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9
黄雪玲
(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语文教育学系,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603)
大马华文小学教育发展史论
黄雪玲
(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语文教育学系,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603)
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随着华族大量移居马来亚各地之后,华文教育也跟着兴起。早期华教皆靠华社各阶层人士自动自发,倾囊捐献,努力创设而发展起来的。后来虽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华小教育发展之路并未见平坦顺畅。在略述大马独立后华文小学教育的发展的基础上。检视近年来数宗重大事件的发生,严重打击了华教的发展;而华小也长期面对合格教师短缺的问题。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华文无论在文化,经济或科技上都是重要的国际语文,教育部长也曾公开表示华文教育不再是敏感课题,这肯定对大马华教的发展有正面的影响。华社应善于利用时势,加以巩固母语教育的地位,并逐步摆脱华教长期面对的困境。
华文教育;小学教育;马来西亚教育
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中国局势不靖,人民生活贫苦,被迫移走海外另辟出路。适值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大兴采矿和农业,极需大量劳工,因此华人于这段时期大规模迁移入马来亚。随着华族大量移居马来亚各地之后,华教也跟着兴起。
华文教育由当时的私塾,义学,发展至新式华校的建立,皆靠华社各阶层人士自动自发,倾囊捐献,努力创设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英殖民政府对华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资助,也不加以登记,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导致文献的不足,无法获知那时私塾和义学的确切数目和师生人数[1]352。
根据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勒的说法,1815年期间,马六甲有三间华文学堂,其中一间是传教士所开设的,另外两间至少有一间是闽人创办的。又,根据1818年至1820年马六甲出版的教会季刊的资料,1815年马六甲已经有九间私塾,其中八间专供福建子弟升学,另一间专供广东学童就读[2]13。
无论如何,1819年创立于槟岛的五福书院普遍仍被公认为马来亚/马来西亚 (大马)的第一间华校。换句话说,华文教育在大马已扎根逾190年。有幸多位学者已对大马的华文教育发展作了相当广泛的研究,并著书撰文加以论述记载,为华文教育贡献良多。
华文教育 (华教)一路崎岖走来,接下来是否是平坦大道,是值得大家探讨的。本文主要针对大马独立后的华文小学教育发展略述一二。
谈到大马华教的发展,不能不提到为维护和争取华教权益而作出极大贡献的教总和董总这两大组织。
1951年初,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公布《巴恩报告书》,建议‘国民学校’方案,即采用官方语文—英文和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以取代其他语文源流的学校。报告书对华教非常不利,即刻引起华社整体的愤懑及集体抗议。这亦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 (简称教总)于1951年12月25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宣告成立;也即席选出当时槟城区代表,钟灵中学校长陈充恩为第一任教总主席。教总奋斗的三大目标为:改进华校教育,发扬华校教育及共谋教师福利。教总的成立标志着华教工作者的大团结,是大马华教史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1952年的《华校薪金建议书》掀起另一场风波。此建议书规定华校聘请教师,选用课程纲要和教科书等事项须取得教育局的批准。这促成了全马各州纷纷成立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以捍卫华校董事部办校以来的权益。各州华校董事联合会于1954年8月22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代表大会,通过成立马来亚联合邦董事联合总会 (简称董总)。尔后,董总联合教总,以董教名义共同维护和争取华教,反对不利于华教的条文和措施,并肩合作发展华教。
其实,董总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已与教总和马华公会于1953年8月23日组成华教中央委员会来处理华教的问题。这三大机构共同合作,向政府提呈备忘录,一致反对政府所制订不利于华教的条文和措施。
大马独立初期教育制度的演变皆与《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建议息息相关。根据拉萨报告书的建议而制订的《1957年教育法令》也于1957年7 月通过[3]62-66。
1956年8月28日至9月27日,马来西亚教育部主办为期一个月的‘火炬运动’,进行登记四至七岁适龄入学的儿童,以便根据入学的人数,为各语文源流学校制定建设计划。董教总与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以‘华人子弟,应读华文’的口号,组织工作队,深入民间呼吁家长把子女送进华校就读。根据9月27日登记截止时的统计,有95%的华人子弟选择进入华校[3]67-68。独立前 1953 年至独立年1957这五年内,华文小学 (华小)由1 214所增至1 347所,学生人数由250,881人增至391,667 人[3]54。
由1957年起,所有接受津贴的华小必须在校名加上‘标准型小学’的称号。独立日过后,教育部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致函全国学校,下令超龄生立即离校。这项通令导致华校生展开罢课行动,并列队游行示威。根据董教总的统计,当年全马华文中小学的超龄生约有300,229名,占了各源流超龄学生约 76%[3]68-69。
从1957年开始,小学毕业生欲升上中学就读,必须在政府主办的遴选考试合格。当年,由于学额有限,仅有30%的学生有机会升上政府中学就读。如果落第生没有超过12岁,而学校有多余的学额,则被允许在六年级留级一年。
到了1958年,全国大部分华小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成为标准型学校,与其他语文源流学校一样享受政府全津贴的地位。
1960年2月,政府成立一个以新任教育部长拉曼达立为首的九人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进行检讨《1956年拉萨报告书》所提出的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其实施的效果。1961年10月,国会接纳依据《拉曼达立报告》建议而制定了《1961年教育法令》。该法令的条文显现了政府以团结各族为理由,而通过各种手段来建立一个以马来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法令中第21(2)条文就阐明:
“任何一个时候,只要教育部长认为某一间国民型小学已适当转变为国民小学时,他可以直接命令有关学校改制为国民学校。”
这项条文深受华社关注和担忧,争议不休其贯彻问题。一直到了1996年制定了新的教育法令,此条文才算被取消。
1963年9月16日,马来半岛与英属的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组成马来西亚。后来新加坡因政见不同,于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沙巴和砂拉越旧有的教育,加以调整后纳入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
政府从1964年开始废除小学升中学会考,让所有小学毕业生自动升上国民或国民型中学继续学业。因为政府中学学费低廉,当时大多数的华小学生家长就选择让子女升上国民型英文中学就读。而也有不少的家长,为了增加孩子考取初级文凭的机会及不须上中学时多念一年预备班,而把子女直接送去英文小学就读。
虽然华小成为政府津贴的国民型小学,但是一直面对拨款不足的困境。在1973年和1974年,适逢英文小学改制为国文小学 (国小),华小学生人数比往年增加,却也导致师资短缺问题恶化。此外,华小学生人数虽然每年都增加,但学校却没有相对增建。由于教室不足,导致尤其是市区的华小经常爆满;也有不少华小需开设上、下午班来解决教室不足的问题。
大马政府于1974年7月成立了一个以当时副首相马哈迪医生为主席的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重新研究当时的教育制度,包括课程纲要的目标和影响,确保教育制度朝向培育团结、有纪律及熟练的人力资源。
经过了长达五年的研究和检讨,内阁教育检讨委员会于1979年12月14日正式公布《内阁报告书》的内容;报告书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学校制度,课程纲要,考试和评审,学校设备,师资培训,学校纪律以及教育行政各方面。这份报告对80年代及以后的教育发展均有深远的影响。
1980年,教育部正式宣布全国将在1983年开始全面实施小学新课程。1981年,教育部属下的课程发展中心开始编订小学新课程,并于12月出版《小学新课程手册》。 《普通教学手册》则于1982年出版。这两本手册是各源流小学在1983年全面推行新课程的重要指南。
1981年12月31日,当时的教育部长拿督苏来曼道勿医生宣布:“……除了语文课外,其他科目教材一概以国文编写。华小的人文与环境、道德教育以及音乐课程是根据国文版本编写,而音乐科里有50%是国语歌曲,另50%是马来语翻译的华文歌”[3]187。这项宣布马上引起董教总和华社极度的不满和震惊,认为如此课程改革将导致华小变质,而群起反对。后来,当时首相马哈迪医生保证当局不会改变华小的媒介语,问题才告解决。
1982年正月,小学新课程开始在302间各源流小学实验性实行,其中涉及62间华小。1983年,全国各语文源流小学一年级新生正式采用新课程;到了1988年,全国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完全采用新课程上课。
华小一直都脱离不开媒介语问题的困扰。1984年,吉隆坡教育局发出一项通告指令华小在学校举行的集会及课外活动,均须采用国语进行,后来在多方抗议交涉下,当局才收回通令。
1985年,教育部宣布将从1986年开始甄选18间小学推行‘综合小学’试验计划,以达到各民族学生团结的目的;并在计划宣布不久后即在柔佛州哥打丁宜设立第一间‘综合学校’。这项计划被视为将导致华小变质,自然引起董教总和华社的抗议;经过一番交涉后,当局暂时搁置这项计划。
而在1987年,教育部委派一批不谙华语的教师到华小担任行政高职,又再引发一波的激烈抗议。同年10月8日,董教总联合华团和所有的华基政党在吉隆坡举行抗议大会。10月27日,政府展开‘茅草行动’,引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了百多名人士,其中包括多位文教界领袖。最终,在各界协商之下,当局同意除了课外活动主任一职外,华小的其他重要高职均保留给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担任。
1991年,当年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提出《2020年宏愿》的概念,奠定未来30年国家发展的基础,以使马来西亚成为21世纪资讯通信科技时代的先进国。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教育部进行的各领域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朝向落实2020年的概念和目标。
为了实现2020年宏愿的目标,并使马来西亚成为国际卓越教育中心,教育部于1995重行制定教育法令,以取代《1961年教育法令》。这项新法令于1996年初在宪报颁布后即刻生效。
1995年12月18日当时的教育部长纳吉在国会提呈《教育法令草案》第二读时,就有关华文教育问题而作出澄清:
“……法令151条维持国民型华小和淡小现状。法令151条亦保持60间华文独立中学,如《1961年教育法令》所赋予的地位。……我需要宣布,华文和淡米尔文将扩展至国民学校,以让更多学生学习这第二个语文。我亦高兴的宣布华文和淡米尔文不再安排在课外教导,而是纳入正课时间表内。……所有私立学校,政府津贴学校,及国民型华小和淡小的董事会,在本法令内继续保留。……”[3]221
《1996年教育法令》的通过与执行,终于让35年的媒介语隐忧明朗化,担惊忧虑了这么多年的华社也可稍松一口气,见到了华社的一线曙光。
虽然如此,踏入21世纪,华小教育之路并未见平坦顺畅。反之,很令人遗憾的,数宗重大事件的发生,严重打击了华教的发展。其中最令华社轰动的当数以“英语”教数理的政策和错综复杂的董校风波。本文就只针对“英文”教数理的课题作较深入的探讨。
(一)“英文”教数理政策对华小的冲击
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于2002年5月宣布政府将从2003年起在小学一年级开始推行以英语教导数理 (数学和科学)的措施。这项宣布立即引起各族文教团体的大力反对。无论如何,当时的教育部长慕沙于2002年7月19日正式宣布,从2003年开始在国小一年级,中学一年级及大学先修班第一年以英语教导数学和科学。考试时,数理科将同时以双语,即国语与英语出题;不过,从2008年开始,各级考试将全面以英语出题和作答。
可以了解的,这项措施肯定引起华社的激烈反对,因为以非母语来教导数理不但违反了教学原理,而且最终将导致华小变质。华社的强烈反弹和争取,最终使到政府接受华基政党所提出的“2-4-3”双语方案,于2003年开始在一年级实施,作为华小第一阶段 (一、二、三年级)的措施。到了2006年1月,则在四年级开始实行‘6-2-3-2’方案,作为第二阶段 (四、五、六年级)的英语教导数理的模式。“2-4-3”双语方案是指除了保留6节以华语教数学和3节以华语教科学之外,学生须上2节的英文课及以英语分别上4节和3节的数理课。‘6-2-3-2’方案则指保留各6节和3节以华语学数理,加上以英语上2节的数学和2节的科学。
根据教总的调查,‘2-4-3’方案落实之前,华小第一阶段有80%的上课时间是以华语作为媒介语;落实之后,以华语授课时间减少到只有64%。至于第二阶段的‘6-2-3-2’方案,落实之前有83.33%的上课时间是以华语授课;实施之后,则减到72%。
教总的调查显示,因为华文科节数相对减少,再加上一些以华语作为媒介语的科目在该政策落实下也被迫减少上课时间,直接影响了学生对华语的学习。同时,一些学生必须花更多时间掌握英语媒介的数理,因而被迫减少华语的学习。这种种因素已导致华小学生的华语程度逐步下降。
雪上加霜的是,教育部在没有和华小讨论的情况下,从2005年开始,径自把华小三年级的国语从原有的每周210分钟或7节,增加到270分钟或9节。2006年,四年级的国语课也静悄悄的从原有的每周150分钟或5节增加到180分钟或6节,并逐年落实到五、六年级。董教总就此事于2005年12月9日致函教育部要求当局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过后也联同数个华团吁请教育部将有关的两节增加到华文科,但都不受理会[4]56-63。
教总主席王超群在2007年度常年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词时提出:“英文教数理科是华小目前最大的危机。若明年六年级评估考试华小数理试卷全面以英语出题,那么华小就彻底变质。到时就只剩下华文科是用华文应考,这还算是华小吗?”[5]3。无可否认,倘若真的落实纯粹以英语出题和作答的话,则表示华教的堡垒开了一大缺口,未来华教的发展不容乐观。
平心而论,除了华社的大力反对,实际上许多巫印裔团体也不同意英语教数理的政策。各方面已多次向政府提出反对的意见,要求取消有关的措施。可见英语教数理课题并不是某一个族群或某一种源流学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各个族群,影响到所有源流学校的国家教育问题。
(二)英语教数理的相关研究调查结果
多项由学者进行的研究已揭露了以英语教数理的实施并未达致理想的效果,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令人失望的[6]4-5。
林洁心、Fatimah Saleh和陈娇雁近期也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他们利用两份调查问卷,收集了443名数理教师和787位五年级学生的样本答案。这些教师和学生来自乡区和城市地区的20间学校,即国小和华文小学各10间,其中各8间分别坐落在槟城和吉打,另4间则位于霹雳北部。他们也征询13位校长和7位副校长的意见。
研究成果显示有8.4%的数学教师和13.5%的科学教师表示超过80%的时间他们是完全不用英语教学的。研究员更披露,其中有一位数学教师和2位科学教师完全不使用英语授课。
调查数据也揭示仅有12.5%的教师自认能讲流理的英语;区区的11.4%自认有良好的英文书写能力。而‘差’的方面,分别为18.1%和20.2%,比流利/良好的数据还高。
学生们观察到大部分的教师并非纯粹以英语授课,而是同时也兼用学生的母语。华小和国小学生认同说,他们的教师没有全面使用英语授课分别高达95-97%和75-82%。
相对而言,国小学生比华小学生更容易接受改用英语学习数理。有高达85%的华小学生比较喜欢以母语学习数理,国小生则只有31%。此外,只有37%的华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家人的支援,而获得英文参考书支援的也只有44%;国小学生则分别为 74.7% 和 80%[6]7-18。
(三)对英语教数理政策的一些看法
上述研究成果揭露了一些以英语教数理的不足和弱点。可以肯定的是,一般来说,无论是教师或学生,英语的掌握能力都偏低,这就造成了教与学都需要面对问题。当连最基本的沟通工具“英语”都还不能有效使用,那么教学的质与量就肯定受到影响,难免令人质疑其教学效果。因此建议教育部应认真地进行透彻的检讨;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和意见,以决定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可行性。如果弊多于利,则应当机立断,下令取消该项措施,恢复以母语教导数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认为倘可继续实施该政策,最起码应先为教师和学生打好扎实的英文基础。
首先,正规地培训有能力以英语授课的数理教师,确保他们能以准确流利的英语讲解,避免不纯正英语造成的负面影响。接下来,学生方面更加需要关注。长久以来,多项与语言学习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指出儿童必须以本身最熟悉的语言来学习,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成效。英语教数理政策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其实教育部没有必要在小学阶段就急不可待地要求学生使用一个‘钝’的工具来学习数理,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更适当的做法是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先以母语掌握数理的基本知识,同时加强英语的掌握和沟通能力;那么到了中学阶段,即使全面以英语授课也就水到渠成了。
简而言之,目前所推行的英语教数理政策,其教学效果有欠理想。若教育部不正视其弊端,忽略各方提出的意见,且继续实行,则影响深远。这不但未能达致当初该政策所设下的目标:即英语作为科技语言和国际通用语,新生代须提升英语的掌握能力以加强本身在全球化社会的竞争力,却反而使到各族群的母语教育发展严重受挫,而且更加威胁到国语的神圣地位。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国家整体教育素质未必提升,却可能削弱新生代的竞争力,还如何谈在国际人力市场立足,大展拳脚,离强民富国远矣。为此,大马现任教育部长慕尤丁已宣布于2012年开始全面恢复以母语教导数理科目,有关该项措施所引起的争议也就尘埃落定。
(四)华小教育的其他困境
除了英文教数理这个危机,华文教育的另一个隐忧是有关《2006至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的落实。众所周知,该蓝图表明把强化国民学校列为核心策略之一。除了拨款和提供最好的软硬体设备,也把华文和淡米尔文列入正课以吸引各族家长把孩子送入国小,致力发展国小成为全民首选学校。虽然大蓝图声称不会边缘化华小和淡小,但实际上也不提如何发展华小和淡小。华教界人士目前的心情可说是无奈的,只能拭目以待将来的发展。华社和华基政党应多关注这项课题,大家齐心协力寻找对策,凝聚各方力量争取应得的权益。
除了上述的课题,还有其他层出不穷的不利事件对华小造成很大的困扰。2007年5月教育部把158名不谙华文的临时教师分派到全国各州的华小担任科目辅导老师,又再引起华教界一阵哗然。经过各校方请愿,教育部副部长韩春锦于同年6月宣称将会把这些辅导老师调走,以平息各方的争议[5]4。还有,老生常谈的发展拨款偏差,不合理的建校条文,歧视性的学校贩卖部指南,半津学校获指令得自付水、电费和电话费,董教纠纷余波未了……等,已使得华教元气大伤。
华教一路走来,风雨不息,内忧外患,长期处于‘备战’状态,还能忍受多少折腾?华教前景如何,该如何走下去,值得大家深思探讨。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由于英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学校,导致华小学生人数逐渐增加,而进入国民小学的华裔学生则逐减。据报导,1971年至1978年,华小学生人数由409,980人增加到486,710人;而国民小学的华裔学生由113,843人减到 64,916 人[3]141。
有鉴于学生人数的增长,而政府却缺乏一套长远和完善的师资培训计划,使得华小长期缺乏合格教师。为了填补华小教师的空缺,临时教师 (临教)应运而生。临教是指未受过专业训练而执教的教师。
由于华小师资短缺的情况严重,教育部早在1969年已开始办华小假期师训,加以培训在职的华小临教。不过,根据1969至1979年的记录,当局平均每年培训353名临教而已,对每年约有1,500名华小临教相比是微不足道。在70年代,全马的华小每年都要聘请平均10%的临教[3]141-142。临教对华小师资短缺起了一定的纾缓作用;因此,临教是华小师资不可分隔的一份子,在维护及推动华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到了21世纪,师资不足一直是华小悬而未决的问题。从2000年至2006年,教育部为了解决全国华小师资缺乏的情况,展开了一系列华小师资培训计划,[7]包括:
(1)增加日间师训人数,包括一年两度招生及举行即席面试,同时降低入学资格(由马来西亚教育文凭5科优等减到4科优等)。
(2)重办假期师训,后期改为在职培训。
(3)增设大学生日间培训,受训一年即成为合格教师。
(4)增设教育学士课程。
(5)续聘退休华小教师。
(6)聘请临教。
(7)聘请代课老师。
(8)聘请日薪退休老师。
由于受篇幅所限,本文就只提出探讨华教发展的局限与艰辛,也让大家警惕,一切成就来得不易,须更加珍惜、维护。前文所述的一切难免令人沮丧,难道华教前景一片黯淡,毫无出路吗?不尽然!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小撮人,甚至一人国家,是阻挡不了国际大局势的潮流的。假如还有谁不快步追上去的话,那就永远被抛在后头了。暂且不提全球的学汉语热,就只谈谈大马的情况。种种迹象显示大马政府总算意识到华文的重要性,也已开始采取连串步骤迎头赶上
始于前文曾提过的,有先之明的前教育部长,即现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早于1995年尾已宣布华语将纳入国小的正课,并付诸行动。首先是国小华语科于2003年开始以‘交际华语’的面貌取代在《1956年拉萨报告书》建议之下开办的母语班。很快的,当局察觉到该份课程的不足,就快速的重新编拟一份全新的课程,并于2007年正月开始在150间国小实施名副其实的国小华语科。这份全新的课程与华小的相差无几,若全面落实于全国国小,并认真执行,成功达致预期学习成果,则肯定可加强新生代国民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人力市场占一席位。
史无前例的是,大马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于2007年5月19日至25日率团到北京进行友好访问。他于5月20日在接受《今日中国》杂志访问时,表示大马政府会弹性处理华教政策;今时今日,政府已把多源流学校如华小、淡小和宗教学校视为优势[5]1。
教育部长最近访华之行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教育副部长披露,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汉办)已经答应为大马华教提供140个学额、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课程。同时,汉办也答应派遣专家学者到大马进行巡回讲座,培训约800位中小学老师和师范学院华文组讲师。此外,汉办也提供奖学金让大马中小学教师去中国攻读学士与硕士课程。汉办也考虑在制定国小华语课程、教材方面提供参考资料与咨询服务[5]3。
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在5月28日透露,他和中国讨论了推行中小学阶段的双联课程事项。他说:“在无疆界时代,这种中小学双联课程的制度可能出现。”如果这项计划能落实,将是国际上的首创[5]7。
教育部长早在2007年7月8日就透露北京某著名大学献议来马设立分校。这所国际大学的成立将能够加强马中教育联系,也进一步促进马中关系。果然,附属北京外语大学的北京外语学校4人代表团于7月杪抵达槟城视察建校地点。他们认为槟城是东南亚的缩影,同时充满浓厚的中华气息,因此选中槟城作为设立分校地点。如果事成,它将是中国在大马设立的第一所国际学校[5]9。
理所当然的,除了董教总,华基政党如马华也成为华教的后盾。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2007年雪兰莪州马华常年大会上声称,马华一直以来都密切关注华小的课题,确保华小是根据华裔家长的意愿发展。除了希望华人子弟能接受正统的基本华教外,更能通过华教吸取优良传统的价值观,包括儒家思想及中华文化精华。
最振奋人心的是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于2007年8月14日做出历史性的宣布:政府已原则上同意聘请独中生到国小教华文,以克服国小华文师资短缺的问题。希山慕丁再次表示大马必须强化多元教育的优势,因为这个现象已广泛被外国人看成是大马的强势[5]1。
针对这项宣布,董教总作出积极反应,大表欢迎。不过董教总希望这项措施能扩大至其他源流的小学,包括华小。华社雀跃之余,一般上是抱着半喜半忧的心情,因为一切尚未明朗化;各造即使议论纷纷,其实也毫无结论。教育部长也吁请各方不要诸多争议。他说大家应该把焦点放在应该怎样做及如何达致所设定的宗旨。他本人不去理会种族、宗教、敏感的课题,反而将会小心监督这项计划的进行。
在大马,基于历史背景,在争取母语教育的合法地位时,使得华教是一项政治议题多过教育课题的奋斗历程。为华社出钱出力,已形成了大马华社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人说华教是华人缴纳的第二税务,相信华社也认了。经历了这么多的合理不合理的对待,华社耗尽能力应对,安然渡过重重难关。
其实访华之行,已经让大马教育部长更加感受到华文的重要。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华文无论在文化,经济或科技上都是重要的国际语文。教育部长也曾公开表示华文教育不再是敏感课题。这肯定对大马华教的发展有正面的影响。华社应善于利用时势,加以巩固母语教育的地位,并尝试摆脱华教长期面对的困境。无论如何,在争取华教发展与生存空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争取修订不合时宜的教育法令和条文。
建国50年,华社各造也站稳岗位守了50年,终于见到了曙光。令人欣慰的是,多年的养精蓄锐,一切已准备就绪,由华教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可以立即加入全球化,国际化的队伍,跨大步昂首前进,何须再等那二三十年!所以一切的考验、磨炼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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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永泰)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HUANG Ya-ling
(Language Education Department,Education College,Malaysia University,Kuala Lumpur 50603,Malaysia)
The influx of Chinese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Malaysia.The Chinese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out of the initiativ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were supported by the donations from the public.However,these primary Chinese schools wer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This paper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the Independence.The main focuses are on the discussions of difficulties and pitfalls that have been faced,and are still facing by the Chinese schools due to some undesirable human errors or unfavourable policies.Nevertheless,the world wide Chinese fervour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have been reckoned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Hence,the Chinese community is hopeful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will take a smoother path and a brighter future to be expecte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primary education;Malaysia education
G 749
A
1671-6493(2012)02-0048-07
2011-10-26
黄雪玲 (1953—),女,马来亚人华裔,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和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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