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廖本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指正

付义荣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黄廖本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指正

付义荣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由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或许是当前国内高校使用最为普遍的一部现代汉语教材，然而即便是其最新的版本 (增订四版)也存在诸多问题，它们分布于该教材的每一章:从开始的“绪论”一直到最后的“修辞”。有必要指出并修改这些问题以便未来更好地修订，从而帮助大家不断提高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效率。

现代汉语;语言学;教材

从1979年至今，由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黄廖本)已经出版了八版，光前6版的累计印数就已超过了400万套。可以说，黄廖本是当前国内高校最受欢迎的现代汉语教材。不过，一次又一次的出版一方面说明了黄廖本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教材。1998年以来，笔者一直在高校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工作，所用教材就是黄廖本，而在其最新的版本——增订四版 (以下简称增四)中，我们不断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现按其章节汇总并报告如下。

一 绪论部分

1.“北方话”与“北方方言”这两个名称不统一。增四一会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上册:1，3)①黄伯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增订四版)分上、下两册，册后数字即引文所在页码。，一会又说“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上册:3)，“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上册:4)。既然“北方话”与“北方方言”所指的内容是一样的，在同一部教材中就应该使用同样的名称。就增四以“吴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等名称来指称汉语方言来说，建议下次修订时统一使用“北方方言”以保持一致。

2.关于语音特点的描述不准确。增四在描述现代汉语语音特点时说“汉语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上册:7)，但事实并非如此，如《现代汉语词典》 (第五版)就收录了“噷 hm”、“哼 hng”、“呣”、“嗯 ň”、“嗯ɡ”等词，它们既无元音，亦非方言词;此外，增四在之后的语音这一章亦说“口语中m、n、nɡ三个鼻辅音可以独立成为一个音节，表示叹词的‘呣’、‘嗯’等”(上册:74)。可见，现代汉语音节是可以没有元音的，只不过极少而已，因此建议改为“现代汉语绝大部分音节至少含有一个元音，只有一小部分叹词是不含有元音的”。

3.关于汉语各方言使用人口的统计数据不严谨，而且也不能反应我国当前的语言状况。增四采用汉语方言的“七区说”，还列出了各方言使用人口所占汉族总人口的比例 (上册:4－6)。笔者将这些数据合计了一下，正好是100%，这意味着在我国所有的汉族人口都在使用汉语方言。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细究起来，这些数据却存在严重疏漏。首先，编者在增四中并没有告诉我们数据的来源。一些重要的信息，如数据是由谁在何时调查而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因而也就无法知晓这些数据反映的是汉语方言哪一时期的状况。其次，如果说反映的就是黄廖本自初版 (1979年)至增四版(2007年)这段时期我国的语言状况，那这些数据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这段时期大致与改革开放的时间相一致，正是我国语言状况急剧变化的时期，其明显特征就是“普通话的普及”与“汉语方言的萎缩”。许多调查研究都已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在广州［1］、厦门［2］、上海［3］、南京［4］、苏州［5］等地，人们发现当地的方言正在向普通话靠拢，其使用也越来越集中在家庭内部以及年纪比较大的群体。“普通话的普及”与“汉语方言的萎缩”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汉语方言。据调查，我国能使用汉语方言、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分别为86.38%、53.06%与5.46%［6］25。这意味着中国至少有8.16%②这是将总人口 (100%)减去能使用汉语方言的人口 (86.38%)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 (5.46%)所得。的人现在只能使用普通话，而不会说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了。由此来看，增四提供的数据显然忽略了普通话单语者的大量存在。因此，建议增四在将来修订时要提供数据的来源并要能反映我国汉语方言的现状。

4.混淆语言与文字。在阐述“汉语的地位”时，增四有这样一段话:

日本语、朝鲜语、越南语同汉语关系尤为特殊。这些语言都吸收过大量的汉语词，甚至在汉语的词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新词。这些国家在过去都长期使用汉字，直到现在，日本于1981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还有1 945个，朝国、新加坡仍通行汉字。(上册:9)

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汉语词被借用，二是汉字被借用。孤立地看这两个意思没什么问题，但若放在一起，就有将汉字的借用等同于汉语词的借用之嫌，这实际上混淆了语言与文字的界限。实际上，语言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我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书·序〉正义》中就有“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语言是通过声音来表情达意的符合系统，属于听觉范畴;文字则是通过线条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合系统，属于视觉范畴。正因为如此，同一种语言可以用不同的文字来记录，而同一种文字也可记录不同的语言。这就意味着，借用了某个民族的文字并不等于就借用了该民族的语言。就像我们今天用“GB”、 “HSK”、“PSC”来分别指称“国标”、 “汉语水平考试”、“普通话水平测试”，虽然所用字母都是从国外借来的，但其所记录的词语都是汉语自己的。同理，日本等国虽然借用了汉字，但借去以后除了可以记录从汉语借过来的词外，更多的是记录自己语言中的词。因此，上段话中关于汉字借用的表述既不能说明汉语词的借用，更不能说明汉语的国际地位，建议可删去。

二 语音部分

1.对“词句意义”没有解释。增四认为，“只有有词句意义的声音才是语音” (上册:15)。什么是“词句意义”?如果指的就是词或句子所具有的意义，那么具有语素意义的声音又算什么呢?比如，xī(溪)、fúróng(芙蓉)等难道不是语音吗?如果不是指词或句子的意义，那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增四始终没有作任何解释。

2.国际音标的使用多有错误，主要有:

(1)增四的“附录二国际音标简表”(上册:27)将双唇浊半元音和舌尖前圆唇最高元音都被标注成了［ч］，这显然违犯了国际音标“一符一音”的原则。准确的做法应该是将前者标成 ［ч］，后者标成 ［ч］。

(2)增四的“附录三 三种记音符号对照表”(上册:28)中的汉语拼音c，其国际音标应该是［ʦ］，而不是 ［］。

(3)增四的“普通话音节结构类型表” (上册:73)将“强”标为，但无论是按增四所列的韵母总表 (上册:51)，还是按增四关于［a］音位变体的说明 (上册:96)，“强”的韵母都应为 ［iaŋ］，即将其中的 ［a］改为 ［a］。

3.国际音标与汉语拼音混用。依旧是增四的“普通话音节结构类型表”(上册:73)，该表其他字的音节结构都是用汉语拼音来标注的，但唯独把“道dào［tau51］”的声母、韵腹、韵尾依次标为d、a、u，这显然是将国际音标音标与汉语拼音混杂在一起了，建议将韵尾的u改为o，以保持整个表格的一致。此外，该表还将“外”字的国际音标标为 ［wai51］，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应改为［uai51］。

三 文字部分

1.“部首”的定义不严谨。增四认为“部首是字书中各部的首字，具有字形归类作用” (上册:148)。这个定义若是专门针对古代字书或许没什么问题，但显然不符合现代字书。如《现代汉语词典》、 《新华字典》中就有“丨、丿、冫、廴”等部首，但它们并不是字。此外，增四在后文还说“有的部首是单一部件中的一个笔画，如‘九、乃’的部首‘丿’” (上册:148)，这与之前的定义是相矛盾的。总之，现代字书中的很多部首都是不成字的笔画或部件。增四关于“部首”的定义显然有误，或许采用这个定义要更为准确一些:“部首是字典中为了给汉字分类而确定的字类标目，是从分析字形结构而产生的”［7］162。

2.关于会意字“休”的解释有误。增四的解释是“休，人在木 (指树)下，表示休息” (上册:152)，但“休”字自古以来都是左右结构，并不存在“人在木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显然更为准确， “休，息止也，从人依木”，即人靠在树上方为“休”。

四 词汇部分

1.关于简称方式的论述有误。增四列举了简称的五种方式，其中的“后词均取前一个语素”(上册:220)，应该是“前后词均取前一个语素”;而且所用的一个例子“电影明星——影星”也与该方式不合，建议放入“其他”。

2.对“联绵词”的定义不能将其与“音译外来词”区别开来。增四认为“联绵词指两个不同的音节连缀表示一个意义而不能拆开成两个语素的词”(上册:222)。若按这一定义，那些双音节的音译外来词也可归到联绵词中，如“葡萄、咖啡、沙发、的士、尼龙”等，它们也都是“两个不同的音节连缀表示一个意义而不能拆开成两个语素的词”。事实上，联绵词是汉语固有的，这是它和音译外来词的区别所在，建议下次修订时将这层意思补到定义中。

3.“单音词”与“多音词”这两个概念的名称有误。增四中的“词的结构类型简表”中出现了“单音词”与“多音词”(上册:226)。但在绪论部分又有“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 “三音节词”这些概念 (上册:7)。名称有别，但实际上都是根据音节而非音素的多少进行的词语分类。为了保持概念名称的一致与准确，建议将“单音词”与“多音词”改为“单音节词”与“多音节词”。

4.缺少对dog贬义用法的举例。在阐述“词义的民族性”时，增四以英语单词dog为例，认为其小部分具有贬义，大部分没有贬义，甚至有褒义(上册:229)。增四还列举了该词褒义时的一些用例，对于其贬义用例却只字未提，这未免有些缺憾。实际上，dog也有不少贬义的用法，如英语习语a dog in the manger(狗占马槽;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a dog’s breakfast(乱糟糟)、put on the dog(炫耀，摆阔)等［10］427。

5.关于义项的分类和说明不能自圆其说。在“义项的分类”中，增四将词义分为基本义与转义两类，所谓基本义就是多义词中那个基本而常用的义项，转义就是由基本义直接或间接发展转化而来的义项;增四还提到了一个“原始义”③关于“原始义”，增四并没有进行解释，但就其名称以及所举的例子来看，指的就是一个词最初的意义，亦即有些语言学者所谓的“本义”。，认为原始义与基本义不是等同的，如“兵”的原始义是“武器”，但就现代汉语而言，其基本义是“战士”(上册:235)。这一论述很令人费解，而且有误。既然还存在一个“原始义”，那为什么分类时只有基本义与转义?而且词的转义归根结底并不是从基本义而是从原始义转化而来的。仍以“兵”为例，最初为“兵器”之意:“修我甲兵”(《诗经·秦风·无衣》);后来又派生出“拿武器的人”，即“士兵”或“军队”的意思:“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曹操《置屯田令》);还派生出“战争”的意思:“兵连祸结三十余年”(《汉书·匈奴传》)。按增四的说法，“兵器”就是原始义，“士兵”是基本义，“战争”是转义。很显然，词的义项并非只有基本义与转义两类，应该还有原始义。此外，“兵”的后两个意思都是由原始义“兵器”转化而来的，实际上应该归到“转义”的范畴。

从词义发展的逻辑来看，任何一个多义词，都有一个最初的意思 (原始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转化出其他的意思 (转义)。因此，原始义与转义是从词义演变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概念，二者是彼此对立的，不存在某个义项既是原始义，又是转义。基本义则是从词语使用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概念，哪个义项最常用哪个就是基本义，因此，它可以是原始义，也可以是转义或转义中的某一项 (假如转义不止一项的话)。在刚才的例子中，“士兵”就是基本义，它不是原始义而是转义中的一项。但有的时候，基本义也可以是原始义。如“口”字，最初为“嘴”:“口之于味，有同耆也”(《孟子·告子上》);后有“人口”意:“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后有“出入通过的地方”之意:“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陶渊明《桃花源记》);又有“寸口”(中医术语，可简称为“寸”或“口”，即离手掌后一寸的手腕经脉部位)意:“切其脉时，右口气急”(《史记·仓公传》)④关于“兵”、“口”二字的解释，主要参考了王力等人编写的《古汉语常用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对“口”而言，“嘴”不仅是最初的意思，也是目前最为常用的意思;在此，原始义就是基本义，基本义就是原始义，其他都是转义。从上述例子来看，词的义项应该分为“原始义、基本义、转义”三类，彼此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远非增四所说的那么简单。对此，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有过很好的论述，建议增四将来修订时可以参考。

6.关于字母词的论述不严谨。在阐述外来词的吸收方式和构造时，增四将字母词也列入其中，并认为字母词就是字母式借形词，即直接用外文缩略字母或与汉字组合而成的词 (上册263页)。关于字母词的定义，增四本身无可厚非，但将其纳入外来词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也有一些字母词并不是外来词，如HSK(汉语书平考试)、PSC(普通话水平测试)、GB(国标)等，这是人们利用汉语拼音字母而对汉语词或短语的一种缩略，外语中并没有这些词，这显然是自创的，而非外来的。如刘涌泉编著的《字母词词典》共收录2 015条字母词，其中外来字母词1 870条，自创字母词140条，分别约占总数的92%与8%［9］。虽然字母词绝大部分是外来词，但毕竟还有一部分不是。笼统地将字母词划入外来词显然不是科学的做法，建议增四下次修订时至少要将这部分自创字母词从外来词中排除出去。

五 语法部分

1.关于词类划分依据的论述有点混乱。增四一开始说:“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主要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是参考的依据”(下册:6)，但之后又说:“划分词类的三种依据，在不同的语言中其重要性各不相同。在词的形态很丰富的印欧语里，划分词类主要凭词的形态，虚词无词类形态和功能可言，只好凭语法意义。”(下册:7)。这两段话语自相矛盾，前者要求以语法功能为主，形态和意义为辅;后者又说这三种依据的重要性随语言的不同而不同，没有固定的谁主谁辅。两相对比，后一段显然更切合实际。任何词类划分实际上都要根据所在语言的自身特点，不能事先预设哪个标准更重要。因此，建议第一段话改为“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之于哪个依据更重要则视语言本身的特点来定”。

2.对语素、词、短语的定义上下文不一致。这几个概念，增四上下册都有定义，却不一致:

语素是最小的有音又有义的语言单位。 (上册:216)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下册:3)

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单位。(上册:218)

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是构成短语和句子的备用单位。(下册:3)

短语是由词构逐层组成的语言单位。 (上册:218)

短语是语义上和语法上都能搭配而没有句调的一组词，是造句的备用单位。(下册:3)

虽然这些定义在内涵上没有多大出入，但同一部教材，同一个概念，还是应该统一说法。更何况《现代汉语》课是面向中文专业大一新生的课，是他们接触语言学的入门课，如果定义说法不一，一则会增加他们的疑问，二则也会增加教师释疑解惑的负担。

3.对“单句”的定义不能将其和“句子”、“复句”区别开来。增四认为，“单句是由短语或词充当的、有特定的语调、能独立表达一定的意思的语言单位” (下册:83)，而之前又是这样来定义“句子”的:“句子是具有一个句调、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语言单位”(下册:3)。对照这两个定义，无外乎前者比后者多了一个限定条件“由短语或词充当的”。但哪个句子不是“由短语或词充当的”呢?按照这个“单句”定义，既然不能区分单句与句子，那也就不能区分单句与复句，甚至还可以将复句归到单句的范畴，因为复句归根结底也是由短语或词充当的，也是有特定的语调的，也是能独立表达一定的意思的。可见，增四关于“单句”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增订一版的黄廖本对“单句”的定义或许更为准确一些:“由具有语调的一个词或内部词语互作句子成分的一个短语构成的句子叫做单句”［10］，建议继续沿用。这个定义至少不会将“天要下雨了，把伞带上吧”一类的复句划入单句，因为这不是由一个词或一个短语构成的句子。

4.关于“动词性非主谓句”的说明有误。增四认为动词性非主谓句是“由动词语加语调形成”(下册:86)。什么是“动词语”?增四并没有进行解释，但就其所举例子，并根据形容词性非主谓句是“由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形成”(下册:86)推理来看，动词性非主谓句应该是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形成”，之于“加语调”则可删掉，因为所有的句子都是有语调的，没必要再提。

六 修辞部分

1.关于“肯定句”与“否定句”的定义及相关论述有误。增四认为，“对事物作出肯定判断的句子，叫肯定句;对事物作出否定判断的句子，叫否定句”，否定句分为单重否定句和双重否定句，其中双重否定句表示的是肯定的意思 (下册:181)。很显然，这些观点自相矛盾:既然肯定句是表示肯定的，那表示肯定的双重否定句就应划入肯定句，但怎么又被划入否定句呢?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编者关于“肯定句”与“否定句”的定义出现了错误。其实，肯定句与否定句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表达形式上，即是否使用了否定词:用了就是否定句，没用就是肯定句;之于对事物作出怎样的判断并不是二者的根本区别。正因为如此，肯定句与否定句既可以表达相反的意思，也可以表达相近的意思，如“这本书是我的”与“这本书不是我的”是相反的意思，而“这本书是我的”与“这本书不可能不是我的”是相同的意思，只是语气的轻重上有别而已。对于修辞而言，主要是关注后一类肯定句与否定句的使用，即如何在这两类句式中选择一个以表达同样的意思。如胡裕树 (1995:475)的《现代汉语》就是围绕这样一个观点来讲肯定句与否定句的:“同样一个意思，可以用肯定的句式，也可以用否定的句式，但两种不同的句式在情味上是不同的”［7］475。或许下面这段话更能反映肯定句与否定句之间的这种联系与区别:

肯定句是没有否定词，用肯定语气从正面表达意思的句子。否定句是有否定词，从反面表达意思的句子。否定句常用“没有”、“不”、“未”、“无”等否定词。肯定和否定互相对立，但又有密切的联系。否定某事物或现象，常包含对其反面的肯定，肯定某事物或现象，也包含对其反面的否定，如否定“死”，是肯定“生”，肯定“运动”，是否定“静止”。所以肯定句和否定句有时可以表示相同或相近的意思。例如“他还活着，他没有死”。［11］

建议黄廖本下次修订时可以这段话为参照，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把双重否定句划入否定句中。此外，增四根据否定次数的多少将否定句分为单重否定句与双重否定句。这是不全面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并不排除使用三重否定乃至更多重否定的可能。对此，胡裕树 (1995:476)就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当然还有用三重否定，甚至更多重的否定的”。所以，否定句合理的分类应该是“单重否定句”与“多重否定句”(双重及双重以上的否定句)。

2.关于辞格综合运用的论述稍欠全面。关于辞格的综合运用，增四只是逐个论述了辞格的连用、兼用与套用这三种情况 (下册:221－224)。然而，实际的语言生活有时要比这复杂得多。以“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例:首先上下联分别使用了拟人，这是辞格的连用;其次这幅对联整体上既是对偶，又是对比，这是辞格的兼用;最后，整体上使用了对偶或对比，其中的上下联又分别使用了拟人，这是辞格的套用。可见，辞格的连用、兼用和套用还可以彼此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辞格综合运用的综合运用。对于这样的情况，建议增四要有所交待，不能没有丝毫的提及。

3.关于“语体”存在明显的“重文轻语”倾向。增四根据交际目的的不同，将语体分为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与文艺语体 (下册:236)。这些语体无一例外都是书面语体，却对人们使用最多的口头语体只字未提，这显然不符合语言的实际。虽然学术界对语体还存在诸多争论，但作为一部通用的教材，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还是应采取一般的观点:将语体先分为口头语体与书面语体，然后再将书面语体分为政论语体、科技语体、公文语体和文艺语体;口头语体通常用在口头较为随意的交际场合，也见于经过艺术加工的戏剧、小说对话中，而书面语体往往用于书面的正式的交际场合［12］。

七 结论

作为高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现代汉语教学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甚至面临“学生不愿学，老师不愿教”的尴尬处境。论及现代汉语，有学者不无忧虑地说道:“教学观念的落后、教学方法的陈旧、教学效率的低下一直困扰着我们，挥之不去。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情况依然严重存在。这些问题若不下大力气解决，必然严重制约现代汉语教学的发展，影响整个民族语文水平的提高”［13］。但在笔者看来，教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教材就是课本，即一课之根本。教学之教，学生之学，往往都是围绕教材而进行的，教材的质量直接关乎到教学的效率。然而，即便如黄廖本这样一部业内广有影响的教材，也存在诸多问题。当然，增四存在的问题并非只有这些，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肯定还有新的问题被发现。不过，指出黄廖本《现代汉语》存在的问题只是手段，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一手段让这部教材不断完善，从而提高现代汉语的教学效率。

［1］陆镜光，张振江.近五十年来广东地区语言变迁大势［J］.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1):125－133.

［2］李如龙，徐睿渊.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84－91.

［3］吴翠芹.上海市“问路”调查 ［J］.现代语文，2008(6):74－77.

［4］付义荣.南京市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及其思考 ［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51－55.

［5］汪平.普通话与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1):29－36.

［6］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 ［R］.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1.

［7］胡裕树.现代汉语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78.

［8］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Z］.北京: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193.

［9］付义荣.略论汉语中的字母词 ［J］.南京社会科学，2003(2):84－88.

［10］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 (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6.

［11］杨月蓉.实用汉语语法与修辞 ［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43.

［12］戚雨村，董达武，等.语言学百科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444.

［13］岳方遂，孙洪德，阮显忠.试论搞活现代汉语教学［J］.语言文字应用，1994(4):38－42.

(责任编辑:吴姝)

Comment 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the Fourth Revised Edition)by Huang＆Liao

FU Yi-r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by Huang Borong and Liao Xudong may be the most popular textbook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mong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However，in its up-to-date edition，namely the fourth revised edition，are there many errors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book，from the first introduction to the final rhetoric.It i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and revise these errors，which will be conductive to the future revision and help us to rais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linguistics;teaching textbook

G 613.2

A

1671－6493(2012)03－0054－06

2012－01－20

付义荣 (1972—)，男，安徽无为人，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