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工作者压力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姜立君

（大连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防疫工作成为社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随着防疫工作的常态化运行，社区作为防疫工作的基本单位，承担了繁重的基础工作，为战胜疫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区工作者“闻令而动”“各就各位”“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在宣传社区工作者先进事迹的同时，也应该关注长时间、高负荷、高压力的防疫工作给社区工作者带来的负面影响[2]，特别是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倦怠问题较为突出[3]。调查分析疫情背景下社区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对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路径、缓解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倦怠、提升社区防疫工作战斗力具有重要的价值。

压力是个体对外在威胁而产生的应激性反应[4]。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 control, JDC）指出高要求、低控制性的工作最易使个体产生工作压力引发职业倦怠。相关研究表明，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负荷和工作责任大，琐碎事务多，工作时间非常不规律，还有居民不配合、感染风险、家庭问题等因素都易导致压力过大，这些工作压力与工作疲溃感和情绪疲溃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5]，也进一步验证了职业倦怠的工作要求—控制模型。而学界对医护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体育行业从业者的相关研究[6]，也表明职业压力、知觉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压力对职业倦怠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7]。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可以直接预测职业倦怠。

疲劳是个体受外界影响而导致的心理和身体衰竭的状态[8]。相关研究表明，压力会直接引发疲劳[9]。疫情防控已经成为社区的常态化工作，社区工作者也由应激状态到逐步适应常态防疫，导致其体能、健康等方面的生理疲惫，以及角色冲突、心理资源耗尽等方面的心理疲惫[10]，相关研究也表明压力引发的生理唤起可以导致疲劳[11]。同时，疲劳会影响社区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表现出工作效率降低、人际沟通能力下降、焦虑情绪增多等问题，继而引发对自我效能、工作价值、职业胜任力的怀疑，产生职业倦怠[12]。可见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会导致疲劳，疲劳又会引发职业倦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疲劳在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与职业倦怠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自尊作为一种个体自身的心理特质对个体的压力调控和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意义[13]，相关研究表明自尊在个体的工作生活压力管理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14]。自尊缓解假设理论认为，压力带来的负性影响受到自尊的调节和保护，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对自己更自信，自我效能感更强，可以缓解压力的相关影响，减少或避免个体陷入心理和生理疲劳。相反，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不会去调动充足的资源来缓解压力的负性影响[15]。相关研究也表明自尊在缓解压力产生负性应对方式、疲劳、焦虑、抑郁等消极后果方面起到调节作用[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自尊在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与疲劳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假设，本研究采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分析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以及疲劳的中介作用和自尊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假设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以大连市某区的435名社区工作者为被试，通过网络进行问卷调查。经筛选、剔除无效试卷后，共收回有效问卷417份，有效回收率为95.86%。所有被试年龄范围在26～4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4.73岁。其中，男性89人（占比21.34%）、女性328人（占比78.66%）；汉族366人（占比87.77%）、少数民族51人（占比12.23%）；未婚83人（占比19.90%）、已婚334人（占比80.10%）；文化程度大专以下32人（占比7.67%）、专科287人（占比68.82%）、本科98人（占比23.51%），所有被试均直接参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二）研究工具

1.压力知觉量表

采用杨延忠和黄汉腾修订的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17]。该量表共有14个题目，采用5级评分，1（从不）—5（总是），包括失控感和紧张感两个子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工作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职业倦怠量表

采用Maslach等编写的职业倦怠量表（MBIGS）[18]。该量表共有16个题目，采用7级评分，0（从不）—6（每天），包括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职业效能三个子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职业倦怠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3.疲劳量表

采用Chalder等编写的疲劳量表（FS-14）[19]。该量表共有16个题目，采用“是”（1）或“否”（0）2级评分，包括躯体疲劳和脑力疲劳两个子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疲劳程度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4.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S）[20]。该量表共包含10个条目，其中5个题目为反向计分题，采用4级评分，1（很不符合）—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自尊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使用SPSS Process宏程序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问卷采用匿名作答方式，使用具有反向计分的问卷，向被试解释调查目的，减小调查目的猜度。对4个问卷56个条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对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2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首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1.23%，小于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研究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与疲劳、自尊、职业倦怠显著正相关，疲劳与自尊、职业倦怠显著正相关，而自尊与职业倦怠显著负相关。

表1 研究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三）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对研究各变量进行标准化。以压力作为自变量，职业倦怠作为因变量，疲劳作为中介变量，自尊作为调节变量，根据Hayes编制的SPSS插件Process 3.2中的模型7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检验[21]，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压力可以显著预测职业倦怠（β=0.28，p＜0.001），表明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可以直接影响职业倦怠；压力可以显著预测疲劳（β=0.25，p＜0.001）、疲劳可以显著预测职业倦怠（β=0.12，p＜0.001），表明疲劳在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影响职业倦怠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压力与自尊的交互项可以显著预测疲劳（β=-0.04，p＜0.01），表明自尊在社区工作者的压力预测疲劳中起到调节作用。综合以上检验结果证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自尊的调节作用，对自尊在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和疲劳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当自尊水平较低时（MSD）压力对疲劳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βsimple=0.27，SE=0.02，p＜0.001）。当自尊水平较高时（M+SD），压力对疲劳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βsimple=0.02，SE=0.02，p＞0.05）。可见自尊在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与疲劳之间表现出良好的调节作用。

图2 自尊在压力和疲劳之间的调节作用

四、讨论

（一）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对职业倦怠的预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倦怠，压力越高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倦怠水平也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致[22]。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压力较大，社区工作者作为防疫工作的主要执行者，高压下工作已经是一种常态。社区工作者工作时间不规律、超负荷，经常半夜进行疫情排查、核酸检测准备、网格数据统计等工作，即使下班也长期处于网络值班状态。这种高压工作会导致社区工作者的心理资源耗竭，怀疑自身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价值，易产生离职意愿。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较低，一般没有正式的编制，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也导致其付出与获得的不成比例，很容易导致个体对职业期盼的心理失衡甚至失望，对自身的职业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社区工作者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家庭、社区居民和上级部门的多重压力，角色冲突多、不被理解和接受，甚至在网上和网下的防疫工作中受到辱骂和攻击，更加深了社区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职业倦怠。因此，多重压力是社区工作者产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社区防疫工作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疲劳在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与职业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工作者的压力还可以通过疲劳来影响职业倦怠，疲劳在压力与职业倦怠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致[23]。从生理方面看，压力是个体对威胁和调整做出的应激反应，会激活身体的自主神经系统等多个神经系统，分泌更多的血管紧张素等来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让个体的肌肉处于紧张应激状态以应对压力挑战。这种机制会加深个体的身体疲劳，让社区工作者的生理耗竭。从心理方面看，压力会导致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消耗严重，加速个体心理资源的自我损耗。社区工作者面对压力引发的心理资源损耗，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来缓解或逃避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压力对个体心理的影响，让社区工作者的心理耗竭。疲劳不仅是压力对社区工作者的身心损害和压力反应，更是导致社区工作者对职业满意度降低引发职业倦怠的重要诱因，疲劳加深了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倦怠水平。因此，疲劳是社区工作者压力引发职业倦怠的重要中介因素。

（三）自尊在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与疲劳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可以负向调节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对疲劳影响，社区工作者的自尊水平越高压力对疲劳的影响越低，社区工作者的自尊水平越低压力对疲劳的影响越高，自尊可以缓冲压力对疲劳的影响，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致[24]。自尊是个体提升积极心态、乐观情感的心理特质之一，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可以长时间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社区工作者的自尊水平越高，其工作中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的时间越长，疲劳水平越低。高自尊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还可以抑制和缓解压力的产生，促进社区工作者的身体分泌激素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提升个体应对压力的生理机能，修复社区工作者的身心状态，减轻压力对自身的影响。高自尊社区工作者还会采用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压力，缓冲防疫工作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削弱其压力感知，缓解压力引发疲劳。因此，自尊通过调节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对疲劳的影响，来实现其对职业倦怠的缓解作用，自尊是社区工作者压力影响职业倦怠的保护性因素。

五、结论与对策

疫情背景下社区工作者的压力可以直接影响职业倦怠，疲劳在两者间起到中介作用，自尊在压力对疲劳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提升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职业认同感具有一定价值。一方面，社区工作者要加强自我调适。社区工作者必须要加强压力管理意识，重视个人的身心健康，把压力调节作为工作的一个任务对待；必须要重视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避免现实的压力冲突，保持工作动力；必须要学习情绪调整技巧，通过体育运动、兴趣爱好等内容释放压力，缓解身心疲劳，提升个人自尊水平，宣泄负性情绪。另一方面，街道社区要加强社区工作者的身心健康管理。街道社区要根据防疫工作的变化，提出切实可行的压力管理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将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管理作为基本工作制度，为压力应对提供制度保障；要利用疫情平稳之机，加强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信息化，在防疫管理、疫苗接种、人员管理等方面全面推行网络化智能化，为社区工作者减负，避免长期疲劳工作；要切实提升社区工作者的身心健康保障，购置身心放松、情绪宣泄设施，定期开展心理讲座、心理沙龙、休闲聚会、户外团建等减压活动，缓解压力和疲劳，购买EAP项目（员工帮助计划）免费向社区工作者开放，提供心理援助。本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研究过程采用横断研究设计，还需要纵向研究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同时社区工作者职业倦怠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需要未来继续扩展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