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

王晓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1）

马列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宗教信仰的产生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社会意识一旦产生，不但会对社会存在起到一定的反作用，而且社会意识之间也会发生相互的影响和作用。

佛教和武士道都属于社会意识，众所周知，佛教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具有维持社会道德的作用，提倡“慈悲”“为善去恶”“不能杀生”等等让人向善的内容；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武士道”在中国民众心中就是“侵略”“杀戮”“残暴”等等极度恶性、负面意义的代名词。从这一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应该是矛盾对立的，但在日本文化中，佛教经典丰富了武士道的思想内涵，佛教教义成为武士道的行为规范；而武士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佛教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现世性”“世俗化”。可以说，两者之间关系极深，影响至今。

一、“武士道”产生前佛教的“本土化”发展

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日本濒临欧亚大陆，属于近陆岛国，处于中国文化圈最东侧边缘，这种特殊的自然文化地理位置，使得日本虽然接近东亚大陆，却无陆上通路，本身四周环海，具有与外界隔绝的天然屏障，使日本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同时日本又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加之日本国土狭长，平原地区很少，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民族在信仰上更易产生和保留原始的宗教信仰、部族信仰，在文化上，由于自身的环境封闭与文化贫乏，会更加善于学习吸收先进文化为养分，同时，由于日本“岛国民族”具有的排他性，使得日本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与吸收过程中更具有选择性，其结果就是外来先进文化被迅速“本土化”“日本化”，而非被外来文化同化。

神道作为世俗宗教，是日本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们认为人的存在取决于神灵的恩惠与庇护，他们向神灵祈祷，表示对神灵的忠诚。人们通过对共同信仰的神的祭祀强化了彼此的一体感，强化了个人对集体的认同和忠诚。但是，神道是一种集团信仰，而不是个人的信仰，它对于武士个体精神上的拯救及道德修养上的帮助则作用甚微。神道未能给予武士的东西却由佛教提供了。镰仓新佛教的兴起并与武士结合，对武士道德及武家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士阶级伴随着社会混乱和战争而兴起，在战乱中，武士不知何时失去生命，可谓朝不测夕，因体验到人生的无常和现世的苦恼而深感不安。由于武士以战争为职业，野蛮粗俗，嗜杀成性，在佛教看来，他们是“杀生的罪人”[1]38，因此对他们来说，佛教深奥的教义和不杀生的戒律无论如何与他们也没有半点缘分。但随着武士政治地位的提高，那些目不识丁、穷兵黩武的“兵”和“侍”一变而成为统治者。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他们迫切需要具备与自己政治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因此开始在佛教中寻求新的内容，而镰仓新兴佛教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为武士们打开了皈依佛教的大门。

早期佛教所强调的是为摆脱现世的痛苦或罪孽，要经过严格的学问修养和长期的修炼，因此武士为了得到拯救，就必须出家，如源赖朝的八代先祖源满仲经过承平、天庆两次大战乱，成为京城赫赫有名的“京侍”。由于他接受了僧人的说教，突然决定出家，退出“兵之道”，在出家前他将甲胄、弓箭等武器全部烧毁，多年侍从他的武士五十余人也随同其一起出家。[1]39源满仲出家是个别现象，而当时佛教那种清规戒律和研习经书对目不识丁的武士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为了适应武士阶级对宗教上的需求，法然（源空，1133－1212）发展了前代以来流传的佛教净土思想，使其成为带有民族特色的宗教即净土宗。法然告诫人们，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即使是犯了忤逆重罪的人只要专心念佛，反复诵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消除罪孽，往生西方净土。法然的弟子亲鸾（1173－1262）又进一步发展了净土思想，提出“恶人正机说”，认为“恶人”才是拯救的对象，只要坚信佛法，即使犯了大罪，死后也可以往生净土。亲鸾还反对禁欲主义和出世主义，主张即使不出家，不食素，过世俗生活，但只要诚心念佛，依靠佛力也能往生成佛。

由于法然和亲鸾的教义通俗简单，无需诵经和过禁欲生活的严格修行，因此在当时“非常适合武士的精神倾向”，而“恶人正机说”更是可以满足被视为“杀生的恶人”的武士在精神上的需求。根据净土教义，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无所顾忌地奔向战场，肆行杀戮。曾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个武士想到，若从佛教徒来看，在战场上杀人是下地狱之“因”，而不上战场又违背武士的本分。

为此而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武士便去请教法然和尚。法然回答说，即使在战场身亡之际，若能成就念佛之行，亦可得往生。于是这个武士便安心地上战场了[2]。净土宗虽然没有为武士提出什么道德规范，但它否定现世，鼓吹彼岸的净土思想，对培养武士为主君效死的精神起了很大作用。而它提倡的无欲之心，慈悲之心，也有利于涵养武士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北条重时的家训《极乐殿御消息》就是以因果报应和极乐往生思想为基础，写给其子孙及家臣们的道德训诫。

二、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

较之净土宗，日本佛教禅宗对镰仓和室町时代的武士们的影响更大些。

禅宗是12－13世纪从中国归国的日本僧侣荣西（1141－1215）和道济（1200－1253）引进的。坐禅本是佛教徒修行的一种形式，自古以来各个佛教宗派都采用，佛教徒通过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达到身轻心安，观照明净的状态。但是禅宗却把这种修行方式作为教派的主体。荣西曾两次到中国，回国后传播临济派禅宗，著有《兴禅护国论》，强调禅是佛法的最高境界。禅宗虽然遭到日本传统佛教宗派的抵制，却得到了镰仓武士们的欢迎。执权北条时赖召宋禅僧无学祖元（1226－1286）、大休正念（1215－1289）等来镰仓，宣扬禅宗，以与京都的佛教诸宗相对抗。禅宗以朴素寡欲为宗旨，北条时赖及镰仓武士多热心参禅，禅宗从此成为武家佛教，“武士好禅”成为镰仓武士的一种风尚，禅宗对于日本武士在精神上的影响颇大。当时，中国信奉禅宗的多是文人士大夫，而到了日本，其信徒却是以武士为主。那么，以慈悲为怀，反对杀生的佛教，是如何成为崇尚杀伐的武士的宗教呢？

首先，禅宗推崇的修炼方法简单，认为只要坚持坐禅冥想就能消除“妄念”而成佛。禅宗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3]，不主张诵读经文，崇拜佛像，因而这种修炼方法很适合那些目不识丁的武士的口味。但禅宗对坐禅则要求严格，要有极强的耐力，能使坐禅者修炼出排出一切杂念，山崩地裂无所畏惧的胆气。用禅宗的话说，就是要达到“击碎生死牢关，便见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谓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可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场。纵夺卷舒，常自泰然安静，胸中不挂寸丝。然立处既真，用处得力”[4]41。通过这种严格的长期修行可以锻炼武士的胆力和气魄，使其在战场上置生死于度外。这种戒律式的倾向适应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武士以战斗为职业，驱驰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所以他们需要有一种支撑其不计生死，追随主君的精神支柱。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曾说，禅宗这种“武士宗教”“不用文字来说明的，而是以自己的体验和修炼来取得趋死的觉悟，在这一点上，对于只从事于战争的武士的气味是相投的”[5]。

其次，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不主张崇拜佛像，提倡以简便易行的“顿悟”成佛，这也适应了武士文化水平较低且无暇读经拜佛的生活状态。不仅如此，禅的修行通常在山林之中，通过修禅可以亲近自然，武士生长在乡间，喜好亲近自然，性格质朴，因此许多武士接受禅宗，坐禅求悟。

第三，禅宗之所以能成为武士的宗教，还在于其符合武士的心理需求。在这一点上，禅宗与早期武士道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在其所著的《禅与日本文化》一书中，对禅与武士道的关系作了如下论述：“禅的修行单纯、决断、自恃、克己。这种戒律的倾向同武士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作为武士，就应直视眼前厮杀的对象，而绝不能左顾右盼。为了粉碎敌人，他必须勇往直前，而决不能有物欲、情爱以及任何理智方面的邪念。因为在武士心中，哪怕是理智的微小浮泛也会阻止前进，至于缠绵的情爱和物质的占有欲则更是他在决定进退之际的巨大障碍。真正出色的武士，应是一个严格的修道者的苦行僧。而禅正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授予他这种钢铁般的意志。”[6]37日本哲学家永田广志也认为：“禅的主观唯心主义即说教‘即心是佛’，把可以叫做知的直观的那种恣意而空洞的真理感看作至高无上，和以灭绝人性使人心如木石为特点的克己主义，确实适合武士阶级的心理。在镰仓时代以来开始形成的武士道中所以发现不少禅宗的影响，这决不是偶然的。”[7]

三、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

禅宗对武士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表现在帮助武士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增强战胜敌人的勇气。武士道作为一种实践道德，其核心价值是忠诚与武勇。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在实践方面坚持清戒苦修，在道德和哲学上为其找到精神上的支持。忠诚和武勇让武士在一旦决定进路之后，就勇往直前，决不后退[6]36。佛教观念又让武士知道生死并无差别，禅宗认为“死生一如”，以为只要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忘我的境地，完全断绝生死的羁绊，就可“见性成佛”。他们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精神自然是来自对禅宗“死生一如”的信仰。禅宗打破了死生的“关门”，超出死生之外，武士修禅就是想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著重甲入诸魔贼阵，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4]41日本伦理学家相良亨认为镰仓时代的武士道是“死的觉悟”的武士道。“无畏而死”成为武士们最高的精神境界。在镰仓幕府即将灭亡之际，北条仲时率领的六波罗幕府军在近江遭到敌军夹击时，在突围无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北条仲时手下432名武士全部切腹自尽。在新田义贞攻陷镰仓时，幕府执权北条高时及同族诸将皆切腹自尽。这两件事曾被后世赞美武士道的学者称为镰仓武士所做的最光彩的事[8]。

武士道崇尚武勇，视死如归，为主君效命战场，这是武士作为战士的本分。禅宗没有为武士提出伦理道德，但是通过对禅宗的信仰，可以使武士克服对死的惧恐，这对每天面临死亡威胁的武士来说尤为重要。在禅宗看来，生死观乃是参禅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生为梦幻，死为常住”，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给予每天生活在矢石之中的武士们难以估量的影响。战国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战争频繁的时代，当时日本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武士们为了在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不断地强化自身意志力，参禅悟道是他们自我磨练的主要方式。著名的大名武士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都是皈依禅宗的信徒，谦信和信玄都是他们的法名，他们通过学禅认识了生死的关系，克服了对死的恐惧。谦信告诫家人说：“欲生者必死，欲死者必生。”信玄也在其家训中谈及禅与死的关系，“参禅无秘诀，唯思生死切”，在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禅与武士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密切关系。

禅宗给予武士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行动主义。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所关心的，不是同武士们讨论什么是灵魂不灭，神道的正义以及伦理行为，而是要告诉他们，不管结果是合理的还是荒谬的，只要别人能达到的，你就要一往直前去奔向它。哲学可以借助理性去躲进安全港，禅则直接诉诸行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禅是一种武士的宗教。”[6]62自镰仓后期到江户时代，武士中间尊禅者很多，其对以后的武士道思想也产生很大影响。山鹿素行强调常“把死放在心中”，《叶隐》主张，“武士道就是觉悟到了死”，都是受了禅宗“生死一如”思想和行动主义的影响。总之，武士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禅宗的生死观和人生观，提倡“克制忍受，不事浮华，排除杂念，摒弃欲望”，将此作为武士的道德修养，从而也成了武士道中的重要内容。

禅宗作为一种意志宗教，对于加强武士个人修养、培养武士的胆气、满足其精神需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武家政权的建立，武士阶级也不再只是从事战争的战士，开始兼有执政者的身分了。如何处理武士阶级的内部关系，如何解决武士与农民等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则成为武士阶级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禅宗却根本不能为武士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禅在本来意义上不是武士的政治理念，武士在建构自己的政治理念时正是他们与禅宗诀别之时”[9]。到了江户时代，禅宗便让位于儒学了。

禅宗虽然没有为武士提供治国理念，但是作为禅宗附庸的宋学，即朱子儒学随之一同传到日本，宋学与汉唐训诂学性质的儒学不同，主张名分论，强调五伦五常。在江户时代以前宋学依附于佛教势力之下，只作为禅僧的文化教养而为其所垄断，但是由于“镰仓武士与禅结合，禅与儒结合，武家好禅，禅好儒学，于是乎遂使宋学伴随着禅而入武家时代”[10]。这样宋学经过长期流播、浸润，其影响逐渐扩大，到了战国时代，地方大名开始尝试把儒家思想用作在领地内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从而为江户时代儒学上升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