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的共同体意识

摘  要：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场域是由不同语种构成的复合文学场域，存在汉语、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俄语等语种的文学，且各语种文学在权力场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其中，源于本土的汉语文学与源于移民的朝鲜语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受众在权力场中处于被统治地位，在东北文学场域中也属于边缘化的地位。由于创作主体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和语言的差异，两者之间的交流甚少。但两者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建构出不同的共同体意识，为殖民地文学的多维度评价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抗战时期；东北文学；殖民地文学；共同体意识

一、身份的脱节与复合文学场域

殖民地是一种异态时空。对殖民地的统治一般始于暴力并终于暴力，而其整个殖民过程则是暴力与文本的综合运作。殖民统治者往往编织一张巨大的殖民文本网络并覆盖于殖民统治范围之内，建构并巩固殖民话语，向殖民地内部与外部传播殖民想象，并以此证明其殖民统治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殖民地文学作为文本的一种，往往被殖民统治者视为建构殖民话语的重要途径。因此，殖民地文学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显性的对殖民文本的建构色彩。但另一方面，殖民统治者扶持的殖民文本平台的实际运作主体往往都是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处于脱节状态的被殖民群体，其政治身份是殖民文本平台的运作主体，而文化身份是被殖民群体的民族文学建构者。这种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脱节使得对殖民地文学的解读存在多种可能性。

抗战时期，东北地区一直被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满傀儡政权统治。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除汉语文学外，还有朝鲜语文学、日语文学、俄语文学等不同语种的文学，每个语种的文学均形成了各自的文学场域。因此，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是由多语种文学形成的复合文学场域。斗争性是场域的特征之一，场域作为位置空间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不论哪种场域中的行动者，都试图成为其小集团的主宰者，从而控制一个场域的行进方向，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文学场域内部的斗争在本质上是行动者获取力量的策略，同时也是对权力竞相角逐的过程。因此，文学场域成为一个游戏和竞争的空间，场域内的配置和占位取决于文化资本的拥有量。

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日语文学场域凭借先天性的文化资本占据了中心地位。为了在文学场域中占支配性地位，日语文学积极参与殖民文本的建构，积极附和时局，主张新文化建设论、“文艺复兴”等殖民地文学论。１９３７年，日本文人正式提出宣扬伪满“建国理念”的“满洲文学建设论”，完全支配了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场域，其他语种文学则成为从属地位的边缘文学，生存空间日益狭小。

即便如此，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的其他语种文学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仍依托当局扶植的报纸文艺副刊延续了发展。其中，汉语文学的文艺副刊多于其他语种文学，如伪满机关报《大同报》的《夜哨》，沈阳《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哈尔滨《大北新报》的《杂俎》《文艺》，《滨江日报》的《文艺》《粟末微澜》，《国际协报》的《文艺》，大连《泰东日报》的副刊《文艺》等等，到１９４１年副刊种类已达到１９种。伪满当局扶植这些报纸的目的是建构殖民话语，巩固殖民统治，而报纸文艺副刊的实际运作主体是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处于脱节状态的民族文学建构者。如伪满机关报《大同报》的文艺副刊《夜哨》由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等爱国文人于１９３３年创办，该刊发表了大量反映底层人民疾苦，暴露社会黑暗的进步作品。1933年１２月２４日，《夜哨》被停刊，１９３４年１月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文艺》周刊，原《夜哨》作家群继续在《文艺》周刊进行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的朝鲜语文学同汉语文学一样，也是通过当局扶植的报刊等平台发展起来的。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伪满当局为了更好地管控舆论，将东北地区的朝鲜语报纸《满蒙日报》和《间岛日报》合并为《满鲜日报》，从此《满鲜日报》成为抗战时期东北地区唯一的朝鲜语报纸，同时其文学专栏也是朝鲜语文学发表的唯一空间。《满鲜日报》一直发行到二战结束。在《满鲜日报》的文艺专栏发表过小说的作家有将近２０人。１９４１年由满鲜日报社出版的《萌动的大地》，收录了安寿吉、金昌杰等７名朝鲜语作家的７篇小说，这是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第一本朝鲜语作品集。１９４３年４月出版的《北原》是抗战时期东北地区唯一的朝鲜语个人小说集，收录了安寿吉的１２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小说已经在《满鲜日报》连载过。

场域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存在，亦可理解为一种关系网络。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个体之间的主体间的联系，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之外”存在的客观关系。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汉语文学场域与朝鲜语文学场域是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两者之间有记载的交流甚少，但作为同样依托殖民文本平台获得发展形成的文学场域，且平台的实际运作主體都是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脱节的被殖民群体，两者在文本层面依然存在客观关系，共同体意识就是客观关系之一。

二、汉语小说中的共同体意识

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各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凝聚成命运共同体，并在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历程中，增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性形成的休戚与共意识，这种共同性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身份认同。抗战时期东北籍的汉语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东北为想象空间，创作了为数不多但表现了强烈的多民族抗日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小说。

李辉英的长篇小说《万宝山》于１９３３年在上海出版，其内容以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改编而成。１９３１年４月，长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从地主处所租的万宝山地区的４００余垧荒地转租给朝鲜侨民耕种水稻。为引伊通河水灌溉，朝鲜农民在挖渠引水的过程中与当地中国农民发生冲突。长春县公安局出面调停，朝鲜侨民同意停工撤走，而日本警察以“保护韩人”为由派遣武装日警督促朝鲜侨民继续施工。中国农民与日本军警发生多次摩擦，爆发鸣枪冲突，所幸无人伤亡。但日方收买《朝鲜日报》记者在朝鲜发布不实报道，谎称朝鲜侨民在中国遭到袭击，导致朝鲜多地发生大规模暴力排华暴动，华人商铺遭到打砸抢，上百人死亡，上万人逃回中国。

作品对万宝山事件进行了大幅改写。首先，虚构了具有革命意识的朝鲜侨民金福和中国学生李竟平。金福指导朝鲜农民怠工反抗工头的压迫，还以亡国奴的亲身经历向中国农民发出提防日本侵略者的警告，宣传无产阶级思想。李竟平则对中国农民进行政治动员，最终促成中朝农民联合反抗日本军警。其次，作品以阶级为尺度将中国人与朝鲜人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中国人分为以日本警部、郝永德为首的统治阶层与以万宝山的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层，朝鲜人分为以工头为首的同族统治阶层与以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层。

作品中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的态度经历了从戒备到同情，最后到包容、联合的流变。万宝山的农民得知朝鲜农民要来开垦荒地时认为：“高丽人也都是鬼头鬼脑的。”“高丽人的乱七八糟固然要格外提防，高丽人的主子，不更是难惹么。”但他们亲眼见到的朝鲜农民却是另一副模样：“搬来的高丽人，看他们脸面黄瘦瘦的，污黑的，有些女人好像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又因为长途跋涉，加上原来的营养不足。”看到这样的朝鲜农民后，中国农民便产生了恻隐之心，由原先的戒备变为同情，并且认为他们与自己都是同一阶层的人。当从金福的父亲口中听到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半岛如何殖民剥削朝鲜民众，再从李竟平口中得知日本侵略者欲一步步占领东北的阴谋时，他们对朝鲜农民的态度从同情变为包容、联合，并一起组建自卫军，用实际行动反抗压迫。

作品对万宝山这一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改写，以及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的态度的转变过程，表现了中朝民众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即两者都是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的群体，中朝被压迫民众应成为抗日命运共同体，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

舒群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于１９３６年５月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小说以东铁学校的中国学生“我”（果瓦列夫）的第一叙述视角展开，“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参与者。作品中的人物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但名字都是俄文名字。作者的这种设定与其自身经历有关。舒群少年时期由于家庭的原因生活处于流浪的状态，后进入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十一中學就读，在班主任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即小说中苏多瓦的原型）的帮助下，结识了朝鲜孩子果里，也就是《没有祖国的孩子》中主人公的原型。舒群在小说中以“我”的口吻讲述果里的故事，正是小说和现实的双重对应。小说中朝鲜少年果里的父亲在朝鲜因为参加反帝运动被杀，果里十岁时跟着哥哥来到东北放牛为生。“九一八事变”后，果里被日本兵抓去当苦力，因不堪折磨而杀死日本兵。“我”带着果里乘船南下逃难时，果里因被日本兵发现朝鲜人的身份而被抓。

作者通过中国学生“我”的第一叙事视角塑造了失去祖国的他者形象果里。果里是贫穷的，但也是善良的，他每天放完牛回来时会给学校的女生采野花，牛的主人不允许牛蹄脏，他就每天放完牛擦牛蹄。苏联学生果里沙仗着自己的沙俄血统嘲讽果里是亡国奴，认为高丽人懦弱，“高丽人都像老鼠一样”。面对果里沙的冷嘲热讽，果里没有回击，而是选择沉默。电影院的中国门卫也欺负果里，蔑视他是“穷高丽棒子”，不让他进电影院，但果里也只是气愤地回一句：“好小子，慢慢地见！”然而，果里的沉默和隐忍并不意味着懦弱，被日本兵掳走并强制当苦力的果里不堪虐待，用刀刺死日本兵，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勇敢。果里沙听到果里奋力刺杀日本兵后，一改往日的不屑与嘲讽，抱住果里称赞不已，两人成了好朋友。果里与“我”一起乘船南下时被日本兵发现不是中国人时，为了不连累我，他承认自己是高丽人，而“我”不是。

小说虽然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述者既是叙述者也是参与者，但最大限度地克制了对他者内心世界的主观叙述。但通过对果里的身世、生活现状以及因亡国奴的身份而遭受各种嘲讽和不公的描述，果里的无助与悲愤已经充分地表露于文本中。作者通过塑造沦为亡国奴的异族形象，告诉国人若沦为亡国奴将会遭受到何等的屈辱与悲愤。同时，通过果里沙对待果里的判若两人的态度警醒国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略，弱小民族不能幻想通过悲惨的命运博得强势民族的同情，只有勇敢地奋起反抗才能博得强势民族的尊敬。当尚未发生“九一八事变”时，小说中的“我”与果里沙代表着强势民族，而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学校的旗杆上扬起“在地图与万国旗中，我们从未也没有见过”的旗子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也同果里一样沦为弱势民族，一同南下逃离沦陷的东北的“我”与果里成为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流离失所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中国民众与朝鲜民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成为面对共同的敌人的命运共同体。

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写于１９３３年，主要讲述了东北地区的中国人民革命军英勇杀敌的故事。据萧军本人讲述，《八月的乡村》是根据吉林省的磐石游击队提供的真实材料，并结合个人的参军经历加工而成的。１９３２年春，在党的领导下吉林省磐石县的中朝农民组成抗日游击队，并逐渐成为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的抗日力量。正因为小说取材的史料中有朝鲜族人的身影，因此，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高丽人安娜这一人物形象。安娜生于中国，她从小被父亲灌输抗日思想，在14岁时就开始被训练。小说中虽然未对安娜父亲的工作作具体说明，但依据从事的是“时时有被中国政府逮捕的危险”的工作可推断他应该是从事抗日工作的共产主义者。安娜到满洲参加抗日运动是组织的意思，也是其父亲的意思：“只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全爆发起来，我们底祖国就可以得救了！……安娜！到满洲去吧！那里有我们几百万同志，也有我们底敌人！开始去和王八的帝国主义者们，作血的斗争吧！”安娜虽然只有18岁，但在军队中救死扶伤，给队员宣传革命的道理，通过他者立场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和被日本侵略者统治的惨状，激发队员们的抗日意识。此外，为了革命，她果断“枪毙”了与队员萧明的恋爱。无论从精神上还是思想上，作为异族的安娜已经与队员们融为一个坚强的抗日命运共同体。

《八月的乡村》中之所以设置朝鲜人安娜这一人物，不仅是因为作者所选取的历史材料中有朝鲜人，更是因为作者要表现中朝民众的抗日命运共同体意识，即同样遭受日本侵略者压迫的中朝民众应该团结起来，成为抗日命运共同体，抗击日本侵略者。

上述三部小说均通过设置失去祖国的朝鲜人这一异族人物形象，借他者视角叙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与亡国奴遭受的苦难，激发中国民众的抗日意识。同时，这三部小说通过对他者处境与命运的主观叙述表现出同情与共鸣，建构共同的身份认同，最终升华到抗日命运共同体意识。

三、朝鲜语小说中的共同体意识

抗战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朝鲜语文学的创作主体及受众因为“双重身份”的缘故，无论是在经济场域还是政治场域都处于极其劣势的地位，受到比别的民族更严酷的殖民统治。因此，朝鲜语文学在东北文学场域中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此外，由于这些创作主体与受众绝大部分都是从朝鲜半岛过来的移民群体，朝鲜语小说中并未表现出抗日命运共同体意识，而是分阶段逐渐构建出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以安寿吉的小说最具代表性。

从１９３７年在《满鲜日报》任记者开始，安寿吉的文学创作始终关注着朝鲜族移民群体与其聚集地——农村。因此，安寿吉的文学也可以称为移民文学。长篇小说《北乡谱》是安寿吉抗战时期移民文学的代表作，也是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表作。但《北乡谱》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在移民文学作品中经历了发展变化的。

安寿吉的移民文学中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是个体的生存意识，其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黎明》（１９３３）。作品中“我”的家人从朝鲜迁移到中朝边境的村落，给中国地主当佃农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计，为了早日摆脱贫困，“我”的父亲铤而走险贩卖私盐，结果事情败露，背上一辈子也无法偿还的债务。“我”的父亲被迫同意把姐姐嫁给地主的代理人朴致万，但姐姐已有心上人，姐姐最终被逼自杀身亡，母亲又无法忍受如此大的打击而精神失常。《黎明》中的移民家庭为了生存迁移到异国他乡，但得不到任何政治势力和民间势力等外部势力的保护，成为兵痞、土匪、官僚肆无忌惮压迫的对象。移民家庭最大的威胁是同族朴致万，朴致万虽然也是移民群体的一员，但他倚仗地主及当地官僚的势力，成为威胁移民生存的外部势力。

《黎明》中的叙事纠葛是移民家庭与朴致万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结局关系到个体移民家庭是生存还是毁灭。移民家庭孤立无援，村中几十户移民未能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朴致万的欺凌，而是忍气吞声屈服于朴致万的压迫。但移民家庭没有退缩，其他农民也没有选择离开。继《黎明》之后，安寿吉又创作了短篇小说《新农村·续黎明》（１９４２），从标题可知《新农村》是《黎明》的续篇。在续篇中，中国地主赶走了朴致万，村民不再受到压迫欺凌，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黎明》中精神失常的母亲病情也有了好转，家中所有的债务也不了了之，最终以生命的代价在异国他乡实现了生存。民族共同体所隐含的意义是“群体、组织和有秩序的结构”。《黎明》中个体的生存意识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因为正是众多移民家庭依靠坚强的生存意识与信念实现生存，才得以形成一个有规模的移民群体。

继《黎明》之后，安寿吉将关注对象从移民个体转向群体，这一变化表现在中篇小说《水稻》（１９３９）中。作品的时代背景是军阀统治时期，故事主体不再是独立的移民家庭，而是以村落为单位的移民群体。移民群体通过群体的努力开垦实现了生存和定居，接着筹划建立学校，但遇到新任县长的强力阻挠。《水稻》中移民群体的生存意识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定居意识，这一点从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冲突中可见一斑。大量移民的迁入引起了当地农民的不安与不满，移民群体遭到当地农民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面对同族的死亡，移民群体并未选择暴力反抗，而是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与理性。在强烈的定居意识的驱使下，移民群体选择了隐忍与克制，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心投入到水稻生产中。强烈的定居意识使得移民群体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成功种植水稻，实现定居。成功开垦水田定居后，移民群体并未满足于眼前的安稳生活，而是着手建立民族学校，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如果只是满足于眼前短暂的定居，根本无须建立学校，但移民群体为了保护学校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军队对峙，甚至想利用“皇国臣民”这一屈辱的身份借用外部力量保护学校，足见建立学校对移民群体的重要意义。其实，早在１９０６年东北地区就出现了第一所朝鲜族移民建立的民族学校“瑞甸书塾”，到１９２８年，由朝鲜族移民群体众筹开办和运营的私立学校（包括改良式书塾）共有３２８所，教员有５８０名，学生有１０４９９名。这些民族学校不仅教授朝鲜语和近代科学知识，而且宣传抗日思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朝鲜族移民建立的学校之所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仅是因为朝鲜族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更是因为民族学校成为增强移民群体的凝聚力，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纽带和媒介，是移民群体实现长期定居的保障。因此，文中的移民群体建立学校意味着对长期定居的向往，是长期定居意识的表现。

在《水稻》中朝鲜族移民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并表现出强烈的长期定居意识，但尚未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结构。在长篇小说《北乡谱》（１９４４）中朝鲜族移民群体形成了有组织、有秩序的整体，构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北乡谱》中的退休教师郑学道以集资的方式在朝鲜族移民村落建设北乡牧场，但牧场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牧场的股东为了私欲暗箱操作，导致牧场面临被拍卖的危机。村民们通过报纸向其他地域的同胞求援，但仍无济于事。在故事的最后，郑学道的女儿回到故乡挽救了农场。

移民群体有明确的共同目标，即在东北建设第二个故乡。与《水稻》中的长期定居这一共同目标相比，《北乡谱》中的共同目标更加系统化。这一目标的实现基于牧场、学校、农民道场三位一体的协作。农民道场是以农民为对象的成人教育基地，无偿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教育，目的是让更多的农民掌握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民和农村的生产力。牧场的收入为学校和农民道场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学校和农民道场的教育提高了整个移民群体的知识水平和农业生产力，牧场、学校、农民道场相辅相成，成为建设“北乡”这一共同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牧场则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现建设“北乡”这一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移民群体始终依靠群体内部的力量而未借助任何外部势力。同族慈善家通过出资入股的方式建立牧场，当牧场陷入经營危机时村中的移民群体倾囊相助，再动用报纸向各个地方的移民社会求助，最后由郑学道的女儿挽救了牧场。

其次，《北乡谱》中出现了前几部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郑学道是建设“北乡”这一共同目标的发起人，同时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灵魂人物，他带领移民群体建立牧场，兴办学校，践行“北乡”事业。郑学道认为，以农耕为生的朝鲜族移民为了生存在满洲的荒地开垦水田，种植水稻，虽受尽磨难却始终将种植水稻作为自己的天职，无愧于天地。但还有一类移民，这类移民唯利是图，为了钱财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破坏了朝鲜族移民的名声，這类人就是来东北做生意的人，郑学道称之为“洋服鲜人”。郑学道认为，“洋服鲜人”居无定所，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随时都能离开东北，但以农耕为生的朝鲜族农民（暂称为“农耕鲜人”）却只能与耕地共生死，并承受着“洋服鲜人”造成的对朝鲜族移民群体的指责与谩骂。《北乡谱》中以郑学道为首的移民群体显然是“农耕鲜人”，而将自身与“洋服鲜人”区别开来，意味着产生了对“农耕鲜人”这一身份的认同。“农耕鲜人”有别于“洋服鲜人”，也有别于未迁移到东北的朝鲜半岛的朝鲜人，是专指在东北以农耕为生的朝鲜族农民。

与“农耕鲜人”的身份认同一同产生的还有移民群体对其居住地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主要表现在与“满洲人”形成了情感纽带。移民时期的朝鲜族人将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其他本地民族人统称为“满洲人”，《北乡谱》中移民群体与“满洲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表现在两者的彼此肯定与认同。作者通过设定潘成魁这一人物表现出满洲人对朝鲜族移民的品性与文化的肯定。潘成魁对朝鲜族移民抱有好感，“虽然没去过朝鲜，但也听他人说朝鲜是好地方，马家屯的朝鲜族移民也都是好人”，与朝鲜族农民一同饮酒作乐，还主动学朝鲜族农民耕作民歌。作者同时也表现出移民群体对满洲人生活方式的认同。朝鲜族农民认为，相比满洲人，朝鲜族移民不懂得养花养草，满洲人哪怕是赶车的马夫家里也有小花园，即使冬天屋里也是鲜花盛开。因此，朝鲜族农民学习满洲人种花种草，经过两年的时间，每户移民家庭都有了花园，整个村庄生机盎然。

《北乡谱》中的移民群体不仅有共同目标，还产生了身份认同与归属感，这三个要素正是构成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素。移民群体不再是以松散的村落为单位的居民，而是能自力更生，通过群体的努力建设“北乡”的有组织、有秩序的整体，形成了民族共同体。

如上所述，朝鲜族小说中的共同体意识是移民群体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个体的生存意识到群体的长期定居意识，再到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流变。这种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农耕鲜人”为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以建设第二故乡为目标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族移民成为“中国朝鲜族”这一民族身份的意识雏形。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的边缘存在，汉语小说与朝鲜语小说通过共同体意识维系文本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汉语小说中的共同体意识是抗日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对弱小民族的叙述构建同样遭受侵略者压迫的群体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进而衍生出抗日命运共同体意识。朝鲜语小说中的共同体意识则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个体的生存意识到群体的长期定居意识，随着移民群体在建设“北乡”这一共同目标过程中形成有组织、有秩序的结构，最终形成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两种共同体意识表征不同，但都是对殖民文本及殖民话语的解构。

作者简介：孟石峰，青岛滨海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韩比较文学、东亚殖民地文学。