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英译:五位一体铸牢文化求真共同体

时间：2024-07-29

李学美, 李宗政, 谭洪进

(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淄博 255000)

借助翻译让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译出中华文化负载词和意象,保留中华文化特色,真实完整地传达中华优秀文化,做到文化求真,是译者首要关注的问题和坚持的原则。

一、典籍英译的原则:文化求真

“语言和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翻译不仅要密切关注语言的差异,而且要密切关注文化的差异”[1]。因此,作为语言和文化交流桥梁的典籍英译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使命,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2]。钟书能教授提出:“不同国家文化都希望冲破国界和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只有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得到传播并认同,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实力。”[3]

求真即本原,文化求真即呈现文化本来的内涵。典籍英译需要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本真魅力,最大限度表达典籍文化内容。文化求真是典籍英译与传播的前提和根基,英译与传播是求真基础上的英译与传播,是求真的必然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4]。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差异明显。例如,汉语言简意丰,注重意合,英语则注重形合。典籍英译可以通过各种策略和方法实现语言转换,文化特色却不能改变,必须真实传达。孙致礼教授把文化求真定义为“文化传真”,即译者不能改变原著所蕴含的异国情调或者异域文化特色,文化翻译要戒归化,文化求真是典籍英译的基本原则。换言之,文化求真是从文化角度研究典籍英译,力求所选用的语言表达准确传达中华文化价值内涵与特色;反之,文化失真不仅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甚至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所以,典籍英译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翻译,是文化对外传播的基础,是促进中华典籍走向世界的保障。

二、五位一体文化求真共同体

典籍英译是复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既是汉英语言翻译,更是向英语读者传递中华几千年来的优秀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等各方面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典籍英译是跨时代的文化交流,也是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时空的跨越给典籍英译增加了难度,其中文化求真的难度胜过语言的转换。本文尝试构建“五位一体”典籍英译理念,即在典籍英译过程中,以文化价值为导向、翻译人才作基础、目标受众为驱动、新技术为动能、监督管理为保障,把“文化价值、翻译人才、受众驱动、技术赋能和监督管理”有机融为一体,构建文化求真共同体。

(一)文化价值——文化求真共同体的价值引领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其“活水源头”——典籍翻译[5]。若想真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典籍英译首要任务是译者熟谙并认同典籍之文化精髓及价值取向。因此,中华典籍英译发展应以服务讲好中国故事为要旨,要正确把握中华优秀典籍文化英译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契合点,全面深度挖掘中华优秀典籍文化的巨大价值。再者,典籍凝聚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重要思想及价值观,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典籍英译应该以中华文化价值观念为核心,深度挖掘代表中国特色的优秀典籍文化,系统翻译其对新时代国际社会和平发展、进步合作有启发借鉴价值的经典内容。***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凝练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6]。因此,典籍英译更应该遵守***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六个方面凝练,把握好中国优秀典籍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导向,真正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出去,塑造好中国国家形象。

(二) 翻译人才——文化求真共同体的基础

翻译人才包括两方面:译者及其文化素养。典籍英译早期由来华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垄断,使中国文化传播遭遇误解,致使中国形象扭曲[7]。传教士受基督教影响,翻译中华典籍文化时带上基督教意味,如“天”译为God,“圣人”译为saint;有学者把儒家的“仁”译为“Good/Goodness”,将“士”翻译为“knight”等,这种译法虽然拉近了与西方读者的距离,但是曲解了中华典籍的文化精髓[8]。但是,优秀汉学家译者熟悉目标语系统,深谙目标语读者的阅读爱好、审美情怀及市场需求,能够发挥译语优势让读者接受。相比许多本土译者,优秀汉学家译者拥有译介与传播的天然优势,系统运作,产生系统效应[9]。美国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史记》版本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生动传神,优雅可读,华译本凭借其语言艺术被称为《史记》经典译本。本土译者熟悉中华文化,汉学家熟悉目标语,二者各有千秋。据此,典籍翻译工作者不只是译员,更是文化使者,需要具备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敏感[10]。最理想的译法是中外学者译家互相合作,中国人的语言文化理解力配上外国人英语表达力[11]。

关于译者的文化意识或者文化素养,费孝通先生将其定义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 ”,知其来历,眀其发展,既不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2]。钟书能教授称之为“文化自洽”(cultural self-consistency),就是说译者对原语文化具备充足的认知和妥洽的理解,寻求文化自洽就是文化求真[13]。称谓各不相同,表意相同,这种文化素养是对原语文化洞悉自知,理解恰当,并且能够将其转换为其他语言。

王佐良称译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14]。译者的中国文化素养越高,就越能翻译出典籍文化的精髓或者核心,达到文化求真。提高学术翻译质量首先要提高译者“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15],这是译者的“软实力”,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及文化求真的程度。译者的文化素养除了包括扎实的语言基础,更重要的是熟悉并认同中国典籍的文化内涵。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中华文化典籍中名和字是分开使用的。例如《论语》中子贡现代意义上的姓名是端木赐,子贡是其字。李天辰版本的《论语》译本翻译成“Zi Gong”,出现了文化失误;吴国珍的《论语》译本将其译成“Zigong”,更好地译出中国古代名和字的区别[16]。可见,成功的典籍英译离不开熟悉汉语言文化及其百科知识。

中国典籍文化博大精深,时代久远。做好做精跨时空的典籍英译的基础:第一,翻译人才要对中国文化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做到“文化自洽”,谨防中华文化典籍英译“假朋友”陷阱[17];第二,典籍英译注意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译者语言和文化素养;第三,典籍英译可以采取中外合作翻译模式,中国译者与汉学家、国际翻译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保证典籍英译作品的文化求真性及可读性。

(三)目标受众——文化求真共同体的驱动

“受众”是指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等传播媒介的终端接收者,包括读者、观众和听众等[18]。中国典籍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读者接受”[9]。读者类型不同所需要的译本层次与种类自然也不同。目标读者的文化水平和目标直接影响翻译作品能否被接受或者畅销。从传播学的角度讲,译本的接受效果依赖于译者对受众的把握程度[19]。因此,译者的第一工作应该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教育程度、阅读需求及阅读习惯,借此选择合适的语言表达和翻译策略,针对不同受众生产不同译本,以迎合目标受众。《你好,中国》(Hello,China)围绕100个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文化词汇,许多词汇隶属于典籍文化,如孔子(Confucius)、老子(Lao Tzu)、礼(Chinese etiquette)等,制作了三种版本:电视系列片、文化短文及学习网站。三种版本满足不同的受众需要,堪称文化产品典范。

典籍英译过程中,遣词造句尽量使用英语可接受的表达方式,力争每一句翻译都得到读者正确解读,真正做到文化求真,传播中华文化。根据读者对象把翻译分为两类:学术性翻译和普及性翻译。学术性翻译偏重译文的叙述价值和文化价值,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普及性翻译侧重可读性,采取归化翻译策略[20]。针对专家学者的学术性翻译,典籍英译要极尽精确;为普及文本或者引发大众读者的兴趣,典籍英译要浅显有趣。同时,二者都必须建立在文化求真基础之上,必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及典籍英译是系统工程,需要对目标读者充分的分析及预判。了解英语语言习惯、表达风格、思维模式和理解能力,真正理解他们的需求,针对性地使用英语国际话语体系,把传播中华文化落到实处,促使中华文化传播形成双向良性循环,真正意义上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四)智能技术——文化求真共同体的动能

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依托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及深度学习技术等促使翻译更加高效,翻译技术的迭代更替不断推动翻译创新。2009年之前,翻译活动更多的是译者的个体劳动,称之为书房式翻译;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和云端翻译记忆库在翻译行业大量使用,翻译全行业已被信息改造[21]。翻译技术日趋成熟,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专业化、集成化、智能化、云端化、泛在化、平台化及生态化[22]。机器翻译技术对人工翻译的辅助作用日益增长,尤其神经机器翻译的高质量译文输出,使“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生产模式中译后编辑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大为减少[23]。毋庸置疑,翻译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翻译职业的重要特征[24]和译者的基本能力之一[25]。大数据对翻译行业进行了全方位的信息化改造,巨型语料库和海量云端翻译记忆库已经成为译者的得力助手。单纯地依靠译者和词典翻译的时代已经被深度人机互译时代所取代。采用新技术可以提升典籍英译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翻译技术的进步对翻译人才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译者需要构建大技术观和大翻译观,多种技术融合使用,人机对话及译后编辑,以保证典籍英译的质量及长足发展;译者一定要具备批判思维能力,能够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案例中去伪存真,以全局性、辩证性的眼光选择数据结果,寻求最合适的翻译样本及译文,优化翻译质量。

(五)监督管理——文化求真共同体的保障

科学、合理、规范的监督管理机制是典籍英译及文化求真的重要保障。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行为, 它应该接受社会监督[26]。监督管理目的在于提升典籍英译质量。软实力来源于硬实力,典籍英译质量是中华优秀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保障,是其价值理念得到国际社会所认同的“硬性”基础。一方面,对典籍英译严格把关,使作品经得起质量的检验,并获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与认可;另一方面,要着力打造典籍英译精品,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社会效益。

对典籍英译实施监督管理是新形势下保证翻译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也是实现文化求真的需要。对典籍英译实施监督管理是指对典籍英译过程与结果进行监察、督促、检查和处理,以保证典籍英译的高质量及文化求真。监督管理就是典籍英译的“牛鼻子”,监督管理有力与否,不仅关系到典籍英译的发展,更影响到中国国际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国家及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建立健全典籍翻译监督管理机制,制定相应的行业规范及质量标准,督促译者、翻译单位提高原语及目标语的语言和文化素质。

本文所指的监督管理包括两大层次。第一,宏观层次。典籍英译要接受国家社会的监督,保证典籍英译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同向同行,有助于建构我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致力于中国国际形象积极合理塑造,讲对讲好中国故事,竭尽全力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第二,微观层次。典籍英译要接受自己和同行的监督,符合翻译规范,满足市场和读者需求。微观层次的监督检查语言、排版等是否存在问题,文化是否表达准确。如余国藩《西游记》全译本第一卷出现排版错误,第三卷注释出现拼写错误[27]。典籍英译工作量大,难免出现这些错误,但是对受众可能会造成困惑或者会影响市场销售。所以,监督管理是典籍英译作品付梓走向市场之前的最后一步,但是不能忽略更不能省略的关键一步。2022年上半年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事件,就是监管不力的典型例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所以,国家社会及各翻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都要坚持做好典籍英译监督检查,避免功亏一篑,甚至损害国家形象。

典籍英译属于社会行为,需要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同时,译者或者翻译公司单位也要切实提高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素养,遵守职业道德及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