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基于Becker 时间配置模型

张 颖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 引言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但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这一重大课题。 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5%。 可以看到，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未来将持续性地面临人口发展压力，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人口出现聚集流动现象，大多向沿海地区、东部地区这些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影响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现代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照护压力不断增加。 要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重点就是要关注“一老一小”这两大群体，发展好社会主义民生事业，以尽可能地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增进人民福祉。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以及机制之成熟对保障老年人口的幸福生活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理论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日益完善能够很好地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然而纵观全球，在一些养老保险制度成熟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劳动力供给伴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而愈发减少[1]。 因此，本文试图探讨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劳动力供给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近年来，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和劳动力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可能鼓励劳动者提前退休、减少劳动力供给，拿到了养老金，妇女会减少工作而增加家庭生产，男性也会减少劳动力供应[2]。Fedor Iskhakov 利用生命周期模型来评估养老金制度和所得税政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也发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3]。 当然，这一现象也存在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在印度，Neeraj Kaushal 发现，公共养老金对接受初等或低等教育的老年男子劳动力供给有轻微的负面影响[4]；在巴西，Bernardo Lanza Queiroz 利用 Lee-Carter 模型预测未来的劳动力参与率，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率稳步下降，孕育年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不断提高[5]。 而在我国，Shu 发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获得养老金福利可以大大增加退休的可能性，减少女性的工作时间[6]。 相较于个体分析，Rafael Lalive 从家庭视角出发，调查养老金资格如何影响夫妻双方的劳动力供应，发现当双方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时，他们都会减少劳动力供给[7]。

可以看到，已经有许多学者都发现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断完善紧密相关，但在究其原因上并未取得一致结论。 我国学者张笑丽结合OECD 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出，养老保险制度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主要考虑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养老金财富以及退休年龄的设置这三个方面。其中，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越高，人们越容易减少劳动供给，而选择提前退休，养老金财富又直接影响隐性税率，退休年龄的设置会通过影响养老金财富水平和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对老年人的劳动力供给行为产生影响，是养老保险制度影响老年人劳动力供给行为的间接变量[8]。 石佳弋认为，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劳动者总是在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根据外部经济条件的逐步变化来调整劳动供给，养老保险制度以及相关变量就成为劳动者供给劳动力的预算和约束条件[9]。 而Crawford 和Lilien 研究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对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取决于信贷市场是否完备、精算保险是否公平以及个体能否准确预期自己的寿命，因此基本养老保险对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可能因时因地而异[10]。

总体而言，基本养老保险对劳动力供给存在着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着两方面的影响。 养老保险缴费会促使人们增加劳动时间，而养老待遇也可能产生“福利依赖”，使人们减少劳动力供给。 Dorrit Pose 利用1993 年的数据重新审视了南非社会养老金对劳动年龄成年人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发现非洲农村妇女倾向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而获得水平更高的养老金[11]。 Kitao 构建了世代交叠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美国社会保障改革对劳动跨期替代弹性的影响，发现改革导致了一个显著的劳动供给分配效应，个人反而会将工作时间更多地从年轻时期转移到退休之前的老年时期[12]。

在国外，学者们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从国家深入到家庭、个体，研究内容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延伸到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而当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发展阶段，国内的研究主要还是聚焦于制度本身，研究内容还是停留于分析筹资结构、财务的可持续性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对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分析较少。 因此，本文将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供给效应如何，以及不同群体是否存在不同的表现。

三、 模型与数据

本文主要基于Becker 的时间配置模型，在该模型中，个体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消费者，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追求一生效用的最大化，以实现个体效应最大化U＝U(Y1，Y2，…，Yi)为最终目的，其中Yi代表对商品i的消费。 但这样的抉择会受到个体收入的约束，个体收入既包括劳动收入W，又包括其他非劳动收入O，即Y1＋Y2＋Y3＋…＋Yi＝W＋O。 与此同时，个体决策也会受到时间约束，个体的全部时间T包括劳动时间Tw以及闲暇Te，即T＝Tw＋Te。 由此可以提出两方面的猜想:①参保后，未来的预期养老金可能会促使劳动者减少劳动时间Tw，产生收入效应；②养老金缴费需求也可能会激励人们在年轻时抓紧时间工作，增加劳动时间Tw，产生替代效应。 而最终，参保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则是取决于这两者的大小。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2016 年的全国调查数据，覆盖了中国29 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 经过数据的清洗筛选最终获得样本数据情况如下表1 所示，共有5931 个样本符合条件。 就样本个体而言，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年龄覆盖18 ～69 周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45 小时左右，平均每月工作24 天，最多每周工作高达144 小时，平均年工资性收入在22250 元左右，样本的健康状况较为良好。

表1 变量的统计描述

四、 实证分析

(一)OLS 初步估计

首先进行初步的OLS 估计，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不同变量控制情况下参保与否对个体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本文构建3 个OLS 回归模型如表2 所示。在模型(1)中并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发现参保与否并不会显著影响劳动供给时间，即参保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可能相互抵消。 在模型(2)中加入个体控制变量，发现参保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了较强的负向作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会使得个体的劳动供给时间减少将近2 小时，已婚样本也比未婚样本多出将近2 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每上升一级，每周的劳动供给时间减少约2小时；年龄每增加1 岁，每周劳动时间减少0.3 小时左右。 当然，个体的收入状况也对劳动时间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模型(3)考虑地区效应的结果依旧类似。 这一结果初步表明，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可能会对劳动供给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表2 OLS 估计

(二)PSM 倾向得分匹配

考虑到参保与否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从图1 可以看到，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匹配后再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与之前的OLS 结果类似，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会使得个体显著减少劳动供给时间。 与此同时，个体的劳动供给时间还受到受教育水平、年龄和个体收入的影响。 在模型(1)中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使得个体收入减少将近4 个小时；模型(2)中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后依旧发现，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减少个体劳动时间约3.5 个小时，而且受教育水平每上升一级，劳动供给时间减少2 个小时；模型(3)加入省份变量后结果仍未改变。 整体而言，在进行个体特征的匹配后，更加证实了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使得个体显著减少自身劳动供给，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效应显著，个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拥有了未来可获得的、稳定的收入预期，可能会减少工作时期的劳动供给。

表3 匹配后回归结果

图1 匹配前后标准误变化

(三)异质性分析

为了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继续通过年龄分组、性别分组以及收入分组这几种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也作为稳健性检验过程。

1. 年龄分组

本文将年龄分为 18～44 岁青年组、45 ～60 岁中年组这两组，如表4 所示，分别考察参保与否对他们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青年组估计结果与之前总体估计结果相似，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会减少青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约5 ～6 个小时。 而且，从个体特征变量中也可以发现，青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与教育程度、年龄以及个体收入息息相关。 其中，受教育水平与劳动供给时间呈显著负相关，受教育水平每提升一级，劳动供给时间反而减少约2 小时。

表4 年龄分组分析结果

续表

但是，对中年人而言，参保与否不会对劳动供给时间有何显著的负面影响，与之前的总体估计和青年组估计相比，中年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表现较为均衡，并没有受到较多的个体特征变量的显著影响。但个体的劳动供给时间与受教育水平和个体健康状况息息相关，受教育水平每上升一级，劳动供给时间减少1～2 小时。

2. 收入分组

此外，本文还对不同收入水平进行分组估计，分为年收入5 万以下低收入组、5 万～10 万中等收入组以及10 万以上高收入组这三组分别估计。 在这三组中，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会显著减少个体的劳动供给时间(表5)。 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还受到受教育水平、年龄以及个体收入的影响。 在低收入组，个体的劳动供给时间与其教育水平显著负相关，受教育水平每上升一级，个体每月劳动供给时间减少将近1 ～2 小时，而且年龄增长的劳动力负效用显著，每增加一岁，劳动供给时间减少0.2 小时；而中等收入个体每增长一岁，每周劳动供给时间减少0.5 小时，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级，每周劳动供给时间减少3 小时左右。但是，在表6 中可以看到，对高收入人群来说，参保与否并不会对他们的劳动供给时间有何显著影响，他们的劳动供给时间还受到个体受教育水平、年龄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表5 中低收入组分析结果

续表

表6 高收入组分析结果

3. 性别分组

最后，本文进行性别分组分析，结果如表7 所示，发现参保情况对个体劳动供给时间有显著负面影响，甚至女性的劳动负效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女性传统的“家庭照护责任[13]”有关。 祖母效应和家庭生产理论认为，女性职工退休后很可能会回归家庭生产，投入到家务劳动抑或是帮子女照看下一代[14]。 可以看到，在男性样本中，参保情况对男性劳动供给的影响较为微弱，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负效用显著，受教育水平也与劳动供给呈现显著负相关；而在女性样本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劳动负效用十分显著，而女性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级，个体劳动供给时间也会减少2 个小时左右。

表7 性别分组分析结果

五、 结论

本文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融入Becker 时间配置模型之中，试图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这一大型微观数据库来考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供给效应。 总体上，对城镇职工而言，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会使得个体显著减少自身的劳动供给时间。 个体劳动供给时间还受到其年龄、性别、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收入阶层所产生的劳动供给效应也有明显差异。 一般而言年龄越大、收入越高，个体的劳动供给时间越趋于稳定。 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供给负效用更为显著。

这一发现对未来如何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相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我国始终关注于制度本身的设计、运行与监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提高替代率，以满足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诉求，但却并没有重视制度发展应与整个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协调，使得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的同时人口红利反而下降。 在经济发展新时期，我国更应该寻求与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发展，这对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提升人们的普遍福祉、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