拔，也才可以有效避免在实践过程中悲剧性的南辕北辙的结局。背负着“育人”重任的教育，自当始终立足于“人”的发现、“人”的建设、培植;抽空“人”的主题，脱离“人”的生命，教育必将走向自设的陷阱。语言教育承担着精神奠基、涵化民族文化的重任，直接关乎国民素质的提升和优化，是一个民族立身、发展和壮大的根基所在，尤其需要尽快从异己性的“非人”状态回到“启蒙”的本旨上来，回到切乎学生、教师生命发展的内在需求上来。

［1］潘新和.语文:表现与存在 (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6.

［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

［3］蔡元培.教育独立论 ［A］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85.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45.

［5］潘新和.语文:审视与前瞻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49－50.

［6］潘新和.语文高考:反思与重构·序言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78－81.

［7］张文质.语文教育:回到起点，回到人 (下) ［J］.福建论坛:教育科学版，2006(4):62－63.

［8］李镇西.重建教育理想 ［J］.教育科学论坛，2002(3):14－15.

［9］韩军.反对伪圣化 ［J］.教师博览，2000(2):10－11.

［10］韩军.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 ［J］:中学语文，2000(3):12－14.

［11］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1.

［12］潘新和.语文学的历史性转向——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学刍议 ［J］.湖南教育，2006(7):4－6.

(责任编辑:孙永泰)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ing from Alie-ness to Suiting-one’s-own-on the Orientation to the Chinese Education

XIE Hui－y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With an eye to achieving the aim to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this article gives an emphasis tha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reverse as soon as possible from the condition opposite to students’psychic needs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In other words，it should be transformed and returned from alie-ness to suiting-one’s-ow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Alie-ness;suiting-one’s-own;transformation;return

G 40－05

A

1671－6493(2012)03－0045－05

2011－09－30

谢慧英 (1975—)，女，新疆玛纳斯人，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