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社会，更不能忘记人

一

《社会·历史·文学》论文集，是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核心骨干成员的第一部自选文集，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的阶段性成果。为了避免和“读书会”其他出版成果重复，编入这部文集的论文主要是 “读书会”骨干成员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７年这5年间发表的研究成果，内容方面则更偏重聚焦文学的研究。编入本书时大部分作者对所收论文的部分内容作了精心修改。

二

关于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要求，由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成员集体参与，读书会召集人何浩主笔，于２０２０年初夏定稿的《努力扎根于经验的沃野——记“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一文，有扼要的介绍。这里，我只就——为什么我们这批文学研究者会发起成立以历史为主要研读内容的读书会——这一很多朋友都爱问的问题，作些补充说明，然后再对被很多学界朋友视为“读书会”文学研究的标签、并且已经有了不少讨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些补充说明。希望这些补充说明能给大家读这本论文集，添些理解的背景。

为什么发起成立“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当然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太多经验都与其所处身其中的历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已经成为过去20余年最重要的研究潮流，并产生了诸多非常有价值的知识成果。毋庸讳言，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行之多年的“历史化”潮流，和我们２０１１年的“回到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多作些考察就可发现，在“历史化”旗帜下通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之回到历史，其主要细究的历史部分，或者根据我们今天的文学认知理解认为要充分地认识现当代文学离不开的那些历史部分，比如，广义的现代文学制度或曰文学场域是如何确立和演变的，涉及社团、报刊、出版社、印刷、售卖、广告、稿酬、阅读风尚、读者群的形成、教育体制中文学教育的建立与演变等等方面；再如与重要作家的写作思考、重要作品的产生、重要文学现象的出现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历史（作家经历的对作家写作和思考有直接影响的历史事件等）。除了对这些可以被归入广义文学史范围的历史方面有特别关注之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潮流之感知历史的方式，生产历史知识时的认识论、方法论感觉，都和史学界通行状态基本相同，并且这一相同常常不是经过认真思考后的相同，而是没有经过必要反思便自然认为应当如此的相同。

与之相比，“读书会”则在认真学习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研究成果和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之外，亦清楚看到，在对文学认识、思考很重要的“人”的维度方面，现有历史学大部分研究对当代历史中“人”的关注方式、把握程度，常常不能满足我们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所需要的关于“人”的认识。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的历史学当然也会大量涉及“人”，却主要是在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外交史等框架中涉及“人”。政治史、经济史等这些历史领域的划分当然是必要的，对这些历史领域研究不够，也会妨碍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有非常展开的掌握和充分有力的认识，而且处身于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中国人，也都不能不受到这些历史方面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如此仍不等于，把通过这些专史看到的人的面相相加，就能对文学所特别关注的由人的观念意识—无意识、精神意识—无意识、生活意识—无意识、行为意识—无意识等积极参与塑形的那些“人”之生命状态、身心感受有很深入的把握。而对“人”的这部分生命状态、身心感受的把握与呈现，对和这部分生命状态、身心感受紧密关联的生活—工作世界、观念—价值世界的呈现与剖析，却正是文学之所以可被称为“人学”时，它应该最为核心聚焦也应当全力处理的内容。

也就是说，要建立起对文学认识、思考最为关键的那部分“人”的认知，离不开对——和很多专史相关，但不能通过直接延伸各个专史给出的认知就可以把握住的——通常很不好赋形，却又为体察、认识文学所关注的“人”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历史部分的细腻考察。这样说，是因为即使在１９５０年代末—１９７０年代中这一历史时段，留给“人”的可自主空间——因政治的过多过强要求，制度设计、运转对人时间、精力的过度组织，个人可支配利用的物质文化条件过于有限，住居条件的困难等等——被极大地压缩，但仍然不等于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中的所有“人”都可以被这些有极强规定性的历史方面完全左右，也仍然要求我们对这个阶段的“人”之“为人”问题去作耐心考察与探问。即使在一个生命可自主空间被极大压缩的时代，文学要发挥其作为“人学”的力量，除了对时代使生命遭遇不必要的艰难、毁坏尤其以通常形式不容易赋形的时代存在、时代质地予以认真、痛切的努力揭示外，还必须致力于思考与呈现：在这样的艰难中，诸多生命是如何不被这些艰难完全压倒，在有限的可自主空間中仍然活出相当的生命尊严与意义支撑的。这就意味着，要把握、思考历史中这样的“人学—文学”问题，文学研究者不能不有自己对“历史中‘人”的认识要求和对“人”所处身的“历史”的特别认识要求。如果在“人”之“为人”的空间被过于规定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各专史不能涵盖的属“人”的历史需要我们去认真掌握，那在“人”可自主空间更大的历史时段，无疑更需要对“历史中‘人”和“人”所处身的“历史”进行细致考察、把握，否则，对历史中的“人学—文学”问题进行把握、思考就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只有认识到，即使在我们通常认为对生命有极强规定性的绝大多数历史情境中，生命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仍然可以有不被极端历史完全左右自己生命存在状态的“人”的存在，我们才会对那些本来应该有充实而有光辉成长的生命却未能如人们预期之成长、一些看起来极为挑战与艰难的时代却仍有生命艰难但充实地长成等“处身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察与分析。对这些出乎人们意料的生命成长及其损毁的历史条件进行认真考察与分析，才能真切打开对一段历史中“人”之“为人”的理解和认知。从这样的理解和认知出发，也才能认真审视与追究“人”之成就与损毁得以发生所直接处身的世界及参与造成这一生命直接处身世界背后的更大世界。这就会让我们对各种专史所呈现的历史面貌与认知有一番新的体味和视角，并进而对专史形成新的分析思考，乃至发现新的赋形方式。也只有经过这样反复认真的努力，由一段历史中“人”之真实生命存在为出发基点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才能被充分有力地建立出来。只有当历史认知的这一面相被充分发展出来，历史认知之“人”的品格，或曰历史学之人文面相，才可说被真正建立起来。

这正是我们这些发起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文学研究者所期待与需要的历史研究，是充分关注“人”之品格或曰人文品质的历史研究，是有助于从“历史中‘人”审视和思考“历史中‘文学”的历史研究。

三

当然，１９４９年后很多历史学者的历史书写都聚焦中国现当代史中的“人”。在这些重点聚焦“人”，或核心聚焦重点不在“人”但相当程度涉及“人”的历史学者中，因其专史研究的视域而容易出现从自己熟悉的角度突出“人”的某一方面的历史规定性，这样其对“人”的把握不免缺少需要多面相的审视才能带来的对历史中“人”的认识的更充分打开。与之相比，１９４９年后，那些很大兴趣甚至主要兴趣在现当代“人”的历史学者，其关于“人”的把握，又和文学出身的我们所需求的“历史中‘人”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呢？

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不能不说，１９５０—19７０年代的多数人物传记写作，特别是对革命中人或跟革命密切有关的人物传记写作，常常以配合时代政治逻辑、时代政治要求为前提。又由于那一时代的有关要求常常有明确、刚性、不够尊重历史学专业逻辑等特点，这就使得人物的不直接配合时代逻辑的部分很难出现在人物传记、研究的书写中。不仅被认为和时代逻辑冲突的内容基本不会出现在有关书写中，而且多数时候，那些和时代所强调的逻辑不冲突但也不正面配合的部分，也会被认为“多余”而极少有机会被写入传记中。这样带来的一个相当严重后果便是，不仅“历史中‘人”能被呈现出的“人”的面相有限，而且此有限的呈现还要被充分组织进时代所强调的逻辑中，最终使得这被呈现的历史部分也很难被“历史地”认识与理解。

这样的状况１９８０年代后开始改观，历史学家的可自主写作空间越来越大。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承认，由于１９８０年代占据时代知识思想思潮领导地位的学院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强的——推动中国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的——自觉意识，故其时的历史写作，乃至历史学界的专业写作，都不能不受到这种时代氛围的强力塑造，从而使得其时的人物写作，涉及革命，特别是涉及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１９８０年代反保守—反左的眼镜看待：一方面控诉保守—左倾带来的历史负面影响，一方面歌颂和保守—左倾拉开了距离的务实、开明、强调经济建设的时代精神。在这样的历史理解、书写氛围中，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让人印象极深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動，即使整体上不被判定为左倾，也会因“运动”这种方式和运动中的过火伤害行为而被１９８０年代的活跃知识分子唾弃。这就造成１９８０年代诸多关于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人物或跟革命有关人物的历史书写，容易选择在革命中受到左倾激进政治伤害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作为书写对象，并特别聚焦他们在左倾政治尤其各种运动中受到的伤害，只有这种历史书写才能被１９８０年代的活跃知识分子理解认可。这就是说，由于１９８０年代始终存在的改革与反改革之间角力的现实，以及大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以改革与反改革斗争为感觉、认识时代的基本框架所确立出的现实感，再加上以支持改革、反对反改革为自己迫切的历史—现实责任心的使命感，都使得很有时代责任心的历史学者不能不在这样一种时代感觉中进行自己的历史认知、书写工作。而这样的时代氛围，则使责任心实际上不那么强，但也愿意自己的研究和书写更多被关注、被赋予更多意义的历史学者，更容易也更积极去关注和凸显浩如烟海的当代史史料中那些和已有的定型化认识最能配合的特定历史时段中特定人群的特定经验面相，这就无疑等于在进一步固化已经过度众口一词的有关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及其前后的刻板历史像了。

与历史写作相比，１９８０年代后文学的有关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伤痕文学潮流、反思文学潮流不必说，看起来关注点更在写作所处身的当下现实的改革文学潮流，作品中所渲染的改革者面对的诸如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左倾政治、经济、管理留下的非变不可的现实，既得利益者们却对这样的现实或出于无脑或出于自私的麻木不仁；叙述人物历史时，“时代改革者”总是在之前左倾政治当道、特别是政治运动中屡经坎坷，麻木不仁、极端自私的干部却在当年左倾政治当道特别是左倾政治主导的运动中左右逢源乃至飞黄腾达等，如此之类，都和当时常见的相关史学写作一起，共构出了一个正确—左倾二元分明而左倾总是会占上风的刻板时代像。

当然，１９８０年后10余年的文学写作和史学写作相同中也有不同：一个是１９７０年代末、１９８０年代上半时期，文学的受众更广，对民众、特别是其时的青年尤其是关心时代走向的青年的历史感觉、历史认识的塑形力更强；另一个是文学中塑造了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之外的小人物，通过小人物的欢欣、痛苦，小人物的个人与家庭命运的起伏，证明正确—左倾的二元认识框架并不是一部分精英的私见，而还可由历史与现实中没有机会正面发声的绝大多数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作证。

上述被认为有着很强时代推动功能与意义的历史和文学书写，以及与这样的历史、文学书写同调的电影、电视创作等，在１９８０年代始终占据历史和现实的支配性认识位置，共同打造出的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历史像和对未来历史、现实展开的认识和想象，一方面非常强有力地塑造了更多人的时代感、时代认识，另一方面这种极具时代笼罩性的众口一词，也有力塑形了诸多历史过来人的历史记忆方向、历史记忆重点和历史讲述语言、讲述方式，从而使得诸多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历史讲述也自觉不自觉地朝向和时代这种具有压倒性认识地位的历史像相配合。时代持续的有关氛围、认识，这样的氛围、认识持续带给人的导引与压力，造成大部分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讲述，也在有意无意参与证成居于时代主导认识地位的历史像的正确性。

四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心从社会普通人出发的历史认识、历史讲述，致力推动聚焦社会普通人的历史讲述，聚焦通过普通人的直接讲述形成历史认识，一方面当然为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历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细节，但另一方面由于对前面10余年的历史塑形所造成的历史感知框架的深刻影响正视不够，使得绝大多数这类历史书写、历史讲述并没有跳出过去10余年的历史塑形框架，而仍是以被塑形过的历史理解为叙述、组织线索的。１９９０年代很多看起来非常具体、生动的生命、生活故事讲述，实际上其核心叙述组织逻辑、经验材料剪裁、叙述细节的方式等，还是被１９８０年代的历史认知深深塑造过的。

１９９０年代从“人”、“普通人”、社会的角度关于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历史认知努力，如果對实现这样目标的困难缺少足够自觉的反思，缺少把反思认识如何落实为有效历史认知工作的成功探索，那有关书写、出版工作，难免会堕入之前时代为此努力挖好的陷阱。就是看似有效的努力，也会因有关努力中内含太多和已经流行多年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配合的记忆组织、记忆剪裁，因太多和流行多年的历史理解、分析配合的历史认知组件，其实际结果并不是努力者期待的那种从“人”、“普通人”、社会出发的历史书写、历史理解。这种从普通人、社会出发，也努力呈现普通人、社会的实际面貌的历史书写的主观意识，当然距离“人”的目标还很远，却给了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历史中“人”的误导与自信。

为了突破这样一种关于“人”的认识状况，真的实现对历史中“人”的生命、生活有既深入又展开的理解，“读书会”的历史研究关怀，相比历史学界的历史研究状态，当然就更加注重对历史中具体人的耐心掌握、细腻体察，研读、处理史学界通常也在阅读、处理的那些文献与课题时，也会更注重这些文献与课题——和历史中人的身心、生活感受，精神、生命状态等有关联的那些信息——的认真把握与反复体味。

“读书会”的这种史学努力，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通行的“历史化”也就有着如下不同：“读书会”的历史化是更加以对“人”的认真掌握为聚焦点和核心媒介的，由此回到文学和历史的关联，也主要是以对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的关怀与认识为媒介的。“读书会”以历史中的“人”为聚焦点和核心媒介的历史掌握，更方便也更能与同样以当时历史中“人”为关键媒介和互动目标的（或历史中“人”实际上没有成为关键媒介，但其以历史中“人”为互动目标则是真诚的）、把当时的现实（今天看当然就是“历史”）转化为文学关键质料的文学存在展开对话：深入展开地对历史中的“人”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家是如何呈现、转化这些“人”为他作品的内容、人物，还有助于我们分析、思考作家对这些“人”的呈现、转化方式是否有助于他主观设定目标的达成——通过这样一种和读者的对话，既有助于读者掌握现实，又能推动读者介入现实，从而助力读者以期待的目标为定向有效改造现实。有了对作品和作家的时代—社会性关联更为细致、更为展开的掌握，我们也才能更准确地看到作家是怎么把个人的时代—社会性关联转化为作品的时代—社会性关联，由之，我们对作家、作品的美学特色也才更能在有根有据的基础上把握得更准、更深、更为立体，对作家与作品的文学性的讨论也才更能以最贴近作家、作品的方式而有根有据。

五

通过如上讨论，我想大家已经了解，作为主要由文学研究者发起的以历史为研读重点的学术团体，“读书会”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忘情文学。只是“读书会”的骨干们经过从２０１１年初到２０１４年夏3年多时间投身于阅读大量丰富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切身遭遇了诸多挫折和成长、诸多痛苦和快乐后，当２０１４年夏“读书会”同人决议重新开始用一部分精力转回文学研究时，彼时文学研究意识的准确表达应该是“以历史中‘人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不应该是用现在学界熟悉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读书会”文学研究意识的标识，这与已经强调“历史化”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相当不同。

关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文学评论》刊有既是“读书会”骨干成员又是“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创新工程项目组成员的程凯、萨支山、刘卓、何浩的四篇笔谈，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的《文学评论》又刊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学者倪伟、吴晓东、倪文尖、姜涛、铃木将久的五篇笔谈。对“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想法有兴趣的朋友，读了这９篇笔谈，已可对其意涵有相当展开的了解。这里我就不再辞费，而只想从——我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命名，和从这一研究意识作出我们第一阶段研究规划（当时计划用6年的时间完成，后来发现6年的时间不够）的始作俑者——当事人角度，对我和“读书会”伙伴们２０１４年所以选择“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我们的研究意识、研究规划、举办的会议命名，而没有用“以历史中‘人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命名的原因，作些扼要的情况介绍。

回顾２０１４年夏“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名，就要了解这一命名的出现，是以之前“读书会”骨干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当时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关研究意识、研究状况为背景的，到了２０１４年，我们以《中国青年》为线索的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诸多史料的研读摸索已经过去了三年多，我们又决定以１９４２—１９６５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文学经验为我们接下来一些年的研究重点。我们自己的背景和过去三年多的努力，让我们深切了解这段时期中最吸引我们的那些文学经验，都和它们所处身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特别是和所处身时代的革命政治与革命所召唤、改造的社会有极具核心关键性意义的关联。

而其时学界对１９４０—１９６０年代文学的研究与思考过于受政治—文学把握架构的限制，而更适合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研究的则应该是政治（以革命政治中对这一政治有自觉和不够自觉的“人”为媒介更能打开对这一“政治”的认识）—社会（以社会中的“人”为媒介更能打开对这一“政治”要介入的“社会”场域的认识）—文学的三维把握架构。

由之，我们当然会对当时通行的１９４０—１９５０年代革命文学的研究过于受制于政治—文学研究路径的状况不满。因为政治—文学的研究路径在面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革命中除了直接配合时代政治课题的意义没有更多有意义剩余的作家、作品时，当然有其相当充分的有效性，但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那些响应其时深入生活号召、又相当有能力把自己“深入”其中的观察、感受、思考带入其作品中的作家，和他们由之创作的有相当生活、生命饱满度的作品，若过于受政治—文学研究、把握路径的限制，显然会影响我们对这个时期这些最值得研究的作家、作品中最有意思的那些作品内容、文学经验、文学思考的理解、掌握。

我们当然不否认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革命作家，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主要是其时政治号召的结果，从这点来说，作家之深入社会的起点也是政治。不过，对更有意思、更值得研究的作家、作品来说，他们努力深入社会、理解社会的起点是政治，常常也非常信服时代政治，并渴望为时代政治主导的革命服务，这并不等于他们努力深入社会所带给他有关文学写作、文学思考与感受的影响，都能直接“回收”进时代政治的框架中。对那个时代众多信服时代政治、渴望为革命贡献自己力量的作家而言，常常是他们深入社会时的敏锐性、把握力，和他们转化他们有关经验、感受、理解的能力，决定了这些作家、作品品质的高下。这就意味着，如果研究不只是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革命中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作批判性的概要考察，不只是指出时代文学中诸多平庸表现的时代结构性原因，而还想对——时代中认同革命政治、渴望为革命作出贡献，又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为自己创作路径的关键部分，但其相当部分写作和许多时候的文学感受、文学理解又无法直接被政治充分回收的——作家作深入考察与理解，那么，着重强调引入“社会”的维度便是不可避免的。通过由“‘社会中人”为媒介的“社会”维度的认真引入，我們才能对作家所深入的“生活”“群众”有更多的认识、体会；对作家的“生活”“群众”认识的品质及其认识特点，才可能有更深、更可靠的理解与评估；也才更有可能对构成我们文学性理解的诸关键性问题——作家如何转化他的“深入”成果，该怎么历史—现实实践地理解、评估作家的“转化”，如何文学性、美学性地理解、思考不同作家的不同“转化”——作出深入、有力的考察和准确、公正的认识。只有当文学研究者在如上几个环节、层面都有结实、充分的掌握，我们才能算对这过于以政治为前提的时期的作家、作品及其思考作出包含其文学性、美学性在内的高度完成性的充分把握。当我们对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诸作家、作品都作了这种高度完成性的把握，我们才有足够条件，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经验与教训作——更有启发性、更公平也更能打开和滋养我们文学理解的——总结。

在我们２０１４年夏的认识中，着重强调“社会”维度的研究意识与研究路径的认知框架的敞开不只对政治—文学—社会三维研究意识框架中的“文学”有效并重要，对这一框架中的“政治”维度的敞开也非常重要且有效。我们研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革命中的文学不能不注重政治，因为政治之维对其时的文学确实构成着最关键的结构性规约。当然，仔细考察这一时期文学常常被政治特别关注的原因，我们即可明了，文学是政治权力介入思想文化问题、聚焦革命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打造问题等的方便发言点，而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身实际成为规约其时代政治感构型的关键性维度。尤其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革命本身的实力大大增长，特别是到１９４９年后，文学对政治的塑造力更为下降。与之相比，对社会的认识，对所认识的社会可进行什么样的动员、推动、组织，能让社会更积极、充分地参与到自己的革命、建设设想中去，显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革命政治主导者的主观意识中，则成为参与构成他们时代政治感确立的关键维度。而这也就意味着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政治的社会感、社会理解角度，可以为我们以贴近的方式深入审视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政治提供极有效的理解切入点：比如，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感都是可圈可点的，而这又和它的社会感可圈可点密切相关。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对中国社会相当教条的理解，到１９３０年代后期开始对中国社会有一种更准确的把握，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相当艰难的努力才做到的。这种来自社会认识方向的非常重要的支撑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断变动、总是充满挑战的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前期等时势中多数时候都能及时、准确地调整、确立自己新的政治认识、新的政治实践方向与路径。与之相比，特别是从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在时代政治认识、政治实践方向与路径的确立上有很大偏差，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即是对其时“历史、社会中‘人”的深入理解为媒介的社会感的不足。

正是这些——关于“社会”的认真引入，对我们深入认识我们设定的文学对象，对我们深入认识相当强力规约着这些文学的政治都非常重要的——认识，和我们对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信念的坚执，共同使得我们２０１４年年中决定启动自己的文学研究计划时，没有多想就使用了既能强调自己的研究意识，又能凸显和已有的“政治—文学”研究架构对话的自我命名——“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没有把自己命名为更能突出我们研究基点意识的“以历史中‘人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后来很多朋友过于着急——从史学界通行的社会史理解、社会史研究状态——对我们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意识生发出很多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批评与基于误解的称赞。应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我作为发起者却只在“读书会”及“读书会”举办的个别活动中对我当初的命名有过扼要说明外，从未公开为文解释确有一定的关系。故希望这次借本书《后记》所作的回忆性说明，有助于关心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研究意识有更准确的了解，然后在有更多了解的基础上，对我们质疑、批评。

当然，我也希望我如上关于我们在研究、思考上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蔚为风潮的“历史化”之间的同异的介绍，有助于大家更多了解我们这个主要由文学研究者发起的以历史为最主要聚焦的学术团体“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更多理解我们“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计划的追求所在，当然，也更期盼这些介绍有助于大家了解隐含在本书所收论文直接聚焦目标、具体分析论证展开背后的那些认识论、方法论意识，从而理解这些论文为什么这样设定问题，为什么这样确定研究文献范围，为什么在文献解读、现象分析、思考努力方面是这样一种方向。

六

这部由我和何浩负责编辑的论文集顺利编成，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跃进老师、李超处长的大力支持，得益于１１位作者的鼎力相助，也得益于我们“读书会”的老朋友复旦大学倪伟教授，慨允我们以他的重要文章《社会史何以作为视野？》作为本文集的《序》。

这部文集的顺利出版，则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出版资金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李默耘女士的特别支持。而它能以这么漂亮的设计、这么精良的编辑和读者见面，则得益于我们的老朋友程园编辑高度认真、专业的工作。

期待大家喜欢这部耗费了作者、编者、出版者非常多心血的文集！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于北京—杭州

作者简介：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