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以通乎心志”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晚清民初文学变革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２２ＸＪＣ７５１００７）、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构胡适文学革命的思想资源”（项目批准号：２０２２Ｊ０６６７）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的语文变革，无论是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与切音字运动，还是稍后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都享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和前提，即输入来自日本近代语言运动的“言文一致”。一般而言，“言文一致”最重要的学理前提为“表音主义”，即确定语言的第一性与文字的第二性。“夫人有音，本于天性也，有音即有言语，有言语然后有文字，言语之用达心意，而文字之用代言语耳。”③音与义相通，文字不过是代替语言的媒介；在文体变革倡导白话一线，亦阐明过类似的原理：“人类初生，匪直无文字，亦且无话，咿咿哑哑，啁啁啾啾，与鸟兽等，而其音较鸟兽为繁。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在同样的原理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也自然被追溯到黄遵宪对日本语言文字观念的引介上。概言之，“言文一致”作为近代语文变革中最核心的装置包括如下表述：语言先于文字诞生；文字从出于语言；语言与心意直通，声与义直连，文字是其不得已的媒介，因而文字作为语言的媒介应该愈发接近透明……“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原理之下，表音文字总是作为对这一原理较为完美的实现，而被视之较为进步。因而可以看到晚清以降，汉字因其主形表意而遭怀疑，废除汉字，改用表音的拼音字，便成为实现语言直通心志，言文合一以便万民日用、增进民智的重要手段。

表音文字的外来影响，往往被当作“言文一致”最具起源性的刺激，甚而被回溯至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在金尼阁（Ｎｉｃｏｌａｓ Ｔｒｉｇａｕｌｔ）《西儒耳目资》的影响下，方以智在《通雅》中首揭汉字拼音化之可能：“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③这一新观念的发现令后世的现代语言学家兴奋不已，方以智“在三百年前居然有这种大胆的汉字革命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罗马字注音的响应”。但晚明的这一语言接触没有引发音韵学根本的现代变革自然有除音韵学以外的道理。清人周春言：“明季西人金尼阁窃等韵之余绪，撰列音韵，究不过得其粗也。……又读字悉依中原音，且有依其国土音者，而古音且尽废矣！于字母外，更造字父字孙之说，尤为不典。”罗常培以语言学家的眼光，自然认为金尼阁的创制，既解决了以汉字标音无法分析音素的难题，而对实际语音的参酌，又考见了语音的历史变迁。但在周春看来，这便意味着古音之废，以古音考见古文而明古道，才是清初“语言学”的根本目的。因而明季的外来影响，除去清廷锁国之客观原因，实难以与清代学术的复古之旨相接。而“言文一致”思潮真正全面地兴起，还须待三百年后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全面转移以及中西学术的易位。

“言文一致”的语言文字机制，大抵可归诸“声音中心主义”（ｐｈｏ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ｅ）。⑥不过，汉字“本身除形之外，也有义”一点，便造成“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之處”，因而与“声音中心主义”的语言文字机制相对而立，从而很容易被塑造为两个迥然有别的语文传统。在清季语文改革者的眼中，这两个传统分别被想象为“有声无形”与“有形无声”的二元对立，汉字在这种想象中被本质化了，进而后来使得中国历史也被本质化或隐喻为“无声的中国”。这种“本质化”的结果一方面由于其决断的态度而有利于“革新”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因此遮蔽或斩断了汉字传统中“声音”的脉络。诚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亚洲的近代应该从自生的近代和外来的近代两个方面来把握。”“言文一致”作为“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也应该从“自生”与“外来”两个方面来把握。就较近的起源来说，清代考证学革命中“音训”（“因声求义”）地位的突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把握“言文一致”之“自生”方面的理想对象。不过“语言”一词在何时开始突破字音，进而蔓延到实际的口头“语言”，渐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一词在某种程度上相当；或“语言”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根本处在不同脉络，因为普遍存在的“跨语际实践”，而造成了二者“虚拟的等值关系”，③种种问题尚需更为细致的梳理。本文对清代考证学的考察，侧重分析其中透露出来的语言文字机制，即对“语言之声音”的考证学脉络作一尝试性分析。

二、“古音”别于“今韵”的历时性眼光

梁启超曾用“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来概括清代思潮。“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所谓的“大反动”亦可视作对理学之训诂方法论的“反动”。窥之宋明时的小学，“叶韵”（又称“叶音”）的方法经由吴棫而集大成，朱熹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经典的注释，其特征在于认为汉字没有一定的读音，可以随意改读，辗转牵就。“叶韵”的根本前提在于认为字音自古至今并无变化，因此“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⑥江永于此说得很明白：“魏晋而后，古韵益微。降及唐宋，日习今韵，而又间为古韵。如习汉音者，强效乡音，其似者如叔敖之貌，其劣者若东施之颦，此何足为典据。”所谓“今韵”，即指以《切韵》系统为代表的中古音，以中古音读上古文字，令今古音杂用一处而不分，最终导致对古籍字音的“误读”：“韵在上而求诸下，韵在下而求诸上，韵在彼而误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间句散文而以为韵，或是韵而反不韵。甚则读破句，据误本，杂乡音，其误不在古人而在我。”从思想史角度来看，以“叶韵”为基础的解释学，为宋儒借六经而谈“性理”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汉宋学术有“传经”“传道”之别，前者重在“经传”之传承，不愿疑经；后者贵在自行开悟，以道为贵，无所谓“经传”，而可疑一切文本。宋明学术之末流，用叶泛滥，以致义理空疏，自然为清儒所讥。明末之际，陈第率先破除“叶韵”之说，③谓：

时有古今，地分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作为清代古音学的纲领，陈第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注意到了“音”的古今南北之别，确立了“音”随时空变迁更革转移的观念，即以“本音”代替“叶韵”，从根本上切断了古今模糊、混杂而用的取向。这种明确的历时性眼光的兴起，也从根本上造成了清代考证学的革命。

顾炎武继承了陈第探求古“本音”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透过离析《广韵》建立古音韵部，开辟了清代古音学研究的基本路径。顾炎武处身明清易代之际，其学之动机受到外部环境的极大影响，学术风气的演变自然需为此负一重要责任。“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⑥“叶韵”之说本为讽诵提供便利，乃权宜之计，然而据“叶韵”而改动经典本文，便触动了“经”至高无上的地位：“自嘉靖以前，书之锓本虽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处，注之曰疑；今之锓本加精，而疑者不复注，且径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径改之文，无怪乎旧本之日微，而新说之日凿也。”旧日疑经，也还保留了回转的空间，然而近世改经却连此一空间亦摒弃不留，使得“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诚如上文所示“传经”与“传道”之别，满清外族入主中原，意味着治道之衰，而“道”之不存，源自存“道”之经不复如初，因此，对“道”的恢复，理应从对“经”的恢复开始：“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因此，入手之道仍从“音”始，将据今音所改之旧文，考出古音，以恢复“经”的原初面貌：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

在顾炎武的言文观念中，“音”与“文”乃统一于“经”，自“经”而求“道”，同时包含了古音与古文两个层面，声音与文字具有不可分割的固定联系。因此，古音之后呈现出一幅逐级下降的图景：诗三百篇“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可称之“古人之音书”，音学之变，迄自“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后名之曰韵。……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唐宋以降，“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在顾炎武勾勒的这幅“古音降而为韵”的图景中，可以看见经学渐趋衰微的景象，更重要的是，亦可见出“经”被消弭了时空的“实体化”，所谓“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顾炎武虽然展开了古今之别的历史图景，然其历史眼光瞄准的是过去，而非未来。在顾氏眼中，魏晋以下“韵”的兴起导致了“音”与“文”的分裂，即语音的变迁使得文字与声音难以维持固定不变的联系。在这一关键性的转变中，他恰恰忽略了“外部”势力的介入，即难与梵语佛经翻译相分割的“反切”之法的诞生，或许才是所谓“声音”之脉络的源头。

暂且不去讨论这一较远的“起源”，“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③“还之淳古者”才是顾氏古音学的终极目的，“音”与“文”在此统一于“经”，合一于“道”，识字诵文或者说“目治”与“耳治”不过是“明道”必不可少的两条途径。然而不得不说，顾炎武“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论毕竟明确了清代考证学“音训”的基本途径，古“本音”的确立，客观上也使得今音、方音的位置更加明确，这或许才是所谓“历时性”眼光之兴起中最重要的一点。

三、在“方言”中發现“语言与韵书互异”

顾炎武古音研究的目的出于通经明道，然而由于考证经文，而旁及诸子，亦势所必然。其实不独诸子之书由此可读，“标准既定，由是可考古人韵语，别其同异。又可考屈宋辞赋、汉魏六朝唐宋诸家有韵之文，审其流变，断其是非”。透过这种新眼光，从诗三百、屈宋赋到汉魏以降的韵文皆因古音的明确而是非明白，这就大大超出了顾炎武原先通经明道的范围。顾炎武确立了“古音不同今韵”的方法论原则，而继起者江永则由此注意到了古音与方音的对应演变，如上文所引已经有所透露：唐宋人的“叶韵”其实就是古音今韵混杂，所谓“日习今韵，而又间为古韵”，更重要的是，“如习汉音者，强效乡音”。“乡音”在此对应的即是“古韵”：

凡一韵之音变，则同类之音皆随之变。虽变，而古音未尝不存，各处方音往往有古音存焉。……大抵古音今音之异，由唇吻有侈弇，声音有转纽。而其所以异者，水土风气为之，习俗渐染为之。人能通古今之音，则亦可以辨方音。入其地，听其一两字之不同，则其它字可类推也。⑥

江永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自扬雄之后，方言研究，问津者乏，遂成绝学，因其对象在“活语言”，而这与以经学为中心的小学不合。方言研究在清代的复兴，实在是以古音学的昌明为前提。虽则指向仍不复出书面文字，然而却为后来方言俗语之地位的上升展开了无限的可能。

顾炎武的复古有寄望复兴中国的心意，而江永似无偌大包袱，因此，他对顾氏的复古持批判的态度。譬如顾氏对于“音”“韵”“文”“字”有着敏感的界分意识，而江永则同意方以智的意见，认为：“自沈韵行而古音亡，然使无沈韵画一，则唐至今皆如汉晋之以方言读，其纷乱又何可胜道？”江永并不斤斤于顾氏“‘音降而为‘韵”的“退化”，其著作称之为《古韵标准》，异于顾氏《音学五书》，言“韵”不言“音”，个中意味也可见一斑。

戴震作为江永的弟子，继承了他有关古音方音对应演变的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将扬雄《方言》中提出的“转语”一说加以贯彻，即“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上探索古声母系统，同时还能拟定依据声母系统推求语词通转的法则”。这一法则的贯彻，意味着“语言”不再作为汉字的声音而始见独立，“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从发音部位的细微差别来确定语言的变化，此论断中并没有文字的位置，而全然涉及语言的“自然属性”：“用是（引者按，指‘位同与‘同位的原则）听五方之音，及少儿学语未清者，其展转讹溷必各如其位，斯足证声之节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设也。”③随着考证学的深入，“方言”的地位一改落寞数千年的处境，一种对自然“语言”的追求，甚至冲击到了“韵书”的地位，“人之语言音声，或此方读其字洪大，彼方读其字微细；或共一方，而此人读之洪大，易一人读之又微细；或一人语言，此时言之洪大，移时而言之微细。强生轻重，定为音切，不足凭也”。从字之读音在地域上的区别，到人与人发音器官的不同，或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发音之别，展现出一个人的实际“语音”如何不同于文字的“音韵”，进而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结论：

今人语言，与广韵上去互异者，非后代始流变，在唐人已语言与韵书互异矣。韵书既出，视为约定俗成，然如东、冬、中、终之妄别，不必强为之词也。

“语言与韵书互异”一语明确了“语言之声音”与“文字之声音”的根本不同。区别既生，则不免有地位上的比较：“韵书始萌芽于魏李登声类，积三百余年，至隋陆法言切韵，梗概之法乃具。然皆就其时之语言、音读，参校异同，定其远近洪细，往往有意求密，而用意太过，强生区别。”⑥戴震在此对“韵书”之发生作了类似“谱系学”的考察，在他的叙述中，“韵书”显然不如“语言”那般“自然”，人工之“用意太过，强生区别”，言下之意也就待恢复“语言”的“自然”，才有可能体味到真正的圣人之心志：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

戴震这段名言经此分析便有了不同的滋味，在此很难再将与“古圣贤之心志”相通的“语言”理解为“文字之声音”，也就是说包含在“小学文字”中的“音韵”与“语言”并非一回事。“语言”相较“文字”来说更加贴近“古圣贤之心志”，而包含了音韵的小学文字不过是通古人“语言”的必由之径。戴震在另一处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文字”之所以位于通乎“心志”之前，不过是因为古人“语言”的记录端赖文字，于他处无从而求，那么进一步说，方言俗语通乎普通人的“心志”，只需等待经学的解纽便水到渠成。“拼音成字，书出口之音，运之入心，不由耳而由目，使目见者即明，犹以口宣言，使耳闻者即达，声入心通，别无难义也。”

综上言之，“语言以通乎心志”尽管不出通经明道的旨归，然而经由方言而觉悟到实际“语言”与“韵书”的区别，进而使得令“语言”较之“文字”更加贴近“道”，或许便是从“自生”方面而来的“声音中心主义”。由此，戴震这句“上古但有语言，未有文字，语言每多于文字，亦先于文字”便不仅仅是所谓“因声求义”这样的训诂学理论所能涵盖的了，而是阐明了一种出乎考证学或经学的语言文字原则，即语言的先在性与第一性，以及文字自语言从出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尽管在清代考证学中可以找到许多相似的说法，但用语仅限“声音”，而未见用“语言”。在考证学的语境中，“声音”是否等于“语言”，相当微妙，语言学史论者常常以“有声语言”将二者涵盖在内，③但作为“文字之声音”还是“语言之声音”却牵涉到不同学术典范的转换。

四、“言文一致”所催生的不同“总问题”

“经学时代”的戴震，尽管产生了“语言”异于“文字音韵”的观点，然以“明道”为思想的终极旨归，也不免将“语言”与“道”无涉的内涵抽空。换言之，在考证学典范之内，“语言以通乎心志”不过是“言为心声”或“言以足志、文以足言”⑥的另一说法，既然“文以足言”，那么自“文（字）”而求与自“（语）言”而求也不过一回事，将“语言”从“求道”的逻辑中排除，亦无损具体的入路。因此，作为提出“因声求义”这一训诂学革命性理论的奠基者戴震，其后继者并无必要将目光投向实际语言，只需着力讨论所谓“小学文字”即可，“文字”通而“语言”自明。因此，“语言与韵书互异”一点，在考证学内并不会掀起什么波澜，只因是时并无“语言”的空间，然而一旦“文”与“道”解纽，戴震此语的特殊之处才真正显现出来。在此之前，戴震所开辟的道路，只会不断地强化并明确汉字内部音、形、义三者条贯，加之古今眼光而令六者互求的原理，遂将此种“文字学”本位推向极致，而很难去设想一种超乎汉字之外的“语言之声音”。

时至晚清的思想场域，已难与乾嘉之时同日而语，诸子学的兴起与西学的猛烈冲击，日渐松动了经学的地位。从书写语言可供选择的范围来看，经史之外用语的大规模涌入，显然已经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固有的话语“典范”。一言以蔽之，“道出于二”，载道之文不再是唯一的或不变的，反过来也导致了原先依附于经学的小学，有机会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

章太炎作为承前启后的大师，便立于这一转变的门槛上，其学养背景使其位居晚清中西学统相互角力的中心。但众所周知的是，他并不服膺彼西方所向披靡的现代性原理：“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他与后出者不同的是，自幼便浸淫于传统学术之中，但亦与守旧者有别，对西方学术持开放的态度，其了解也决不止于皮毛。最重要的是，他以国学对外来学问加以统摄，而非相反。章氏的入路在古文经学，对小学的重视自然不在话下。他将“小学”称为“语言文字之学”的这段话也为很多论者反复征引：

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自许叔重创作《说文解字》，专以字形为主，而音韵训诂属焉。前乎此者，则有《尔雅》《小尔雅》《方言》，后乎此者，则有《释名》《广雅》，皆以训诂为主，而与字形无涉。……又自李登作《声类》……此皆以音为主，而训诂属焉，……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塙切。

章氏将“小学”正名为“语言文字之学”除了回应清代音韵学的兴盛外，自然有将“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提升至与文字同等地位的命意，尽管章氏日后并未广用此一称谓，甚至在《国故论衡》的时代弃用“语言文字之学”而复称“小学”， ③然而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已经脱离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事实。在欧风美雨的现实之中，通过汉字来保存民族历史，语言文字成为唯一退无可退的底线：

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庸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译书之事，非通小学者，亦不为功。……小学者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

所谓小学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一方面指示出章氏思想的基本单位在语言文字，另一方面也指示了语言文字应用领域的扩大，并最终使得真实的口头“语言”，而非用以通乎圣人心志的“语言”，获得了一个可供思想的位置。上述戴震提出的“语言与韵书互异”的原则自此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实在的意义。

实际上，对于章氏来说，戴震的小学已含特殊之处：“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也就是说在“六书七音”之外的真实语言往往更能考见史实真相，“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在《新方言序》里太炎引用了上述戴震“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的话，⑥然而不同时代背景却令之产生了不同的意味。回到“言文一致”的议题，章氏的方案并不同于晚清的切音字与白话文运动，而是从方言入手：

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说，实乃遏绝方言，以就陋儒之笔札，因讹就简，而妄人之汉字统一会作矣。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

由此可见，“言文一致”之说作为一种强势的原理性话语而在场。“言文一致”的原则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其“表音主义”与清代考证学的语言文字机制一致，但不应该“因讹就简”地使用唐宋文人所造之词，更不应该随日人的“汉字统一会”起舞，而当从“方言”中求得“本字”。也就是说，方言保存了许多已然不付笔札的文字，而“言文一致”恰可以成为恢复“废弃语”的一条途径。章氏的路径不但没有排斥汉字，反而要使得一切方言口语都能找到本字。章氏的方案之理想在于这是最合汉语言文字的“言文一致”逻辑，其方案之难行则在于“言文一致”在脱离源出语境后，在不同的语言文字中展开的“总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必然发生异变，原因在于日本语言文字的机制与汉语言文字的根本不同。

至此我们再次回到黄遵宪视野中的“言文一致”，令人惊讶的是，他拥有与章氏相似的入路：

客民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此语闻之林海岩太守。既闻文芸阁编修述兰甫先生言，谓吾乡土音多与中原音韵符合。退而考求，则古音古语，随口即是，因欲作《客话献征录》一书，既使后进知水源木本，氏族而所出；而以俗语通小学，以今言通古语，又可通古今之驿，去雅俗之界，俾学者易以为力。③

公度把客民视作上古遗民，使客民之方言直与古音相通的命意实在与章氏接近，虽然公度并不从事考证学，但他和章氏一样共享了戴震以来所奠立的语言文字机制，以及礼失求诸野以保存民族历史的愿望。

二人均提出了汉字与汉语之间的运作“机制”，即不可能脱离其中一端仅谈另一端，也就是说汉字与汉语是共生的，音、形、義三者相互掣肘，很难说哪一端具有绝对的支配性。也可以说，二人都是以“复古为革命”，寻求古今语言文字的贯通与统一：

今世语言伪乱，南朔异流，终之不失古音，与契合《唐韵》部署者近是。夫欲改易常言，以就三代元音，其势诚未可也。若夫金、元虏语，侏离而不驯者，斯乃财及幽、并、冀、豫之间，自淮汉以南亡是，方域未广，曷为不可替哉？校以江氏之书，啧而不乱，诚知作之者不专以说《毛诗》，行之者不专以明邃古，苟得其统，古今可以一源导也。

章氏和公度的重点相较江、戴，都多了一层对于未来的计划。所谓“作之者不专以说《毛诗》，行之不专以明邃古”，章氏将江、戴的方法论提取出来，规划了中国语言文字应有的走向。但公度较之章氏的方案更可行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否定唐宋儒言，对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多有倾心，其所离析的北音，实际上成为后代北方官话的音韵基础，并与近代汉语接近。就此而言，公度引入的言文合一之论，虽就语言文字入手，但旨归却在文体：“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⑥结果是，“言文一致”未如章氏那般“正解”为语言的“总问题”，而是透过对语言文字近于声音的搅动，激励文体的递变。

如此看来，我们或许才能理解胡适的文学革命为何以“文体问题”来处理“言文一致”，而非自“文字革命”入手的意涵。在写作《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１９１６）这一文学革命的关键文论后不久，他曾写过一条关于“的”字的札记：

诸字变化沿革，或由于声韵的变迁，倘能求其历史的关系，则今之俗字，或竟为最古之字亦未可知。而吾人所谓俗者，不过一种无根据之恶感，蔽于积俗，而不知其非耳。

将雅与俗放在同一平面来考虑，不仅与清代考证学中江、戴、章的“方言”进路若合符节，更近似于公度选择唐宋小说语录作为“文体革命”的根本依据。但在某些局部上，或者说，在白话的学术地位上，清代考证学革命中“声音”之兴起显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说前提，“言文一致”的自生脉络也由此明晰起来。

结  论

“言文一致”源出于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中试图在日本国文中排除汉字，但此一原理在输入中国时，却脱离其源出语境，而大体拥有以下三种趋向：其一，遵循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逻辑，在书写语言中排斥汉字。肇端于晚清的切音字运动，尽管只作为注音符号，但亦有逾轨之可能。民国教育部只把注音字母作为旁行于汉字的一种注音符号，但后来却真正出现了完全替代汉字的国语罗马字，以及拉丁化新文字等方案，不过这些方案始终没有被贯彻。１９５８年，全国人大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排斥汉字的“言文一致”又回到晚清的机制中，并就此止步。其二，遵循言文一致“表音主义”的语言文字机制，即将汉字视作对汉语声音的记录。此一思路以章太炎为代表，他将中国传统的小学转换为应用范围更广泛的语言文字之学，并试图借由方言之声音，拟构上古音，自语根而寻本字，令音义能够在汉字的形中被予以本质化的解释。这条路径与清代考证学中江、戴的方法最为密切，可以视之为言文一致的“自生”脉络，或者说接纳“言文一致”机制的切口与位置。但章氏显然忽视了语言文字的使用实际，即没有人会在施诸笔札时旁置“典语”之书，而更多地是从约定俗成的实际出发。其三，将“言文一致”视作激励文体递变的“声音”装置。此即黄遵宪与胡适的进路，尤其是胡适，通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十字方针，把语言问题和文体问题关联起来，把语言落实到文体的使用当中，又把文体的改造置于白话语体的牵引当中，发动文学革命，也造就了中国自近代以降语言文字与文体运动的最终结果。因此，对“言文一致”自生脉络的追索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清代考证学音训的突出决定了“言文一致”能够进入晚清的语境并激起相应的波澜，但由于对汉语言文字及其相应的文体递变机制有不同的认识，却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语言问题”转向“文体问题”，③锻造适合于现代中国的现代汉语文体，才最终回应了语言近代化的时代议题。

作者简介：赵凡，昆明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