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双语教育与华人语言习惯和态度的变迁

陈玉清，黄 明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新加坡双语教育与华人语言习惯和态度的变迁

陈玉清，黄 明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新加坡双语教育制度的变迁改变了华人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中英语的使用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从语言态度而言，70%的华人认为英语“最有用”、“地位最高”，认为华语“最有用”、“地位最高”的人约占14%。由此可见，新加坡华人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双语教育的影响。

双语教育;语用习惯;语言态度

新加坡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转移近年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田野调查［1］－［3］，这些调查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客观事实依据，但由于调查对象都是华人，不足以说明其双语教育的影响具有普遍性。笔者在新加坡进行了包括全国四大民族 (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它族)在内的日常用语田野调查，弥补了上述调查的不足。限于篇幅，主要分析双语教育制度的变迁对新加坡华人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的影响。

一 双语教育制度的变迁

新加坡双语教育历史主要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定型四个时期，所采用的双语模式比较复杂，主要有淹没式、外语教学主流式、过渡式、保持式，但贯穿新加坡双语教育发展史的主线条是过渡式和保持式。过渡式双语模式和保持式双语模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互交融，其主要特点是以过渡模式为主、保持模式为辅。换言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主要是由民族语文 (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向英语过渡，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民族语文。研究语言与国家关系的Herderian等学者认为，过于多元化的语言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4］－［5］，1959 年后行动党政府针对不同的民族语文教育 (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进行统一学制、考试、模式、媒介语等方面的改革，由此开始了大规模民族语文教育向英文教育过渡的进程。

(一)双语模式

从新加坡双语教育发展的主轴线来看，以过渡式模式为主，突出了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四大语文源流学校起初实施淹没式双语教育和外语教学主流式双语模式，逐渐过渡到“过渡—保持”双语模式。第二，开始采用的双语教育属于非强制性，后来过渡到强制性双语教育。具体而言，华文(华)学校、马来文 (马)学校、淡米尔文 (淡)学校教学语言由“母语为主、英语为辅”转变为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华文学校。华文教育曾经是新加坡最大的学校教育体系。在过渡式双语教育制度中，华校以华语讲授的课程渐渐被英语取代，大量华校学生转入英校，直至华文学校并入或融入英文学校，连政府特别保留的几所特选学校 (政府保留了几所“英语和华语并重”以便重点培养汉语言文化的华校)也由浓厚的华文气氛转变为越来越浓的英文环境。

(二)学校学制

在双语模式转向以英语为主的过程中，华校的学制也逐渐过渡到与英校一致。华校的6－3－3－4制改为英校的6－4－2－3制，其差别是中学和大学的年限:英校中学为4年，另2年是大学先修班，大学3年;华校中学6年 (初中升高中不考试)，大学4年。在学制改革以前华文学校的学生参加小学毕业考试被录取到中学后直接完成初中和高中共六年的学习，期间没有初中升高中的考试。1960年学制改革以后，小学毕业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的初中入学考试和高中入学考试［6］75－76。由于很多学生没有通过国家统一考试而失去上高中的机会，华文学校的招生面临困难，学生生源快速减少，以至于办学规模不断萎缩，最终融入英文学校，导致华校消亡。

(三)教学语言

在实施双语教育之前英校所有课程的教学媒介语全部是英语，华、马、淡校以各自的民族语文讲授所有课程。采用双语教育之初，英校开始增加一门母语课程，华、马、淡校增加一门英语课程;双语教育中期，英校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母语为次要媒介语”。华、马、淡校开始用用英文讲授其它部分学科 (如，数学)。这样一来，民族语文学校的教学语言转变成了“母语为主、英语为辅”。在双语教育后期，华、马、淡校的双语教育过渡到与英校一致，即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除了个别课程 (道德课)用母语讲授外，其它所有课程均使用英语。总体而言，新加坡政府在英、华、马、淡四大语文源流学校实施双语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突出英语、保持母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使用教学语言的比例清楚地表明，英语的课时数越来越多，母语的课时数越来越少。不过，“过渡—保持”模式虽重在“向英语过渡”，但为母语的保持保留了一部分空间，如:要求英文学校将华语作为第二语文等。此外，政府主导的“华语运动”，坚持数十年，在华人社会极大地普及了华语的应用。

二 语言习惯的变迁

Crandall指出，影响学生语言学业成绩的因素主要有社会、家庭、学校、个人［7］，由此可见语言环境对于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因为学习语言的最佳途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与接触该语言。通过对比发现，在日常用语中使用英语的各族学生比例快速上升。

(一)语言习惯参照背景

数据显示，1980年在家中讲英语(5.3%)、华语(5.3%)的华族人数比例都很低，讲汉语方言者占据主导地位，超过60%;讲英语和华语双语的比例很小，只占4%，更多的人讲“英语和方言”(11%)或“华语和方言”(12.4%)。另外三大民族中，只有其它族讲英语的比率很高，达65.1%，印度人(12.7%)和马来人(0.8%)所占比率也很低。与1980年前的调查相比发现，各族学生使用英语的比率快速上升［6］55－56。1978年的华族大一学生入小学前都讲汉语方言，英汉双语能力几乎为零，上小学后才开始学习英语和华语［8］。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小学一年级新生会讲英语和华语的比率很小，双语能力很低。

(二)语言习惯的变迁

首先，家庭用语习惯的变化。调查以“祖辈与子辈、子辈与孙辈、孙辈与同辈交谈时最常用的语言”为主线分析家庭成员中三代人的用语变化，发现华族家庭由老一代向年轻一代的语言转移趋势:使用汉语方言的人数比例急剧下降，英语快速上升，英语和华语同样最常用的人数比例缓慢上升;华语的比例曾一度上升，在孙辈一代开始持续下降［9］。其次，学校语言习惯的变迁。调查数据显示，在学校语用环境中四大民族学生主要是讲英语。最常讲英语的印度民族学生比例高于其他三个民族，达到76.92%，华族学生占54.95%。华人中最常讲英语和华语的比例分别为21.7%和21.43%。最常讲汉语方言的学生极少，只有0.55%［10］。再次，社会语言习惯的变迁。调查将华人社会交际中的“祖辈”、“子辈”、“孙辈”作为一条主线，发现了类似的近三代人日常用语变化趋势:最常讲汉语方言的华人比例垂直下降，英语快速上升，华语比例一度上升，但在“孙辈”一代开始不断下降［11］。

三 语言态度的变迁

影响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的重要因素也包括语言态度:情感态度和实用态度。情感态度就是语言使用者听、说特定语言时在感情上产生的反应和感受，它往往与说话人的母语和文化背景紧密联系一起;实用态度是指语言使用者从实用或功利目的出发，对特定语言进行理智上的评价，它往往反映了语言使用者所处社会中特定语言的实际功能和社会地位。

(一)情感态度

在情感态度部分，问卷中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最喜欢说”、“最容易学”等。总的说来，各民族大中小学生最喜欢说的语言是英语。其中，印度族学生最喜欢说英语的比例高达92.31%，另外三个民族中的比例都接近50%。华族学生最喜欢说华语的比例为38.9%，比英语低10%，同样最喜欢英语和华语的学生有8.77%，方言只剩1.1%。

调查数据显示，各民族学生都认为英语最容易学，其中，印度族的比例最高，达到92.31%;其次是华族，占57.42%;其他族占55.56%;马来族50%。具体到华族，认为最容易学的语言还是集中在英语 (占 57.42%)，其次是华语 (约32%)、英汉双语 (6.04%)。方言比例最低，只有2.47%(见表1)。

表1 各民族大、中、小学生认为最容易学的语言 (%)

(二)实用态度

问卷调查中所涉及到的实用态度题目有两道:(1)你认为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中的哪一种最有用?(2)你认为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中的哪种语言地位最高?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四大民族学生一致认为英语是最有用的语言，但各民族学生的态度存在一定的比例差异，认为英语最有用的印度族学生比例竟然是100%，接下来依次是其他族 (77.78%)、华族 (67.67%)、马来族 (63.16%)。经过对比发现，认为本民族母语最有用的学生人数比例远远低于英语，其中，华语只有13.7%，马来语为18.42%，认为淡米尔语最有用的学生一个也没有。上述数据清晰地展现出不同民族学生几乎同样的语言态度，由此也可以了解各民族学生母语水平普遍下降的原因所在。新加坡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逐渐被四大民族学生和家长所理解、接受，后来得到全民的大力支持，正是他们语言使用态度作用的结果。

针对“地位最高的语言”调查结果与“最有用的语言”数据基本一致。虽然四大民族学生的比例稍有不同，但各族学生都认为英语是地位最高的语言。同样，他们选择英语为“地位最高的语言”的比例大大高于各自的民族母语。具体而言，印度族学生选择英语的比例是83.33%，而淡米尔语只有16.67%。选择英语的华族学生达到73.64%，华语仅仅13.18%;选择英语的马来族学生为64.86%，马来语也不过24.32%。有趣的是，其他族学生选择英语的比例为58.82%、华语为23.53%，认为华语最有用的其他族人数比例高出华族学生10个百分点。

四 结论

新加坡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实施“突出英语、保持母语”的双语教育，双语教育在双语政策的作用下经历了有计划系统性的变迁，总趋势是民族语文教育过渡到英文教育。针对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的调查表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成功的，很好地配合了国家政治和经济议程。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环境，英语的使用都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同时，使用华语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华族学生的语言态度表明，认为英语是最有用的语言和地位最高的语言的人数比例大大高于华语，但华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双语教育的变迁中，英语不仅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也变成了学校吸收知识的媒介、跨种族及与西方交流的工具，其功用层次、社会地位都高于华语。由此可见，华人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双语教育以及语言使用价值的影响。

［1］陈家骏.论新加坡华语中语码夹杂的现象 ［D］.新加坡国立大学，1992:35－67.

［2］王逊标.论新加坡中文报章的中英语码转换 ［D］.新加坡国立大学，1997:31－49.

［3］张永慧.新加坡华语会话中语码夹杂模式的研究［D］.新加坡国立大学，1999－2000:81－84.

［4］ANTONIO L.RAPPA，LIONEL WEE..Language Policy and Modernity in Southeast Asia［M］.New York: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Inc.，2006:80.

［5］ONG YEN HER..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1911－1959［D］.Singapore: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74:130－135.

［6］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 ［M］.台北:正中书局，1985.

［7］ONG KIAN CHOON.Relationships Between Achievement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Home Backgroung，Motivation and Peer Influence［D］.Singapor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86:6－8.

［8］谢顺详.语言环境的改变与适应——南大华文源流学生语言适应性能的调查研究:1978－1979［D］.新加坡南洋大学，1979:29－31.

［9］黄明，朱宾忠.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与华族家庭语言转移趋势调查分析 ［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5):338－344.

［10］黄明.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对学校语言环境的影响［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1(1－2):73－77.

［11］张毅，黄明.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与华人社会交际语言转移［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4):69－73.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Singaporean Chinese Language’s Use and Attitude

CHEN Yu-qing，HUANG 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Singapore bilingual education has changed Singaporean Chinese’s language use and attitude:English has become the most widely used in family，schoo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70%of Singaporean Chinese think English is the most useful and important while 14%think Chinese is the most useful and important，which shows that bilingual education has affected their language use and attitude to a large extent.

bilingual education;language use;language attitude

G 749

A

1671－6493(2012)02－0055－04

2011－04－08

陈玉清 (1972—)，男，福建德化人，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务英语教学、英语语言学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吴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