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冠中：现在的设计一味奉承商业

卢楚函

2015年1月15日，柳冠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柳冠中，生于1943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我国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学术带头人和理论家。

初次采访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柳冠中，是在他位于清华美院的办公室。满头银发，格子衬衫，这些结合在他身上显得十分朴实。

年逾古稀的他声音铿锵，语气激扬，聊天也似演说一般，极富说服力和煽动性。而渗透其中的忧国忧民情怀，呐喊疾呼的姿态，更如“老愤青”一般。

设计师的工作，似乎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设计怎么美，另一种是设计怎么实用。今年72岁的柳冠中，则把设计看成一种智慧。在他眼里，设计并非“谋物”，不仅仅是为了美观，不能光靠眼睛;也不能仅仅追求一时的享受，为图便利无所不用其极。“艺术的极端是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的，科技的极端则是会毁灭人类的，而设计是什么？是又要往前走，又要照顾考虑大多数人的感受。”

他提倡的是一种“从物到事”的思维，而设计师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为设计是引导人们行为的，是一种事前干预，你会不知不觉被引领到一条道路上。”柳冠中拿最具代表性的时装秀举例子，“2011年，某国际大牌在北京搞了一场时装发布会，搭建了一个价值800万的台子，装修了一个礼拜，就用了20分钟，然后拆掉了。你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去展示服装吗？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类似的假象。现在的设计师都在一味地奉承商业，似乎我们生活在多么富足的时代，随着市场狂欢，帮着商业集团构筑所谓的幸福模式，可这些其实都是商人的理念，制造出来的都是消费黑洞。青年人‘双十一’时血拼，买了多少自己都不用的东西？这是在消费吗，这是浪费。”

消费者的浪费，是设计师的职责吗？在柳冠中看来，是的。他认为设计师的职责重如千钧。“比如，一个茶杯，在企业是产品，在超市是商品，在家庭是用品，不用了是废品。它是有4个环节的，作为设计师，千万别有始无终。设计要做的，不仅是考虑产品做得漂亮、能卖出去，还要考虑产品怎么回收利用。”

因此，柳冠中的很多观点让人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提倡个人使用，而非私人占有”——把公共体系（如交通）设计好了，大家就不会再去花自己的钱（家家买车），然后制造出污染问题;“21世纪要消灭洗衣机”——如果能从材料设计上改变衣物，根本用不着洗衣机这种又费水又费电的家具;等等。乍一看，这些似乎都远远超出一个设计师应该关心的范围，而在柳冠中那里，设计恰恰是应该从“结局”入手的。

柳冠中的疾呼，以及他工业设计理念的形成，跟他的成长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自小喜欢绘画的柳冠中，中学毕业时被老师动员报考艺术类院校，“我父母不愿意，想让我考建筑系，他们觉得艺术不是正经人学的。后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招建筑装饰专业（室内设计），我父母才勉强同意我考”。

毕业后，由于出身问题，他被分到宣武区绿化队，做绿化工人。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这个行当充满了鄙夷之情，“远看逃荒近看要饭，仔细一看是绿化队的”。干了4年，吃了不少苦，但长期在基层，柳冠中了解了基层的生活，知道了老百姓的需求。

上世纪70年代，国家让“专业归队”，因为学的是室内设计，他被分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不久后又被调到一个专门做高规格建筑使用灯具的工厂。“我们调查研究出很多问题，好多设计师做灯只为了好看，结果不好安装、拆卸和维修，闹出了好多笑话。比如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吊灯两三米高，可里面都是白炽灯泡，下面一开宴会，上面的温度达到40多度，所以每次一开会得有个消防排值班，专门观察这些灯。我也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设计不光是好看，更要考虑实际问题。”

让柳冠中在设计界声名鹊起并真正开始工业设计实践的，是1977年参与并主持毛泽东纪念堂灯具设计。当时三四个月时间要解决几十个厅室里的灯，“我不可能设计几十种，只能设计一套，所以就提出一个标准化、组合化的解决方案。最终造出的这套灯，是由五六个小零件组合而成，整个屋顶可以全亮，也可以单个或好几层亮，而每一层都可以局部取下维修，所以说这在结构设计上有了很大的创新。”

后来，柳冠中的研究生论文题目就是《标准化、组合化之美》，文中提出装修不再是表面的装饰美化，而要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成为他此后工业设计理念的雏形。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工业设计还闻所未闻，德国的工业设计思想已有了很好的发展。彼得·贝伦斯等一批工业设计和理念建构大师在20世纪初就已经声名鹊起，他们有专门的工业设计学院，培养人才，引领德国设计一步步走向世界。1981年，柳冠中获得了德国的一个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赴斯图加特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进修。他也是我国工业设计专业最早出国留学深造的学者之一。

留德3年回国，柳冠中开始筹建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当时，学生上课用的石膏粉都是他跟同事蹬着三轮车运回来的，创系之初的艰难可想而知。之后，他相继提出的“事理学”“生活方式说”“共生美学观”等理论方法，在国内乃至国际设计界都产生了导向性影响，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设计理论体系。

其中，“事理学”是柳冠中设计理念的核心。他指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的水杯解释：“我设计的不是杯子，而是饮水解渴的方式，它可以是杯子，也可以是吸管，甚至可以是其它方式。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谋事，这样一想对这个物就会重新认识。”

如今日韩和欧美的设计理念，在工业设计界占据着强势地位，但在柳冠中看来，这些并不适合中国。“前年请英国设计委员会主席来中国讲座，有国内设计师提问：中国设计应该怎么做？对方反问一句：‘那不是你的事情吗？不是我的事情！’中国人习惯跟外国人走，不是不能学，你要学什么？而且是否考虑过中国的自然历史条件、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跟欧洲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只有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设计问题，靠西方是没有出路的。”

然而，如果只是简单地继承传统设计理念，柳冠中同样不认同。“现在一提传统设计，很多人就说加上什么四合院、大红灯笼之类的元素。咱们觉得四合院挺好的，但那是封建士大夫时代的，四代同堂，五世其昌，一个老爷，三房姨太太，需要一进院、二进院、三进院，要排座次，省得打架，是解决家庭问题的。我们现在能住四合院吗，有几个人能住，这个时代过去了，这一页翻过去了。可我们还拘泥在这里面。”

柳冠中说，对传统，其实靠的不是继承，而是创新。“你得创新着继承，而不是很幼稚地照搬、模仿。咱们之前也有鲁班、也有《天工开物》，这些都扔掉了，却把传统的表面东西都拿来了。”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设计应该怎样，他用日常见到的豆浆机举例：“国内的豆浆机都是按照外国人的原理来做的，类似于打碎咖啡豆之后冲泡的咖啡机原理，做出来的豆浆都是粉粒。但中国传统的豆浆是研磨的，磨出的是纤维状，所以才香。中国式的设计，应该是先搞清豆浆生产的原理，其次制定标准，泡多少豆子、加多少水，最后磨多细，只有建立一个标准才有可能推向世界。因此设计不只是表面功夫，设计的根本是要解决生活的问题和需求。”

“好的设计，永远不做表面的东西，而是要沉淀下来。”他对自己去芬兰设计博物馆的经历印象极为深刻：“你能在一个陈列里看到上世纪30年代小学生书包里放的是什么，40年代士兵的背包里放什么，50年代家庭妇女的抽屉里放什么……这些被保存下来的，才是设计沉淀住的。继承传统靠的就是这种沉淀，而不是炫、不是作秀，而我们现在是把设计当成作秀。”

柳冠中现在的工作重心，一是着手建立中国工业设计的基础数据统计，另一项是推动工业设计教师培训工作。这两项工作共同的着眼点，都来自柳冠中对中国工业设计前途的担忧：国内企业大都在做模仿和翻新，都是表面化的东西。虽然现在国家也从宏观上认识到了要创新，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从根本措施上并未完全跟上。“当下在设计领域取得的成就不过是浪花，被阳光一照就有彩虹，很美。但很快就落下来，转瞬就没了，整个海平面的高度才是一个国家最关键的实力体现。”

在柳冠中看来，基础的培养在于教育，而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过于呆板僵化，培养的只是打工仔，而非真正的设计者。他常举一个例子：“1995年，我所在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计划并到清华。谈合作时汽车系老师骄傲地说，清华毕业的汽车系学生，有多少到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里面任职，有多少到了高级职位上。他讲完了，我说你67年历史的清华汽车系，为什么就没有给中国造出国产名车来？清华反而变成了留美学生部，都给别人打工去了！”

柳冠中的担心不止于工业设计领域，也有对当下中国发展方式的思考。“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生产总值是靠什么换来的，每一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耗费的能源是日本的11.7倍，是法国、德国的7倍多，看到这个，你还高兴得起来？”“现在的商业环境是引导你奢侈，引导你浪费，可你们消费了，后代呢？你再怎么绿化，墙上种上草，房顶上种上树，能绿化出老虎来？没有啦！”

采访完，送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离开时，柳冠中边走边讲解清华美院办公楼的格局，说之前整个系的办公室是在一起的，而现在这个新楼，大家的办公室都离得很远，老师们很长时间见不到一面，“其实这就是设计，可能你最初只是想让大家安静地做自己的设计，可一旦化为实物，其他的效果也慢慢体现出来：人情味没了。所以，设计影响着现在，更决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