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有两条路：作为表现主体的许广平

［日］濱田麻矢 高尚译

文豪之妻

女子教育是如何改变少女们的生活方式的呢？ 日本文艺评论家斋藤美奈子曾经道破，日本摩登女性近代以后的职业与情感之路不外是“当个总经理，或者当个总经理夫人”。①斎藤美奈子：『（ⅴⅲ）ダas（Ⅰ）ーFI論：女の子にtt出世の道fu二xiiifftf』，マ（Ⅰ）ジasハウス，2000 年版。也就是说，女子的成功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成功，另一种是帮自己的丈夫成功。 在这里，我们来试着追寻鲁迅的非正式妻子——许广平（1898—1968）的踪迹。许广平支持着鲁迅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持续努力地为他营造稳定的写作环境。 鲁迅赠给她的诗句“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②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广平》，创作于1934 年。 参照文本引自鲁迅：《鲁迅全集》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22 页。，作为感谢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的佳句而为人熟知。 然而， 对于从小就一贯抱有求知欲望和反叛精神，并且一直努力为教育界做出贡献的许广平来说，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为鲁迅的助手一事，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她所走过的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五四时期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梦想拥有工作并走向社会的中国少女们。 这些少女们对自由恋爱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 当与所爱之人的浪漫关系得到实现时， 她们的冒险＝自我成长也完成了吗？

许广平自身的著作也离不开鲁迅。 虽然这无疑是了解“凡人鲁迅”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她的著作不仅揭示了真实的鲁迅的风采，也揭示了作为“丈夫的助手／妻子”以外的许广平的形象③“作为表现者的许广平”这一主题，受到了以下两篇文章的启发。 驹木泉：「魯迅との結婚におけtf許広平の決断——親友常瑞麟宛書簡の意味XIIItfもの」，『女性史学』第10 号，2000 年版，第16—27 页。 驹木泉：「もう一人の許広平——魯迅との結婚生活にttftf」，『季刊中国』第67 号，2001 年版，第64—72 页。。

邂逅之前

1898 年， 许广平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官吏家庭。④关于许广平传记的内容，参考了以下资料：许广平的《我的小学时代》（《上海妇女》第3 卷第11 期，1939 年11 月25 日）。 本书所用文本来自于《许广平文集》第1 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陈漱渝的《许广平的一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在她幼年的时候，虽然被父亲告知“女子不必学习官话”， 但她还是想方设法在私塾学习了官话。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能体现其反叛精神的逸闻，比如因拒绝缠足而被母亲疏远，再如她单方面解除了父亲决定的婚约等。 像当时的进步少女们一样， 她也为了寻求深造的机会而北上求学。1918 年，她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第二年就发生了五四运动。 “直隶第一女师”是培养了邓颖超等杰出女性的知名院校。 五四运动后，邓颖超等人立即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①鲁开荣：《五四时期的天津妇女运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年版，第131 页。。 许广平也加入了这个团体，并参加了抵制日货等运动。

然而，这里想要关注的并不是她参与学生运动的经历，而是她对师范学校怀有的不满。 她抱怨说，虽然国文学教师在教学中涉及了胡适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革新性文本，但是却不仅不愿公正地评价其内容，还仍然要求学生用文言来写作文②许广平：《像捣乱，不是学习》。 初次发表信息不明。 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1 卷。。 在无法为学生提供独立的新式教育这一方面，北方的师范学校与她家乡广东的私塾并无两样。 除此之外，她还对只知道“坐在火炉周围谈天说笑，吃花生米，烤山芋，或者在烤馒头，年糕”的同学们感到不满。

虽然许广平所追求的是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知识，但是她的大部分同学似乎对这些知识不感兴趣并忙着闲谈，“就是毕了业的， 倘不出嫁，也多关在家里，能够让她出去教书，已经是极不多见的。 因此每年毕业快到的时候，许多毕业生都是压抑超过欢愉”③景宋：《记五四时代天津的几个女性》，《人世间》复刊第3 期，1947 年5 月。。 自己所学的东西竟然不过是新娘修行的一部分， 并没有在社会上应用的机会。 因此，那些不满足于这样的“新娘修行”并希望开辟其他生活方式的学生，通过坚固的友谊而联系在一起。 庐隐在《海滨故人》（1923）中写道，女主人公们与“其他醉生梦死和没有抱负的同学们”之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④庐隐：《海滨故人》，《小说月报》第14 卷第10 号，1923 年10 月。 参照文本引自《庐隐全集》第1 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第352 页。正像庐隐所描绘的那样，许广平也是一位“高觉悟”的女学生。

然而，无论她们的觉悟有多高，都不能保证离开学校后（在社会上）能有一席之地。 一旦毕业，她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与学生时代的理想相去甚远的现实生活中。 与庐隐同时代的女作家冯沅君在小说《隔绝》⑤淦女士：《隔绝》，《创造季刊》第2 卷第2 期，1924 年2 月。（1924）中，讲述了歌颂寄宿学校生活的女主人公，突然被迫结婚并被软禁在父母家中的故事。 内容由她在决定自杀后竭力为爱人所写的信而构成。 这个例子也印证了少女们离开学校后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父母的意愿结婚并成为“回归家庭的木兰”的现实。 顺便一提，庐隐、冯沅君和许广平都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即使在处于女子教育巅峰的学校学习，她们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压抑。

如果努力学习（的女性）的唯一出路是进入家庭，人们自然会想到“女子学校的目的为何”这一问题。 在天津时代的许广平看来，因为自己怀着成为有用之人才并为社会做贡献的理想，所以学校不应该只是一个推迟婚姻生活的场所。 1918年，刚刚入学的许广平用文言文坚决地宣布了对实学的志向：“今之学校也不然，广设科学，造就人才。 异日学成，非仅为仕而已也，非只吟笺弄墨而已也，将使之改良家族焉，改良社会焉，改良国家焉。 ”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4 期，1917 年12 月。 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1 卷。在这之后，许广平的一贯目标就是学习新颖的、灵活的学问并通过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 不满足于初级师范课程的许广平，为了获得更深层次的学习机会而进入到当时中国最好的女子教育机构——女高师学习。 正是在这里，她邂逅了作为老师的鲁迅。

学生？ 助手？ 妻子？

1924 年5 月， 也就是许广平入学的第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 五四运动的余波持续到了这年秋天，受到当时段祺瑞政府暗中支持的校长杨荫榆开除了参与民主化运动的学生，这引发了大学高层和学生之间的激烈斗争。 杨荫榆让军事警察介入，并对包括许广平在内的六名学生自治会的干部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 学生们一方面要求杨荫榆下台，另一方面也向以鲁迅为首的民主派教授们请愿，希望他们继续授课。 鲁迅和同事们作出了回应，发表了一份谴责杨荫榆和支持学生的联合声明。 杨荫榆方面宣布解散大学预科，段祺瑞内阁决定封锁女师大并另外再建一所国立女子大学，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宣布免除鲁迅的职务。 然而由于顽强的抵抗，女师大于1925 年冬天得以复活，政府也在1926 年撤销了对鲁迅的免职处分。

以上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女师大事件”的经过。 在这场动乱的漩涡中，许广平经常给作为老师的鲁迅写信， 也正是因为通信的契机，她与已婚的鲁迅之间产生了爱情。 关于这个过程，已经有许多以二人的通信集《两地书》①鲁迅、许广平：《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 年版。为主要对象的先行研究②如陈漱渝的《许广平的一生》、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等。。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许广平作为渴望知识的新女性爱上已婚的鲁迅这一事就称得上“新女性的新事业”。 对于迟迟不敢确立恋爱关系的鲁迅，许广平在信中写道他们自己有相爱的权利。 然而这封信读起来与其说是爱的宣言，不如说是对旧文人的挑衅或煽动：

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 实不啻旧社会留你的遗产。（中略）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力，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③鲁迅、许广平：《鲁迅景宋通信集 〈两地书〉的原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41-242 页。本文所引用的通信序号来自于原书。 此处源于第92 号书信，许广平致鲁迅，1926 年11 月22 日。

鲁迅为之牺牲的“一个人”指的不外是在母亲的安排下所娶的正妻朱安。 许广平否定了鲁迅的无爱婚姻，并说“（相爱的）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这与她尊重实学、希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学生时代的目标直接相关。 她的话语中没有任何含混之处，并主张他们二人之间浪漫爱情的障碍“不过是旧社会赋予的遗产”，因此，应该坚决抛弃。 相比之下，鲁迅的态度就比较暧昧了：后来思想改变了， 而仍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④同上，第250 页。 第95 号书信，鲁迅致许广平，1926 年11 月28 日。

鲁迅所担心的“地位”和“工作”，当然是他的“社会性事业”。 他唯一的恋爱小说《伤逝》创作于1925 年10 月，也就是在写这封信的前一年。 但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涓生和子君那样的“启蒙青年和被启蒙的少女”的模式。许广平早已内化了“我是我自己的”这一自我决定。除此之外，她不仅尖锐地指出鲁迅应该实践他自己所宣扬的恋爱理想⑤鲁迅：《随感录 四十》，《新青年》 第6 卷第1 号，1919 年1 月15 日。 此处参考 《热风》，《鲁迅全集》 第1 卷，第337-339 页，“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还迫使因害怕失去社会地位而犹豫不决的鲁迅选择爱情。 最后，鲁迅回答说：“我可以爱”⑥鲁迅、许广平：《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第315 页。 第124 号书信，鲁迅致许广平，1927 年1 月11日。，随之确认了二人之间的恋爱关系。 如果这是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在浪漫的爱情得以实现之后，现实生活仍在继续。 二人的恋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许广平的自我成长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二人的通信集《两地书》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集收录了学生许广平与老师鲁迅在北京市内的通信（1925 年3 月至7 月），第二集收录了二人的爱情得到确认并各自南下之后，成为厦门大学教授的鲁迅与成为广州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的许广平之间的通信（1926 年9 月至次年1 月），第三集收录了二人开启婚姻生活之后，回到北京家中的鲁迅与留守在上海家中的许广平之间的通信（1929 年5 月至6 月）。 1933 年《两地书》出版时，鲁迅全面地修改了书信的内容。

在50 年后的1984 年，根据许广平的遗嘱，在信件实物基础上重新排版的 《鲁迅景宋通信集》（以下简称《原信》）出版，揭示了原始信件与《两地书》之间显著的差异①参考王得后著作。。 接下来，依照《原信》，来探讨一下许广平是如何协调自由恋爱与社会贡献这一目标之间的关系的。

1926 年，跟鲁迅同时南下的许广平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训育主任， 并在那里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由于政治斗争她不得不辞职，但她仍然有着重新教书的愿望。 当许广平辞去广州女师的职务时， 邓颖超正打算推荐她到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任教， 甚至也有聘请她担任汕头女子中学校长的想法②参考陈漱渝著作。。 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经常写道“我想找工作，我在试着找工作”等话语。 以下来举几个例子：

此学潮一日不完，我自然硬干不去，但一完了，我立即走，此时如汕头还请我去，即往汕。否则另觅事做。（书信第79 号，1926 年11月7 日）

你如定在广州，我也愿在广州觅事，如在厦，我则愿到汕，最好你有定规，我也着手进行。 （书信第86 号，1926 年11 月15 日）

我是深深的希望只教几点钟书， 每月得几十元代价，再自己有几小时做愿意做的事，就算幸福了。 （书信第115 号，1926 年12 月27 日）

对此，鲁迅的反应如何呢？

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 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据《两地书》此处指H.M）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书信第95 号，1926 年11 月28 日）

你既然不宜于“五光十色”之事，教几点钟书如何呢？ （中略）你不如此后可别有教书之处（国文之类），有则可以教几点钟，不必多，每日匀出三四点钟来看书，也算预备，也算自己玩玩，就好了；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书信第98 号，1926 年12 月2 日）

尽管鲁迅认可许广平希望继续工作的想法，但他使用了“不必多”“也算自己玩玩” “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的说法，由此看来，他似乎认为许广平留在自己身边更重要。 成为中山大学助理（不负责教学）的许广平，最终还是离开了教师岗位。

在同一屋檐下的生活开始之时， 许广平是如何思考自己的社会参与的， 这一问题便不得而知了。《两地书》第二集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27 年1 月17 日， 此后二人搬到广州开启了同居生活，自然就不再互寄信件， 而当时的许广平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文章。 广州的政治局势亦是风雨飘摇。 特别是在1927 年的“四一二事件”发生、对共产党的大规模围剿开始之后， 可以想见二人光是应对眼前的危机就已经精疲力尽了。

在当时许广平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之一《送学昭再赴法国》中，可以看到以下回忆：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区区不学无术，既未敢挤进“女作家”之林，更无名人徽号。（中略）虽然，我有感想，我有意思，我愿写了出来，给喜欢与不喜欢看的人得一点好感与反感，给这个如海的社会投一粒小砂石， 这个砂石投进去会起小小的一点水波展成圆圆的波纹。无论这粒砂石会引起水波的混浊与否， 总是在那里动， 这就是动的社会中的动物的表现——自然另外也还有别的表现法。③景宋：《送学昭再赴法国》，《语丝》第4 卷第52 期，1929 年1 月，第31-35 页。

此时， 距离鲁迅和许广平搬到上海已经过去了一年零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许广平继续努力着试图获得一份教职， 但都由于鲁迅的反对而没有实现④许广平：《我又一次当学生》，初次发表信息不明。 《许广平文集》第2 卷，第270-275 页。。 在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广平在忙于做鲁迅助手的同时， 也想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一些表现活动。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她感到迫切需要来自社会的回应。

然而，许广平渐渐走上了成为“无名之辈”的道路。在创作了这篇散文的四个月后，她写了一系列被收录在《两地书》第三集中的给鲁迅的信。 在这些信中出现的许广平已经怀孕五个月， 并且变身为一位“贤妻”，这与第一集和第二集中的形象完全不同。 翻译《两地书》的中岛长文对许广平婚后写的信做出了以下叙述：

（以虚心坦然的态度重读《两地书》，最有趣的是）许广平从第一、二集到第三集之间发生的可谓之鲜明的转变。她完全变成了一个家庭式的人物，以至于会令人觉得之前她对社会的关心已经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爱嚼舌根的俗人的浅薄认知里，许广平只是因为怀孕就变成贤妻良母是不可思议的，但其中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中国）二人一旦结婚，爱情就会得到公认，因此以文学的方式表达爱情也变为可能。……这大概就是许广平成为家庭式的人物的原因，即她能够在不必顾忌旁人眼光的情况下尽情地表达对鲁迅的感情。①中岛长文：《『両地書』PH訳して》，《鲁迅全集》第13 卷附录第7 号，1985 年版。

尽管中岛用戏谑的方式分析了许广平的转变，但二人的“婚姻”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 “公认”的。 正如王得后（1982）和驹木泉（2000）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他们开始同居之后，鲁迅仍然对外称许广平为“密斯许”“学生”和“帮助自己的人”。 即便亲眼见到二人住在一个屋檐下，许多人也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浪漫关系”。 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出生之前，连与鲁迅交际甚密的林语堂都从未想过二人竟是恋人②郁达夫：《回忆鲁迅》，香港《星岛周刊》第1 期，1938 年版。 及上海《宇宙风乙刊》创刊号、第9 期、第11 期、第12期，1939 年3-8 月连载。 参照文本引自《郁达夫全集》第4 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第213-237 页。。 更重要的是，改变到“如此地步”的只有许广平吗？ 如果说二人的关系在同居后发生了变化， 那么不仅仅是许广平，鲁迅的态度也应该发生了变化。

在这里，可以试着解读许广平初次向他人倾诉自己爱情的信件。 这是1929 年5 月13 日寄给她天津时的同学、并在北京也有过交流的常瑞麟（1900—1984）的信件③鲁迅、许广平：《鲁迅景宋通信集 〈两地书〉的原信》，第319-322 页。 第126 号书信，许广平致鲁迅附件。 驹木（2000）详细分析了这封信的背景。。 常瑞麟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学医，而许广平是节假日时总会去常家游玩的好朋友。 当鲁迅的“正妻”朱安在北京去世时，常瑞麟代替身处上海的许广平处理朱安的后事④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 年版，第103 页。， 这说明许广平对她有着非同一般的信任。 尽管如此，许广平直到怀孕的第五个月还在对最好的朋友隐瞒自己与鲁迅的关系。

在信的开头，她写道：“其实老友面前，本无讳言，而所以含糊至今者，一则恐老友不谅，加以痛责，再则为立足社会，为别人打算，不得不暂为忍默。”在结尾还写道：“我之此事，并未正式宣布，家庭此时亦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谅责由人，我行我素。 ……无论如何，我俱不见怪。 ”她强调没有告诉任何人与鲁迅的关系，更不用说“公认”了。

鉴于鲁迅先前的暧昧说法，如果他们没有生下孩子，那么许广平可能永远不会被“公认”为鲁迅的妻子。一个女性要与一个已婚男性开始不被祝福的同居生活，应该需要很大的决心。当然，支撑这一决心的一定是爱。 换句话说，为了使事实上的婚姻正当化，必须去强调真正的“爱情”。 这时候的许广平，除了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之外，并没有其他事业。

在同一封信中，她有些暧昧地写道：“直至到沪以来，他著书，我校对，北新校对，即帮他所作，其实也等于私人助手，以此收入，足够零用。 ”作为鲁迅的“非正式妻子”或“私人助理”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妻子”不向任何人公开身份和作为“助理”不领取报酬的生活。 许广平对此感到满足， 或者至少是假装自己无比幸福的行为，正如中岛所指出的那样，与第一集和第二集中的她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许广平自己是如何看待与先前的理想之间的差距呢？

当然，即使没有报酬，作为鲁迅助手的自豪感也给予了她支持，“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中略）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二十年，这也许是到了现在想起来，千万分自愧中稍可聊自慰藉的了”⑤许广平：《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学习》1941 年10 月号。 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2 卷，第184-190 页。。

“私人助理”的工作并不限于校对等实务，还包括照顾鲁迅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关于鲁迅所青睐的年轻作家萧红（1911-1942）经常来到自家拜访这件事，许广平如下写道：

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 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 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①许广平：《追忆萧红》，《文艺复兴》第1 卷第6 期，1946 年7 月1 日。 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1 卷，189 页。

萧红的回忆呈现出了许广平因为鲁迅尽心服务而流露出的疲惫模样，“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②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萧红全集》第2 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50 页。。 与此相比，许广平的回忆中却看不到类似的关于萧红的生动描写。 对于许广平来说，萧红不过是“鲁迅的学生”，而似乎并不是自己的朋友。

作为妻子的许广平也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我偶然双手放在他的肩上，打算劝他休息一下，那晓得他笔是放下了，却满脸的不高兴。 我那时是很孩子气，满心好意，遇到这么一来，真像在北方极暖的温室骤然走到冰天雪地一样，感觉到气也透不过来地难过。 ”③许广平：《鲁迅先生与家庭》，《上海妇女》第3 卷第9 期，1939 年10 月20 日。 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82-85 页。

她还对脾气急躁、沉默寡言的鲁迅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④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中苏文化》1939 年10 月。 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2 卷，第86-95 页。

妻子、助手、学生，不是哪一个侧面才是真实的问题，而是这些都是许广平本人无疑。 她最后选择的道路是彻底地做一个“无名之辈”，通过协助鲁迅的工作来履行她对社会的责任。 然而，这并不代表没有任何内心的纠葛。

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 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再三设法，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 他说：“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让我想想再说。”这样子事情就搁起来了。遇到另外的机会，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⑤纳粹所提倡的理想女性是多产而献身的主妇。 1934 年，于纽伦堡召开的女性会议上希特拉演说如下：“（女性的世界比男性的小，因为）对女性来说，世界就是丈夫、家族、孩子、家庭。 如果没人担负这小世界，大世界怎能维持下去？ ”参考桑原ヒサ子：「ナチ女性の社会活動におけtf戦略としての母性——ナチ?イ（Ⅷ）オロ（Ⅱ）ーと女性の地位向上のttざ（xi）で」，『敬和学園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年報』第9 期，2011 年5 月，第37 页。，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 （中略）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 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 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 以上是我以前的生活，恐怕像我一样的人一定不少。⑥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鲁迅风》第10 号，1939 年3 月22 日。 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110 页。

许广平“完全成为家庭式的人物”，并不是由于她一个人的决定。 在她写下上述文字的第二年，还有如下的叙述：

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 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 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⑦许广平：《〈鲁迅年谱〉的经过》，《宇宙风》乙刊，1940 年9 月16 日。 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2 卷，第373-387 页。

然而当初的“完全独立，相亲相敬，互相信任，以爱情为基础而共同生活的夫妇”这一理想，最终却没有实现。 十年前，鲁迅曾在女高师的演讲中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中略）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①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芸会刊》1924 年第6 期。修正版于1924 年8 月1 日刊载《妇女杂志》第10 卷第8 号，后收录于《坟》，（未名社，1927 年版）、《鲁迅全集》第1 卷，第165-173 页。鼓励女学生们在经济上获得独立。 即使是鲁迅， 也不得不对他那渴望外出工作的妻子——女高师的毕业生——说：“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 ”作为一个受鲁迅启蒙比任何人都多的学生，许广平不可能没注意到恩师鲁迅的话与丈夫鲁迅的话之间的矛盾。

“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的确是她自己所决定的。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使她做出这种决定的“爱”是由在北京时的许广平摆在鲁迅面前的“爱” （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而转变的，并且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转变。 许广平也嘲笑自己已经成为希特拉式的贤妻，她的“成长小说”是通过浪漫爱情的实现来完成的，至少世人是这样认为的。

“浮出历史地表”

许广平写道：“寻求活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离开书本，去请教鲁迅先生了，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 一个女人，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的解决，没法放开脚走一步的。 ”②前述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鲁迅风》第10 号，1939 年3 月22 日。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1 卷，第110 页。受教育之后为社会做贡献的少女时代的理想，以及留在鲁迅身边也确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判断，都无疑是许广平的心声。 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作证说，留在家庭里是许广平自己的决定，没有必要认为她是鲁迅的牺牲品③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190 页。。 当然也只能说这是事实。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鲁迅的证言几乎都是在他去世后才写成的。 无论是鲁迅幽默的一面， 还是他反对妻子工作的保守的一面，抑或是许广平本人是如何为鲁迅的工作而殚精竭虑，在他生前都没有被提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正是因为有鲁迅这样影响巨大的存在，许广平才过着无法表达自己的婚姻生活。 可以说，鲁迅的早逝让许广平的故事“浮出历史地表”④参考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英国出版的一本关于《两地书》的研究书，在详细对比了《原信》和《两地书》之后，证实了许广平的许多政治意见被删除，而鲁迅的观点则被增加，结论如下⑤McDougall， Bonnie.“Political Opinions， Observations， and Activities”，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Oxford： Oxford Press， 2002， pp.171-175.：

（公开出版的《两地书》经过了鲁迅的）编辑和润色，其实在当初通信时，她对政党及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多方面超过了鲁迅，她一直以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家。 （中略） 尽管已经无法论证从20 世纪20 年代后半到30 年代她对鲁迅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直接影响，但很明显的是，鲁迅无论如何都拒绝让许广平外出工作。⑥Ibid.， p207.

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怀着好学之心而不断升学， 并且果敢地实践了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这些为理想而燃烧的女性们选择的恋爱对象往往是值得她们尊敬的知识分子。 在断然拒绝了父母决定的婚姻，克服了重重阻碍与所爱之人结成夫妻之后， 在她们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听到这些被家庭所吞噬的女性的声音并不容易。许广平的时而摇摆不定的叙述，是浪漫爱情得到实现后的女学生的宝贵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