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双语政策作用下的教育制度改革

黄 明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新加坡双语政策作用下的教育制度改革

黄 明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新加坡行动党政府在建国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语言问题以及因语言引起的政治、教育、社会等问题。新加坡的四大民族因接受各自为政的四种语文源流学校教育，对新加坡没有国家认同感。约占新加坡全国人口76%的华族分为“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两大对立阵营，政治上分别认同英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行动党政府通过确立英语为共同语，在学校实施双语教育，统一课程、考试和学制，以英语统一各民族学校的教学媒介语，最终将四大源流教育合而为一，教育制度改革取得良好效果。

双语政策;教育制度;改革

新加坡行动党政府于1959年执政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把四分五裂的民族意识统一为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国大事。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不通，互不往来，同一民族之间也普遍存在对立情绪，如，华族因接受英文教育或华文教育分为“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两大阵营，造成一代代华人之间严重的隔阂。为了解决语言问题以及因语言引起的政治、教育、社会等问题，政府决定实施“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该政策的确立基于三大因素:一个国家或地区语言的异质性、特定的社会和宗教态度以及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1］。新加坡的华族 (华)、马来族(巫)、印度族 (印)三大族群和四大官方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与上述三个因素都有密切关系。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新加坡属于语言高度异质性的国家，在建国初期需要确立一种国家共同语，用以沟通不同民族语言并灌输统一的国家意识，并作为学校双语教育的共同语。“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就是以英语为共同语，逐渐将三大民族语文学校以各自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传统转为英语，最终融合多元民族、统一国家意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指出，“(双语政策)这一个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基本问题。”［2］因此，政府在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始终以《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简称《各党派报告书》)提出的“英语+母语”双语政策为基本原则。

一 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

所谓教育制度，从教育学的角度解释有两种:一是根据国家的性质制定的教育目的、方针和设施的总称，二是各种教育机构的系统，泛指有组织的教育和教育机构，或专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制度，简称学制。在新独立的国家，建国大计离不开发展教育［3］，建立统一的教育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四大语文源流学校各自为政，华文学校 (华校)和淡米尔文学校 (印校)采用各祖籍国的教育制度，马来文学校 (巫校)倾向于其回教导向，英文学校 (英校)实行英国教育制度，导向效忠英国［4］263。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流学生之间很少接触，互不了解。此外，各民族学生又因为就读英校或本族语言学校分为两大派别。比如，华族学生分为英校生和华校生，二者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5］371。更为严重的是，不同源流学生抱有不同的政治认同，仅华族学生就有二种:受英文教育者认同英国，受华文教育者认同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湾。华人约占新加坡全国人口的76%，他们政治认同上的分歧严重妨碍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立。1956年《各党派报告书》指出:如果不消除“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之间的历史隔阂，恐怕不可能建立统一的新加坡国家意识［6］。1959年行动党发表的教育政策宣言《我国青春的泉源》，清楚地表明要以英文作为学校的共同语，以统一国家意识。“如果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学校，那么在我们制定一个单一的教育政策时，所面对的种种复杂问题和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如果这四股语文源流能够汇合为一，在我们建国工作中所面对的顾虑和摩擦就很容易消除。目前，华校、巫校和印校都带有种族性，所以，它们都互相孤立，不相闻问。只有在英校，我们各民族儿女才有可能在同一个教室里研读，在同一个操场上游戏，到头来能够接受同样的一种人生价值观［5］272－273”。可见，以英语为共同语的双语政策肩负着统一国家意识的重任，针对教育制度的改革自然也与双语政策息息相关。

二 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

行动党政府出于以英语统一国家意识为主要目的，宣布从1960年起正式将英语作为各语文学校的共同教学媒介语。但在多元民族多元语言的新加坡，语言问题一直非常敏感，如果突然间强迫统一四大语文源流的教学媒介语只会引起各民族的抗拒心理，影响国家意识的真正统一。为此，行动党政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一开始实施非强制性双语教育，允许华语 (华)、马来语 (马)、淡米尔语(淡)继续作为华、巫、印校各自的教学语言，同时增加英语为一门外语课程。至1966年才正式实施强制性“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拉开强化学习英语、逐渐将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的序幕。课程与考试、学校学制等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以英语统一华、巫、印校教学媒介语创造条件，最后将四大语文源流学校的教育制度汇合一处。

(一)课程与考试

20世纪50年代前，华校、英校和印校的课程与考试都分别沿用中国、英国与印度的教学制度，从文字到精神都是外国的产物。吴庆瑞曾举华校新编的高小《国语》(这里指汉语)课本第一课“咱们都是中国人”为例，他说课本内容要新加坡人自称为中国人，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可能引起学生效忠中国［5］264－265。1959 －1963 年间新加坡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统一全国所有学校的课程和考试。

统一课程方面的主要措施。1960年教育部长杨玉麟宣布采用共同课程，所有课本以马来亚为背景，规定第二语文为小学必修科目［7］。同年，政府首次统一办理政府华、英、巫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登记工作，拟定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英校也开始使用共同的华文课程［8］。1961年起四种语文源流学校将采用共同课程标准，同时为华、巫、印校的英语课程确定两个宗旨:一是让学生掌握英语以便于跨民族交流，二是为学生打好英语基础，以便他们小学毕业后能在工厂、技校或中学通过阅读英语书籍获得额外知识。由此可见，政府在统一课程改革中表明，英语是新加坡各民族相互沟通的语言，也是获取科技知识的最主要语言。

统一考试方面的主要措施。1960年教育部开始举行全国统一小学离校考试，1961年举办中学统一会考，1962年统一高中入学考试，1971年中四学生参加共同的普通教育文凭水平考试［9－10］。各语文源流学校都参加国家统一考试，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欣欣向荣的变化。 《南洋商报》发表社论说:这在新加坡的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盛事。从今以后，四种语文的学校，在思想上、行为上、日常生活上，慢慢采取统一步骤。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由教育制度的统一，形成国家意识的统一。“不同语文源流学校的课程和考试内容完全一致，这一点已经造成强大的向心力，使每个学生以储才国用。从前英校不必授华文课程，现在华文课程则是必修科;从前华校的英文课程教得不大起劲，现在则加强英文的教学。”［5］371－374

(二)学校学制

新加坡获得自治以前，教育制度大体上分为两类:英国式教育制度和美国式教育制度。英校使用英式制度，采用6－4－2－3学制，即，6年制小学、4年中学、2年大学先修班 (相当于高中)、3年大学。华校使用美式制度，学制为6－3－3－4制，即，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这两种学制的差别不仅仅是中学和大学的学习年限不同，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中学升学考试问题。华校的传统是初三毕业时不举行高中入学考试，学生直接升入高中学习。政府统一学制的改革，就是把华文中学连续6年的一贯制改为与英校一致，也就是4年初中和2年高中。虽然初中和高中仍然是6年学习时间，但改制后初中毕业生必须通过高中入学考试才有机会继续学习。1960年新加坡开始执行全国统一的小学升初中入学考试，1962年开始初中升高中统一考试［11］。如此以来，那些没有通过初中或高中入学考试的华校学生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是华文高中的学生生源开始减少，南洋大学的新生人数也跟着逐年下降，整个华文高中和大学的教学规模都随之萎缩。因此，学制改革曾遭到众多华人的质疑，他们甚至怀疑改制是政府企图“使华校英校化”的措施。

改革华校学制是政府改革华文教育的重要措施之一，自然也含有政治因素。行动党政府认为，要通过教育培养当地华人对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和效忠感，首先要淡化他们的中国意识。其实，自50年代起自治政府就极力淡化华人对中国的认同［12］。具体到华文教育，行动党政府认为要淡化华校的中国意识，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华文教育融入英文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英校学制为统一的学制，以英语为统一的教学媒介语。政府对华文中学改制成功后开始计划统一教学媒介语，分两步进行:先将华文南洋大学的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然后解决所有中小学的教学媒介语问题。

(三)教学媒介语

关于以英语统一学校教学媒介语的重要性，李光耀指出:“如果利用四种不同的教学媒介语，教导学生四种不同辨别是非的标准、为人处事哲学及道德行为，那么我们将教出四种不同的人，不可能有一个统一融洽的社会［4］210”。政府要以英语统一各语文源流学校的教学媒介语，第一步是把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南大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最高殿堂，当时是华校中学生接受华文高等教育的唯一出路。把南大的华文教学媒介语改换成英文，就像是切断了华文中学“前进的道路”，再回头改变华文中小学的媒介语也就轻而易举且顺理成章。

行动党政府明白，如果突然把南洋大学的华文媒介语改为英语，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广大的华社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于是，行动党政府首先发动舆论攻势，让华社逐渐意识到南大的教学媒介语与新加坡建国的利害关系。行动党和政府领导人多次发表讲话，认为南洋大学用华文教学会被非华族看成是一所“华人大学”、“外国大学”，这样会妨碍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立，于是提出改组南大的设想，增加英文为部分学科的教学语言。从行动党政府主要领导人以及政府刊物的言论可以看出，建立新加坡国家意识过程中改变华文教学媒介语的严肃性和必要性:行动党主席杜进才认为，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是英文学校，但其毕业生包含了新加坡各民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殖民地的语言竟融合了多民族在一起，实在是一个奇迹。”言下之意，英语是唯一可以融合新加坡各民族的语言。1959年6月教育部长杨玉麟指出，政府主张南大与马大合并。针对南大与马大合并后的教学媒介语，李光耀回答说，华文这门课程用华语讲授，其他课程都用英语［5］332－346。由于政府把南大的媒介语和改组问题提到与建国休戚相关的政治高度，政府主要领导人以及行动党的党报《行动报》随后又进一步发表了更为严肃的讲话。1960年3月杜进才发表演讲，提醒南大当局“不可能在东南亚政治土壤里栽培中国果树”。《行动报》则将南大使用华文教学媒介语看作是“阻止人民同化和统一，是沙文主义者要求自

杀。”［5］336－339

在铺天盖地的政治舆论宣传之后，1975年李光耀委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根据李光耀回忆录中的史料，李昭铭的任务就是“把南大变成一所英文大学”［13］。1975年南洋大学开始以英语讲课，1977年教学及考试语文都改用英文，1978年南大学生离开南大校园，搬到联合校园和新加坡大学 (与南大合并后改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一起上课，并参加新大的统一考试。1980年南大和新大正式合并，完全融入新大的英文教育。同时，政府也开始在全国中小学增加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科目和时间，着手改革华文中小学教学媒介语，采取提高华校英文水准的具体措施，如:增加以英语教学的选课计划、开办英文浸濡班、增加用英语教授的科目和时间、为双语能力差的学生开办特别英文班［10］2－13。

(四)语文源流的统一

1966年新加坡正式实施以英语为主的强制性双语教育，加强英语的学习与应用。南大改用英语为媒介语对中小学的语言学习产生了巨大影响，切断了华校学生在中学后继续学习华文第一语文的道路。随着“降低华文要求、提高英文水准”的措施进一步落实，华校的英语环境越来越浓，更多学生从华、巫、印校转入英校就读，以致巫校和印校招不到新生，最后进入华校的新生也只有全国新生人数的0.7%，致使华校的教学难以为继。于是，政府决定开始统一语文源流 (National Stream Education)，宣布从1984年起华族中小学生逐渐转入统一教育源流。1983年12月22日教育部发布教育政策的最新动向:到1987年新加坡所有学生将学习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政府决定分阶段统一四种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让非英文源流学生逐步转入英校［14］。从1984年1月开始，小学一至三年级和初一至初二学生直接转入英文学校，以便有较充裕的时间适应英校的学习环境、学习进度，为参加全国统一会考作准备。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在毕业考试前仍然学习华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但是，这些学生需要增加额外的英语课程，以应对英校初中的入学考试。同样，初三至初四学生也在原来的学校继续学习，强化英语课程，备战英校的升学考试。统一语文教育源流从1984年开始逐步实施，至1987年完成统一大业。1987年是双语教育发展的最大里程碑，所有学校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华语由第一语文彻底转变为第二语文 (仅几所特选学校仍开设两种第一语文:英语和华语)，四大语文源流终于汇合成统一语文源流。1991年政府对双语教育分流制度进行改革，也就是对统一后的教育制度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三 教育制度改革的影响

教育制度改革将课程与考试、学校学制、教学媒介语和语文源流统一起来，不仅有利于建立统一的新加坡国家意识，而且很好地解决了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教育问题、语言问题、民族问题及社会等问题，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

1.教育制度改革有利于人才培养。新加坡教育制度的统一，结束了四大语文源流学校在教学管理、课程设置、考试制度、教学语言、人才培养等方面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便于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门从全局着手，统一管理学校教育，制定并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减少教育浪费现象，更有效地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人才。事实证明，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一跃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双语制度培养出来的一批批人才资源功不可没。而且，新加坡高校毕业生因专业知识和双语 (多语)综合实力强在国际人才市场上也更受欢迎。

2.快速增加懂得英汉双语的学生人数。在殖民地时代英校没有开设华语课程，华校英语课时很少，师资和设备等不如英校，而且缺乏英语环境，以致华族英校生不懂华语，华校生英语水平很低。教育制度改革后课程与考试得到统一，所有学校重视第二语文的学习与应用，英校华族学生努力学习华语，华校生也加强英语学习。如此以来，所有华族在校生都学习英汉双语，他们的双语能力也不断提高。

3.华族母语得以保持。虽然双语政策偏向突出英语的学习与应用，但依然为华文教育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并采取许多措施保留华族语言和文化。如，将华语的学习与应用扩大到英校;提高初级学院、大学先修班等入学资格中对母语的最低要求，有效保障了华族学生重视两种语文的学习;设立特选双语学校培养精通英汉双语的华族精英等。

4.华族学生的语言态度趋于理性化。教育制度改革前，华校和英校的华族学生学习英语完全出于功利目的，几乎不存在感情性依附。虽然大多数学生不愿意放弃本族语言文化，但在新加坡各行各业重视英语的大环境下，他们为了升学、就业、升职必须学好英语，在改制后的英校他们想“学好英语、兼顾母语”的愿望得到最大化的满足。根据笔者在新加坡所作的语言态度调查数据，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英语是他们“最喜欢说、最容易学”的语言;相比之下，认为华语“最喜欢说、最容易学”的学生比例也比较高，在三成以上。该数据可以解释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为什么能得到华族的支持并取得良好效果。

5.消除了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之间的历史隔阂。教育制度改革统一教学语言和语文源流后，各民族学生同班一起学习，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学生相互交往、相互了解，和平共处。更为重要的是，制度改革打破了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的界线。所有华族学生在统一的教育制度下以同样的教学媒介语学习共同课程，参加统一考试，接受一样的国民教育。教育制度改革成功地消除了一百多年来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之间的历史隔阂，增强了华人社会的凝聚力。

四 结束语

新加坡行动党政府在建国过程中实施的教育制度改革，成功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议程，将四分五裂的多元族群意识凝聚起来，建立统一的新加坡国家意识。新加坡不同民族对其祖籍国的政治认同，根源在于他们一代代人接受了各自为政的不同语文源流学校教育，学习互不相通的语言。行动党政府通过确立英语为共同语，在学校实施“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统一课程、考试和学制，以英语统一各民族语文学校的教学媒介语，最终将四大语文源流教育合而为一。新加坡政府不是从狭隘的族群感情出发，而是在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以积极务实的态度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并取得良好效果:几乎所有学生毕业后都懂得英语和母语，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新的教育制度有效地架起一座沟通各民族学生的桥梁，消除了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之间的历史隔阂。

［1］ CHRISTINA BRATT PAULSTON AND G.RICHARD TUCKER.Sociolinguistics:The Essential Readings［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464.

［2］宋哲美.新马教育研究集 ［C］.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4:157.

［3］王学风.新加坡基础教育 ［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32.

［4］孙一尘.战后新加坡的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关系(1945－1983) ［D］.台北:台湾国立师范大学，1987.

［5］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M］.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

［6］ ONG YEN HER.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1911－1959) ［D］.Singapore: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74:135.

［7］ S.GOPINATHAN.Language Policy in Education:A Singapore Perspective［A］.Evangelos A.Afendras and Eddie C.Y.Kuo.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C］.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0:180－183.

［8］黄燊辉.新华文学研究的分期应与语文教育制度的转变挂钩［A］.载新加坡华文研究会.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四集 ［C］.新加坡:EPB Pan Pacific，2006:404－405.

［9］ WONG KIAN KEI.1956 Singapore Student Movements-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hinese Education Politics［D］.Singapor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99:62.

［10］新加坡教育部.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报告书 ［R］.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1978.

［11］ GWEE YEE HEAN(ED.).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M］ .Singapore:Teachers’Training College，1969:75－76.

［12］ LIM L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1945－1955) ［D］.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0:37.

［13］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M］.台北:世界书局，2000:173.

［14］ CHUA KWEE FAH.A Review of Policy Statements and Research on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chools［D］ .Singapor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84:70.

(责任编辑:孙永泰)

Influence of Singapore Bilingual Policy on Its Education System

HUANG 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During the state founding of Singapore the PAP first ha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anguages and political，educational and social problems，etc.caused by languages.Graduating from four medium schools，the four ethnic groups of Singapore lived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without mutual comprehension in intra－communication，even inter-communication or national identity to Singapore.Singaporean Chinese，making up 76%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were in two opposing camps of“English educated”and“Chinese educated”with national identities to England，China and Taiwan respectively.The PAP carried out bilingual education with English as the common language and medium，unified curriculum，tests and length of schooling in the four school systems that were finally integrated into one.The reform was a success，with nearly all graduates knowing English and mother tongu.

bilingual policy;education system;reform

G 619.22

A

1671－6493(2012)03－0060－05

2012－03－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加坡英汉双语教育史:新加坡近三代华人使用汉语方言、华语及英语的历史演变”(11YJA740036)

黄明 (1962— )，男，湖北房县人，集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加坡英汉双语教育、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