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的扩展和影响研究

李晓晨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1）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日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并发动了东亚联盟运动，刊行了机关志——《东亚联盟》。《东亚联盟》是以“王道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四大纲领为指导，对东亚联盟论进行思想宣传的杂志。这些宣传内容与中国亲日伪政权的首脑们产生了共鸣，随之他们在日本政府的积极“引导”和“鼓励”之下创刊同名杂志并发起同名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南京的汪精卫。可以说，此时无论是日本军方还是民众都将汪精卫视为对日和谈的重要人物，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国民政府正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时期，不但没有参与东亚联盟运动，相反在亲近英美势力下携手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同时伪满洲国政府与日本异体同身，是日本殖民者的傀儡政权。它们提倡“协和”思想，并发起了“协和运动”，与东亚联盟思想以及东亚联盟运动具有异物同工之妙。所以表面上，伪满政府也没有参与东亚联盟运动。

因此，在中国，石原莞尔选择了汪精卫作为其代言人，贯彻和宣传东亚联盟思想。也可以说，当时的汪精卫正需要东亚联盟论的迷惑性言论作为他卖国投敌成立中央集权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在中国石原莞尔也同样需要有政治势力的亲日派人物宣传东亚联盟思想，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在汪伪国民政府的大力配合之下，中国沦陷区迅速开展起了东亚联盟运动，刊行了同名的《东亚联盟》月刊杂志，宣传东亚联盟思想。

一、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的成立和发展

东亚联盟运动移植到中国之后，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支部——华北支部，该支部是田村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1939年4月，田村真以《朝日新闻》的特派员身份来到北京，与新民会的负责人缪斌会面。1940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并开始广泛地组织和宣传，开展东亚联盟运动。据资料记载：“北京的东亚联盟运动是由田村真开展的，他在北京成立了东亚联盟运动华北支部，与东京的同类运动紧密结合，并计划创办中文版《东亚联盟》杂志。”[1]继华北支部成立以后，1940年9月9日由驻广州的日军特务机关直接插手，以林汝珩为中心创设了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后成为东亚联盟广州支部。1940年11月21日，以周学昌中心，在南京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后成为东亚联盟组织的南京支部。1941年2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国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并以汪精卫为主席[2]1121。自此开始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东亚联盟运动，先后在广州、汕头、南京、上海、湖北、汉口、徐州、苏州等地成立分会，东亚联盟运动开始大规模的发展起来。

据1943年10月的调查显示，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共分为五个职能部分：（一）理监事，会长：汪精卫。常务理事：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等人。秘书长：周佛海。副秘书长：周学昌、周隆庠。（二）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梅思平。副主任委员：李祖虞、王敏中。（三）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柏生。副主任委员：周化人、袁殊。（四）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缪斌。副主任委员：金雄白、何庭流。（五）社会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副主任委员：彭年，孔憲鏗[2]1121-1124。其他分会则设置常务理事兼书记张、常务理事、理事等职务。

其中，指导委员会具有制定准则、组织规程、会员规程以及各分会会员的统计等职能。宣传和文化委员会具有刊行中文版《东亚联盟》月刊杂志、传播东亚联盟思想、组织精神动员演讲以及宣传运动状况等职能。社会福利委员会负责调查南京社会状况以及社会福利事业。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中国东亚联盟总会成立以来，中国东亚联盟运动才有组织有规模地运转起来，并在各地建立支部，开展正式的工作部署。

“从规模上看，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虽然开始得早，但是由于始终是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其组织机构、运动规模比较小参加东亚联盟协会的人数最多时只有10万余人，而汪伪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后，由于汪精卫出面组织、领导参加者达数百万人。”[3]可以说，中国东亚联盟运动是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宣传东亚联盟思想的另一个阵地，也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思想侵略的途径之一。随着日本的战败，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也偃旗息鼓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东亚联盟运动中用以宣传东亚联盟思想的文章、书籍以及杂志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毒害是不可估量的。

二、中国《东亚联盟》杂志发行状况

随着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的开展，自1940年3月开始，日本的《东亚联盟》杂志开始关注和报道东联盟运动在中国发展情况，并开始陆续刊登中国人的文章，其中以汪精卫（发表9篇）、缪斌（发表5篇）、林柏生（发表4篇）为代表。在南京成立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的次月，《东亚联盟》刊行了中国版特辑，专门报道东亚联盟在中国成立的情况，并且刊发了很多汪精卫等中国人的汉语文章。由此中国作为供东亚联盟思想存活的载体被激活了，并以汪精卫为中心不断发展和壮大在中国民众间不断活化。

与此同时，中国版的《东亚联盟》也随之出版发行了。按照发行的先后顺序分别为：1.1940年6月10日刊行，北平东亚联盟协会出版了《东亚联盟》月刊杂志，编辑者：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发行者：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印刷者：新民印书馆，代售处：全国各大书店。2.1940年11月20日刊行，广州东亚联盟协会出版了《东亚联盟》月刊杂志，编辑者：中国东亚联盟协会东亚联盟出版社，发行者：中国东亚联盟协会东亚联盟出版社，经售处：上海中华日报馆、香港南华日报馆、广州中山日报馆、各地各大书报社。3.1941年7月15日刊行，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出版了《东亚联盟》月刊杂志，出版及发行者：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宣传委员会，印刷者：中国印书馆，代售处：全国各大书店及南京建国书店。4.1943年元旦刊行，上海东亚联盟分会出版了《中国与东亚》，编辑者：中国与东亚月刊社，发行出版者：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上海分会，总经售：五洲书报社、三通书局，经售处：全国各大书局。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为推进和研讨东亚联盟运动的相关杂志和刊物。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刊行：《大东亚主义与东亚联盟》，出版社：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月刊社。东亚联盟南京分会刊行：《新动向》，出版社：东亚联盟南京分会。中国东亚联盟上海分会刊行：《东联》，由上海中华日报刊载。东亚联盟总会广州分会刊行：《东亚联盟画报》，出版社：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华中东亚联盟青年协会刊行：《青联会讯》，出版社：华中东亚青年联盟总会。东亚联盟广州分会刊行：《东联青训班旬刊》，出版社：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广州分会青年团干部训练班。东亚联盟广州分会汕头分会刊行：《东联周报》、《东联评论》，出版社：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汕头分会。东亚联盟徐州分会刊行：《东联旬刊》，出版社：东亚联盟苏淮特区分会。

为了更好的宣传东亚联盟论以及传播石原莞尔的思想，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翻译并且发行了一些日文书籍，有《石原莞尔言论集》《世界最终战争与东亚联盟》等。还刊行了一系列中国作者的东亚联盟思想宣传的丛书，诸如张君衡的《中国民族运动与东亚联盟》、巩固的《东亚联盟理论的基础》、石燕的《中日战争与东亚联盟》、中国东亚联盟总会上海分会出版的《东亚联盟论文集》等。

三、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核心思想

汪精卫将东亚联盟思想作为和平建国的实践理想。汪精卫在投靠日本并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将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论相结合，提出了“新三民主义”，成为新政权的理论基础。“大亚洲主义是国父孙先生所提倡的，我们同志根据这种理想，对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祈其实现，最近更发展而为东亚联盟的运动，主张东亚各民族国家，在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四个基本原则之下，结成联盟，以贡献于东亚永久和平，同时即以贡献于世界之永久和平。”[4]这是中国东亚联盟成立之时，《东亚联盟》杂志为此刊发的特辑上汪精卫发表文章中收录的一段话，这段话深刻体现了汪精卫对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曲解，同时也暴露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真实面目。

以汪精卫为中心发行的《东亚联盟》月刊中，卷首同一页刊载了中国东亚联盟总会会章前言和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宣言，摘抄如下：

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宣言：人类历史最大关键之世界最后战争，将于数十年后迫来；所谓昭和维新，不外综合运用东亚诸民族之全力，以期于此决胜战争获得胜利而已。

昭和维新之方针：

一、排除欧美帝国主义之压迫，以同一范围内之诸国家，结成东亚联盟。

二、依联盟内积极与革新之建设，使实力飞跃增进，以整肃决胜战争必胜之姿态。

三、在此建设途上，基于王道，确立新时代之指导原理。

日本皇纪二千六百年二月十一日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会章前言：本会同人为谋实现孙先生之大亚洲主义，期与邻邦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助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共荣，后与东亚之共同目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5]

通过中国版《东亚联盟》月刊卷首刊载的中国东亚联盟协会编辑宗旨、中日东亚联盟协会宣言以及中日两国东亚联盟四大纲领的书写顺序对比，我们发现中国《东亚联盟》月刊对东亚联盟思想的宣传方式较日本本土刊行的《东亚联盟》更为曲折、且更具有欺骗性。首先，日本《东亚联盟》杂志中对东亚联盟四大纲领的宣传，是将政治独立放在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之后的。因为日本当局不愿意承认“满洲国”独立，不愿意放弃在“满洲国”的特权。而在中国想要宣传东亚联盟思想，最具迷惑性的条件就是政治独立，只有以政治独立这一条件为基础才有可能谈自由平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版《东亚联盟》的宣传将政治独立放在了东亚联盟四大纲领的首位，以彰显其重要性。

其次，汪精卫在中国宣传东亚联盟思想时，有意避开昭和维新、最终战争等思想和词汇，而是将大亚洲主义搬出，谈民族复兴。其宣传方式和手段更为理想化，且更具有迷惑性。最后，在中国东亚联盟总会成立并开展中国东亚联盟运动之时，汪精卫在原本东亚联盟成立的三个条件上添加了文化沟通一项，形成了东亚联盟四大纲领。汪精卫很注重青年培训和民众培训，他着重扶植文化事业，其根本目的是将东亚联盟思想潜移默化的灌输到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思想认知中。

我们看到汪精卫在中国推行东亚联盟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大亚洲主义和东亚联盟四大纲领。汪精卫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与东亚联盟思想相结合，试图混淆视听并转移民众的视线，以三民主义来解释对日和平工作的正当性，以大亚洲主义来掩盖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野心。这些欺骗性语言将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思想包装成对中国亲善友好、合作共赢的和平论调。东亚联盟四大纲领和汪精卫宣传的“大亚洲主义”指导着东亚联盟运动的顺利进行，在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开展的如火如荼之时成为其有力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

四、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东亚联盟运动的开展，对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思想方面的影响和政治方面的影响较为突出。

首先，就思想方面的影响来谈，自中日战争伊始，日本人就企图用“文化渗透”的方式侵略中国，东亚联盟运动不过是其一种外在表现而已。东亚联盟运动的思想宣传载体——《东亚联盟》月刊杂志就是石原莞尔联合汪精卫麻痹中国民众，摧毁中国人民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工具。中国《东亚联盟》月刊发行量大、发行地广并且阅读群体庞大，对中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毒害较深。中国《东亚联盟》月刊在北京、南京、广州三地，分三版发行，并且除每个城市的主经销地点以外，还以全国各大书店为代售点，这就意味着不仅东亚联盟协会的会员有机会阅读到中国《东亚联盟》月刊杂志，并且很多亲日派的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都有机会阅读。

在中国《东亚联盟》没有刊行之前，日本《东亚联盟》在日本虽然宣传范围广，但传播到中国之后由于对读者的外语以及文化层次要求较高，因此受众群体范围小，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力较小。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开展之后，随着中国《东亚联盟》月刊的刊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能接触到东亚联盟思想。并且中国版《东亚联盟》月刊杂志不仅将日本《东亚联盟》中具有代表性的日文文章翻译并发表，还运用更具有欺骗性的语言将东亚联盟思想中国化，在民众间广泛传播。为了配合东亚联盟运动的顺利开展，扩大其影响力，中国东亚联盟协会还相继刊行了一系列与东亚联盟思想相关的书籍，并且翻译出版了一部分有关石原莞尔思想的书籍。可以说中国《东亚联盟》的刊行配合了伪满时期的日本侵华思想战，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毒害不可估量。

其次，就政治方面的影响上来谈，为了进一步统治中国人民，日本政府开始控制中国政府外交、操纵中国内政、将中国的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傀儡。因此，日本政府积极开展了“汪精卫工作”。“汪兆铭工作的特征是，将确立中央政权与对日和谈两个概念统一，在这一项工作中完成。”[6]在与重庆政府谈判失败后，汪精卫成了对日和谈工作的重要人物，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拉拢和腐蚀汪精卫，以达到武力所不能达成的目标。

汪精卫在宣传东亚联盟思想时，搬出大亚洲主义思想，其实质是披着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外衣，行卖国求荣的勾当。尤其在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及东亚联盟结成条件的认识上，充分表现出汪精卫无底线亲日的无能妥协面孔。他不顾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追随日渐强大的日本，他无视孙中山先生中日友好的先决条件，最终成为日本在亚洲侵略思想的代言人，将东亚联盟论以及日本大亚洲主义搬到中国，对自己国民进行思想腐蚀，以此作为与日本交换利益的筹码，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小 结

中国东亚联盟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东亚联盟》的刊行，掀起了东亚联盟运动的又一次高潮。可以说东亚联盟思想于日本诞生后，在中国“茁壮成长”起来。在日本成立东亚联盟协会的初期，受到日本政界、军界以及文化界的大力支持，然而新体制运动之后，日本当局不承认其作为政治团体的存在，使其渐渐远离了政治舞台，再加上东条英机上台后对其进行强力的打压，其发展势头逐渐下滑。随着中国版《东亚联盟》的刊发，以及中国东亚联盟组织的壮大，使得在日本呈现颓势的东亚联盟运动再次抬头，在汪伪政权的全力配合下，东亚联盟运动在中国沦陷区快速发展，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侵害。在思想文化上腐蚀和迷惑中国民众，在政治上诱降和利用汪伪政府，以此达到在占领“满洲国”的基础之上，全面侵占和控制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目的。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东亚联盟运动也在中国销声匿迹，我们看到任何侵略思想和组织都不能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帝国主义终将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